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
陈伟平，张 娜
[关键词] 商业银行；货币政策；资本监管；风险承担行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纳入资本充足率要求、惩罚力度和货币政策变量来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拓展模型，剖析了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假设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金融稳定角度看，无论是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周期都是非中性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资本监管能有效防范监管范围内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差异。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具有互补性，随着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增加，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发挥风险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协调机制得以加强，增强了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术界和监管当局深刻反思，认为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和以个体风险防范为核心的资本监管所形成的传统金融管理框架，不能保证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整体稳定，存在诸多缺陷。为此，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监管等一系列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以提升商业银行在经济下行时期吸收损失的能力。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使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的界限变得模糊，这就要求统筹协调货币政策和资本监管。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后，如何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加强货币政策和逆周期资本监管的协调，对于防范金融体系风险尤为重要。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一些核心学术问题仍缺乏深入研究。例如，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且两者发挥作用时是否存在重叠或摩擦？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如何协调配合？这些问题对监管机构提出了全新挑战和更高要求。现有研究就资本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交互作用已取得一些共识，但还存在不足：第一，分析资本监管如何改变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理时，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一般均衡框架，缺乏微观基础，并且较少考虑监管惩罚。第二，相关文献较多使用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较少全面考察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资本监管的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三，金融危机后，国际国内监管实践更多强调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的相互配合问题，现有文献较少考虑监管举措变化的影响。
为此，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拓展模型进行理论机制分析，选取中国2005～2016年67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协调配合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2）金融危机前后，两种政策在防范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时协调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否不同。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第一，本文纳入监管当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惩罚力度变量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变量，修正包含家庭、厂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资本监管如何改变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第二，在货币政策执行上，中国采用的是数量与价格相结合的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逐渐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故而本文考虑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与资本监管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探讨相互之间如何协调。第三，考虑到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标准更多侧重宏观审慎视角，本文引入三重交互项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偏好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二、理论模型与假设提出
（一）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
1.家庭
代表性家庭将每个时点的收入分配于消费C和资产组合，资产组合包括商业银行存款D、持有银行股权SB和持有厂商股权SF，在时刻0分别为D0、S0B、S0F，假定初始变量严格非负。rD为名义存款利率，π为通货膨胀率，rD-π为实际存款利率，iB为银行股权回报率，iF为厂商股权回报率，pB为银行股权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pF为厂商股权相对于消费品的价格，政府为家庭提供一次性转移支付TR。
假设一个永久生存的代表性家庭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对于这种外来者搅局的现象，河南郑州轻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仝新顺告诉记者，当一个企业发展遇到天花板时，就会寻找一个价值洼地，进行多元化发展，万科并购普洛斯就是这样。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物流行业的并购案中，40%的买方企业来自其他行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并购进入物流行业，在中国物流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可以看到，物流行业的形态发展已经到逐渐开始模糊化边界的阶段，因此物流人的危机感近年来与日剧增也不无道理。在记者采访物流行业人士的过程中，至少有5位行业大佬表示物流行业未来可能掌握在非物流人士的手中。
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颁布，中国银监会立足于本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积极推动更灵活、更全面和更多维度的监管体系，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考虑到货币政策和逆周期资本监管拥有不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两者难以相互替代，2013年8月，国务院恢复成立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制度，首要职责是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这有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相互协调机制的执行，有助于抑制商业银行面临的单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议论文写作忌讳只举例不分析。考生借助于论据来帮助论证，这样的想法确实可以理解，但以叙代议或者频繁引用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议论文关键还是要分析说理，只有道理上令人信服、逻辑上无懈可击才能算是好文章。当然，如果确有必要列举论据，也应力求言简意赅。
λ为与预算约束相关影子价格，式（2）为家庭消费的最优条件，式（3）为家庭在银行存款的最优条件，式（4）、（5）分别为家庭持有厂商股权和银行股权的最优条件。
2.厂商
②根据县乡河道存在问题及综合整治目标，综合整治措施主要包括河道疏浚、水系沟通、河道清障、岸坡整治、堤防加固等。通过上述整治工作，实现项目区主要河道水系基本功能得到有效恢复，河道内无阻水障碍物，水系基本畅通，水面无有害漂浮物、岸边无垃圾，配合农村环境保护工程措施，河道水环境有明显改善，河道、滩地自然形态得到有效保护。
结合式（2）和（3），令1/C=γeρt=η，可以推得：
厂商在时刻0的资本、贷款分别为K0、L0，rL-rD为厂商向银行申请贷款购买投资设备而没有直接投资的机会成本。对式（6）分别求πF关于K、L的偏导，可得：
其中，fK=AαKα-1PβLγ，fL=AγKαPβLγ-1，式（7）表明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机会成本，式（8）表明增加贷款的边际收益等于机会成本。
3.银行
假设代表性银行资产负债表为：R+G+PL=D+E。其中，R为银行存款准备金，L为银行贷款，G为政府债券，D为存款，E为银行资本。为方便起见，假设贷款风险权重为100%，政府债券风险权重为0%，政府债券收益率为rG。贷款以P的概率获得投资收益rL，以1-P的概率获得投资收益0，其中rL＞rG＞1。目前，中国采取有浮动的利率政策。假设：存款数量D和存款利率rD是内生的；rE为资本成本，是外生给定的。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为R≥ϕD，假设银行的税后利润要么以股利形式分配给股东，要么作为留存盈余REB，参照Kopecky&VanHoose（2006）的做法，贷款、政府债券、存款和资本金的管理成本分别为二次型函数αL/2L2、αG/2G2、αD/2D2和αE/2E2。监管当局要求银行的资本金必须达到ER＞k0L，否则会受到惩罚，其中k0是监管当局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外生变量。假设存在一个非负的惩罚概率Q（E-k0L），Q′＜0，Q″＞0，Q′″=0。V表示罚金，为外生变量，取决于监管当局的惩罚力度，银行面临的惩罚函数为Q（E-k0L）V。
为简便起见，商业银行面临的动态最优化可以简化为如下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
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并求导，得到：
式（10）表示银行最优存款需求，（11）表示银行最优贷款供给。
本文引入时间虚拟变量C，2008年及以前取值为0，之后取值为1，构建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和时间虚拟变量三重交互项，重点探讨系数α6的显著性和正负号，分析金融危机后审慎监管政策的推出是否有利于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两者协调效应的风险防范作用。
从目前的货币政策实践看，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采用货币政策价格工具和数量工具，以实现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与相关文献不同，本文同时纳入利率和数量两种操作工具。假设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恒等式为：A=R+G，负债项包含存款准备金R和政府债券G，资产项仅包含证券。高能货币等于银行存款准备金R，即H=R=ϕD，高能货币的控制规则为：H·/H=μ-π，μ是高能货币增长率，货币当局通过调整rG来控制政府债券的数量G，所以rG可以作为控制高能货币的货币政策，政府的花费为一次性转移支付，政府收益来自公开市场操作的实际利息收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二）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理
假设经济是封闭的，净出口和政府购买为0，当最终商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社会总产出等于家庭消费、投资、贷款管理成本、政府债券管理成本、存款管理成本和资本金管理成本之和，并考虑I=K·+dK，D=A+PL-E，整理可得商品市场均衡的条件：
云南农垦集团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瞄准“绿色食品牌”，整合资源、拓展业务，努力发展成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通过近几年的积极培育，龙头企业效应日益凸显，成为有效供给蔗糖、果蔬、茶叶、咖啡、花卉、马铃薯、坚果等农产品的重要企业，集团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多户所属二级企业荣获省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地方农业及经济发展中，真正起到了龙头带动作用。
假设代表性厂商的生产函数表达式为f（K，P，L）=AKαPβLγ，A为固定的知识量或劳动效率，K为资本，L为银行贷款，有效银行贷款随履约率P的提高而增加，假设α＞0，β＞1，γ＜1，0＜α+γ＜1。厂商的税后利润要么以股利形式分配给股东，要么作为留存盈余REF用于扩大投资I，厂商有两种外部资金来源：银行借款或通过发行股权方式向家庭直接融资，厂商面临的融资约束为
，每期资本折旧的比例为d，故I=
+dK。为简便起见，假设资本投资不存在调整成本，厂商面临的动态最优化可简化为如下目标函数：
式（14）的经济学含义为家庭存款供给的最优条件，也被称为最大化问题的欧拉方程。当式（14）家庭存款供给与式（10）银行存款需求相等时，存款市场达到均衡状态：
不同化成技术（化学配方、工艺流程）生产的化成箔通过常规参数 ：升压时 间（Tr）、耐 压（Vt）、容量(C)、水煮时间(Tr60)等测试难以判别化成箔性能差异、品质优劣[1,2]。铝电解电容器制造中常出现测试各项指标均相似的化成箔，生产的铝电解品质参差不齐，因此，铝电解制造中对化成箔品质判定的最后方法仍然是做铝电解寿命试验或加速寿命试验，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当式（8）厂商贷款需求与式（11）银行贷款供给相等时，银行贷款市场达到均衡状态：
将式（10）代入式（16）中，可得：
对式（17）求关于的偏导，可得：
当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明显超过监管要求时，适度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不会导致商业银行资本滑落到临界点，为了得到较高的预期收益率，商业银行减少风险资产的意愿不强。当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达不到要求的商业银行辅以监管惩罚，并且惩罚力度V＞-（Aγ（β-1）KαPβLγ-1+P2 ϕ αGL+P2αDL-2αLL）/Q′k0时，式（18）的分子项小于0，分母项大于0，故dP/dK0＞0。上述结果表明，当监管当局强化对资本不足商业银行的各项惩罚安排，则调整资产组合、降低贷款风险成为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此时资本监管会促进商业银行形成降低风险的约束机制。
对式（17）求P关于rG、ϕ的偏导，可得：
当惩罚力度V＞-（Aγ（β-1）KαPβLγ-1+P2ϕ αGL+P2αDL-2αLL）/Q′k0时，式（19）、（20）的分子项大于0，分母项大于0，故dP/drG＞0、dP/dϕ ＞0。上述结果表明，一方面，提高政府债券利率可以促使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上升，借款人资产和抵押品价值降低，商业银行对高风险资产的需求减少，风险偏好降低。另一方面，提高政府债券可以使边际利润和存贷利差增加，商业银行可能提高借贷标准，降低资产组合风险。当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时，信贷市场上资金比较紧张，商业银行会内生地增加风险厌恶程度，提高信贷标准并降低未知客户信用评级，从而降低资产组合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监管当局加强资本监管时，会提升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压力，有利于抑制风险承担行为；而且，无论采用价格型还是数量型工具，紧缩的货币政策会促使商业银行减少风险承担意愿。
（三）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机理
对式（19）、（20）求k0的导数，得到：
其中，H=Aγβ（β-1）KαPβ-1Lγ-1-2P ϕ αGL-2PαDL。
当惩罚力度V＞-（Aγ（β-1）KαPβLγ-1+P2ϕ αGL+P2αDL-2αLL）/Q′k0时，式（21）、（22）的 ∂2P/∂rG∂k0＞
上述结果表明，随着监管当局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贷款履约概率对政府债券利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敏感度（弹性）增加。当rG（ϕ）和k0增加时，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增加贷款履约概率，降低贷款风险，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会使dP/drG（或dP/dϕ）变大，货币政策对贷款履约概率的独立作用与两者交互作用叠加，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当rG（ϕ）减少，k0增加时，中央银行降低政府债券利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履约概率下降，若此时监管当局提高资本充足率要求，会使得dP/drG（或dP/dϕ）变大，导致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商业银行更为冒险。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互补作用，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需加强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的协调，发挥两者之间的协同效应。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综上，采用CT和MRI可以对胃肠道间质瘤实施准确定位，使患者病情获得确诊，及早采取有效方法进行治疗，避免肿瘤的转移和扩散，应用价值很高。
综上所述,对肾结石手术患者进行优质护理服务,使患者术后的康复速度加快,住院时间缩短,生存和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患者满意度高,因此值得在临床应用上广泛推广。
其中，瞬时效用函数的表达式为u（C（t））=（C（t）1-θ）/（1-θ），ρ为主观贴现因子，变量上加点表示其对时间的导数，如
代表dD（t）/dt的简写形式。代表性家庭在预算约束下选择C、D、SF、SB的路径来最大化其终生效用。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拉格朗日乘子λ并不是常数，而呈现为t的函数，把拉格朗日乘子处理为附加状态变量，满足欧拉—拉格朗日方程，可得：
假设3：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监管协调机制得以加强，两者的互为补充有利于防范商业银行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考虑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是个连续调整变量，本文对De Moraes et al.（2016）的实证模型进行改进，建立动态面板数据基准模型，检验资本监管、货币政策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其中，i=1，2，…，N表示银行家数，t表示年份，ηi表示时间固定效果项，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被解释变量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变量RISKit，核心解释变量为资本监管变量REGi，t-1和货币政策变量MPt-1，重点探讨系数α1和α2的显著性及符号。
在模型（23）基础上，以城市商业银行为基准组，引入国有控股银行虚拟变量STATA和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JOINT，构建资本监管压力与虚拟变量交互项、货币政策与虚拟变量交互项，分析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重点探讨系数α5、α6、α7、α8的显著性和正负号。
假设2：提高资本监管要求，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发挥风险抑制作用，但会导致宽松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更为冒险。
从表3可以看出，资本监管压力与国有控股银行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大多显著为负，表明资本监管压力对国有控股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约束效应强于城市商业银行。可能的原因是，国有控股银行作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对金融安全影响较大，监管当局会对其采取更审慎、更严格的监管措施，面对较大资本监管压力时，国有控股银行会更谨慎地投资风险资产。资本监管压力与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大多显著为正，表明资本监管压力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约束作用弱于城市商业银行。可能的解释是，与立足于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相比，股份制银行市场化运作程度更高，面对较大资本监管压力时，更容易通过资本市场外部融资方式补充资本金，风险资产结构调整幅度相对较少。货币政策工具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国有控股银行虚拟变量交互项、股份制银行虚拟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能的原因是，城市商业银行经营具有区域性特征，资产结构相对单一，与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更高，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资金压力变动对两者的影响更少，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其风险承担意愿较强。
在模型（23）的基础上，引入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交互项，以识别两者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重点探讨系数α3的显著性和正负号。
4.中央银行
（二）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RISK）。现有文献主要选择Z值、风险加权资产比率和不良贷款率等作为风险承担度量指标（Laeven&Levine，2009）。考虑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Z值作为代理变量，定义为Zit=σi（ROAit）/[ROAit+（E/A）it]。其中，ROAit为资产收益率，（E/A）it为权益资产比，σi（ROAit）为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借鉴Laeven&Levine（2009）的做法，使用3年的数据滚动计算，该指数值越大，则风险越大。风险加权资产比率（RWAit）是商业银行风险的事前指标，本文采取该指标作为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不良贷款率（NPLit）是商业银行风险的事后指标，本文采用该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MPt-1和 REGi，t-1）。（1）本文使用的数量型工具变量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St-1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t-1，价格型工具变量为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LRt-1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t-1，观察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是否具有一致性。其中，法定存款准备率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通过时间加权得到。借鉴张成思和孙宇辰（2018）的做法，本文引入信贷总量增长率作为数量型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信贷总量增长率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率表示。（2）资本监管代理变量为监管压力，设定为：REGi，t-1=1/CAPi，t-1-1/CAP*。其中，CAPi，t-1表示商业银行拥有的实际资本充足率，CAP*表示监管部门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基于中国政策实践，2005～2012年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CAP*设为8%，2013～2016年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CAP*分别设为9.5%、9.9%、10.3%、10.7%，其他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CAP*分别设为8.5%、8.9%、9.3%、9.7%，监管压力随着其取值的增加而增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引入资本缓冲变量 BUFi，t-1，其等于 CAPi，t-1与CAP*之差。同时，本文引入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资本不足银行（UNDERCARi，t-1）和资本受约束银行（CAPCONi，t-1）。如果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资本要求，UNDERCAPi，t-1取值为1，否则为 0，其主要面临惩罚压力，而如果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处于CAP*到CAP*+2%之间，CAPCONi，t-1取值为1，否则为0，其主要面临预警压力。
3.银行特征变量（BANKCONi，t-1）。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引入银行特征控制变量：流动性比率LIQi，t-1，用流动性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表示；资产规模LNAi，t-1，用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表示；贷款损失准备金率PROi，t-1，用贷款损失准备金与总资产的比例衡量；净资产收益率ROEi，t-1，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衡量；非利息收入占比NONINi，t-1，等于非利息收入除以总收入；成本收入比COSTi，t-1，用业务及管理费与营业收入占比衡量。
4.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实际GDP增长率和物价指数CPI变化率。（1）实际GDP增长率（△GDPi，t-1），国有和股份制银行采用全国GDP增长率数据，城市商业银行采用所在地市GDP增长率数据。（2）价格指数CPI变化率（△CPIi，t-1），国有和股份制银行采用全国CPI数据，城市商业银行采用所在地市CPI数据。
（三）样本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在Bankscope数据库中，2005年前缺失的数据较多，有些商业银行数据少于5年，故使用3年数据滚动计算Z值。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研究样本为2005～2016年期间67家商业银行的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包括5家大型国有银行、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和50家城市商业银行，样本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代理变量和特征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Bankscope数据库，同时搜集了对应年份的年报补充部分缺失数据。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采用SHIBOR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样本期间为2006～2016年，宏观经济变量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Wind资讯。为了防止异常值对估计结果影响，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上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由于回归模型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内生性问题可能导致OLS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的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并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tem-GMM）进行回归，采用Sargan检验分析工具变量的使用是否合理，使用AR（1）和AR（2）检验扰动项的差分是否具有一阶自相关、二阶和更高阶不存在自相关。从表2可知，Sargan检验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符合外生性条件，自相关检验表明扰动项差分无法拒绝不存在二阶相关性假设。
表2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1.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从数量型货币政策看，M2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E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与Delis&Kouretas（2011）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以数量型工具为主的现实相一致。从价格型货币政策看，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LR的回归系数不显著，7天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虽然可以有效调节银行放贷，在利率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时，很多商业银行进行大力度的打折优惠，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并不能真实反映货币的宽松或紧缩；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中，商业银行风险决策越来越多参考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市场化交易的资金价格。总体来看，无论采用数量型货币政策还是价格型代理变量，回归结果是一致和稳健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确鼓励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2.资本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资本监管压力REG（-1）的估计系数为负，模型（4）中t统计量在10%置信水平上显著，资本监管压力增加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风险将下降0.05%，这与Francis&Osborne（2012）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对于监管范围内的商业银行业务，资本监管能有效防范相应的风险。
《白皮书》指出，90后、95后已成为了中国生育的主力军，两者占比超半数。新妈占比较2016年增长7%，孕妈增长12%，正式取代了80后在生育方面的主导地位。其中，95后辣妈开始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货币政策、资本监管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是不是白天又饿着了？就算公事再忙，饭还是要吃的。”以前我还能照顾他的饮食，现在不在公司帮忙，根本不能保证他几时吃饭，这种拼命干活的男人，基本上就是饿过头就干脆不吃的类型，真让人担心。
表3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估计结果
（三）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
从表4可知，贷款基准利率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同业拆借利率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贷款基准利率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另外两个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资本监管压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依赖于资本监管压力，与理论假设一致。
“大蒜”除了是美食佐料之外，它的药理攻效也非常高。中医认为大蒜味辛、性温，入脾、胃、肺，暖脾胃，消症积，解毒、杀虫的功效。蒜氨酸是大蒜独具的成分，当它进入血液时便成为大蒜素，这种大蒜素具有消除疲劳、增强体力的奇效。大蒜含有的肌酸酐是参与肌肉活动不可缺少的成分，对精液的生成也有作用，可使精子数量大增，所谓吃大蒜精力旺盛即指此而言。大蒜还能促进新陈代谢，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并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故对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糖尿病等有一定疗效。同时，大蒜也有独特抗癌作用。
表4 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
（四）金融危机前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比研究：三重交互效应的估计
从表5可以看出，以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三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时，三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金融危机后监管政策的变化有利于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协调，有助于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可能的解释是，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过去以物价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与强调资本数量、质量的微观审慎框架相配合，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和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的进步，使得两种政策在防范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签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五）以RWA为风险承担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丰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并提供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以及两者交互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更多证据，本文以风险加权资产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关键性解释变量货币政策、资本监管以及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与以ZSCORE为风险承担代理变量时基本一致① 限于篇幅，该部分估计结果及以下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未给出，留存备索。 。
表5 金融危机前后的影响：三重交互效应的估计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1.其他资本监管度量的估计。本文分别引入资本缓冲变量BUF、资本不足银行虚拟变量UNDERCAP和资本受约束银行虚拟变量CAPCON为资本监管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资本缓冲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资本不足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资本受约束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除资本不足虚拟变量外，其他检验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
2.其他货币政策度量的估计。本文引入信贷总量增长率作为数量型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资本监管压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信贷总量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一致。
③ ④ ⑤ ⑥⑦ ⑪ ⑬ ⑮ ⑯ ⑲ ⑳㉔ ㉞ ㉟ ㊱ ㊳《马 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7、89、86、87、119、88、110、89、114、127、277、775、122、773、773、775 页。
3.混合OLS和固定效应的估计。本文利用混合OLS和固定效应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显示，资本监管压力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前文有所差异，货币政策代理变量的回归系数与前文基本一致。
4.以NPL为风险承担代理变量的估计。本文用不良贷款率NPL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被解释变量。结果显示，资本监管压力、货币政策的回归系数符号方向和显著性与前文结果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5～2016年期间我国67家商业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种银行风险承担指标、多种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交互作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比较金融危机前后两种政策在防范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时协调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是非中性的，除贷款基准利率外，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工具，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反之会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愿。在资本监管硬约束时期，追究机构责任和人员责任的处罚机制得以加强，辅以监管惩罚的资本监管能有效抑制监管范围内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为规避资本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会转向表外理财产品、银行同业业务等影子银行金融产品，导致多层嵌套、期限错位等潜在风险不断积累。资本监管压力对国有控股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效应最强，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约束效应最弱，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更高。从货币政策与资本监管的交互作用看，资本监管压力会改变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随着资本监管压力的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业拆借利率的敏感性增加，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行为的独立作用与两者交互作用叠加，有利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三重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后，我国不断加强货币政策和逆周期资本监管政策的搭配运行，有助于商业银行风险防范目标的实现，说明逆周期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改进方向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数学教育实践与研究走向了快车道，表现为国内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数学教育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培养水平的提高，各类数学教育学术活动（包括国际数学教育学术活动）的开展，使得中国的数学教育研究工作者不仅关注国内数学教育的研究，也通过与海外研究者的互动和交流，在逐步认识世界数学教育先进思想和理论的同时，中国数学教育也成为世界数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充分肯定、认可和接纳．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1）我国在发挥数量型调控政策的同时，应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积极推进利率调控机制构建，完善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防范过度加杠杆和累积金融风险。（2）逆周期资本监管直接作用于银行体系本身，侧重抑制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染，是对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为了提升货币政策效果和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必须谋划两种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上需考虑资本监管的影响，且在逆周期调控上需与货币政策相结合，从而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3）为了限制理财、同业、代付等影子银行业务扩张过快所埋藏的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应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坚持表内外风险齐抓共管。一方面，应按照具体的风险承担类型分类施策，并根据穿透后基础资产的性质计提资本和拨备。另一方面，应关注影子银行业务调整和新模式对风险防范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杨宁.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结构化转让风险与防控[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3）：100～110.
[2]张成思，孙宇辰.中国货币政策的信心传导机制[J].财贸经济，2018，（10）：59～74.
[3]De Moraes CO，Monter GC,Antunes JAP.How Does Capital Regulation React to Monetary Policy?New Evidence on the Risk-taking Channel[J].Economic Modelling,2016,56（1）：177～186.
[4]Francis WB，Osborne M.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Bank Behavior in the UK:Are there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Capital Standard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12，36（3）：803～816.
[5]Kopecky K，VanHoose D.Bank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the 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2004，26（3）：443～464.
[6]Laeven L，Levine R.Bank Governance,Regulation,and Risk-tak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3（2）：259～275.
[7]Nicolo GD，Dell’Ariccia G，Laeven L.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Risk-taking[R].IMF Working Paper No.10，2010.
[8]Popov A.Monetary Policy,Bank Capital and Credit Supply:A Role for Discouraged and Informally Rejected Firms[R].ECB Working Paper No.1593，2013.
[中图分类号] F8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69X（2019）03-0016-09
DOI： 10.19622/j.cnki.cn36-1005/f.2019.03.00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行为研究：基于宏、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视角”（17NDJC247YB）；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银行业逆周期资本监管、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宏观经济绩效评价及其政策设计研究”（71373236）；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校级重点项目（2015063）。
陈伟平（1977-），浙江台州人，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财会金融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浙江杭州 310018）；张娜（1978-），甘肃临泽人，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金融风险管理。（陕西西安 710018）
标签：商业银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资本监管论文; 风险承担行为论文;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论文;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财会金融学院论文; 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