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一门实用性极强的、与社会实际斗争和社会实践联系最紧密的科学。目前，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已为学术界和政府职能部门所关注，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普及开来，研究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文章也比较多，但恰恰忽视了对社会学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学生的作用。事实上，社会学的引入是留学生群体发挥巨大作用的结果。近百年间，在探索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现代化的过程中，留学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本文试从留学生的角度，探讨留学生为求国富民强，把西方社会学引进中国，使之扎根，并发展成为中国化的现代社会学这一艰难历程中的突出贡献。
一、引进社会学的主体是留学生
当代人所共知的社会学科学，在晚清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是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鼎盛时期的产物。其倡始人，首推法国实证主义者孔德。继之，英国赫伯特·斯宾塞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原理运用于社会，对孔德学说予以发展，形成他自己的社会学理论。斯氏社会学学说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随着西学东渐零零星星地传入中国，但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留学英国的严复予以系统介绍之后，才对中国思想界发生影响并与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评论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因此，严复作为“西洋留学生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批留学生的代表，最先系统地引进社会学，并使之中国化和实践化。随之，即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把《社会学》列入课程表内。从此，社会学逐步在中国成为一门科学。继严复之后，到20世纪20年代初，特别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现了研究西方社会学的热潮，形成了社会学的引进时期，也即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时期。其特点是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社会学。
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的队伍中，绝大多数是留学生。首先是留日学生走在了前头。因为那时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1](P1470)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去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留学的人员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尤其是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1905年之后，每年留日学生竟达到1万至1.5万人。从90年代末始，日本的一般学校已经普遍开设社会学课，尤其在法政学校和师范学校更为普遍，因此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不少人学过社会学。他们怀着救国的愿望，刻苦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并通过大量的翻译社科类的教科书及专著，把日本化的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这些留日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在中国传播社会学的先导。我国第一位讲授社会学的教授康心孚就是学法政的留日学生。这一时期，成本的社会学专著多为留日学生翻译。
其次，留美欧学生后来居上。中国学生从1909设立“庚子赔款”奖学金之后，开始大批地去美国留学。1911年留美学生达800多人，留欧学生有400人左右。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专学社会学的，也有学其他专业的，但回国后他们大都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们中有很多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骨干。从20年代前后开始，这些留学生们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著作，并出版了许多自著。据孙本文的《当代中国社会学》记载，仅在30年代之前，留学生关于社会学方面的译著和自著就有300余部。
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成就最突出的为孙本文、潘光旦等，其中孙本文的著、译最丰。孙本文是留美社会学博士，翻译了14种世界社会学名著，其中译自美国的6种，英国的2种，法国的1种，日本的5种；自著社会学专著15种。他在30年代中期以前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因素分析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国内社会学界提倡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又因为其文化学说主要是通过介绍西方文化社会学派的思想，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所以，他又被视为引进西方文化社会学的第一人。其次是潘光旦，留美硕士，译著6部，自著15部。
与此同时，留美欧的学生还发起成立社会学团体，推动社会学在中国广泛的引进和传播。1922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留学美国专修社会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余天休发起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出版会刊《社会学杂志》。1930年2月8日，东南社会学会的负责人孙本文等与北平大学的教授陶孟和、许仕廉、陈达等，以及东北的刘强（留美）等联合发起的中国社会学社在上海正式成立，主要负责人都是留美生。该社章程规定，该社的主要目的是联络全国社会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社会学社对推动社会学的引进、传播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从上可知，留学生对社会学的引进起了主要作用。在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爱国留学生成为引进社会学和传播社会学的主体。
二、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的主体是留学生
（一）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的主要师资是留学生
我国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1906年京师法政学堂，但直到1916年之前，中国开设的社会学课程都由外国人讲授。1916年，京师大学堂开设社会学班，由留日归国学生康心孚任教。他所讲授的社会学课，教材是自编的，他是培养我国社会学人才的先导。
到五四运动时期，社会学课程成为一门热门学科。1920年代后，在国外攻读社会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在各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纷纷开设社会学课程和设立社会学系，培养中国的社会学人才。总的看来，20年代，有很多学校都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系，大学文科除极少数外，均设有社会学课。据许仕廉1927年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共有国立、省立和私立60所大学，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有308种。社会学的教学工作和社会学系的工作，已多由留学生主持，例如，1921年厦门大学由徐声金（留日、美）主持设立历史社会学系，这是中国人自办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之始；1922年燕京大学设立社会学系，1926年由留美博士许仕廉任系主任；清华学校1925年由陈达主持设立社会学系，后由潘光旦继任；北京大学1924年由陶孟和、李大钊开设社会学课程，后陶孟和任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1925年设社会学系，由应一成（留美）主讲社会学课程，后由应一成任系主任。中央大学1924年开设社会学课，1927年设立社会学系，1929年由孙本文主持系务；1922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不少留学生如蔡和森、任弼时等都在该系任教，从而改变了外国教授垄断中国社会学教学的局面，中国教师肩负起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的重任。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留学生一直担负着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的重任。据孙本文1947年12月调查统计（见孙本文《当代社会学》），在全国各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工作或任教的，大部分都曾是留学生。各大学任教的社会学主讲教师（包括副教授和讲师在内）共144人，其中有10人是美国教师，其余134位教师中有107位曾是留学生，即是说，在中国籍的教师中，有79.85%都是留学生。在留过学的教师中，有10人是留日的，而留学欧美的占90.65%。这种情况说明，留学生担当了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的重任。
而且，这些留学生大部分一生立足杏坛，在艰难困苦中始终不渝地为中国培养社会学人才，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和内战中，仍不改初衷。其中突出的事例不胜枚举。尤为感人的是吴文藻，1923年赴美留学时，即选择了主修社会学的学习生涯。1928年学成后，立刻起程回国，立足讲坛，先后就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学堂、昆明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曾担任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云大社会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立志传播社会学，培养中国自己的社会学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留法、苏）正式提出了恢复社会学的主张。1979年，他提出了要赶快给社会学等有关学科“补课”的要求。[4](P167)留学生社会学家们积极响应，随即成立了以费孝通、雷洁琼（留美）等人为首的中国社会学会，负责领导社会学的“补课”工作。
他们首先进行社会学的基本建设，培养能够尽快掌握社会学基础知识的教研人员。1980～1984年，他们组织在北京、武汉等地举办了6次中国社会学讲习班，并邀请“北美华裔社会学人协会”前来讲学，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培养了骨干，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种子”。在费孝通等指导下，到1993年，全国高等院校社会学系（专业）已发展到15个。各高等院校社会学系（专业）和研究所的教师及科研人员，已初具规模，讲师以上的人员约有250人，远远超过建国前夕的144人，其中科研人员占1/5。各校社会学系从1982-1993年已为国家培养人才3474人，其中硕士生443人，博士生14人。毫无疑问，这些人才的培养，为中国社会学走向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二）留学生们融中西教学方法于一炉，不拘一格地培养中国社会学人才
留学生们提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突出人才”是“第一要素”[2](P254)，因此，他们决心“把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材作为当时的重点工作之一”[3](P47)。他们以自己在美欧等国多年学习生活的亲身体验，认真总结和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优点，以外国教育制度中的通才教育为借鉴，开辟教学改革的新途径。主要实践有：
一是在教学中使学生掌握较多扎实的基础知识，接受通才教育的同时，对具备一定专业和基础知识的大学高年级学生采取讨论班的方式上课。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既启发了学生每人内在的特长，又锻炼了他们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而且还出了许多成果。
二是请进来和派出去。“请进来”，主要是指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来校讲学和指导研究生。“派出去”，是指派送研究生出国留学。这些方法确实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了该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骨干力量，不仅学术成就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是组织研究生到乡村搞专题实地调查。通过这些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既锻炼出了他们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同时又培养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学生们的调查研究成果都相继发表，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学中国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是建立导师制度。为使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能够持续稳定地坚持和发展，吴文藻等借鉴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制的做法，在社会学系推行“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他们的这一计划虽然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而未能实现，但却为新中国高校所发扬光大，成为培养新中国突出专业人才的一项新型教育制度。
不言而喻，留学生教师们倾毕生精力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学通才和专才。例如，早在第一位留学生教师康心孚执教时，就为中国培养出了最著名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才——孙本文。1930-40年代，留学生们开创的社会学中国化教学改革的新途径，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社会学巨子，如费孝通、李安宅、李有义、林耀华、瞿同祖、黄迪、黄华节等等，对社会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学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而且将继续推动着中国新一代社会学家的成长。
三、把社会学理论付诸中国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留学生
留学生们引进社会学和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要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寻求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由此，他们在引进社会学的同时，最先把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实际，而且，在社会学界一直成为进行实地调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之实验的主力军。
（一）社会调查研究组织的主持者大都是留学生
19世纪20～40年代，我国主要的社会调研机构有5个，其主持人或发起人皆为留学生。
一是北平社会调查所。它于1926年7月成立，由留英社会学家陶孟和及留美社会学家李景汉主持，陶孟和任所长。该所是一个社会研究的学术机构，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约20种书籍，是我国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作品较多的组织之一。比较著名的有：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劳动年鉴》等。
二是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所于1927年设立，留美博士、著名经济社会学家陈翰笙任所长。在陈翰笙主持下，该所社会学组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农村和都市工厂进行了调查。其中1929～1934年对江苏、华北、广东等地农村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写出了《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和《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三书。这些调查，证明了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才能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三是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该所成立于1939年，所长是留美博士、社会学家陈达，调查主任是李景汉。该所成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在战争时期及战后时期制定适合国情、通盘周密的统计计划与整个国策提供社会情报，并提供理论根据和技术经验。该所到1946年6月结束时，进行了5个方面的社会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陈达于1946年写出的《现代中国人口》一书，受到国际国内社会学者的广泛重视，被誉为“中国人口学上的一本好的著作”，“是一本真正以科学态度论中国的书”。
四是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该研究室是留美博士和留英博士吴文藻和费孝通发起筹建的，是以吴文藻倡导的“社区研究”为中心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先后有10余人参加，对云南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写出了非常有份量的著作，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等著作。而且，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提出了“比较社会学”新说。
五是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该所是1942年燕大和华西大学合办，先后由留美博士、知名社会学家李安宅和林耀华主持，深入西南边疆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从而为抗日战争时期战乱年月学习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师生提供了大显身手之地。
1980－90年代社会学调查研究的组织者和带头人仍是留学生。前文已述，1979年成立的全国社会学的组织机构是“中国社会学会”，其会长是费孝通，副会长是雷洁琼等。他们身先士卒，把社会学理论运用于实践，长期坚持农村和都市社会调查研究。以费孝通为例，从80年代初始，他即率领一批社会学者，奔走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每年以“行万里路，写十万字”的速度，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学而奋斗。多年来，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村—乡镇—县—区域—全国”的调查研究思路，第一个论证“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为脊梁，南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桥为尾闾”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有关社区、社会变迁、社会问题、社会需要、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等一系列专题研究。在费孝通、雷洁琼等留学生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率先垂范下，全国社会学研究队伍由小到大，研究人员沿着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勇敢前进，对社会学的各种问题进行广泛探讨，从而充实、改进和丰富了我国社会学的内容，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且为党和政府决策直接提供了实践和理论依据，为社会学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发起“社区研究”的主体是留学生
社区研究，即社会学调查，是1930年代首先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吴文藻为首的一些师生们发起的，得到社会学界同仁的赞同和响应。
为推行社区研究，留学生们一方面是著书立说，写了大量文章宣传功能学派和社区研究的功用；另一方面是身体力行，成立社区研究机构，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述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实际上都是社区研究机构。留学生们的社区研究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其中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生活》是开创社区研究领域实践的第一部成功之作。他和李安宅、林耀华三人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注意。
留学生们开创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进行社区研究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和方法，开始使中国社会学研究向着方法的科学化和问题的实际化道路迈进，改变了以往单是注重介绍西洋理论系统，或是罗列社会事实的隔离状态，使理论研究和社会实际密切联系起来。其理论和实践，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学在中国的成长。
此外，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付诸中国实践，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以谋农村复兴的主体也是留学生。1927年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军阀混战频仍，农业恐慌、农村危机进入到更严重的阶段。如何谋求农村的复兴，成为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知识界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者先后约有600多个团体，代表人物大多是留学生，他们在农村选择实验区，进行社会学理论的实践。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留美博士晏阳初等于1929年在河北定县开办的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于1930年建立的清河实验区、1927年留美博士陶行知进行的从教育入手的晓庄试验区等。
从上述我们还可以发现，参与以上几方面活动的大都是高等院校社会学系的教师，而这些教师中又绝大部分是留学生，因此完全可以肯定，把社会学付诸实践的主体是留学生。
四、留学生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影响
留学生引进社会学，传播社会学和研究社会学，对社会学中国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留学生对社会学中国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把西方社会学引进中国的严复，在引进进化论的过程中，即根据中国现实的需要，把原著和中国古代人定胜天的思想溶为一体，藉此向人们昭示：中华民族虽然岌岌可危，但只要把人们组织发动起来变法维新，就可以自存自强。这也是严复引进社会学的目的之所在。例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在《天演论》的结束语中，他几乎抛开了原文，号召人们“与天争胜”：“如今欲治道有功，非与天争胜而不可得”，吾辈生当今日，“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并在结尾处大声疾呼：“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表达了在甲午战后的民族危亡之秋，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腔热血和高亢激昂的精神状态。
由此而知，严译社会学理论是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学学说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的优秀社会学思想结合起来，启迪国人寻找一条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摆脱民族危机的富国强兵之道。因此说，留学生从引进社会学之日起，就开始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
（二）留学生们构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开拓树立了典范
纵观留学生们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始终把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在二、三十年代联合发起成立的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在其社刊上响亮地提出把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作为该社的奋斗目标，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全国社会学界共同的追求，从而为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
为使社会学中国化，留学生们从刚踏入科学研究的大门起，就运用社会学原理，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并为之献出毕生的精力。现仅从孙本文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形成的过程，即可透视留学生们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轨迹。孙本文早在学成回国后，就针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失控将严重制约民生富裕和国家强盛的特点，运用西方人口社会学原理，着手研究中国人口数量问题，于1928年出版《人口论ABC》，1930年发表《人口问题之文化要素》一文，阐述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性。最明晰可见的，是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四大册《现代中国社会问题》，以大量资料论述当时中国的四大社会问题——家族问题、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和劳资问题。其中《人口问题》一册，他根据统计资料和西方人口理论，参照欧美各国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口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最后提出解决的原则和方法。为求得中国人口科学发展，他又主编了论文集《中国人口问题》。解放后，他仍继续从事我国人口计划问题的研究，1957年又发表《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一文。即使是在后来自己每天都有可能被批斗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仍是孜孜探求，撰写了《论我国人口计划问题》一书，从而形成其中国化的人口社会学理论体系。
第三，留学生们把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知识，融自己的思想和中国的社会实际于一炉，所构建出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例如，孙本文创立的“社会行为”的社会学方法论体系，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揭示社会学研究的客观规律，具有科学意义；他构建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提出的“欲求国家进步，惟在发展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性观点，对于国家制定社会发展的方针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构建的心理社会学理论体系及所提出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原则、方法，对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仍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再如，吴文藻等留学生创立的社区研究的理论方法，开辟了将社会学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的思维模式，从而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基础，为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所传承，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留学生在两次重建社会学中大显身手，使社会学实现了中国化，并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社会学曾进行过两次重建工作。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相继沦陷，各大学无法正常上课，有的开始南迁，社会学的发展陷入了停顿状态。1938年前后，各大学陆续迁往我国西南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几省，社会学者们也冒着危险纷纷来到西南，于是，西南成了全国社会学界活动的中心。许多知名留学生社会学家，如孙本文、陈达等都云集西南高校，为恢复和新建社会学系，培养社会学后继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例如吴文藻在昆明创建了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1939年又为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他与费孝通和杨堃先后任系主任，李有义、陶云逵、田汝康等留学生社会学家都在该系任教。在这些留学生社会学家们的努力下，迁入西南的各大学都相继恢复或新建了社会学系，西南成了战时培养社会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他们活跃在西南边陲，有的参加抗日社会服务工作，有的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有的搞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和一些社区的调查研究，使西南成为战时的社会学教研中心，社会学中国化的事业得以恢复和延续下来。
社会学的第二次重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杜任之教授（留德、英）最先提出应恢复已取消28年的社会学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大力支持。1979年3月成立了以费孝通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学会，7名副会长和20名顾问中有一半以上是留学生。
在费孝通会长带领下，中国社会学会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1)提出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2)主持制定并协调全国“六五”、“七五”社会学科研规划。(3)促进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一些院校的社会学系。(4)培养了社会学师资和专业人才。在此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此时社会学经过28年的断层，最后一批毕业生也已近60岁，并且多年学业荒疏，因此建立社会学系的首要工作是培养师资。中国社会学会通过举办6次学习班，为培养教师和科研人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各高校的一些社会学系主任和骨干教师以及各省研究所的骨干人员，均是通过这些讲习班打下了业务基础的。(5)组织编写教材。在费孝通指导下，邀集了几所高校教师编写了《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这是社会学重建以来第一本社会学理论的基础教材，至今已行销10余年，发行30余万册。后来许多新编的社会学概论，在指导思想上、结构上和内容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这本书的影响。(6)主持举办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推动社会学科研发展。(7)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高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水平。
从此，中国社会学走上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学的发展道路。留学生在此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留学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建设者，在开拓社会学中国化和中国社会学现代化的道路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前驱开路的先锋作用和建设的主力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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