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选择_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选择_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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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4)06-0057-09

      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方式方法,需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发展的进程、当前面临的新课题和长远目标来理解,联系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任务和特点来理解。本文着眼于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论述。

      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继续和深化,是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证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同时证明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要靠改革开放,要靠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②这个历史性评价有充分的理论和事实根据,举世公认。在改革开放中我们逐步推进理论、实践和制度方面的创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模式,加深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总布局、目标任务、动力、条件、制度保障等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不断开创国家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原则和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必须坚定地坚持和遵循。

      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情况。进入新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进入了关键阶段。有些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快速发展期、矛盾凸显期或改革攻坚期。这主要是指,经济快速发展,但整个社会发展不全面、不平衡、不协调、难持续,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②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看,这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阶段,也是既有难得发展机遇又有严峻挑战和风险的时期。如果政策得当,能够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就能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顺利实现现代化;如果不重视处理这些矛盾,政策失误,往往会导致矛盾加剧、风险扩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和倒退。鉴于国际经验教训和我国遇到的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正确判断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七大以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强科技和制度创新,加快以民生建设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工作取得可喜成就。但是,科学发展的目标远未实现,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都强调我国发展仍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挑战,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③

      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定阶段,伴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分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出现的。这是前进中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初面临的极端贫穷的形势显然不同。现在社会的现代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程度越来越高,人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对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要求更加强烈。在这种条件下,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的消极影响和潜在危险很大,事关眼前,也关乎长远。我国现实社会中其他众多矛盾频发,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对社会制度怀疑,理想信念不坚定,社会道德滑坡,不正之风盛行,都与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有关。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不仅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还将增强人们对党的信任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广阔前景。否则,不仅难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有的改革成果也有可能会丧失。这也说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容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不容易;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更好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些矛盾、困难和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改革不到位、制度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就是探索道路、创新理论和完善制度的过程,道路和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为制度创新,形成有利于发展和稳定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才能达到一定预期目的。只有正确的道路和理论,没有好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就难见成效。所以,改革开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机制的创新。经过30多年改革,我国在制度、创新体制方面已取得显著成就,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新体制初步确立,大大激发了社会活力和动力,促进了社会发展。相对来说,制度、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更加艰难,破与立的矛盾更为复杂,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力量并使人们自觉践行需要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阻力,有思想认识、改革措施、利益关系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来自体制机制。改革不够深入,或者改革原则没有落实,体制机制不健全,就会导致权力配置、利益分配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矛盾。

      党中央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一再强调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破除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④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自觉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目标、新要求。大会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⑤这就是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应该集中在制度、体制上,力争有大的突破。正是从分析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的高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拉开序幕,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切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

      正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解决我国发展新阶段的矛盾,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所以它与以前的改革开放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目的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促进发展,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但以往的改革开放,多是在个别领域的单项推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偏重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社会活力。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在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公平正义;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在继续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在继续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更加注重坚持科学发展和国家软实力建设,更加突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更加符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更加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各个领域的改革目标都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不仅有紧迫性,而且具有长远意义。

      总起来说,全面深化改革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阶段,即更加注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阶段。解决我国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课题,不能怀疑改革、走回头路,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方向、使改革走上邪路,只能坚定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走全面深化改革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抉择。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⑦《决定》还提出:“到二○二○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⑧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指针,贯穿于改革的各个领域。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定,是当前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我们党长期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治国理政、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新课题,我们党对此课题的探索经历了曲折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深刻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决心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造有中国特色、有生机活力的各项具体制度。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中尖锐地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⑨这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1992年春,他在考察我国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⑩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指出,新世纪的头十年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努力,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这次大会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为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基本准绳。国内外经验证明,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仅是为了克服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更是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多年来,西方学界和政界注重国家治理的研究和实践,认为从国家统治到国家管理再到国家治理,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我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有重大差别,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差别。我们党带领人民治国理政,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巨大优势和众多创造。如果我们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一个整体。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提和目的,也规定了其性质和方向。《决定》在确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基础上,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各领域的改革目标和任务,是围绕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展开的,既全面又深刻,遵循了科学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改革与建设的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核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标志是形成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管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增强国家治理的能力,是同一政治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有了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只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在《决定》中使用“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新概念,是党的执政理念和国家制度建设理论的创新,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又借鉴了国际上的有益经验。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长期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改革相配合。就当前来说,紧迫任务是加大对国家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实现公共权力运作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治化。因为权力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或者说杠杆,权力的设置、职能、大小、运转,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水平。实行体制改革,完善各项制度,实质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合理合法地配置权力,正确处理党政权力内部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终身制和特权制等弊端,其中权力过分集中是这些弊端的总病根。经过多年改革,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已有了显著改变,但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的领导体制和方式还有不小影响。现在人们痛恨的市场秩序不规范、权力寻租、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官气十足、分配不公、铺张浪费等乱象,说到底是体制机制问题,根本原因是部分党政机关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和监督造成的。权力是腐败的病根。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改革权力,实现权力配置和运转的科学化、法治化,使权力受到民主和法治的约束,在阳光下运行。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要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部署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领导体制等领域的改革目标和任务,都贯穿着规范、约束、监督和下放权力,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依法治理的精神。这就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各领域的改革从不同侧面发挥着规范、约束、监督和下放权力的作用。首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11)“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这是思想理论上的大解放、大创新,不仅将指导经济改革有大的深化,还将对限制和规范政府的权力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比如,《决定》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部分指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12)大幅简政放权和压缩行政审批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权力、削减腐败的治本之道。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的有序深化将为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实现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关于这方面内容,《决定》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提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主要是“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等。《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3)这将对实现权力的规范化、法治化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再次,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是为了进一步理顺党、政府、人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关系,更好地发展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平有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决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这方面形成了新思想。《决定》特别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络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14)这样改革将推动社会治理体制良性运转,还能从社会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方面促进国家权力运行的科学化、合理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政治体制框架下,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否取得实效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决定》提出了改革的原则精神,专门的改革内容不多。《决定》指出:“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15)“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执政新理念,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指针。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改革不断取得进展。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比如,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确保党的重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依靠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将推进依法执政与推进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确保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关于党的依法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三统一”、“四善于”的指导思想,指出:“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贯彻这样的改革精神,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全面深化改革要走法治化的道路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和权力机制,需要多方面的必要条件及正确的方法。比如,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进行;需要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又要积极稳妥,搞好顶层设计;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又要促进社会全面发展;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又要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监管监督、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切实发展人民民主,又要保持社会稳定,等等。我们认为,这里一个重要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走法治化道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将这项宏大工程与法治中国建设密切结合,积极有序推进,奋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和程序化。因为当代国家治理的突出特点就是依法治理,实现治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利都严格依法行使,不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集中部署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调依法治理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会还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步骤,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关于依法治国思想的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创新和执政能力提高的表现。落实这些部署和要求,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关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

      第一,从理论上看,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16)这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判断标准,旨在通过完善各领域制度体系,使社会发展既有活力又公平正义,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以强化制度建设为切入点,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这一宗旨的最佳途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深刻地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7)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是党的政策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遵循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法律至上等准则,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力保障。依法治国将坚持党的领导、发展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有机结合,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准。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在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环节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实现民主高效、公平正义、稳定有序的治理,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规范公共权力,保护人民民主权利,使国家和社会生活治理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文明则政治文明,已是当代国家治理的共识。很显然,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

      第二,从现实来看,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依靠法治来推进。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还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都需要由法治来规范、推动和保驾护航。全面深化改革,重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各领域深化改革的内容、重点和目标做出了明确规划,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措施。这些目标和思路确定后,推进改革、达到目标,必须进一步破除思想和体制方面的障碍,创新体制机制。这要靠改革的勇气和智慧、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凝聚力量、坚持不懈等,但更重要的是靠强化法治、规范制度,依法有序推进改革。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始终有阻力。当今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矛盾更尖锐,难度更大。这就要靠刚性、硬性的法治,以制度来强制性规范权力、调整利益、惩治腐败、保障民主。再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许多新政策需要上升为制度和法律,确保其权威性和稳定性。例如,《决定》提出一个突破性观点,即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根本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个观点影响经济改革的诸多方面,尤其是影响到市场和政府间关系的变化。那么,如何理解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它包括哪些内容,范围和边界如何确定?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怎样衡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类问题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探索,边积累经验边制定法律制度,使有关政策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减少随意性。只有将改革措施制度化、法治化,才能保证严格执行,取得实效。其他问题,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市场体系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制约和监督权力、转变政府职能、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都需要法治。离开法治,全面深化改革就难以推进。

      第三,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部署看,法治建设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重要保证。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但同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和重点工作,全会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18)这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新概括,指明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和途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三者密切联系、相互促进。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党的基本执政方式,依法行政是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三者相结合体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全局性和整体性。按照这样的建设目标和思路,《决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主要措施,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等等。这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这些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原则、内容和途径作了全面部署。全会特别强调建设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对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等方面,作出系统明确的阐述。这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境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将有力推动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

      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759页。

      ③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⑤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1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页。

      (1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7-18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50页。

      (1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页。

      (1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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