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荣生：长期潜伏在卫立煌身边的共产党员
○陈 凯（天津）
赵荣声（1915—1995），安徽太湖县人，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学习，一二·九运动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曾组织10名同学，以“旅行团”名义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及许多中央领导的接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荣声与部分进步同学南下，投奔活跃在山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7年12月，赵荣声等抵达临汾，在城外的刘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服务团负责人、作家丁玲。赵荣声和3名燕大同学一致要求参加该团，由于此前丁玲与赵荣声有过交往，当即获得批准。自此，赵荣声改名“任天马”（以下仍用赵荣声本名），成为“西战团”的一名成员，被分配到通讯股工作。
1938年1月底，正是春节前夕，丁玲告知赵荣声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原来，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要来给朱德拜年，八路军总部准备开欢迎会，要求“西战团”记者写详细报道，并对卫立煌进行访谈。由于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干将，面对采访任务，赵荣声心里极不情愿，但事关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写条消息报道还是必需的。后来，他写的采访文章《西线上的一个盛会》被刊登在我党在汉口出版的公开刊物 《群众周刊》上。
赵荣声
卫立煌在其临汾驻地看到此文，十分赞赏，遂与属下第九军的秘书刘毓珩谈及此事。刘毓珩乃一二·九运动中北平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系赵荣声好友，当即告知卫立煌，赵荣声是自己的安徽同乡，出身书香门第，刚到八路军不足3个月。卫立煌便要求刘毓珩设法把赵荣声找来，想让能干的赵荣声到司令部当秘书。这件事被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得知后，便动员赵荣声去，并向他指出了加强与卫立煌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赵荣声只好答应，于1938年元宵节离开“西战团”，前往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
肩负着党的统一战线使命的赵荣声，效仿“西战团”的做法，在这里也组织了一个“战地工作团”，找了几十个进步的北平流亡大学生和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大力开展工作，推广起八路军的经验。
1938年5月，卫立煌司令部转赴晋南，因担心日军飞机轰炸，参谋处拟定了一条经陕北绕道的路线，赵荣声建议可顺便参观延安，获卫立煌同意。抵延安后，赵荣声陪同卫立煌去见毛泽东，双方相谈融洽，卫立煌一行还受到延安群众的欢迎。亲眼看到装备缺乏、条件艰苦却充满蓬勃奋发新气象的延安，卫立煌认为要战胜日军，只有学习延安的办法。回到西安后，卫立煌立即批发枪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牛肉罐头180箱、3个师的夏装及数十部电话机等物资给八路军。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获知此事后，急电扣发，却已来不及，这批军火物资已被突击运往陕北。
约一个月后，卫立煌司令部特务营的政治指导员朱劭天（与赵荣声系燕大同学，为地下党员）来找赵荣声，并带来一封“胡服”写的信，称赵为“荣声兄”，约他去（河南）渑池县八路军兵站晤谈。朱劭天还告诉赵荣声，“胡服”就是刘少奇。赵荣声知道刘少奇是我党重要的领导人，可为什么刘少奇要自己去见他呢？次日，赵荣声赶赴渑池县八路军兵站，一跑进兵站负责人刘向三的房内，便看见一高大的身影，原来就是曾经见过但并不知名的刘少奇，他连忙过去热烈地握住刘少奇的双手。
赵荣声回去便向支部成员传达了刘少奇的谈话。听到要解散支部，大家一开始都极为不解。经反复讨论，多数同志都能理解了，唯有新党员王若兰（原燕京大学进步学生）想不通，要求离开去延安，赵荣声遂寻找机会携王若兰再赴渑池亲见刘少奇。在刘少奇的耐心说服下，王若兰终于打消了去延安的想法，接受了长期埋伏的任务。
卫立煌（左二）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左三）合影
据统计，95%的糖尿病患者为2型糖尿病[1]，临床上会伴随血脂异常、高血压、肥胖症、冠心病等疾病，其中，高血压伴糖尿病是最常见的综合症，且两者联发病情凶险。临床上一般使用氯沙坦通过降血压和降血糖来治疗高血压伴糖尿病，虽有一定效果，但成效未达到理想状态。理论上，联合用药治疗高血压伴糖尿病效果应该更明显，为验证此猜想，该次研究选取2017年1月—2018年1月收治的92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了单一使用氯沙坦和联合使用氯沙坦、氨氯地平治疗高血压伴糖尿病的疗效，发现联合用药的确效果更显著。现报道如下。
如果说“宗经”是运行《文心雕龙》的第一条枢轴，属于显性的，那么该书还有第二条枢轴存在，它隐默地支撑着全书的结构。线索来源于刘勰自述全书体系的末尾句，即“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该句比照《易传·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说，王弼注云：“演天地之数所赖者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第152页。
用过饭，刘少奇说自己是中央代表，刚从延安来，“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 （指1938年9至1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随后点起了香烟，听取赵荣声的汇报。两人一直讲到晚上九十点钟。
1938年9月末至11月初，中共中央为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纠正王明在统一战线中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束缚自己手脚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执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军事力量。但此时也存在另一种倾向，如赵荣声等刚20岁出头、缺乏政治经验的冒失青年，一个劲地向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宣传鼓动，使他竟然提出能不能加入共产党的问题，就是搞过了头，是错误的。刘少奇之所以要找赵荣声谈话，就是要解决此类问题。
第二天，刘少奇继续同赵荣声谈话，他开门见山地说：“你的胆子不小，竟然想挖蒋介石的墙角！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行，行必果，真不在他的军队里面建立秘密的党支部，不挖他的墙角。你们这样一搞，要是被蒋介石知道了，不放心，他就不把力量对付日本，而把力量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动摇抗日战争的大局。”赵荣声听后，不禁为之震动。刘少奇又说：“你们懂得的事情太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这件事情已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起这一回事，以免引起麻烦。‘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该懂得这个意思吧。”
从下表我们可以得知，实验组经检查后，检出阳性患者共22例（88.00%），远远多于参照组的15例（60.00%），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高度存在（P＜0.05）。
在肯定了该党支部的成绩后，刘少奇说：“根据中央的精神，要把这个支部解散，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卫立煌的部下，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的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埋伏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们证明。”赵荣声一听到要解散党支部，感到非常惶惑。刘少奇进一步用《孟子》中“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来说明解散支部是积极而不是消极的，是退一步进两步，为了更好地工作。“独立自主的方针具体到你们这里，就是不搞党的组织活动，留下共产党的人，你抗日，我们就支持你，你不抗日，我们就反对。撤退支部是必要的，长期埋伏也是必要的。中国革命是一件长时期的事情，斗争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在工作中要采取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
渑池县八路军兵站旧址
赵荣声有些不解，便问道：“长期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又不看党的文件，怎么知道党的政策，怎么做工作呢？”刘少奇解释说：“现在不像从前了，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你们一看党的报纸，就知道党的政策了。”但赵荣声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一定要有一个组织上的人同他保持联系。最后刘少奇答应可以指定一个人，说着便从另外一个房间找来时任豫西特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子久同赵荣声见面。刘子久衣着朴素，看起来如一普通战士。最后，刘少奇要求赵荣声在一周内落实，再来渑池汇报。
刘少奇说：“蒋介石是靠枪杆子起家的，陈诚、卫立煌这几个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关系，将来大有用处，现在卫立煌对你们不错，到底关系还浅，那就要好好地帮他做事，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更听你们的话。要真正变成他的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们要做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下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情我会派人来找你们，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搞些什么，以后，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找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刘少奇（后左四）与出席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主席团成员合影。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卫立煌意外地向赵荣声提出他能不能参加共产党的问题。赵荣声感到十分突然，只好答称：“我仅为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朱总司令常来，你和他谈吧。”卫立煌说：朱德一时来不了，要求赵荣声以自己秘书的身份去延安替他询问。赵荣声说延安太远，可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问一问。次日，赵荣声赴西安找到林伯渠汇报请示，林伯渠要赵荣声回去告诉卫立煌，他当一个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比当一个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更要大些。
蒋介石一面擅自解散卫的工作团，一面又给卫立煌加官晋爵，让其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要职，共指挥10个集团军。1939年1月，司令部转驻洛阳，赵荣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秘书。
随着共产党积极抗日的影响日益扩大，1938年12月，心有不甘的蒋介石在武汉军事会议上宣布命令，解散国民党军队中一切不是国民党政工系统所控制的工作团、服务团、宣传队等组织，清除一切可疑及“思想不纯”的分子。原来颇有名声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战地工作团，早已被特务们注意，他们趁卫立煌仍在武汉未归，便将工作团解散了。由于赵荣声职务是司令部秘书，编制不在工作团里，故而被留下。
不久，赵荣声借机去找刘子久，随即被带往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见刘少奇，汇报了工作团被解散等情况，讲到大部分团员去了延安，有两人还没走。刘少奇立刻指出：延安不能去，那里人多口杂，可能还有国民党派去的特务。你们最好到新开辟的根据地，改名换姓，从此绝口不谈前段事情。他要求赵荣声按他过去的指示精神坚持干下去，把我们的眼睛长到那里，“下决心往下沉，不要像过去搞得那么引人注意。我们要交卫立煌这样的朋友”。因为八路军要建立的根据地，扩充军队，建立政权，不少都在卫立煌的防区，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依据刘少奇的指示，赵荣声认真、谨慎地进行自己的工作。
③利用电子变频器进行调节，改变电机的转速。目前国产变频器大都是两相象或三相象变频器，没有能量回馈功能，功率方向只正向输出功率。美国AB700PowerFlex700交流变频器采用电流型变频器，是真正的高—高四相象变频器，主要用于控制三相感应电动机，从最简单的速度控制到最苛刻的转矩控制，满足应用系统的要求。
那段时间，刘少奇每到洛阳，都要通过刘子久邀赵荣声会面，听取汇报，做出指示。当时，洛阳为军事重镇，夜间长期戒严，幸好赵荣声有在战区长官部内职务，了解夜行口令及特务们的活动规律，能于晚9点后暗地进入八路军办事处。他与刘少奇每每彻夜长谈，乃至东方发白，仍意犹未尽。刘少奇一再强调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方法，指出像赵荣声这样在学生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的，必须放下清高的学生架子，抓紧学习社会知识，学习人情世故，学习（国民政府）军官、公务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要完全和他们混在一起。而且，不得同进步人士来往，不得再同进步青年来往，家中不许放进步书籍，在生活上搞得越灰越好。刘少奇还以自己在天津做秘密工作时的情况来举例，那时他住在一个资本家家中，穿绸袍，带金戒指，有的人和他混得很熟，但始终不了解他是怎么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白区的环境中生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洛阳八路军办事处旧址
刘少奇谆谆告诫赵荣声：因为工作需要，必须这么办。但同时你心里要有数，不能迷失方向，与他们同流合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了解自己肩负的使命，又要知道革命的艰难性和长期性，配合整个形势，一点一滴地做着于革命有益的事情。这些话如同春雨，浸润着赵荣声的头脑。又有一次，刘少奇对赵荣声说：什么叫秘密工作？秘密就是叫人不知道。鸟雀尚且爱惜羽毛，人总是希望名誉好，不过这里也有个小我和大我的问题，古代就有人为了一个政治目的，牺牲自己，降志辱身，甘心忍受屈辱的事例。我们今天是为了抗日，解放祖国和人民，为了最后实现共产主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还要计较什么误解和委屈呢！今天我们只能考虑一件事：就是党的利益，工作需要。当遭到误解和委屈，仍然要坚持真理，而不能随波逐流。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真相总会搞清楚，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要求赵好好地跟着卫立煌，做长期打算，十年八年待下去就是成绩，安心隐蔽，等待时机，万不可性急暴露；若到了危险的时候，立即转移隐蔽，不可大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泄露党的秘密。
知识管理过程包括知识的收集、传播、共享和创新，应用到自主学习的管理中，我们可以把基于知识管理的自主学习管理策略设计分成以下四个步骤：确定学习目标、资料收集、创设知识转化情境与学习评价，分别从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评价阶段进行阐述。
从表12中可以看出，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2017年的股东权益比率分别为0.43、0.47、0.44、0.41、0.40，近四年其股东权益比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表明企业近四年由所有者投入的资产有所减少。
此后，刘少奇去了皖北、苏北，领导新四军，赵荣声再没有机会得到他的直接教诲。
国事纷纭，政局变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卫立煌受命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入缅，后又出国考察，赵荣声也离开了卫立煌身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荣声在工人日报社的岗位上被错划为 “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更因刘少奇的冤案备受牵连，体验了 “误解和委屈”。然而，赵荣声牢记刘少奇的谆谆教导，经受了考验，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其背负的冤案、错案终于得到改正。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