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党建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054—06
在党建理论研究中，我们看到，有的人不敢触及敏感的深层次问题，避之唯恐不及；有的沉溺于政策理论的宣传性诠释，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此等等，显见研究中问题意识的淡薄。但是，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然表明，科学研究始于问题，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决定于所提问题的高度。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引擎，问题意识是减少研究中低水平重复性现象的必不可少的因素，离开了问题，没有了问题意识，党建理论研究就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自何处？又应该形成何种问题意识，这无疑是值得重视并加以认真思考的。
一、问题意识对于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P203)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将问题看做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2](P2)以问题进入研究，以问题推动研究，围绕问题而展开研究，是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基本图景，也是科学研究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内在机制。
正因为问题对于科学研究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研究者牢固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保持强烈的惊异之情、好奇之心。可以说，没有问题就不是科学研究，没有问题意识就不能发展科学研究，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如此，党建理论研究也是如此，问题意识对于党建理论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更由于党建理论研究相对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研究具有某些重要的特殊性，问题意识对于党建理论研究来说，就更加有强调的必要了。
比如，在中国语境下，党建理论研究即是关于执政党本身的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研究，这种语境无疑增加了党建理论研究的复杂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唯一的领导者和执政党，因而，党建理论研究就常常涉及到执政党本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问题，涉及到会不会动摇党的有效执政和政治权威的问题，涉及到对西方诸如分权制衡体制的评价问题等等。如此下来，有些人甚至将党建理论研究称之为风险行业，生怕研究中一不小心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于是，研究过程中不敢越雷池一步，总是要等中央、领导讲话或者文件下发以后，才去进行研究。中央提出的问题当然应当研究，但更为重要的是，从科学研究的逻辑本身出发提出问题而不是仅仅拘泥于研究中央所提出的问题。否则，长此以往，这样的党建理论研究实际已经麻木了自己的科学头脑，赢得了一个僵化的思维，丧失了任何应有的怀疑精神和批判勇气。党的建设是科学，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执政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性，理应按照科学研究本身的准则，大胆设问，科学求证，怎能因为种种顾虑而放弃、淡化问题意识呢？
又比如，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党建理论研究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甚至将其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这无疑不利于党建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的确立。不可否认，党建理论研究不可能回避与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问题在于应当如何对待意识形态。众所周知，党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党建理论研究自然应该接受它的指导。但是，如果在党建理论研究中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是从客观事实出发；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这样无疑会给党建的科学研究划出很多禁区，甚至出现左一个不能动，右一个不能碰的现象，从而也就在事实上为自己戴上了思想的锁镣。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研究者开展科学的党建理论研究，当然也就难以完全做到了。
马克思曾经指出：“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1](P6)马克思又指出：“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3](P126)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上述党建理论研究中限制、束缚自己进行科学研究的种种误区是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的，党建理论研究不能简单地将意识形态立场作为学术研究中的思想预设，而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地强化自己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意识形态和执政党的权威，不是淡化党建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的理由，恰恰相反，它正表明党建理论研究比之其他研究，更需要强调问题意识，这正是推进当下中国党建理论研究的要务。
二、强化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必须坚持批判性、现实性、超越性
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形成良好的问题意识？一般来说，所谓的问题意识，乃是指一个人在认识活动中所具有的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求解问题的思想自觉，是一种认识活动中所出现的怀疑、惊恐、反思等等的心理品质。由此看来，这是个十分复杂的事情。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决定认识。一个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研究者成长的经历，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等，都是影响一个研究者是否具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否强烈的重要因素。而纵览学术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一个人是否具有批判的精神和思维，一个人在研究中对于活跃着的当下现实世界所具有的敏感度和结合度，还有一个人对于人的终极命运的超越性关怀等等，都是问题意识赖以形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党建理论研究也是如此。
第一，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必然是批判性的。所谓的批判性乃是指研究主体用审视的眼光面对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怀疑、不满的精神状态，是反思研究对象的不合理性因素而追求更为合理境界的学术努力，批判性是形成问题意识的首途。恩格斯曾经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4](P217)这里恩格斯的话正是批判性要旨的精辟写照。一般来说，没有怀疑、没有质疑、没有不满就很难有问题的产生。古代思想家张载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需疑，于无疑处有疑，方有进矣”。（张载《经学理窟·学大原下》）王夫之也说过：“由不疑至于疑，为学日长，由疑至于不疑，为道日固”。（王夫之《诗广传·大推》）批判性意味着怀疑的眼光，意味着一种对于现状的深刻反思，它不相信任何绝对正确的学说，不相信任何神圣的论断，一切都应该接受理性的审判，都应该得到理性的反思，这正是强烈问题意识的表现，也是党建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的有力表现。这方面的例子可说信手拈来。比如，中国革命时期，正是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反思，才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光辉篇章。改革开放以来，也正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的反思，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飞跃。可以说，党建理论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正是源自这种批判性的精神、批判性的思维，如果丢失了这种批判性，我们就失去了研究中最为宝贵的东西，问题也就无从谈起。
有的人在党建理论研究中总感到没有恰当的题目可写，拔剑四顾心茫然。其实，有了这种批判性的精神和思维，问题也就不难发现，甚至可以说扑面而来。即使是面对着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的观点、司空见惯的现象乃至业已普遍接受的论断，在批判中也不难有振聋发聩的问题发现。研究者应当排除对某些观点、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在批判中发现问题，在批判中拓展问题，离开了研究主体的批判性精神和思维，就谈不上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
第二，现实性是党建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生生不息的源泉。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7)党建理论研究是经世致用之学，现实促使我们发生疑问，现实也促使我们去探究问题，现实是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之源。一项研究只有回应现实社会的深层次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这样的研究才有意义，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判断一个党建学术问题的价值，最主要的是看这个问题对当下现实需要的关切程度，一个党建理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是与研究者所具有的现实性分不开的。马克思说得好：“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P289)问题源于现实，时代变迁催生了问题。一个党建理论研究者如果总是从自身的主观需要出发，无视生动的现实世界的矛盾，无视政党组织的新变化和政党行为的新特点，总是躲进小楼成一统，把自己与党的活动、党所处的时代背景完全隔离开来，这样的研究，其问题的灵感又从何而来？问题从何产生？具有何种意义？立足于现实、关注现实、回应现实，无疑是党建理论研究中问题意识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现实性之于问题意识的关联还在于，不仅问题意识以当下的现实为基础，而且问题的提出及其破解总是受着现实的制约。一个研究者无论如何海阔天空，也只能提出当下的现实条件所许可的问题，没有任何现实依据的问题是没有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P33)
第三，强化党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需要超越性。党的建设研究者固然立足于当下的历史方位，关注现实、围绕现实，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但是，事情又不止于此。一个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并具有使命担当意识的党建理论研究者，应当遵循现实性又不完全拘泥于现实性，注重现实性又不止于现实性。他应当努力透过现象而追问某种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应当在现实性的反思中同时指向未来，应当具有预见性、前瞻性、超前性。在问题中总是体现着作者对于世界与历史发展的最为一般的认识，蕴含着作者对于人的本质与终极目标的关怀，也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真正的问题意识是有超越性的，现实性中有超越性，在现实性的考察中，同时又表示了作者对于未来的憧憬。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资本主义合理性问题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问题出发，立足于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论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阐明了人从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P294)这里，资本主义合理性问题和无产阶级解放问题首先关照的是当下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现实性问题，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进行了历史时空的超越，关注人的本质回归问题，追问人的终极目标问题，从而在现实性的关切中反映了一种超越性的关怀，在普遍性永恒性的境界层面突现了超越性。这足以成为今天党建理论研究强化问题意识的极好借鉴和启示。
三、党建理论研究问题意识的当代展开
那么，在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中，研究者应当如何以批判性的精神和思维，在现实性的反思中，以超越性的胸怀，提出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呢？这当然涉及非常广泛的问题，而且不同的研究者因其自身背景的差异以及主观追求的不同，在问题意识的展开上自然形成百花齐放的现象。综合上文对问题意识的看法，撮其要者，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学说的研究。现在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党建理论，是革命党的理论，已经过时，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嗤之以鼻，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党建理论研究有必要做理论上正本清源的工作。工人阶级政党无疑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下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结果。尽管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其自身的组织状况、面对的形势和任务，比之建党之初，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其中当然包括经典作家有关党的建设的学说，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指南，是理论之源、思想之根。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学说的研究，以在理论渊源上尽可能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无疑是必要的。
这里需要视不同情况予以科学地对待。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某些具有普遍真理性的观点、方法，不管时空条件如何变化，这些普遍真理性的论断、观点、方法，都是应该坚持的。我们说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学说的研究，首先毫无疑问应当梳理这些普遍真理性的东西，并研究在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之中如何贯彻和发展之。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的建设的某些观点、论断在当时当地具有正确性，但是，换成别的共产党，别的民主国家，别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换到今天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执政党，则就变成不正确的东西或者成为部分正确的东西。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论断在当时就是错误的、片面的，到今天就更是缺乏合理性了。以上三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放思想，坚持批判性、现实性、超越性，从体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学说的精神实质，系统地整理其关于政党发展的具有普遍真理性的论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建学说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而以洞若观火的眼光，观照今天党的建设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对于当代中国党建规律的认识。
第二，关注世界政党发展规律的研究。党建理论研究当然需要研究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发现当代中国共产党在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条件下，影响党的建设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上的联系。但是，是否能够说，中国党的建设只具有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规律，而不需要遵守世界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应当说，党建理论研究也需要研究世界范围内政党变革、发展所具有的共同性的东西，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党的源起、生存和发展的比较考察，通过对各国政党之组织、制度、价值、功能、运作及其变革趋势的比较分析，通过考察政党随着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政党变革，通过考察政党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联，如此等等。进一步发现现代政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白马决不能称之为非马，离开普遍性的特殊性乃是乌有之物。现代政党的出现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现代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政治要素，故而，现代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必有共同遵循的原则和精神，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视而不见的。以世界政党发展的普遍规律，关照并规制当下中国党的建设，我们就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将党的建设置于科学化的轨道上，必能更好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而更好地肩负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和国家建设，真正使中国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关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原理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执政党，不与其他政党竞争，对国家与社会实行全面领导，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执政体系。这个执政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的原理何在？是否与西方政党之执政原理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这无疑是党建研究不能回避的问题。党的建设必定与政党的功能发挥结合起来，必定要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结合起来。随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执政便成为党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政治功能，这就要求将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如何在全球化、市场化、多样化、信息化社会中促进一个党的有效执政，党的建设如果与当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行为分裂开来，党的建设就成为无的放矢，这样的党建又有什么意义呢？近年来，提出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提出促进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道理正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条件有着霄壤之别的是，我们是在一个市场化、全球化、多样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进行自己的执政活动的。与西方多元竞争性政治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一元化的非竞争性执政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之执政的内在逻辑应当如何？这种执政体系的历史成因和理论依据何在？是否存在一种反映某种客观性规律的必须遵循的执政原则？其执政理念和政党角色功能如何？又是怎样落实到一定的执政机制中去？其在机理上如何解释？其执政合法性如何获取和强化？如此等等。只有在对这些执政原理性的东西有着很好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明确党的建设的目标和取向，才能较好地确立在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基本任务。对中国共产党之执政原理的研究是深入开展党建理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面，还是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加研究的，比如民主集中制问题，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基本的执政原则，遵循民主集中制乃是一个最为重要的执政原理。可是，为什么现实中的政治权力过程还是会出现背离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呢？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提出所谓的监督一把手难的问题呢？说穿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将民主集中制形成一种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的东西，而在很多人那里只是停留在思想觉悟、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的层面上。这就为党建理论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从学理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四，关注转型社会一党执政条件下政党治理问题的研究。政党的基本目标乃是执掌国家政权、推进国家建设、实现本党的政治主张。为此，就必然努力提升自己动员社会和政治领导能力、保持组织肌体的健全、展示良好的公众形象、强化政党组织的整体合力，等等。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政党都有一个有效治理的问题。否则，政党组织自身问题百出，怎么去治国理政？中国共产党党员已达8000万之众，单是管理这支规模庞大的队伍就十分艰难。更值得指出的是，当代中国是一个党执政，不存在反对党，不存在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同时又在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执掌国家政权。因之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比之任何别的国家的政党治理更加具有复杂性。一党执政体系、转型社会对于中国党的治理所提出的要求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党能力问题、先进性建设问题、组织行为激励问题、组织结构与功能问题，等等，其中以下两个问题不可忽视：
一是社会行为动力的利益化转向所带来的政党动力建设问题。在市场经济下，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一个基本动力，利益成为市场社会的杠杆，利益的占有被人称之为衡量人成功与否以及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因之，原先计划经济时代那种建基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行为大大淡化，现实的利益追求成为社会成员行为选择的最为重要的考量。而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其宗旨，向来不主张追求个人利益而入党，党员以服务人民为其根本的入党动机和行为取向。这样一种价值取向是党的合法性取之不竭的重要源泉，人们信任这样一个党，执政党的地位不需要经过竞争性全民选举形式而得到确认，道理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理想信念的动摇是共产党员的根本性的动摇。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追求却要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杠杆，这对党的建设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处于非竞争性的执政体系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主要的政治资源，加入共产党不似在革命时期那样要冒着杀头死亡的危险，而是蕴含着更多的个人利益发展机会，这就在事实上可能导致党员“搭便车”的现象，容易出现物欲追求的可能。所以，如何防止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采取何种措施激励党员行为，保持党的先进性，避免政党发展的动力危机，是党建理论研究所要着力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是与一党执政体系紧密关联着的政党合法性建设问题。合法性建设是居于中国政治体系中唯一的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的根本性建设内容。无疑地，反腐倡廉是政党合法性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纵览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演进和发展，尽管有的政党执政绩效不俗，国家建设与社会福利均有所发展，然而，仍然不免激起民愤，并从政治舞台上黯然离去。究其原因，政党腐败或者排斥民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以增进人民利益为其根本价值取向，承担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其他西方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先进性，因之，它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认同，是具有合法性的。问题在于，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西方政党一个重要差别在于，由于一元化的中国特色执政体系的构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中，呈现不同的角色功能，居于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和最高监督者的地位，对国家和社会实行全面领导，这是西方政党所不曾有过的。应该看到，西方的政党，限于党争和制衡，做好事不易，但是做坏事也并不那么容易，可是，一党执政体系中的执政党，做好事不难，做坏事也许更加不难。这无疑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一党执政条件下政党合法性建设，保持政党的组织肌体健全，乃是政党的生命。加强一党执政条件下政党合法性建设的研究，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课题，必须犹加注意。
第五，关注微观党建问题的研究。与宏观党建研究相区别的是，微观党建研究主要侧重微观的视域、实证的方法对具体的政党组织、程序和政党行为等进行考察，注重党内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研究，注重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功能及其具体运作的研究，注重政党文化和党员心理活动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如此等等。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党建理论研究中宏观研究较多，微观研究较少，人们常常用思辨的方法、演绎的方法从宏观的视域对政党制度、政党关系、政党功能、政党思想、政党政策等等进行研究，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将精力和智慧更多地用到微观党建研究中去，以经验事实为基础，运用实证的方法，对党内政治权力的运作、对具体的党组织的功能发挥及其活动过程、对党员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态度、情感和心理特点等等进行近距离的考察，以真切地找到党建中的问题，从微观党建研究中进一步寻找党的建设的规律，并为推进全球化、市场化、多样化、信息化时代的党的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收稿日期］2011－09－19
标签：党建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政治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