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权利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大开发论文,中国西部论文,进程论文,权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全国13亿人口中，55个少数民族虽然只占8.41%，但就其人口规模而言已达到10643万人，聚居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左右。因此，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之大和分布地域之广，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点之一。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建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构架、以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为特点的民族政策体系，在50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现代化事业追求的基本目标，而且也是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维护生存权、实现发展权的一个主题。
一、西部大开发与消除贫困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地区虽然是一个经济地理概念，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基本都聚居在西部地区，（注：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广西21个省、市、自治区，占国土面积的57%。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自治州（另3个自治州虽然不属于西部地理范围，但是也属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范围）、119个自治县中的32个自治县都在上述地区。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34都聚居在西部地区。）所以西部地区在一定意义上也突出了少数民族发展的社会人文因素。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限于经济学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促使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是消除贫困。
消除贫困是实现人权的基本前提，因为“极端贫穷的广泛存在妨碍人权的充分和有效享受”，（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世界人权大会1993年6月25日，维也纳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中国人权文件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同时“贫困和社会衰落，对保护人权来说，也是严重的危险”。（注：［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谢鹏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因此，中国强调生存权、发展权的人权观，是对人权本质的深刻理解。在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中，贫困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事务之一，并且成为世界千年首脑会议宣言的重要内容，但是消除贫困的任务却十分艰难。根据联合国2001年的有关报告，在过去的十年间全球减少贫困的计划进展缓慢，到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计划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全球贫困人口可能会由目前的3.07亿增加到4.2亿。（注：参见“联合国报告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目标落空”，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2月22日：“联合国报告到2015年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将达4.2亿”，新华社，2002年6月19日。）然而，在全球减少贫困计划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少数民族地区消除贫困的成绩也十分显著。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贫困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1978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5亿。20多年来，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致力于消除贫困的政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例大的特点采取了很多特殊措施，（注：例如，1994-2000年间，国家扶贫资金的38.4%（432.53亿元）投向了5个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东部地区较发达的省、市支援西部地区北京—内蒙古，天津—甘肃，上海—云南，广东—广西，浙江—四川，山东—新疆，辽宁—青海，福建—宁夏，大连、青岛、深圳、宁波—贵州，等等。）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下降到2820万人。（注：“去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820万”，人民日报，2003年3月13日。）在摆脱贫困的2.2亿人口中，少数民族地区达到3600万人。（注：“我国已有3600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新华网，2002年12月27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和成效不仅为全球减少贫困的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发展、共同富裕的权利方面也为发展中国家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目前，中国的2800万贫困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中国政府确定的592个铁贫重点县中有341个(57.6%)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仍有1000多万。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到2010年最终解决贫困问题，并把扶贫的重点确定为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这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任务之一。因此，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所推动的经济发展，集中体现了维护少数民族生存权利、改善少数民族生存条件、保障少数民族发展权利的“以人为本”观念。
二、西部大开发与“两种资源”保护
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为了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因此，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开发实践中，保护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基本理念。
总体上看，西部地区是中国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同时，西部地区又是自然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区。生物多样性所组成的生态环境是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在与自然互动过程创造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因此，现代化的经济开发必须建立在保护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这“两种资源”的基础上。
在近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根据2001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的调查，主要问题包括水土流失、草原和耕地沙化、森林系统调节功能减弱、河流断水、湖泊萎缩、病虫害加剧等。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注：“环保总局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新华网，2001年12月30日。）也就是粗放型经济所导致的破坏性资源开发，如草原开荒、超载放牧、森林滥伐、湿地围垦等。这些“竭泽而渔”的经济行为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贫困的直接后果。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生活的困境，而且也导致了文化传统流失、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因此，在国家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成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在这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在重点解决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的同时，调整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构，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对生态环境进行自然恢复、人工建设，对天然林地、草场、湿地进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注：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目标是：2010年达到1800个总面积占国土面积16%左右，90%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得到有效保护。）为此，中国不仅广泛地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而且也不断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其中，已经启动的“欧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评估工作，就是基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和重建工程设计的。
生态资源的保护在于维护生物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的消失必然造成生态失衡。失去平衡的生态环境也必然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人类的生存需要文化，人类的发展需要文化多样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同样也离不开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根据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的观点，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虽然学术界对这种互动关系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注：如“环境决定论”、“可能论”两者的对立和取代（或综合）它们的“生态学观点”。参见［美］唐纳德·L·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但是在生物多样性地区表现出文化多样性是普遍规律。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人们的生存资料来源、种类不同，由此产生的索取、利用方法也不一样，这些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所形成知识、经验、行为、技术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的西部地区是文化多样性资源最丰厚的地区，也是中国文化宝库中最具斑斓色彩的资源。这些依托于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源，表现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间史诗、饮食、服饰、医药、建筑、生产技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智慧和生活经验。保护、利用和传承这些文化，是中国民族政策的题中之意，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任务。在这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科学研究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不仅丰富着中国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世界上也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成效。
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立足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但是变化，并不等于发展，因为发展的意义在于进步，而变化则包括了恶化。就世界范围而言，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传统文化的流失性变化、甚至毁灭的现象比比皆是。人类因此丧失了大量的文化知识和传统智慧，以致许多曾经建立过古老文明的民族至今仍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例如美洲、非洲、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一些土著人民。这种现象是历史上殖民主义严重违反人类生存权、发展权的直接后果。因此，中国在探索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实现人权的基本目标不仅是立足于国情实际的选择，而且也是为了探索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文明道路。现代化是经济生活发展的一种质量标准，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是共同追求的发展目标，但是这一目标“不是通过摧残文化的同质化，而是通过文化多样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来实现的。（注：［法］埃德加·莫林、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祖国》，马胜利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53页。）这是一种新的文明观，也是推动西部大开发进程的精神动力。
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进程中，2000年云南省率先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发展规划，其基本理念就是通过对当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发掘、利用来带动经济发展。目前，这种保护、利用文化资源带动经济发展的观念，不仅在西部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东南沿海地区也纷纷制定了建设文化大省的规划。（注：如广东、浙江、山东、深圳等省市的文化建设规划。）
三、少数民族根本利益与中国的人权实践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任务最艰巨的建设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消除贫困、保护性开发的目的，是为了切实改善西部地区各民族人民的生存质量和有效增强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人权维护的是人的尊严和利益，消除贫困是维护人类尊严的基本前提，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基本保证。
中国的民族政策立足于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本立场，突出了少数民族享有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内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有目共睹。从1991年以来，在中国政府发表的一系列人权白皮书和相关文件中，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及其发展都是重要内容。（注：参见《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中国妇女的状况》(1994)、《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1995)、《中国的计划生育》(1995)、《中国的儿童状况》(1996)、《中国的环境保护》(1996)、《1996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1997)、《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1997)、《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发展》(1998)、《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与实践》(1999)、《1998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1999)、《中国人权发展50年》(2000)、《西藏文化的发展》(2000)、《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2001)、《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2001)、《西藏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2003)、《新疆的历史与发展》(2003)、等等。）这表明，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些内容，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意义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人权事业是惠及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
现阶段，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种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各民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西部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加突出。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而且也切实地代表了1.06亿少数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立足于维护和实现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消除贫困、推动发展、实现各民族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为各民族人民充分享有人权创造坚实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自然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任务，其中也包括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各类民族政策在保障少数民族根本利益方面的不断完善。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但是，世界上近200个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在追求和实践这一共同理想的进程中不可能齐头并进，对人权理念的普遍性和相对性理解也不一样。对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已经是现实，而后现代思潮及其社会现象正在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然而，对于尚未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仍旧是它们追求的目标，与那种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社会生活还相距甚远。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实践和人权实现程度，都受到其自身社会发展程度的制约，发达国家的人权实现程度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事业提供借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权观念可以像进口商品一样拿来就用。中国古代有一个寓言，叫做“邯郸学步”。说的是战国时代燕国的一个少年来到赵国都城邯郸，看到当地人走路的姿势很美，就跟着模仿，结果不但没有学会反而连自己走路的本事也忘掉了，只好爬着回家。学习和借鉴不能脱离本国、本民族的实际，国家之间如此，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之间也是一样。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比较完整的民族政策以及西部大开发的特殊政策，就是从中国多民族的实际出发以实现多样性利益的人权保障。
当代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也有各自的局限和不足，对人权的认识和实现程度方面也是如此，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才能丰富人类共同的人权理念。在这方面，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我们起码应在了解这些国家人权观念及其人权状况的基础上，来设定自己的人权观，这样才能在发达国家的超现代化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将并驾齐驱的21世纪世界中，真正理解人权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注：［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王志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7页。）我认为，这也正是中国在国际社会进行广泛人权对话所希望实现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