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企业微观层面的证据_工资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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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企业出口行为决策这一国际经济学领域经久不衰的争论焦点，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对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生产规模以及更高的工资水平等这些现象，现有的文献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释：自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习效应。

      在自选择效应理论方面，Bernard，Jensen Lawrence（1995）；Bernard，Jensen（1999）；Bernard Jensen Redding Schott（2007）；Clerides，Lach，Tybout（1998）；Melitz（2003）认为出口是企业发挥自身固有的内在优势（譬如生产率）从而进入国外市场，但出口本身并未影响企业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认为出口确实影响了企业行为。Matsuyama（2007）；Bustos（2011）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出口促使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使用更多的熟练技术工人，他们的研究验证了企业出口行为存在“出口中学习”效应。

      Bastos，Silva（2010）；Hummel，Skiba（2002）；Manova，Zhang（2012）；Verhoogen（2008）从企业出口目的地视角，研究发现出口目的地的收入状况、质量偏好、与本国的地理距离、运输成本等都会影响本国企业的出口决策。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生产过程视为一种简单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合。而Feenstra，Hanson（1996）；Grossman，Rossi-Hansberg（2008）等提出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拓展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他们假设产品的生产包含了一系列复杂活动，例如差异化的制造任务、营销活动、分配运送、出口服务。出口由此变成了技术密集型的活动，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则需要采用更多技术来完成更多技术密集型的任务。那些与高收入国家开展贸易的国家将需要使用相对更高水平的技术，支付更高工资，贸易开放度不断深化显著扩大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梁滢，李金玲，2013）。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割，会对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产生更大的需求（高越、王学真，2012）。另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要采用更多高水平技术提出了自己的解释。Verhoogen（2008）在他的理论模型中提出了一个质量升级机制，认为企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使得企业需要雇佣更多熟练技术工人，出口本身却并没有导致产品质量升级。高收入国家更偏好高质量产品，因此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比向中收入国家出口需要采用更多高水平技术，支付更高的工资。而Matsuyama（2007）则从出口目的地的角度，提出了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他认为由于出口目的地与出口国之间存在诸多文化、语言、商业模式上的差异，因此企业为了提升出口技术服务，需要雇佣更多国际商务类、外国语言类的专业化员工。Matsuyama的模型假设企业技术服务水平高低取决于企业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销售。而Brambilla Lederman，Porto（2012）进一步拓展了这一假设，假设企业技术服务水平高低取决于出口目的地，并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为例，研究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比中低收入国家出口需要雇佣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出口目的地的选择会对企业产生怎样的效应影响以及如何解释企业的出口行为，这正是本文要展开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我们首先在第一部分阐述作为理论支撑的理论模型；第二部分则依据理论模型结论运用匹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检验因果影响；第三部分是机制分析，对理论模型中提出的两个解释机制进行验证；第四部分得出研究结论。

      一、理论模型

      为了深入分析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的选择与企业技能构成之间的关系，我们借鉴Brambilla Lederman，Porto（2012）的理论模型，并结合我国出口贸易的具体国情，展开理论分析。

      Brambilla Lederman，Porto（2012）同时考虑Verhoogen（2008）提出的质量升级机制和Matsuyama（2007）提出的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首先，我们讨论Verhoogen（2008）提出的质量升级机制。在需求方面，模型假设：1.企业生产的产品同时存在水平差异和垂直差异；2.出口目的地对产品的偏好是非同位相似的，即高收入水平的国家比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对高质量产品存在更为强烈的质量偏好。Verhoogen（2008）提出高收入国家的消费者具有较低的收入边际效用，因此更愿为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溢价。借鉴Verhoogen（2008），我们可得到如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形式：

      

      其中，i表示消费者；j表示产品；θ表示产品的垂直差异参数；c表示出口目的地国家；p表示产品价格；ε表示随机偏误，服从极值分布。

      通过对效用函数求解效用最大化，我们可得到一个多项式logit形式的总需求函数：

      

      

      接下来，我们讨论Matsuyama（2007）提出的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首先假设企业进入出口目的地c，需要完成一系列市场前期服务，例如营销分析、与顾客或中间商沟通、运输、分发等。这些服务即是Matsuyama（2007）提出的出口可变成本，与企业的出口技术相关，并不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偏好，也不影响企业对产品垂直差异化程度的选择。我们将这些服务概括为“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用

来表示满足目的地国家c的消费者需求的特定服务水平。而与Matsuyama（2007）不同的是，我们假设特定的服务水平τ的差异由出口目的地决定。不同出口目的地因为其所处的地理区位（运输成本）、文化和语言不同、社会风俗习惯不同、商业模式差异等因素导致所需的特定服务也会不同。

      

      

      

      分别对表示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的式子（3）和（4）进行求导，我们得到用于产品生产和运送到出口目的地国家c的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函数：

      

      

      

      

      这里的

表示企业总的销售额（包括国内销售额和出口到不同的目的地）。既然

，那么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出口额占比越高，则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就越大（控制了总出口额与销售产值比值）。由此我们可得出结论：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将需支付较高的工资总额，因为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比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更高。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CEPII数据库。其中，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调查统计的企业包含了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年销售产值不低于500万元的非国有工业企业。调查年份为2004—2007年。数据库中包含企业生产和销售信息，例如：企业代码、企业工业销售产值、企业4位数行业类别代码、企业员工总数以及本年应付工资总额等本文需要的数据。由于数据库中一些样本存在错漏和统计口径上的误差，本文还对样本做了以下筛选处理：（1）剔除同一年中出现两次及以上的企业；（2）剔除出口交货值为负的企业；（3）剔除固定资产年均净值为负或者为零的企业；（4）剔除职工人数小于10人的企业。此外，对于销售产值和应付工资总额，根据当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中国海关数据库调查统计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出口的贸易数据，调查年份为2004—2006年。数据库包含企业出口和进口的贸易金额（以美元为计价单位）、贸易数量、225个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产品代码、产品计量单位、贸易方式、海关口岸、运输方式等信息。为了得到工业企业出口到某一目的地的贸易金额和数量信息，我们通过电话号码和企业名称将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进行匹配，得到了2004—2006年完整的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贸易的地理分布信息。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工业销售产值等相关指标的统计单位为千元人民币，而海关数据库的贸易金额的统计单位为美元，为了分析的便利，我们按照当年的汇率换算，将统计单位统一为美元。

      为了深入研究出口目的地在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贸易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收集整理中国贸易伙伴的国别信息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来自CEPII数据库。CEPII数据库提供了225个出口目的地与中国之间的地理距离、首都城市、所处的大洲、官方语言、殖民历史等信息。出于实证分析的需要，我们还按照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World Bank Indicator）的收入水平分类，将出口目的地分为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其中，高收入国家包括OECD国家、非OECD国家和中高收入水平国家，低收入国家包括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①。最后，我们通过ISO三位数国别（地区）代码将CEPII数据库与工业企业出口贸易匹配数据进行联结。

      表1将企业样本进行分类，给出了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贸易流向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中的数值为各变量的特征均值。在4类企业中，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又被分为包含中高收入水平国家和仅包含高收入水平国家两组，其中向仅包含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员工人均工资（应付工资总额与员工总人数的比值，单位为美元）均值最高；而向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出口额均值和出口密集度（出口贸易金额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均值最高，但员工人均工资却低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

      出口与企业员工工资水平之间，以及向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与企业员工工资水平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是否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接下来首先根据理论模型结论建立计量模型，然后展开充分的实证分析。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及变量说明

      为了深入分析表1中揭示的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我们参考Brambilla Lcderman，Porto（2012），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解答上一节提出的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问题，我们采用企业面板数据对计量模型（7）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第1列的回归估计中，我们删除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仅保留出口密集度。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密集度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出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工资水平越高，但系数值偏小。在第2列的回归估计中，我们删除了出口密集度（EXP）仅保留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估计系数值为0.0325，且在1%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我们可得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相关性较强，也就是说向高收入国家出口越多，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在第3列的回归估计中，我们同时保留了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和出口密集度，两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值都显著为正。3列的回归估计都控制了行业、年份、地区的固定效应影响。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工资水平不仅与企业出口密集度相关，还与企业出口目的地相关。在具有相同出口密集度的情况下，向高收入国家出口越多的企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即意味着雇佣了更多熟练技术工人。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表2的面板回归结果说明，出口企业的工资水平比非出口企业的平均水平高，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的工资水平比向低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的工资水平高。而第一部分的理论模型提出了两种不同机制来解释企业出口到不同目的地与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通过理论模型两个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企业的工资水平与向不同出口目的地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不仅仅是由于企业的自选择，还因为企业为了服务不同出口目的地，在面对不同出口目的地的α和τ的差异时选择雇佣不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即出口中学习（learning by exporting）。那么，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究竟是企业基于自身生产效率的自选择结果还是出口中学习的结果，表2的回归估计结果并未能给出答案。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效应，我们将在下一部分采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 Variable）估计方法对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四）工具变量估计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计量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出口密集度（EXP）存在内生性，使得估计结果可能出现偏误和不一致。为了减轻内生性问题，并检验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取在时间序列模型回归和面板模型回归中较为常用的滞后期工具变量策略。

      Wooldridge（2010）提出，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工具变量与干扰项不相关，二是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出口密集度（EXP）和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的滞后期值与当期值高度相关，通过当期值影响工资水平，而企业当期的工资水平却无法影响滞后期的出口密集度（EXP）和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因此我们将滞后一期的出口密集度（EXP）和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分别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为了区分不同的因果关系，我们分别对两个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工具变量估计。

      

      表3给出了将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HI）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同时加入了面板回归结果。表中第1～4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逐步加入年份、行业、地区等控制变量；第5～6列是面板估计结果；从第4列开始，模型估计还加入了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第1～4列的HI的估计系数显示，滞后一期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显著正相关，系数值较为稳健。这说明，滞后一期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占比对当期的企业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促进影响，即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工资水平，两者存在因果联系。在第1～4列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出口密集度（EXP）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并不稳健，且系数值较小。这说明，在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HI）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中，出口密集度（EXP）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被减弱。第5～6列的面板估计结果中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的系数值较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值小，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期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对当期企业工资水平存在的显著强烈正相关影响。从第4列开始加入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较为稳健，说明企业规模对工资水平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表4则给出了将滞后一期的出口密集度（EXP）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加入了面板回归结果。与表3一样，表4中第1～4列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逐步加入了年份、行业、地区等控制变量；第5～6列是面板估计结果；从第4列开始加入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第1～4列的EXP的估计系数显示，滞后一期的出口密集度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且相关性较弱。这说明，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不同，滞后一期的出口密集度对当期的企业工资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因果联系。而在第1～4列的工具变量估计中，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的估计系数值显著性明显。这说明，在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出口密集度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中，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仍较为稳健。面板估计结果中出口密集度（EX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出口密集度（EXP）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因果联系并未体现。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正且较稳健。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将显著提高企业工资水平，但出口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正向促进影响并不明显。这进一步说明，向不同出口目的地出口显著影响企业的工资水平。那么，不同的出口目的地选择如何影响企业工资水平，我们接下来将对本文理论模型提出的影响机制进行验证。

      三、机制分析

      （一）质量升级机制

      质量升级机制在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的行业最为明显。因此，为了验证质量升级机制，我们将中国制造业企业所处的行业划分为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的行业和垂直差异程度低的行业。这一划分主要依据产业层面的单位价值的变化，由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划分依据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而产业层面单位价值的计算是基于CEPII数据库提供的按照HS96分类的6位数级微观贸易数据。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统一统计口径。我们参考钱学峰等（2011）中使用的方法，将HS96—6位数商品代码与ISIC version3的4位数商品代码对应，并归并到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然后，我们对数据中的异常值进行截尾处理，计算产业层面的单位价值。最后，我们将产业单位价值变化幅度超过80%的产业划分为“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High Variance）”的行业，其他归类为“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低（Low Variance）”的行业。我们最终得到了16个“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的行业②，其他为“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低”的行业。

      

      

      表5给出了将企业样本依据所处行业的产品质量差异程度进行划分后，以滞后一期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作为工具变量的Ⅳ估计结果。观测系数值，我们发现，无论是处在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还是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低的行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再次说明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支付更高工资。进一步比较第1列和第2列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的系数值大小，我们可以得出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高的行业比产品质量垂直差异程度低的行业支付更高的工资（第1列HI的系数值为0.2773，第2列HI的系数值为0.2246）。这一结论验证了Verhoogen（2008）提出的质量升级机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得到质量升级机制的内在机理即在于：由于相较于低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收入边际效用较低，产品质量的边际效用较高，对产品质量存在不同的有效需求，因此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为了满足高收入国家差异化的产品质量需求，选择支付更高的工资，以雇佣更多能够生产垂直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的熟练技术工人。产品质量垂直差异化程度越高的行业越需要雇佣更多熟练技术工人，因而支付的工资就越高。

      

      （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

      由于高收入出口目的地与我国存在语言、商业文化以及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出口企业进入高收入国家后，为了满足市场交易需求，需要雇佣更多熟练专业员工（例如会多国小语种的翻译人员、熟悉出口目的地商业文化的职业经理人等）以提高企业出口技术服务水平，因此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这就是Matsuyama（2007）提出的“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从出口技术服务水平的视角解释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选取“语言距离”作为衡量标准，将高收入国家样本分为“语言距离”近的国家和“语言距离”远的国家。其中“语言距离”近的国家是指官方语言为英语、日语和韩语的国家，其他国家则归类为“语言距离”远的国家。

      表6给出了将高收入国家进行分类后，以滞后一期的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作为工具变量的Ⅳ估计结果。第1列的HI的估计系数表明，滞后一期企业向“语言距离”远的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向“语言距离”远的高收入国家出口越多，越能促使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雇佣更多熟练专业员工，以满足交易需要。而EXP的系数并不显著。第2列的估计系数显示，HI和EXP的系数值都不显著，向“语言距离”近的高收入国家出口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向“语言距离”近的高收入国家出口对企业出口技术服务要求较低，不需要企业支付高工资雇佣更多熟练专业员工。以上结论部分验证了Matsuyama（2007）提出的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

      

      本文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研究企业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行为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选择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高收入国家对产品质量差异化要求更高，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企业必须生产垂直差异化程度高的产品。出口目的地的质量偏好要求企业雇佣更多熟练工人，因而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水平；二是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为了满足出口目的地的特定服务需求，需要提高出口技术服务水平，而技术服务水平的提升也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以雇佣更多熟练工人。我们的理论模型还引入多维度的企业异质性以解释企业出口、向高收入国家出口的行为影响，多维度的异质性是由企业在使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效率上的差异所造成的。而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到高收入国家会促使企业雇佣更多熟练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却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我们同时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Verhoogen（2008）的质量偏好机制和Matsuyama（2007）的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

      ①国家按收入水平的具体分类请详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

      ②限于篇幅，行业不一一列出，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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