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地域文学的动态特征--以清代扬州文学为中心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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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5)01-0087-09

      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地的地理、经济、生活方式等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远比今天显著，也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地域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同一区域，除了地理条件相对稳定外，其他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因此，文学的地域性包含恒定因素和变动因素两个层次，如果在变动因素上再考虑作家的个性因素，文学地域性的动态特征将更为复杂，而这应该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前提条件。

      一、政区范围及其变动与文学的地域性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经常随着朝代更迭等政治原因而变动，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种变动。历史上，作为地方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扬州，其具体位置虽然变化很小，但辖区范围却有很大不同。关于这一点，清代扬州学派颇有研究，如焦循《邗记》中便对历史上的“广陵”作了详细的考证。[1](P97)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扬州的文学作品，有时所指区域也不尽一致。殷芸《小说》卷六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这一故事被后世屡用为典故，清代诗歌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句子，如徐元正的《广陵怀古》：

      闲追旧迹检残编，绣柱珠帘尽惘然。东阁诗成何水部，扬州梦觉杜樊川。寻春易过佳风月，送老难忘好墓田。莫怪无人能跨鹤，谁赍十万作腰缠。[2](P278)

      又如李永祺的《扬州》：

      青楼歌舞胜杭苏，花月神仙总一途。骑鹤腰缠争艳羡，无人解道董江都。[3](P318)

      又如纪昀《扬州二绝句》：

      跨鹤曾经梦里游，如今真个到扬州。可怜豆蒄春风过，十里珠簾不上钩。[4](P579)

      小说也时有描写，如《醋葫芦》第十四回：

      张煊道：“若论大官人爱的，无过是繁华去处，除了苏、杭，只有扬州最妙。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何不竟往扬州？待小弟也好一陪。”

      《红楼梦补》第九回更将这一故事坐实为艺术想象：

      湘莲便让宝玉跨上鹤背，……宝玉只得放心，依言把眼闭了。那一只鹤便展翼凌空而上。湘莲亦跨上了鹤，赶着宝玉，相离左右不远。宝玉连叫：“柳二哥，照应着些。”只听耳畔呼呼声响，真如列子御风而行，爽快绝伦。那身躯犹如粘住在鹤背上一般。约有两个时辰，鹤便坠下地来。宝玉睁眼看时，见往来人迹尚稀，而村庄篱落，已入尘寰。湘莲道：“宝兄弟，你虽无十万贯缠腰，幸上扬州不远了。送君至此，行将别矣。”……当下哄宝玉回头，湘莲已跨鹤离地，冉冉凌空。……宝玉仰天观看，旋入杳冥，已无踪影，不胜感怅。望见前边雉堞高耸，知是城垣，便将鸳鸯剑系在身旁，慢慢步入城来。见街市上肩摩毂击，来往行人稠密，不知什么地方。因湘莲有上扬州不远之语，错记林公任所为住宅，逢人便问林老爷家。

      以上诸例都将殷芸《小说》中提到的“扬州”等同于现在通常所说的扬州，实际上，在清代扬州府东北大街，就矗立着一座“骑鹤楼”。[5](P25)可见，人们早已习惯将这一典故与扬州联系起来了。而有的文学史论著也是如此[6](P100)。不过，殷芸《小说》中的“扬州”却并不一定是后来的“扬州”。北宋秦观《扬州集序》中说：“自汉以来既置刺史，于是称扬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治所而已。”殷芸是南朝萧梁人，他编撰的小说中的“扬州”当时的治所为建康(今南京)，后世之扬州(时称广陵)非其所统。[7](P6)①

      唐代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古扬州下》在叙述古扬州风俗时说：

      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

      这一段话在研究扬州文化的论著中经常被引用。不过，杜佑所谓“古扬州”为上古九州之一，所辖范围包括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之大部或一部分。显然，其中所说的“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之类，不只在时间上有古“今”之别，在区域范围上，也不宜与后来的“扬州”简单对应。

      与此相关，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也有大小之别，通常人们讨论扬州文化与文学主要是以扬州城为中心的，这是合理的。但江都、仪真、高邮、兴化、宝应、泰州诸县皆为扬州府所辖，其文化同样也是扬州文化的一部分。焦循的《扬州足征录》前十二卷所收志传，传主便包括了上述诸县的人。阮元的《广陵诗事》所采集的对象，也是如此。而从这样的视野看待扬州文化，则其内涵当更为丰富和复杂。如《扬州足征录》载录汪懋麟《吴处士传》，[8](P175-175)记叙了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的事迹。吴嘉纪是泰州安丰场人，当地滨海，居民多煮盐为业，“性剽悍，喜斗，遇凶岁，或天下多故，即起为盗。平居无事，口舌愤怨辄杀人”，这与人们印象中文静温和的扬州人的性格是不相同的。而吴嘉纪性格孤僻，诗风“严冷危苦”，虽然他也有《扬州杂咏》、《扬州九日》这样的诗作，也吟咏过平山堂、琼花等遗迹典故，但其中浸淫着他一贯的悲苦之音，而代表他创作特点与成就的是反映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诗篇，如他在描写盐民生活的《绝句》诗中写道：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这些却是很少见于其他扬州诗人笔下的。虽然吴嘉纪与其他扬州诗人如汪楫等有交游，也得到过当时在扬州的王士禛等人的赏识，但他基本上还处于扬州主流文化之外。②尽管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他的创作也是当时扬州文化的一个侧面。历史上早就有人将其诗作置于扬州的大背景下审视，如陆廷抡序其诗曰：“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筴，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集》，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9](P494)可见吴嘉纪的诗反映了扬州特殊而重要的社会问题。而钱湘灵则说：“自王于一死，而扬州无古文；自吴野人死，而扬州无诗。”[9](P514)③更把吴嘉纪视为扬州诗歌的代表。

      在通俗文学方面，同样存在着如何面对扬州所辖范围与扬州城的问题。事实上，在扬州评话的表演艺术家中，著名的柳敬亭以及李国辉、顾玉田、胡德田等人都来自泰州，有一首诗形容泰州籍评话家：“说书自古出邗江，再有京江也人帮。堪笑泰东诸道友，乡音未改学扬腔。”[10](P279)[11](P738)这首诗虽语带讥诮，但也表明了扬州评话是由包括了泰州等地在内的表演艺术家共同创造的。而石成金的《雨花香》，标明题材为“扬州近事”，其中除了扬州城的人与事外，还时有写及城外或江都县(第六种《洲老虎》、第二十九种《枉贪赃》)等地的作品。

      二、地域的非地理性诸要素与文学书写

      对于地域文学有着同样不可忽视的作用的还有特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信仰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它们对文学书写的影响也是动态的，而非固定不变的。

      特定的地方民俗在文学作品中常有反映。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记载：

      邗沟大王庙在官河旁……是庙灵异，殿前石炉无顶，以香投之，即成灰烬，炉下一水窍，天雨积水不竭，有沙涨起水中，色如银。康熙间，居人辄借沙淘银，许愿缴还，乃获银。后借众还少，沙渐隐。今则有借元宝之风，以纸为钞，借一还十，主库道士守之，酬神销除。每岁春香火不绝，谓之财神胜会，连艑而来，爆竹振喧，箫鼓竟夜。及归，各持红灯，上簇“送子财神”四金字，相沿成习。[12](P15-16)

      乾隆时董伟业的《扬州竹枝词》便有这样一首：

      土地灯完二月中，年年思想做财翁。

      借银又上邗沟庙，到底人穷鬼不穷。[13](P1)

      这首竹枝词咏叹的内容，正是《扬州画舫录》所记述的风俗。但是，民俗观念与活动是变化的，如阮元《广陵诗事》卷五记载：

      王汉恭(光鲁)《七夕观牛郎织女社火诗》有云：“儿女嬉笑事增多，彩云楼阁起嵯峨。结缯缕帛施丹绘，中有长桥回素波。娇女儿郎俨成画，宛如一年一会肩相摩。云是坊民赛神社，笙歌前导喧绮罗。”今广陵七夕无此社火，观此诗，尚见旧时风俗也。宫恕堂太史《清明诗》自注云：“乡俗清明时采南烛草作饭，今亦无此俗。”[14](P81)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云：“予门人邗江王汉恭，名光鲁，所作《想当然》。”可知王汉恭为明末清初时人。而至乾隆阮元时，扬州风俗已有变化。

      引起风俗变化的原因很多，其中“外来人口”带来的其他地域的风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徽商是扬州地区较突出的“外来人口”，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将徽州文化引入了扬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扬州的社会风尚。王振忠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详细地讨论了徽商将徽州文化引入扬州的情形。徽州文化在扬州的影响之大，有学者甚至认为，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15](P8)概而言之，徽商对扬州文化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商把徽州风俗引入到扬州地区，丰富了当地的民俗活动。

      其次，促进了扬州地区的文化消费，推动了新的文化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参与和资助扬州地区文化活动，活跃和提升了扬州的文化氛围。例如清代末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十分著名，小玲珑山馆马曰璐、马曰琯兄弟祖籍徽州祁门，好学博古，酷爱典籍，嗜书如命，藏书十万卷，其中不少是秘本、孤本。马氏兄弟皆有诗名，与四方过往名士组成“邗江吟社”，相互酬唱，几无虚日。马曰琯去世后，袁枚赋诗悼念，谓其“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16]④

      在清代有关扬州的徽商叙述中，有不少呈现出正面的形象，如魏禧的《善德纪闻录》就叙述了一个在扬徽商闵象南建育婴社、延医施药、救助穷困等种种善举，[8](P407-414)⑤在明清通俗文学作品中，徽商的形象也经常出现其中，扬州通俗文学亦然。不过，其中虽有正面的叙述，但更多时候却是负面的，如扬州作家石成金《雨花香》第二种《铁菱角》描写了一个极为吝啬的徽商汪于门的形象：

      曾有一后生，姓汪，号于门，才十五岁。于万历年间，自徽洲携祖遗的本银百余两，来扬投亲，为盐行伙计。这人颇有心机，性极鄙啬，真个是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未过十多年，另自赚有盐船三只，往来江西、湖广贩卖。又过十多年，挣有粮食豆船五只，往来苏、杭贩卖。这汪人，每夜只睡个三更，便想盘算。自己客座屏上，粘一贴大书云：

      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应亲友，凡来借贷，俱分厘不应，免赐开口。

      一、予有寿日、喜庆诸事，一应亲友，只可空手来贺，莫送礼物。或有不谅者，即坚送百回，我决定不收。至于亲友家，有寿日、喜庆诸事，我亦空手往贺，亦不送礼，庶可彼此省事。

      一、凡冬时年节，俱不必重贺，以免往返琐琐。

      一、凡请酒，最费赀财。我既不设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扰，则两家不致徒费。

      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敷，凡诸亲友有来假借者，一概莫说。愚人汪于门谨白

      这一夸张性的徽商形象，可能代表了不少人对徽商敛财致富的认识。

      又如石成金《笑得好》续集中有一个《不打官事》的笑话：

      徽州人连年打官事，甚是怨恨。除夕，父子三人议曰：“明日新年，要各说一吉利话，保佑来年行好运，不惹官事何如？”儿曰：“父先说。”父曰：“今年好。”长子曰：“晦气少。”次子曰：“不得打官事。”共三句十一字，写一长条贴中堂，令人念诵，以取吉利。清早，女婿来拜年，见帖分为两句上五下六念云“：今年好晦气，少不得打官事。”[17](P188)

      这个笑话虽然是讽刺“说晦气话的”，但也调侃了徽州人“好讼”的习气。诸如此类，可以看出，在扬州的徽商，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群体，虽有共性，但个体差异也不可忽视。

      与此同时，一个地域的经济文化及其在国家全域中的地位也是变化的。清中叶，扬州与南京、常州、苏州、杭州等地，构成了南方吴越区系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学中心，而清代后期，上海则作为一个新兴的都会，跃居这些区域中心之上。[18](P888)关于这种变化，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1883年出版的小说《风月梦》第五回有这样的描写：

      众人望着北岸一带荒冈，甚是凄凉。贾铭道：“想起当年，这一带地方有斗姥宫、汪园、小虹园、夕阳红半楼、拳石洞、天西园、曲水虹桥，修禊许多景致。如今亭台拆尽，成为荒家。那《扬州湖上竹枝词》内有一首，令人追忆感叹：‘曾记髫年买棹游，园亭十里景幽幽。如今满目埋荒家，草自凄凄水自流。”陆书道：“小弟因看《扬州画舫录》，时刻想到贵地瞻仰胜景。那知今日到此，如此荒凉，足见耳闻不如目睹。”贾铭道：“十数年前，还有许多园亭，不似此日这等荒凉。”[19](P30)

      这一段描写显示出《扬州画舫录》时代的扬州与《风月梦》时代的扬州已经大不相同了，而《风月梦》出版后十几年，此书在上海出现了翻版，小说中原有的扬州地名，竟都改为上海地名了。[20](P43)这种改动不只是出版商的投机取巧，与扬州的衰落也有关系。

      同一个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别往往很大，但同时又存在着交集与流动，而且有一些是常态的，如扬州元夕的灯市，唐开元时就号称天下第一，明代依然可观，“各坊坐贾炫斗诡异，远近村镇相传入市观灯。”[21](P485)而在清明时节，“郡人罢市出西郊，蜀冈道上挈壶榼者络绎不绝。”[22](P489)这是城乡间较大规模的流动。日常的交往也很频繁，比如对于扬州这样的城市而言，很多日用必需品都来自周边农村。《邗江三百吟》卷四《买芦头柴》前面的引子称，芦头柴“产于瓜洲江堤一带。装束运扬，以供城中炊爨，买者无不以大小为计。每逢阴雨，有司严禁市肆改束短斤。”[23](P53)《雨花香》第三十一种《三锭窟》写道：“扬州日用柴草，大半倚靠瓜洲芦柴。康熙某年，挑三汊河，柴船不能装运，俱系脚夫挑卖，柴价倍增。徐宁门城外滩上，有个挑担穷人，姓丁，扁担为生。因他辛苦得来脚银，极力孝母，远近都称他做‘丁孝子’。生得充壮有力，每日五更早起，自瓜洲挑柴到扬发卖。”[24](P144)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当时扬州城乡间经济与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地域文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这种密切的联系。

      至于社会阶层间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众所周知，盐业在扬州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社会阶层至少包括盐官、盐商、盐民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观念各不相同，在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时，不可一概而论。

      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经常见诸于文学作品。《扬州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

      谁家年少好儿郎，岸上青骢水上航。

      犹恐千金挥不去，又抬飞轿学盐商。[13](P1)

      由此可见盐商奢靡的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但是林苏门的《续扬州竹枝词》又有这样一首：

      邗上时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学诗翁。

      红情绿意朱门满，不尽诗工境便穷。[25](P1341)

      从文化的角度看，扬州雅俗文学的竞相发展与互动，也构成了扬州文学的重要特点。扬州评话和戏曲是扬州文学研究的热点，论著甚多，毋庸赘述。这里只想强调两点，一是雅与俗的交流，是促成扬州评话与戏曲繁荣的基本条件，也是它们的鲜明特点。以扬州评话为例，来自民间的评话表演艺术家柳敬亭得到大量文人学士的推崇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当然，雅与俗在不同阶段、文体、题材中有不同的表现，阮元《淮海英灵集》中评话艺术家叶英小传说：

      叶英，本名永福，字英多，江都诸生，后弃举子业，易名英，号霜林，性情闲旷，不拘礼节……善柳敬亭口技，每一谈古人遗事，座客辄欷歔感泣。然富商、贵客幕求者，必被呵忤。[26](P614)

      正是由于一些扬州评话家的这种文化品格，使得扬州评话不但得到许多文学家的喜好，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27](P9)而另一方面，扬州评话又强烈地表现出世俗文化对正统文化的挑战。如《清风闸》、《飞跎传》、《施公案》等，都对传统的庄重典雅、缠绵悱恻、伟岸纯正的审美规范，形成了具有解构意味的冲击。[2](P92)

      扬州评话和戏曲与大众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邗江三百吟》卷八《书场》诗序说：

      扬俗：无论大小人家，凡遇喜庆事及设席宴客，必择著名评词、弦词者，叫来伺候一日，劳以三五钱、一二两不等。[23](P109)

      这种深入到家家户户的“书场”，较之宋元说话艺术主要在勾栏瓦舍中表演，与社会大众的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扬州评话和戏曲充满了活力。其结果，也使得相关的研究应更充分地考虑到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特点。

      实际上，不只评话，明清以后书面化的通俗小说也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扬州也经常成为小说主人公的籍贯或一个重要的文学场景，如《红楼梦》及其影响下的《红楼梦》诸多续书，都有许多涉及扬州的描写。其他小说如《儒林外史》、⑥《平山冷燕》、《春柳莺》、《合浦珠》、《两交婚》、《二度梅》、《绿牡丹》、《五美缘》、《醒风流》、《绣屏缘》等等，至于《雨花香》、《通天乐》、《风月梦》以扬州为中心的小说也不在少数。这些小说中以才子佳人小说最为突出，原因或如李渔在《连城璧》卷九《寡妇设计赘新郎众美齐心夺才子》中所写“从来女色出在扬州”，由于社会上有此观念，小说家们便乐于将人物，特别是女性的籍贯安排在扬州。当然，这些小说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对扬州的描写也有差别。在相关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主流文学相呼应的扬州意识，如《平山冷燕》第十三回叙小说主人公燕白颔与平如衡在江南游历：

      一日，到了扬州，见地方繁华佳丽，转胜江南。因慕名就在琼花观作了寓所，到各处去游览。闻知府城西北有一个平山堂，乃宋朝名公欧阳修所建，为一代风流文人胜迹，遂同去游赏。寻到其地，只见其基址虽存，而屋宇俱已颓败。唯有一带寒山，高低遮映；几株残柳，前后依依。二人临风凭吊，不胜盛衰今昔之感。因叫家人沽了一壶村酒，寻了一块石上，二人坐着对饮。

      燕白颔因说道：“我想欧阳修公为宋朝文人之巨擘，想其建堂于此，歌姬佐酒，当时何等风流，而今安在哉！唯此遗踪，留一片荒凉之色。可见功名富贵，转眼浮云，曾何益于吾身。”平如衡道：“富贵虽不耐久，而芳名自在天地。今日欧阳公虽往，而平山堂一段诗酒风流，俨然未散。吾兄试看此寒山衰柳，景色虽甚荒凉，然断续低徊，何处不是永叔之文章，动人留连感叹。”

      由于才子佳人小说有着明显的崇文趋雅的品格，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传统诗文一样的对扬州文人文化的推崇与感慨，这是在一些更俚俗的小说如《清风闸》等中所难得一见的，这也表明了扬州文化本身的丰富性。

      三、地域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

      扬州在中国古代历史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积累了丰厚的文化、文学遗产，尤其是唐宋时期，与扬州有关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兴盛的局面，这一局面不仅构成了唐宋文学的一个亮点，也因为后世所继承和发扬光大，成为研究明清扬州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学背景。这种背景的意义不但在于前者是后者创作的一个简单传统，而且由于后世作家自觉地从不同角度回应此一传统时，从而使前者成为解析后者不可或缺的一个互文性因素。

      在中国文学史上，隋唐至宋，扬州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都有值得夸耀的表现。清人汪应庚编撰的《平山揽胜志》以扬州平山堂为中心，辑录历代题咏各景点的记、赋、诗、词，是扬州地域文学传承性与互文性的一个集中体现[29]。关于这一点，学者多有论证。[30](P147-189)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文学在清代文学中的不断被激活，成为清代文学创作的一种背景、意象或内涵，还有特定的时代与个体差异。李孝悌在《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一文中曾指出：

      在红桥之外，隋帝国的残迹，欧阳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扬州记叙中，最常见的文化符码。借着这些众所周知的象征符号，士大夫阶层建构了一个对扬州城的共同记忆，并得以超越时空的障碍，和这座古城千年的历史流变中，最辉煌的铭记接轨。但在一些共享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码外，我们发现个别的文人，士大夫，因为个人的特殊际遇和性情，常常会选择某一组符码或人物来投射自己的感怀。郁郁不得志的郑板桥，在红桥，平山堂外特别偏好隋朝古冢，遗迹所蕴含的荒凉，沧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对盛世扬州的疏离。相形之下，才气纵横的王士禛，选用苏轼来彰显他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时，不但反映了个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许，也显示他企图藉著对苏轼的认同，来重新书写这座历史名城的文化系谱。[31](P145-146)

      这一段论述，既阐明了扬州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的总体情况，又结合不同作家因身份、经历和旨趣等不同，会有不同传承与互文的焦点。当然，就总体情况来说，作为扬州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对象的，不只是隋帝国的残迹、欧阳修的平山堂而已，历代文学，特别是与扬州有关的文学，都可能在后世的扬州文学中得到回应；就具体作家而言，其传承与互文的焦点也可能更为复杂，比如王士禛虽然对苏轼有偏好，但对前朝遗迹所蕴含的荒凉、沧桑之感同样有所回应，只不过回应的角度有所不同，《冶春绝句十二首》之十：

      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

      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

      这首诗所吟游的梅花岭原是史可法力抗清兵不成后的衣冠冢所在，但如此沉重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流露出的却是悠闲的情绪。[31](P35-64)

      地域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虽然发生于特定的作家、作品间，但同时又具有叠加性，即是说，后世作家、作品所传承的内容或作为互文性的对象往往更为丰富和复杂。近代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卷三中十分认同郑稚辛(孝柽)对其《扬州杂诗》的评价：“七绝句少变平时声调，故知风物移人，此地最宜绝句诗，渔洋老人真君之成连哉！”[33](P48)为此，陈衍还特意引述了自己的《扬州杂诗》：

      诗人垂老到扬州，禅榻茶烟两髩愁。

      犹及花时看芍药，平山堂下一句留。

      豆蔻微吟杜牧之，红桥肠断《冶春词》。

      最宜中晚唐人笔，此地来题绝句诗。

      斜阳红向小楼过，明月三分占最多。

      若道徐凝诗句恶，竹西佳处奈君何？

      月白风清过露筋，梅花岭上郁孤坟。

      人生如此扬州死，禅智山光黯暮云。

      陈衍在诗中追摹王士禛，所以对“渔洋老人真君之成连”的评论叹为“知言”(成连是春秋时名琴师，俞伯牙从其学琴)。但是，我们在上述诗作中不但可以看到对王士禛《冶春绝句》的回应，也可以看到对中晚唐以来诸多诗人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郑稚辛还提到了扬州“最宜绝句诗”的看法，虽然这一说法未必恰当。但我们在《平山揽胜志》所辑历代题咏中，确实不难发现，七绝是运用得最多的诗体。也就是诗体本身也成为地域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的一种形式。

      事实上，地域文学的传承性与互文性在不同文体的文学创作中也有表现，明代齐东野人《隋炀帝艳史》有一个情节就是写隋炀帝去扬州看琼花。从第九回炀帝听说扬州蕃厘观有一株琼花，花开似雪，香闻十数里，遍天下再无二株。便欣然说道：“江都这等风景，朕为天子，安可不游？”至第十三回初到扬州，琼花适已开过。再至第三十二回，终于等到了琼花开放：

      ……原来江都这株琼花，乃一仙人道号蕃厘，因谈仙家花木之美，世人不信，他遂取白玉一块，种在地下，须臾之间，长出一树，开花与琼瑶相似；又因种玉而成，故取名叫做琼花。后仙人去了，乡里诧为奇怪，遂盖起一所蕃厘观来，以纪其事。此花只有一文多高，花色如雪，蕊瓣团团就如八仙形状。香气芬芳异常，与凡花俗草，大不相同。故此擅了江都一个大名。当日炀帝与萧后才转过后殿，早远远望见一座高台上，琼堆玉砌地白了一片，异香阵阵扑面飘来，炀帝满心欢喜，对萧后说道：“果是名不虚传，今日见所未见矣。”满肚皮打点到花下去痛饮。不期事有凑巧，将走近到台边，忽然花丛中卷起一阵香风，甚是狂骤。

      ……炀帝再抬头看花时，只见花飞蕊落，雪白的堆了一地，枝上要寻一瓣一片却也没有。炀帝与萧后看了，惊的痴痴呆呆，半晌作声不得。还是萧后说道：“才进去时，还望见满树是花，如何一阵风就都吹落，有这等奇事！”炀帝大怒道：“一树好花，朕也不曾看个明白，就落得这般模样。殊可痛恨！殊可痛恨！”……沉吟了半晌，心下一发气将起来，对萧后说道：“这哪里是风吹落，都是花妖作祟，不容朕见。不尽情斫去，何以泄胸中之恨！”随传旨叫左右斫去。众夫人忙劝道：“琼花天下只此一株，若斫去，便绝了天下之种。何不留下，以待来年？”炀帝怒道：“这琼花，朕一个巍巍天子，既看不得，却留与谁看？今已如此，安望来年？便绝了此种，有什要紧！”连声叫斫。众太监谁敢违拗，就将仪仗内的金爪钺斧，一齐动手。登时将一株天上少、世间稀的琼花，连根带枝都砍得粉碎。

      炀帝扬州看琼花的描写也为《隋唐演义》所继承。而这一情节的产生却来自诗文。晚唐诗人吴融《隋堤》诗中有“曾笑陈家歌玉树，却随后主看琼花”句，可能是激发这一想象的源头。北宋王禹偁知扬州，作《后土庙琼花诗》，序云：“扬州后土庙有花一株，洁白可爱，其树大而花繁，不知实何木也，俗谓之琼花云。因赋诗经状其态。”稍后，韩琦来扬州为官，也有诗词咏琼花，如《望江南》词曰：“维扬好，灵宇有琼花。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明月破仙葩。芳艳信难加。如雪貌，绰约最堪怜。疑是八仙乘皓月，羽衣摇曳上云车。来到列仙家。”欧阳修到了扬州，又将后土祠改名为“琼花观”，为琼花建起一座无双亭，并作诗赞曰：“琼花芍药世无伦，偶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广陵春。”王禹偁、韩琦、欧阳修三位太守的赞誉，使扬州琼花声名大振。到了金、元之际，琼花毁于战乱，而琼花也被赋予了与国运相关的政治寓意。从这一角度说，琼花被附会于隋炀帝赏花故事，便是自然而然的了。⑦正是在诗文、传说(从王禹偁所称“俗谓”开始)乃至小说，共同将琼花创造成了扬州美丽与政治的一种符号。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特定地域的文学是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发展的，因此，它的传承性与互文性还有超地域性的一面。金农在《寒绿斋诗集序》中提到“真州诗人”吴君的诗风时，引其语曰：“吾诗深得于楚骚、乐府，迨后探讨唐之昌黎、东野、昌谷、义山各派，二十年呕心耳”。[8](P341)王世锦《抱经堂诗钞序》论及朱东城诗时，也说：“于时东城则以《离骚》、《天问》之笔，写庾子山哀江南、杜工部羁西蜀之情，含毫喔咿，羽声变徵，而诗亦进……陶靖节之饮酒，孟襄阳之踏雪，李青莲之放情神仙，白香山之寄情乐府，一齐奔赴腕下，即今所刻诗钞如干卷是也。”[8](P344)凡此，都表明扬州文学既有地域文化的小传统，又有整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

      四、地域文学间的流动性与互动性

      地域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地域文学也呈现出流动性与互动性。

      促成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家的流动，这包括扬州籍作家的外流与异地作家向扬州的流动。关于前者，清阮元撰《广陵诗事》卷三中有一段记述：

      古诗人每得江山之助。吾郡史蕉饮(申义)之使滇南，乔石林(菜)之莅闽，陶季(澄)之遍历五岳，汪舟次(楫)之出使海外，说者谓“如康乐之于永嘉、柳州之于柳州”也。他若王佐周(令宜)于蜀，作《建南新话》；夏筠庄(之芳)巡台湾，作《纪巡百韵》；赵子淑(有成)客粤西，作《浮湘集》；汪默人(淳修)转饷益州，作《蜀游草》；闵东皋(璠)佐幕滇南，作《滇游日记》，皆有专集行世。[34](P43)

      这当然远不是扬州籍作家在外地创作的全部情况，但诗人所谓“得江山之助”，显然不限于籍贯，也包括他们所游历之地。

      与此相关，外地人游宦或寄籍扬州的也不在少数。如阮元撰《广陵诗事》卷三载费此度(密)为成都人、孙豹人(孙枝蔚)为三原人。金农在《寒绿斋诗集序》中提到“真州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他表彰的吴君，居真州，祖上却是“歙溪大族”。[8](P340)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外籍人士，在扬州与当地文人融为一体，创作的作品也成为当地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焦循在《扬州足征录》的《自序》中提到《扬州文粹》与《扬州足征录》的区别，“‘文粹’者，存扬人之文，非扬州者不取也；‘足征录’者，存扬州之事，事有关乎扬者，不必扬人之文也，义各有取乎尔。”[8](P1)扬州人与非扬州人的著作，共同构成了扬州文化。前面屡次提到的王士禛就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他27岁始任扬州推官，其在自撰年谱中称：

      山人官扬州，比号繁剧。公事毕，则召宾客泛舟红桥、平山堂，酒酣赋诗，断纨零素，墨渖狼藉。吴梅村先生伟业云：“贻上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盖实录也。[35](P2025)⑧

      正是由于王士禛的倡导，扬州诗文创作出现了一个兴盛的局面。

      与王士禛同时的孙枝蔚也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孙枝蔚是陕西三原人，明亡后逃至扬州经商。在扬州期间，筑室曰“溉堂”，取意《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鞷”，以寓不忘乡关之意，诗作中时时流露出思乡之情，如“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溉堂诗》)；“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李屺瞻远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夏日寄题渭北草堂》)；“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赠邢补庵》)。[36]与此同时，在他的《溉堂集》中，又有大量吟咏扬州的诗作，表现出一种陶醉于扬州诗酒风流生活的欢乐情绪，如《后冶春，次阮亭韵》：

      头上韶光去若飞，老人相见故人稀。

      少年心性犹能在，偷眼船窗看舞衣。

      井通西蜀水连淮，行乐芜城未有涯。

      怪煞农家能换酒，田间耕出旧金钗。

      这种思乡之情与客居之乐的双重表现，构成了孙枝蔚诗歌的一种独特张力，也为扬州文学地域性在与其他地域交汇中形成的艺术风貌，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对于不少游宦文人来说，他们创作的地域性是相当开放的，即使暂居一地，也并一定固守一方。如王士禛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丰富了扬州文学的内涵。比如红桥，在王士禛倡议于此聚会之前，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文学资本。[37](P55)但王士禛在扬州为官5年，却在公余闲暇时，遍游周边美景，他声称：“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38]这种开放的姿态是研究地域文学中必须顾及的。

      除了作家的流动，文学作品的传播也是地域文学流动性与互动性一个表现。朱黄《龚午亭传》在叙及评话艺人龚午亭的影响时说：

      道过扬州者归其乡，人必问曰：“闻龚午亭《清风闸》否？或无以应，则诽笑之，以为怪事。是以过扬州者，以得闻为幸，恒夸于众，以鸣得意。[39](P194)

      这一记述反映了龚午亭演说的《清风闸》声名远播，这当然包含着对外地文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飞跎全传》可能对《何典》有影响)。不言而喻，外地的文学作品对扬州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总之，地域文学是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表现，但它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只有从动态角度看待地域文学，才能把握其丰富的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层面的动态本身也是一个地区文学发展水平的表现。与其他地域的文学相比，扬州文学的价值也正体现于它漫长和丰富多彩的历史发展中。

      ①但有学者认为，殷芸《小说》亡佚于元代，且晃补之《续谈助》、曾糙《类说》、传朱胜非所撰《组珠集》、陶宗仪《说郭》等节录《小说》，唐及北宋类书引录《小说》皆无此则，此典故盛传于北宋，无人谓出于殷芸《小说》。参见黄东阳《“骑鹤上扬州”非殷芸〈小说〉佚文辨正》(载《文献》2007年第4期)。

      ②王士禛《陋轩诗序》称：“余在扬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吴君。”见《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张景宗《吴野人先生墓碑记》也说：“王文简公任扬州推官，召号名流，大江左右攀龙附凤之英，无不收名定价，争出公门。独先生近隶宇下，不自投刺，一衒其技。”见前书，第508页。

      ③其中提到的王于一，名王猷定，江西南昌人，曾在扬州为史可法征为记室参军，诗文俱佳而尤以文成就突出，有《四照堂集》。参见刘勇强《王猷定及其〈四照堂集〉》，载《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④关于马氏兄弟的文化贡献，可参看吴伯娅《“扬州二马”对雍乾间文化事业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35～562页。另外，方盛良《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以“扬州二马”为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有较充分的论述。

      ⑤另外，柯玲《民俗视野中的清代扬州俗文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总结了扬州盐商富足、崇儒、仗义等正面特点，见此书第104～107页。

      ⑥吴敬梓有强烈的扬州情结，他的诗词和《儒林外史》写作，都与扬州有着多方面的关系，参见王传康的《吴敬梓与扬州》(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

      ⑦有关扬州琼花，可参看李廷先《扬州琼花考辨》，载其著《唐代扬州史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苏芳于《不负广陵春：物种争议与书写演变下的宋代琼花论述》(载《东华中国文学研究》第四期，2006年9月，第127-146页)也有专门论述。

      ⑧其中所引吴梅村语又见于《扬州画舫录》卷十等。原话则见其《程昆仑文集序》：“吾友新城王贻上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皇，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謈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吴梅村全集》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版，第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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