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文学视角的挪移和城市主体的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主体论文,城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关于“农民进城”为叙事内容的写作以及“城市外来者”形象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集中出现，已成为文坛的一个焦点问题，改版两年来的《小说选刊》在“底层关怀”的理念下，几乎每一期所选的大部分篇什都是此类作品。从该刊负责人及编者的文字和现有的阅读反应上看，似乎把这完全当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征象。
事实上，这类创作在现代时期就已是在文学创作中较有成就的一个方面。
潘训（潘漠华）的《乡心》1922年发表在《小说月报》十三卷七号上，茅盾评价这篇小说用了两个“第一”：“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跑到都市去的第一批代表……我们从这青年农村木匠的故事看到了近年来农民从农村破产下逃到都市仍不免于饿肚子的大悲剧的前奏。”《乡心》诚如茅盾在这篇文章里所说，“是应得特书的”①。它不仅开启了农民进城务工类题材小说的先河，在“乡土文学”最初阶段展现了农民在城与乡选择上同样命定性的悲哀主题，同时也给这一类小说奠定了思想与情绪基调：“乡心”是难以挪动的内在取向，在物质和生存催逼面前，它来到城市里也无外乎饱经折磨和困苦。身体漂在城市里，心神仍在乡愁中，“城里的乡心”便是那时以及以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文学想像的母题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对人文价值留守和挖掘的一种意向所在。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异乡者”②。
此后，这一类小说还有王任叔的《阿贵流浪记》、王统照的《山雨》、吴组缃的《栀子花》、萧军的《第三代》、丁玲的《奔》（她的另一篇小说《阿毛姑娘》则是较早写村姑执拗地对城市强烈向往的“另类”作品）、黑婴的《春光曲》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当属老舍笔下以北京为背景的骆驼祥子。
祥子与北京发生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联结。进城后的人生经历即是祥子悲剧性遭遇的过程。与其说是社会的动荡和不公摧毁了祥子的买车致富梦和掠夺了祥子的生存权、发展权和情爱权，不如说是无情的城市给赤贫的居留者带来了无时不在的日常生活的无定感，永远处于不安和贪婪状态的城市深深地浸透了形形色色的人的内心。祥子的挣扎奋斗史充满了个人的蛮力和不服输，但是最终他以堕落的行止和心志残喘于城市，而不抱归乡之念。在城市主导力量的推搡揉搓中，祥子的血肉已经模糊在了烈日和暴雨下的街道胡同之内，即便城市不要他，他也已经无法摆脱苦命的依恋。尽管一再受损害被侮辱，他也宁愿赖活在城市里。这样的小说，已经和前面我们探讨的那些作品有了某种质的区别。祥子的品质的畸变，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乡心”模式对乡村理想人际人情关系的依靠惯性，显得更为实在、真切，更具艺术的震撼力，也更富有人文内蕴。
与以北京为城市背景的小说相比，现代时期以上海为表现区域的文学创作，除了“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将包括农民进城务工者在内的劳动者身份转化成“工人阶级”的情况外，以进城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无论从篇幅还是从表现的细微、复杂程度尤其是在文学成就上看，大都不够充分。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王安忆等作家一度专门致力于此，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变。再就是，处在大都市的《上海文学》杂志，1980年代以来对乡村小说、1990年代至今对“进城”小说的推崇程度，几乎远远高于其他地方的文学刊物——这种高楼里“望乡”的人文趣味，很值得研究。
199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进城”小说出现了多种情态，尤凤伟、陈应松、罗伟章、王祥夫、孙惠芬、刘庆邦、范小青、迟子建等各自都有一些反响颇大的作品，由于与异样的繁华城市有了不能断绝的接触和体验，对物质和欲望生活的窥探和羡慕甚至仇视（如尤凤伟的《泥鳅》、罗伟章的《我们的路》等长中篇小说）便得到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复杂的写照。但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上，“农民进城”小说的伦理精神判断上是有明显的“乡村道德优越感”的，这里是否有作家的主体臆测和一厢情愿也未可知。联想到1980年代出现的大量“知青返城”小说，几乎无一不把乡村作为精神依傍，这和多数“农民进城”小说构成了相映成趣的城乡之家不同但是心灵皈依一致的现象。不过，在写法上，上述作家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或者浪漫有余或者情绪失控或者语言粗糙或者手法笨拙等问题。
倒是更为年轻一代的作家的写作在艺术的真切性和指向的多义性上，有着更自觉的表现，尤其值得重视的作品是对“乡心”的变异的敏感。
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刘玉栋的短篇小说《幸福的一天》为例，写的是每天都到城里卖菜的农民马全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主人公之死和灵魂的出窍含蕴着极为繁复的时代和心理内容。作品以一个“祛魅”的外壳装着“返魅”的故事。菜贩子马全在睡意朦胧中起床为了赶早批发蔬菜，一路狂奔半路翻车，于是真魂出窍，菜农能够想象的享乐如愿以偿，飞回家中，轻逸恢复为沉重，肉身的回返与小说的终笔同时降临。从故事的框架和意味上看，能够看出经典作品的些许影响，尤其是关于“轻逸”的逼真描摹，但是，从生存关切的视角，我们的触角却是被紧紧地吸引在了本土平民的草根处，并嗅到从那里散发出来的民瘼的味道。魂灵故事的魅性痛快地跑了一圈，生死循回的环扣在于生存之累，这是最真切的实在，虽然一切如此平静，“像一团云似的飘走了”，但是任何“存在”的理论都没有“实在”如此深刻和令人震惊，至少，总有人会有所感应，“眼窝确实是湿了”。如果仅有一个这样的架构和故事的讲述，这个短篇就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东西，甚至，我们会对这个小说的局部比如开头一段的可有可无有些不满。可是，随着马全醒来，小说也就来了精神，当然绝没有用力过猛的嫌疑，小说偏偏让这样基于主人公经验的有限奇想里面带上充分的行动性，布满小心思小动作，既有意味的丰沛也有呈现过程的疏朗，于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小”和“短”就具有了难得的无形的延伸度和深长性。好多小说的叙述习惯于让读者窒息，也有好多小说的叙述让我们觉得毫无呼吸的感觉，而这个《幸福的一天》就是让阅读带上喘息的声音，哪怕是呼呼睡去的时刻。实在和梦境，肉身和想象，是这个短篇的基本支架。去城的路上人不幸遭遇车祸而亡，亡灵也要去城里享乐一番从未敢尝试的刺激生活，然后肉身才能落回到棺木之中。这是一个有关灵魂、更有关生存的悲哀、并把谐趣包藏得十分均衡的作品。轻与重，小和大，作为短篇的艺术因子，好像盐和水一样很难从表层看出来，细细的品尝才知道苦涩和平淡的味觉分别。
更为真切的是，《幸福的一天》以农民“灵魂”进城的隐喻，发掘了现今乡村人对城市“幸福”的渴慕，马全的身份无疑应该归于乡下农民一类，但是他又是每天出没于城乡之间的菜贩子，虽然还是勤苦爱家，但是这是个在“进城”和“回家”的路上把心跑野了的新一代成年农民，钱、女人、性这些欲望的满足追望，念念于心，附着于魂。当他肉身重重地归于乡家的棺木，他的生命趣味和念想却飘荡在城中见不得人的地方。
城市作为表现对象的创作已经足够丰富，但是曾几何时，城市的精神主体性始终受到作家主体性的批判和排拒，于是长期以来城市主体真空状态和作家对城市精神价值的空心化认识成了一种审美甚至是社会判断的定势。
其实早在1930年代中期，萧乾就具有了对此反思自问的意识。虽然笔者更愿意将他的短篇小说《篱下》读成“成长小说”，而他自认为这篇小说的创作意图在于“以乡下人衬托出都会生活”，他自剖道：“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托在乡村……嫌都市的烦扰，你难道就不讨厌乡村的单调吗！你这急需同类的温暖却又讨厌一切人影的怪物！告诉你，奔跑终非上策。快放下你那流浪者的好梦吧。握不住生命的一角，蛛丝似游荡，你将什么也干不出啊！”③ 几乎有些声嘶力竭的语调后面其实仍藏着人文自信，毕竟它不是“驱新效时”之作。而在萧乾以后出现的多少人的同类意向的作品跟《篱下》相比，多数都不同程度失去了原创性，缺少去“握住生命一角”的清醒。
近一段时期以来，“进城”小说的“城市追望”取代“乡村理想”倾向已经越来越赫然。从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创可贴》，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到徐则臣的《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等备受关注的新作来看，“京漂”作家所做的“城市书写”，越来越脱离“候鸟”特性，主人公尽管物质条件未见得充分城市化，但是在精神上和日常的情感方式、甚至生儿育女的日子已经与城市人的基本生活状态融为一体。跟沈从文、师陀那个年代相反，沈从文、师陀身体漂在城市，但是心在乡野；而他们，可能来自乡野，则有一股在城中决不善罢甘休的精神韧劲。
叶舟的《世面》、刘庆邦的《到城里去》等作品活化了农民对城市生活的惊奇、向往和艳羡。刘玉栋的《芝麻开门》从成长视角沉重地追忆了人们在生存的压迫面前，陷入摆脱农业户口的争夺中，不得不造成亲情的迷失和人心的伤痛。这一类作品中，李铁的中篇小说《城市里的一棵庄稼》格外值得重视，“城市人身份”对心灵的巨大扭转力量被作者写得入木三分。乡村姑娘崔喜为了能够到城里来，设下小小计谋结识并嫁给了三十多岁丧偶的城市男人宝东，丈夫及婆婆对她的出身歧视刺激了她的自尊心，在意欲自食其力的打工生活里，和体贴并羡慕自己城市人身份的大春产生了婚外恋，当大春提出两人一起回乡开修理铺的时候，崔喜在不眠之夜终于下定决心，她宁愿不要爱而毅然选择城市。当她意识到丈夫宝东就是她这棵城市里的庄稼的土壤的时候，她刚刚雇人强行赶走了大春，正走在从菜市场回家的路上，她手里拎着宝东爱吃的蔬菜，“她知道自己哭了，脚步却越走越坚定”。“喜儿”和“大春”的大团圆故事在现时代作古了，“喜儿”最终归于“东家”。城市，给这个向恋人隐瞒了乡下妹身份的人以强硬的理智，一向被看作人性温慰甚至视为神圣的田园爱情，在这种理智作用下变为不值得依靠更不舍得为之牺牲的东西。
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是叙写城市民工的最新力作。主人公名叫申吉宽，“吉利的吉，宽厚的宽”，曾是一个穿戴干净、手里拿着法布尔的《昆虫记》赶着一辆马车自在于悠然田园之中的乡村懒汉，他曾打算长久地享受在今天看来很有思想的乡村生活。“有一种生活，你们永远不会懂。”这是对另嫁他人的恋人也是对这个忙乱的以“进城”折腾为生活常态的时代青年说的。小说的机灵吊诡在于，这样的话冲口而出的时候，恋人已经决绝地成了小老板夫人，其时吉宽只是嘴硬，他的思想已经从马车上摔了下来：“有钱就能买来爱情，别的什么都是瞎扯！”从此吉宽放下了名著里的大自然，挤进了大家都懂得的向城市弄钱的长途车，在起伏不定的工地装修之路上摸索闯荡，见证了身边各式各样的扭曲人生。无论是吉宽，还是帅气的外表、心思和下场有点像《红与黑》里的于连那样的伙伴林榕真，神秘到不可告人又热肠到令人感激的黑牡丹，以及始终不能割舍身心之爱的许妹娜，他们想家，但决不再打算回去——“他们在城里建楼的同时，还建立了他们乡下亲人不知道的另一种秩序，那秩序游离在乡村生活之外，却是结实的，牢固的，大家秘而不宣地维护它，就像维护某种神圣的东西”。工地上的情境是他们进城后集体处境的全息观照点，人生的悬隔感和生活的团体依赖惯性会使他们不必有任何勉强地向这样的秩序靠拢。孙惠芬一直关注这一题材领域，倾力迎接现时代对作家的艺术良心的挑战和考验，尽管“一步一坎困难重重险象环生”，但她深知：“让一个人的内心风暴融入时代的风暴，必然会发现更多人的内心风暴，如何讲述更多人的故事，如何控制文字的节奏，如何写出命运的深度人性的深度，如何让所谓的‘当下’进入审美境界，变成艺术的现实，如何让笔触从心灵的缝隙里探进去，再从时代的缝隙里走出来……”④ 在孙惠芬笔下，农民工是一个个有感情、有心智、有野心、有苦衷、有需求的鲜活而复杂的个人。进城务工的经历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他们不再是傻呆呆的形象，在一个个年轻力壮、年富力强及老于世故的农民工身上，发生着生活、身份和价值观的根本性的改换。他们不可能褪掉与生俱来的乡民本色，但更有揣摩城市的空缺、领悟城市的脾性、把握城市的脉象、融入城市的活法的聪慧头脑，不仅仅是适应力，还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创造力。
“农民式的狡黠”渐次蜕变为“城市人的精明”，这其中的德性、情趣和对人际世界和自然天地的感应等等复杂微妙的转化，正困惑着作家们的心神。
由此让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乡村出身的人对城市向往并成为城市居民，除了仍存乡村故家梦的“侨寓”者心态，我们的创作，是否可以伸张他们入主个人城市生活的生存权和满足感？因为他们刚刚挥别的现实的乡村，农耕时代的牧歌已神韵不再，虽然内心并未对之丧失亲情感，但是那里已经近于礼崩乐坏，难以唤起他们由衷的田园之恋，那么，我们一厢情愿地希望甚至顽固地要求他们返乡再去承受窘迫、寂寥、压抑的乡村生活，是否可能走向一种对健全的人性化生存的人文关切的反面？
当然，我们还没有像巴尔扎克的《幻灭》这样的杰作产生，在这部他自认为的“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里，城市之心宁折不弯，“巴黎就像一座蛊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⑤相形之下，我们的“外省青年”在持久的由“城乡差别”所制造的社会生活天梯上攀爬的历史也实在是够长的了，历练过“乡心”的痛苦异变的经验性写作阶段，其阅历和精神的延展度确实有待得到更为深长的拉伸。
【注释】
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② “城市异乡者”的命名和阐释可参见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③ 萧乾：《给自己的信》，载1935年《水星》第1卷第4期。
④ 孙惠芬：《马车上路》，《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7年第2期。
⑤ 参见傅雷为巴尔扎克《幻灭》所写的译者前言。《幻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