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对左翼的挑战——德国特里尔国际学术会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围内论文,左翼论文,学术会议论文,德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国际知名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政治活动家特奥尔多·贝里曼(TheodorBempann)[1]先生为首的一批德国左翼学者,近年来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探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重要的理论问题。2004年的会议于9月10日至12日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的特里尔市郊阿赫(Anch)镇的一个休闲度假村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对左翼的挑战——劳工和新社会运动的结构和组织。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法国、美国、荷兰、瑞典、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的20余位左翼学者。现将会议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综述如下:
一、全球化的本质
认为全球化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是与会学者的共识和讨论的出发点。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约翰·内尔森(John P.Neelsen)教授在他的论文《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中详细论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传统的资本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所发动的攻势。这种资本的力量是多维度的,涉及政治的、金融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同时又是复杂和自相矛盾的,它在各个社会内部和不同的社会之间开辟了多条战线:它既是对劳工的战争,又是对东南亚国家所追求的后发展战略的战争;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战争,又把自己表现为一种文化性的东西,诸如一般性的商品化和消费主义,和在体育、音乐、时尚等方面特殊的西方趣味的统治。最后,因为它是反农民的和反自然的,它也是一场在伦理战线上的战争。
二、全球化对工人阶级和各国左翼的影响
有三位学者讨论了全球化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来自德国慕尼黑的里奥·迈尔(Leo Mayer)提交的论文是《全球化对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影响一一多国公司与工人反抗的问题和机遇》。他认为,传统的公司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提倡者和受益者。全球化破坏了原有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平衡,不利于劳动者。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新的国际分工也没有导致国际工人之间的团结。他还以德国西门子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那里劳工组织的实践和经验。虽然西门子公司在最近十年获得充分发展,势力扩展到全球,但是工人的待遇并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工会作用下降,工会代表放弃了党的概念,失去了对抗的兴趣。公司还强调国际竞争优先,要求工人做出牺牲。最后,里奥·迈尔还对改进西门子公司的劳工组织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来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迈克尔·克拉特克教授的论文是《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他主要对一些流行的观点进行了反思。他认为,首先,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压力。因为绝大部分的贸易是在高福利/高税收国家相互之间进行的。在这些国家失业率的增加值中,最多有10%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影响。其次,工人阶级很难说已经“全球化”了。虽然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但是它们所雇佣的工人仅占全球工人的10%。而且,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超国界的、甚至是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此外,就全球的劳动力而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资劳动者,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第三,现在也没有形成超越国界的资本家阶级来统治工人阶级。那么,如果上述观点都成立,工人阶级回际主义的基础何在呢?克拉特克认为,现在比以往更需要一种超越国界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而欧盟的成立为实践这种政治提供了机遇。
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威廉·佩尔茨(William Pelz)教授的论文是《全世界的工人,联合?——全球资本时代阶级意识的障碍》。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分析过阻碍工人形成阶级意识的一些因素;例如民族主义、宗教、资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以及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阶层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应当注意一些新的因素。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强调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重视竞争而忽视集体。这种个人主义又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空间的减少而得到加强,人们在公共场合相遇和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少。在大众传媒和娱乐领域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少。这些导致了一种关于自由的错误观念,即自由不是作为一个工人而是作为一个消费者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最后,工人阶级降低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的群体,每个人对集体失去了现实感。对于工人运动而言,如何批判性地破除这些障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还有几位学者介绍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本国左翼的影响。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伊藤诚(Makoto Itoh)向会议提交了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日本左翼劳工运动的困难》,介绍了日本政府在行政改革的形式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导致了工会作用下降、左翼政党力量削弱、资本外流、失业率上升等问题。由于日本没有强大的左翼反对党,现有的左翼力量也未能联合起来,因此很难摆脱上述消极影响。
来自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达塔·古普塔(S.Datta Gupta)教授的论文是《印度左翼面临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挑战及其与第三世界的相关性》。他认为,印度左翼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球化对印度左翼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包括:最小政府的观念;意识形态的无关紧要性;模糊了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技术决定论;重新规定发展观和民主观的要求。第二个层次是全球化的普遍主义的要求激发了一种反动,这种反动对印度左翼也形成了挑战,包括:原教旨主义;同一性政治;对特殊主义的弘扬和对任何普遍主义的拒斥。印度左翼在应对这些挑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整个第三世界都有借鉴意义。
此外,德国学者埃瓦尔德·魏纳(Ewald Wehner)提交的德文论文讨论了全球化对德国左翼的影响。
三、旨在反对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
约翰·内尔森在论文《对抗全球资本主义——新社会运动》中详细论述了新社会运动。他认为,新社会运动是相对于工会运动、政党活动等旧社会运动而言的。其重要性在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使旧社会运动遇到了一系列困难,迄今为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任务基本上是由新社会运动来承担的。第一次重要的新社会运动发生在1999年11月美国的西雅图,由青年人、农民、工会代表、环保主义者等组成的群体,通过街头游行示威,成功地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几个月之后,在巴西的Porto Alegre,全球化的批评者通过“世界社会论坛”的形式被组织起来。其后还举行了多次大型的活动,包括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全球大示威。
新社会运动包括以下七种运动和潮流:农民组织;女权主义运动;环保主义运动;“本地人运动”;反工会组织;和平运动;以及其他一些特殊运动。新社会运动自我标榜为“为运动而运动”,没有官僚机构,通过手机和互联网来联系。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运动的基本方式是街头的游行示威。他们不建立政党,也不与其他政党联合。但是他们非常重视对普通教育的影响。他们的理论基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市民社会对国家和市场的影响并崇尚非暴力原则。新社会运动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内部难以协调一致,以及是否要进一步制度化的问题。
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资本力量发动了全面的攻势,它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构、社会力量的重组以及一系列危机:民主和多党制的危机;作为福特主义模式问题之结果的工会运动的危机;福利国家以及全日制雇佣的危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危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后发展”,尤其是亚洲发展模式的危机,等等。新社会运动不仅代表了草根式参与民主的一种新形式,而且反映了一种不断加深的对现有代议制民主的不信任感。为了保护某些特殊的权利,为了有效地组织反对国家和资本的阵线,重新进行政治参与显然是必要的。在传统左翼运动缺位的情况下,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性和多元性反映了在不同深度和广度上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抗。
一些学者还讨论了本国的新社会运动的状况。德国学者约瑟夫·希尔迈尔(JosefM.Hierlmeier)在论文《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范围的运动》中认为,德国的新社会运动相对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联合执政起到了相当大的麻痹作用,同时人们对新社会运动的历史意义还认识不清。他还讨论了激进左派是否应参与运动和参与运动的形式问题。
来自法国巴黎的贝尔纳·施密德(Bernard Schmid)在论文《法国的社会运动、新工会主义和国际团结》中讨论了法国的自发的工人运动和不同于传统工会的新工联的形成。并认为新工联是新社会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出现的根源在于法国历史上社会民主党的一度相对薄弱和工会运动缺乏政党的控制。
来自韩国清州市贤都大学的尹道贤(Do Hyun Yoon)教授提交的论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挑战》。他从韩国的民主劳工党(DLP)在2004年的议会选举中第一次获得一个议席入手,讨论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阶级意识的变化、原有政治结构的重新定向、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民主力量的形成等问题。他还分析了韩国工人运动中的组织问题及其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韩国的非政府组织(NGO)的状况,并坚持认为新社会运动可能会成为韩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致命的障碍。
来自瑞典的亨宁·聚斯纳(Henning S ü ssner)在论文《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创造——瑞典普通教育的独立网络》中讨论了新社会运动所关注的议题之一——普通教育在瑞典的状况。他认为尽管在瑞典劳工运动对成人教育制度一直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现在也面临着一般福利的削减和市场定向的教育理念的挑战。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体现劳工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新的教育网络。
四、全球化所带来的其他问题:民族主义、耕地运动、环境
有两位学者讨论了民族主义问题。来自德国波茨坦的马里奥·凯思勒(Mario Kessler)的论文是《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时代的工人运动》。他认为,有人从苏联模式的失败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出发以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很好地理解民族主义问题,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把握了民族解放和国际工人阶级解放的辩证法。国际工人运动为特殊的民族利益的实现提供了组织的和文化的框架。通过分析民族自决、国际公民机构和全球化这一三角关系,可以看出,首先,民族主义不是孤立的现象,关键是民族运动对超越了资产阶级局限性的民主运动有多大程度的贡献。其次,是否支持一个民族运动还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扩展联合国、国际法院、欧盟等政治、社会、文化机构的有效性。同时,国际左派要积极加入超国家的组织,并使之扩展到全球。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架设不同民族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来自以色列海法的埃胡德·阿地夫(Ehud Adiv)教授的论文是《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进一步、退两步》。他认为,全球化并不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那样是进一步走向自由、平等、博爱,而是退了两步,是反对启蒙和共和的基本理念的。就民族主义问题而言,马克思在早期曾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了民族自决的观点,虽然国际主义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显然是退了一步。因为按照19世纪的观念,民族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对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进步进行非理性的反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德国思想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消极的工具性本质和非理性。两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的本质充分暴露。对工人运动而言,阶级意识和政治问题突出了。列宁在一战后提出——是激进的政治,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历史的火车头。同样,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具有革命意义。但这时罗莎卢森堡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观点。可惜列宁一掌握政权,就放弃了原来的政治定向,因为他不可避免地被苏联工业化的工具性和实用性本质所驱使了。今天,面对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经济的力量,左翼仍然要高扬政治,把有意识的、交往性的、参与性的政治活动作为反对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特奥尔多·贝里曼先生的学术专长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他在论文《农民,一个被遗忘的阶级?——21世纪的耕地运动》中认为,耕地运动是指在第三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的无地劳动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激进运动,这一运动有时导致与国家或私人军队的军事冲突,但大多数情况下被农民组织所控制。有时也表现为外来农场主与本地农民的冲突。全球化是导致耕地问题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贝里曼先生还分析了耕地运动的基本特征,以及旨在解决耕地问题的谨慎的农业改革和西方激进的“绿色革命”。他认为,孤立的耕地运动很难取得成功,它必须得到劳工运动的支持和指导。
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授伊藤成彦(Narihiko Ito)的论文《什么是工人阶级和人类的根本问题?》主要讨论环境问题。他认为,现在环境问题是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根本问题。资本家和政客不重视环境问题,因为他们往往与军火和能源工业有关。现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性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性,为此必须实现几个观念上的变革:首先要超越“对军事力量的信奉”,放弃军备;其次要超越“对生产和利润的信奉”;第三要超越“对能源、石油和铀的信奉”;第四要超越“对社会主义的信奉”,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没有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
五、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来自德国柏林的赫尔穆特·彼得斯(Helmut Peters)是一位中国通,他提交的论文是《中国的转型过程》。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但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方面来自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来自国际资本的压力。迄今为止,中国在物质领域还没有创造出具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特征的要素、关系和结构。相反,一些迅速发展起来的要素和力量正在阻碍和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与这种悲观的态度相反,日本学者伊藤诚在他提交的另一篇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与中国之路》。从《资本论》的框架出发,通过分析市场的广泛的历史性、多种所有制的可行性和社会主义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可能性,论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但是他认为在新世纪,中国政府必须更明确、更有意识地使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有效地控制货币和金融,反对经济犯罪。
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聂运麟教授的论文是《低潮、成因、特征及前景——论对世纪初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他认为,由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21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总体上仍处于低潮,但同时又呈现出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多样化;欧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和平民主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更新;社会主义的国际合作采取了新的形式;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由敌对转向共存互容。总之,运动的低潮发展中孕育着新的积极的变革因素,这正是新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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