关于师陀的“‘一二#183;九’运动三部曲”——与解志熙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部曲论文,解志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3-086-05
由于记录作品创作时间与发表情况的“账单”在“文革”抄家时被抄去，晚年师陀又“记忆力坏极”，使得师陀的史料整理工作异常艰难。在刘增杰诸人的努力之下，2004年《师陀全集》终于得以出版，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近期读到解志熙的长文《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1]，欣喜地获知解先生在此领域耕耘不懈，发现了许多《师陀全集》之外的文字，这自然是师陀研究界的一件幸事。解志熙发现的这些师陀佚作中，当属“‘一二·九’运动三部曲”①(以下简称为“三部曲”)部分，意义最为重大。解先生在文中第一节“‘一二·九’三部曲之聚合”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雪原》(后9节)和《争斗》的发现过程及意义。笔者同意解先生的观点，认为“三部曲”是师陀创作中非同小可的存在，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本文可以说是对解文的一个呼应，将解先生未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作点补充，以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同时，解文中也存在某些失真或不切的论述，鉴于大多数读者、研究者并不熟悉师陀的“三部曲”，而解先生在师陀研究界又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作为一名师陀史料的关注者，且早在此前就是“三部曲”全部文字的少数读者之一，笔者有责任及时指出，以免以讹传讹。
一、《学生月刊》的真实面目。“三部曲”的第一部《雪原》是一部完成了的长篇，连载于1940年上海《学生月刊》的第1期至11期，然而师陀研究界以前只找到《学生月刊》的前6期，收进《师陀全集》的也仅是《雪原》的前9节。由于资料的瓶颈，人们一直以为《雪原》是部“未完”的作品。《雪原》(后9节)的长期尘封与我们一直对《学生月刊》一无所知有很大的关系。尽管解先生找到了师陀研究界亟须的《雪原》补遗资料，但笔者发现他对《学生月刊》的了解依旧模糊，甚至还给读者认识该刊带来了许多负面信息。
解先生说《师陀全集》漏收《雪原》(后9节)“问题可能出在”《学生月刊》“馆藏的局限上”，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该刊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前6期”，解又推断说刘增杰“显然是据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复制过录的”。其实，马俊江也是在这里看到《学生月刊》的[2]。显而易见，国图的这6期《学生月刊》正是使《雪原》“未完化”的“罪魁祸首”，过分迷信国图的资料，阻碍了人们进一步挖掘《雪原》的脚步。解先生又说，“在它的出版地上海的上海图书馆则并无藏存”，然而，据笔者所知，最早在《学生月刊》上发现《雪原》的是一位上海文学研究所的同志，解先生大概把这点忘了。1979年在《师陀(自传)》中作者说《雪原》“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三部曲”[3](P64)。在1980年12月3日致刘增杰的信里，他作了纠正：“……是不确的，现在回忆起来(最近经上海文学研究所提供材料)，它的第一部是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学生月刊》上的……”[4](P188)上海文学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自于上海图书馆，而笔者也正是在上海图书馆读到《学生月刊》的。
事实上，《学生月刊》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学委”主办，陈白生主编，上海学生月刊社发行，主要面向大中学生宣传抗战的一份综合性月刊。该刊创刊于1940年1月，出至1941年1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共出有23期，远不止解志熙所说“该刊竟有11期之多”。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我们可以获知全国藏有全套《学生月刊》的仅有上海图书馆，而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的馆藏数与解志熙提供的信息相符，只有其中的第1卷第1期至第6期。[5](P693)解文又提及“保存该刊最完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共有11期”，他误认为《学生月刊》共出11期，北师大图书馆都有，当然保存“最完整”。笔者登录了北师大图书馆网站，果然看到《学生月刊》信息，但不清楚具体有多少期，不过可以看到该刊持续时间标注为“1940-1941”，如果看到该条信息，解先生也就不会误认为《学生月刊》仅出11期了。然而，笔者进入解先生所说的“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数据库，发现该数据库明明共收录了《学生月刊》第1卷的所有12期，也并不是他所说的11期。可能是解先生过于在意《雪原》的补遗资料，而将所载刊物的相关信息忽略了，因《雪原》连载的是《学生月刊》的第1卷前11期，导致解先生误认为《学生月刊》仅出11期了。
《雪原》前9节的故事情节还未完全展开，“未完化”使这部作品从未得到过研究者的重视。尽管对《学生月刊》有诸多误解，解先生对《雪原》后9节的发现，终于使散佚多年的《雪原》得以全璧，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雪原》“未完”的误会，毫无疑问，这对师陀作品的整理和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争斗》未完的原因。在师陀的记忆中，《雪原》(即“三部曲”)未完成的原因是“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3](P64)，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现在我们知道，《雪原》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第二部《争斗》仅在香港《大公报·文艺》②上连载过7章，后来不明原因突然中断了。那么，《争斗》连载的中断大体可看作“三部曲”未完成的主要原因了。1941年1月4日《大公报》上的一则重要“启事”作了如下解释：“《争斗》作者现在病中，续稿未到，此文暂停发表，敬希读者见谅。”[6]解志熙说这“可能是皮里阳秋的说法，窃疑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争斗》的抗日内容不能见容于港英殖民当局的对日绥靖政策，所以不容许继续刊发”，之所以作出如此“窃疑”，大概是因为《争斗》是由其学生裴春芳发现的，而解先生并没有亲自查阅《大公报》，对杨刚的编辑风格不甚了解。杨刚早在193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自1939年9月接手《大公报·文艺》后，她一改该刊的“绅士”形象，使之变成一名“打击敌人而不被敌人打倒”的“勇士”[7](P349)。为了证实这一点，笔者再次翻过《大公报》，发现该刊在1941年元旦前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其“勇士”姿态依然，战斗的内容有增无减。
既然原因不在《大公报》，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师陀没能如期交出续稿。当时作者有无抱病，现在已难以考证了，但我们可以设法从一些原始资料中得到点旁证。据笔者考查，“患病”应该是师陀的托辞，主要原因是当时作者太忙了。《争斗》是1940年11月2日开始在《大公报》上连载的，然而就在十余天后的11月14日，作者又应柯灵之约在《正言报·草原》上开始了《无望村的馆主》的连载。此前，师陀已有《阿嚏》《到底“看人”云云》《夏侯杞》(共六章)等短章发表于此，但柯灵仍索要“长篇”，“作为一个报纸的副刊，需要一个长篇，有了这么一个长篇，它有方便之处。稿子不够，若有一个长篇可以编排自如”[8]。同时在两份日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虽说并非罕见，但对创作态度认真严谨的师陀而言，实在难以应付。然而，不久后柯灵又要师陀接编《草原》，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编此副刊，虽然只干了几个月，我却吃足了苦头而干不下去了。那样，柯灵再接过去。”[8]如果《大公报》和《正言报》二者不能同时兼得，要师陀作出取舍的话，作者肯定更倾向于后者。从私交上说，当时师陀与《正言报·草原》主编柯灵的关系远比《大公报·文艺》主编杨刚密切，师陀曾说过，“这期间，真称得上‘朝夕相见甘苦与共’的朋友，只有一个柯灵。”[4](P104-105)《大公报》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而《正言报》就在师陀所“蛰居”的孤岛上海，当然近水楼台。“这部小说，是为柯灵所编副刊写的，他叫我接编副刊时，我继续在写；直到他又接编时，我还是接着写。”[8]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吃足了苦头”之时，师陀“顾此失彼”，不得已放弃了《争斗》的写作。于是，《争斗》在《大公报》上连载至1940年12月31日就停止了，而《无望村的馆主》却在《正言报》上一直连载至次年的3月6日。晚年在接受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的采访时，师陀曾详细叙述了他创作《无望村的馆主》和接编《正言报·草原》的经过，采访稿以《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为题刊于1990年第1期的《新文学史料》，后收入《师陀全集》第五卷，解文也引用了这份重要的参考文献，但可惜的是，解先生只狭隘地注意到传主对“三部曲”的回忆。
自《无望村的馆主》完稿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共有9个多月的时间，按照师陀创作的进度，《争斗》是完全可以完稿的，甚至还可以完成实际上并未开始撰写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因此，解文说“而不久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沪港的全部沦陷，则使师陀的这个三部曲无法续写，所以，《争斗》并未能完稿，也难以续刊”，这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内，师陀仅续写了《争斗》中的最重要的两章——整个“三部曲”中唯一正面描写“一二·九”学生运动真实情景的两章，碍于脸面没有寄给香港《大公报》，而是交由《新文丛》以《无题》为名于1941年7月单独发表。文末有编者按语：“本文为芦焚先生长篇小说中有独立性之两章，今应编者之请，在此发表。”[9]由于时过境迁，师陀创作《争斗》的热情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再次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的已经是其他一些作品了，包括小说《贺文龙的文稿》《塔》和散文诗《夏侯杞》等。除上述这些创作外，这段时期师陀主要忙于长篇小说《马兰》的修改③。因此，“三部曲”最后未完成的原因，不是作者卧病，与太平洋战争也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作者创作兴趣的转移。
三、历史情境的还原。现在我们所发现的《雪原》(共18节)、《争斗》(含《无题》，共9章)是师陀所完成“三部曲”的全部了，也就是说，师陀一开始指出的《雪原》(即“三部曲”)“仅写成一部半”并非误记，其中一部指的是《雪原》，另半部指的则是未写完的《争斗》(含《无题》两章)。
对于《雪原》为“三部曲”的第一部，《争斗》为“三部曲”的第二部，解志熙多次提出异议。解先生说“《雪原》完稿较早”，而“《争斗》似乎创作稍晚”，“似乎”一词透露出解先生对“三部曲”创作时间上的矛盾和怀疑。解先生又援引了师陀晚年接受访谈时说的一大段话，并说这“涉及到这个三部曲的真正完成情况以及现存的《雪原》与《争斗》的先后”，接着作者又用相当多的篇幅阐述此问题：
《争斗》……其实是“一二·九”运动的第一阶段，所以，《争斗》作为这个长篇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显然更为合情合理；而较早发表的《雪原》则……是“一二·九”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雪原》似乎该是这个三部曲的第二部。……所以，窃疑师陀或许由于是先写《雪原》的，对它的记忆自然比较深切，也就有可能把先写的第二部误记为这个三部曲叙事结构的第一部了，实际上，《争斗》该是第一部。但当然了，倒叙在现代叙事艺术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雪原》作为第一部也不是没有可能……
解先生的异议并非没有道理，但可惜的是他一直含糊其词，到最后还是没有将这一问题阐释清楚，用“至于它们之间的座次究竟怎么排，那其实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一句话草草了事。其实，在师陀的回忆中，《雪原》是第一部，这是从写作时间来看的，而解志熙觉得《争斗》应是第一部，则是从故事时间来看的，我们当然应该尊重作者的意见，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也是毋庸质疑的问题，解先生完全没有必要将其复杂化。先描述后事，再言说前事，师陀为何反着叙事秩序，以致形成了现代“三部曲”中的这样一个特例?解先生所说的“倒叙”不可能将其解释清楚，甚至这根本不存在什么“倒叙”问题，显然，这里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原因。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旨在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多次努力，在1937年9月，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至1939年师陀创作《雪原》的前夕，国共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效地抵御了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此时，中日民族矛盾为主要矛盾，国共矛盾虽然依旧存在但已是次要矛盾，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正面描写国民政府镇压学生请愿的场景是不大适宜的。早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曾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10](P375)在国共已经合作的形势之下，如何使抗战意识深入民心，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全民性的抗战，则显得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描写学生下乡向群众宣传抗日思想的《雪原》是与当时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学生月刊》的办刊主旨是相一致的。笔者仔细读过《雪原》，发现整个故事只是暂告一段落，作者原本是打算往后续写的，这一“暗示”隐藏于《雪原》的第16节。“胡文敏并不像她哥哥讲的，她并不因为她有一个伙伴欢喜。她不喜欢这个同学：这个娇养的小姐!关于这事我们暂时可以不讲，我们留着在别处叙述。”[11]这段文字已经是连载的最后一期了，且在后面我们无法找到相关的叙述，也就是说，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师陀是准备接着往后面写第二部的。《雪原》文末标有完成时间“1940年7月12日”，而《争斗》开始在《大公报·文艺》上连载的时间为1940年11月2日，可以看出，在这中间有段并不长的停歇。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致使师陀改变了创作路线，由计划的“往后写”变为了实际的“向前写”。这因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反共倾向增长，逐渐暴露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丑恶嘴脸，而此时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作者很可能听到了一些风吹草动，而将故事时间回溯至“一二·九”运动，直面学生遭到残酷镇压的情景，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谴责。这样解释是符合师陀的思想觉悟的，解文也认为师陀是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者说“自由左翼作家”，对此笔者表示赞同。
四、发现历程中的诸多遗憾。师陀曾多次谈起他原本存有一份“账单”，“上面写着每篇稿子的写成日期，发表的报刊和时间”[4](P190)，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材料在“文革”期间抄家被抄去，下落不明。没有了这份“账单”的帮助，在师陀的首次回忆中，第一部《雪原》名代替了“三部曲”名，发表的报刊也仅剩下《大公报·文艺》了。《雪原》本与《大公报·文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史实在作者模糊印象中发生变形、进行重组的结果。好在不久，上海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在《学生月刊》上发现了《雪原》，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次发掘。我们已经知道，全国仅上海图书馆存有全套的《学生月刊》，也就是说，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当年就已经发现《雪原》的全部文字了，然而，当时他(们)很可能仅告知《雪原》刊于《学生月刊》，纠正师陀的误记，并没有将全文复制下来寄给作者。也就是在这时，为了编辑《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开始与师陀联系，师陀随即指出《雪原》(即“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学生月刊》上的”。师陀的“三部曲”原本就是未完成的，但作者却将“三部曲”名误记为《雪原》，因此，在作者的记忆中，《雪原》也就成为“未完”的了。遗憾的是，刘其时并没有查阅原刊，《师陀研究资料》中关于《雪原》的信息都是从作者记忆中抄出来的。这份资料出版后，影响甚广，成为师陀研究的必备文献，而在指出《雪原》刊于《学生月刊》后，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也未再关注师陀，《雪原》“未完”于是漫延开来，几乎成为一种常识。2004年，为了编辑《师陀全集》，刘增杰终于在国图查到《学生月刊》，但只是前6期，一部《雪原》于是成为了“半部”残卷，这无疑进一步坐实了《雪原》的“未完”。此后，刘增杰虽亲赴上海图书馆[12](P607)，但并未进一步去查询上图的《学生月刊》。直到近期，解志熙先生发文指出他在某数据库上读到《雪原》后9节，此时离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的发现已愈30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实，师陀一开始就曾说过《雪原》(即“三部曲”)“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而写的，尽管有着误记和漏记的成分，但毕竟透露出“三部曲”与香港《大公报》的重要关系，并且作者曾多次提及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过作品，但长期以来，师陀研究界并未有人翻阅香港《大公报》。因此，相对于《雪原》后9节而言，《争斗》的多年尘封则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师陀著作年表》(含增订稿)中指出《颜料盒》《桃红》《贺文龙的文稿》《塔》等短篇小说载香港《大公报》，但具体日期不详[4](P363-366)[12](P524-527)，说明在编辑《师陀研究资料》《师陀全集》时，编者并未有条件查阅该报。1980年和1982年，人民出版社相继影印过长沙版《大公报》和天津版《大公报》，而香港版始终未得重印。在写作《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时，刘淑玲女士设法查得《大公报·文艺》：
芦焚在抗战时期的《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12篇，包括《夜哨》、《胡子》、《方其乐》、《归途》、《颜料盒》、《上海的难民》、《风波》、《战时一景》、《凤仙花》、《淑女》、《上海手札》两篇，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争斗》，反映北平“一·二八”时期青年人的思想和爱情。《争斗》在《文艺》上以连载的形式刊出，由于作者生病没能续完。[13](P128)
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提及《争斗》的文字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反映‘一·二八’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其中的一部《雪原》完稿并发表于1941～1942年的《学生月刊》上，所以这三部曲只完成了一部半。”[13](P128)此前，《雪原》“未完”已然是一种常识，刘淑玲却何以知悉“《雪原》完稿”?她不但轻信了那个“启事”中“作者现在病中”的托辞，笔下还出现像“‘一·二八’”、《雪原》“发表于1941～1942年”这样的“笔误”，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她其实并未翻阅《学生月刊》，“《雪原》完稿”只是从师陀自述“三部曲”“仅写成一部半”中推断出来的。尽管十多年前刘淑玲就读过《争斗》(不含《无题》两章)，但对于师陀史料而言，她始终是一个旁观者，她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师陀研究界的注意。
从师陀1979年首次谈及他的“三部曲”，前后历经30余年，现在它们终于要在刘增杰、解志熙编辑的《师陀全集补编》中聚合了，毫无疑问，这其中解先生的功劳最大。解文洋洋两万余言，除了“三部曲”的补遗之外，还论及了他发现的《渔家》《筏》《夜之谷》等师陀佚文，显示出他对师陀史料的长期关注。一直以来，研究界将师陀归为京派，近期仍有学者认为其创作“与京派的创作是不谋而合的”[14]。通过对上述佚文的考释，解志熙认为师陀并不属于京派，而是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自由左翼作家”，表明了他对师陀在文学史上定位的独到见解。从某种程度来说，笔者比较偏爱解先生的这种去除学究味的“札记体”文字，但也许正是因为“札记”的随意性，使作者在文中作出了一些偏离史实的揣测和生发，又由于某些史料的缺乏，使解文对师陀“三部曲”的论述出现了错讹或不实之处，这着实令人遗憾。然而，瑕不掩瑜，解先生的这些发现以及他参与编辑的《师陀全集补编》的随后出版肯定有助于师陀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
注释：
①解文称之为“一二·九”三部曲，师陀其实仅完成了一部半。第一部《雪原》全文共18节，连载于1940年《学生月刊》第1期至11期，第二部《争斗》的前7章载于1940年11月2日至1940年12月31日的香港《大公报》，后续两章以《无题》为名载于1941年7月的《新文丛之二：破晓》。《师陀全集》仅收其中的《雪原》前9节。
②当时香港《大公报》有《文艺》和《学生界》两个文艺副刊，星期一、三、四、六为《文艺》，星期二、五为《学生界》。事实上，《争斗》在《文艺》和《学生界》上均有刊载，但除了名号不同，这两个副刊相差无几，主编也都是杨刚，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一并称为《大公报·文艺》。
③师陀曾在《〈马兰〉成书后录》中说：“现在我将第二稿写完了，时写时辍，前后算起来过了将近一年”，而《马兰》第二稿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左右时完成的。参见《师陀研究资料》，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