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教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改革第二个十年的结束，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做一简要的展望。本文就这样几个问题作了探讨：改革的成果，改革的过程，改革的经验，中国经济的展望以及改革的经验教训。
一、改革的成果
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具体成果进行赘述。改革已经把中国推到世界发展的前沿。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经历了快速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与物质福利的发展。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宏观经济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循环的起伏仍然是适度的。改革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失利者，他们的收入与福利有所下降。
中国经济的这种快速增长与一些明显的变革是相一致的。到处都在追逐利润。就连大型国有企业也要适应市场化。原来受到国家保护、与国际市场相隔绝的国内工业受到来自外部压力的冲击。这些发展不断改变着中国社会每一阶层人们的态度、期望与行为。
然而，中国向市场体制的过渡还远没有完成。存在着三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国有企业，主要是工业部门的国有企业要保护一批富余的劳动大军。二是银行体制令人担忧。三是外企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改革的过程
与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不一样，中国内地的改革没有因袭传统的套路。中国内地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在改革的头十年，很少考虑到市场的成果。改革的最初目标是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但实际上改革缺乏明确的目标，来自中央的政策都是局部的、尝试性的。中央只是批准而不是直接指导重大的转变。在工业改革方面，中央是渐进地放松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就连革命性的“改革开放”战略，最开始也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省和中国沿海的几个经济特区。改革的方式是使人们愿意改革而不是强迫人们变革。改革过程的本质最集中地体现在工业领域。
政府发起的局部改革
中国工业包括几种类型的企业：合资企业、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企业。它们在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和劳动成本上都不一样。改革开始于政府实施减少进入市场的障碍和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的措施。这些改革对不同的企业影响也不一样。
局部改革使成果变得不稳定并加剧了竞争
改革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影响。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业资源和产品市场的现存分配体制发生了动摇。工业产品市场的竞争加剧。中国早期的改革允许农村发展乡镇企业，这些原来只是利用地区资源并且服务于地方购买者的企业，现在闯入了他们多年来垂涎欲滴的市场。中国南方的省份30年前被中央计划排除在大规模投资之外，现在利用新的开放政策，在海外华侨的资金、技术和商业合同的帮助下促进了工业的增长。
竞争降低了利润率
不断加强的竞争降低了由进入市场障碍和市场分割制造的利润。1980年来自工业的税收与利润占财政收入的83%。工业税收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78年的20%猛跌到1993年的4%。广泛的偷税漏税加剧了财政上的这种利润下降。财政收入的这种下降影响了国内工业的各个部分。乡镇企业的利润率比国有企业下降得还要快。这种下降使不盈利企业的数目增加。
企业对金融压力的反映
企业对金融压力采取了下述一些战略：重建行动计划；为进一步解除管制进行游说，以便促进利润的追逐；为补贴或官方的介入进行游说，以便恢复原先的金融地位。
政府对金融压力和企业游说的反映
政府也面临着金融压力，要削减它们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各地区、团体以及各级行政部门财政收入的分配也不稳定。官方面对的是不同的企业游说努力，有的企业要求自主权和解除管制，有的企业却寻求保护，从而免受改革初期的影响。
政府在经济产值中所占份额的下降与中国改革的动力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当政府缺乏提供给所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资金时，中央官员就重复性地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赤字的不断升级，一是迫使国有企业从市场而不是国家中寻求支持。那些财政收入增长的省、地方政府也限制补贴。他们以竞争作为辩解的理由。省一级以及地方政府争相获取外资与国内的投资。地方政府害怕大规模的补贴支付会降低地方的竞争力。
对待改革的态度
改革的这一过程影响着企业全体人员以及政府官员们对待改革成果的态度。这些不断变化着的态度影响着所有改革参与者的目标与战略。在中央计划的倡导者中出现了支持改革的情绪。支持改革情绪的上升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意愿。一些雄心勃勃的官员辞去他们的公职，开始私营企业的生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建立一种非集中化市场经济的国家目标。
这种明显的态度变化与紧张的财政压力结合在一起，激发了一系列目的在于减轻政府负担的创新政策。政府各个部、各个省以及地方开始把国有工业企业出租给私人（包括外国公司）。效益不好的企业被强迫与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合并。政府开始拍卖一些企业。政府也开始支持对国有企业实行重组。
虽然这一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改革过程的内生性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近期的工业改革仅仅是局部性的。如果说在80年代，中国的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低水平的变革，那么到了90年代，新的精英则发起了由中央指导的制度性改革，这些改革涉及到税收、银行以及公司的治理。从本质上讲，这些来自于局部改革的制度性变革引发了一系列有关公正的问题。竞争的不断增加不仅奖赏赢家，也惩罚输家。竞争减少了税收的增长，竞争也降低了国家保护输家的能力，这些输家往往是高成本、产品质量差、被消费者所忽视。那些为竞争所困、只是部分地得到补偿的国有企业迫于压力，只得要求进一步解除管制，减轻社会负担，而他们的竞争对手基本上是能逃避开这些社会负担的。这一要求又带来新一轮的竞争加剧，利润下降，进一步要求解除管制以及政府收入的缓慢增长。
三、改革的含意
历史因素
前面的概括突出了改革初始阶段特殊条件的重要性。这些特殊条件包括：中国经济计划的分散性，乡村工业的增长对改革的支持，大规模制造设备的分散，可利用的商业信息、技术知识和来自海外华侨的资金。制度的变迁、市场的竞争、金融压力、创新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循环。但是改革的成果也受到更为久远的历史模式的影响。中国领导人发起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乡村经济的繁荣，对被压抑的企业家的能量的迸发作出了贡献。可是企业家的这些能量究竟来自哪里呢？在集体经济时代，乡村市场经济就一直是重要的因素。中国乡村市场活力的复苏是过去乡村市场经济行为的一种延续。
乡村工业在进入改革时代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乡村工业已拥有150万个公社和队办企业，这些企业雇用了2300万工人。不仅如此，乡村研究表明，当时的家庭副业交易额也很大。在广东，妇女喂养一头小猪的售价就可以抵上她丈夫在集体劳动半年的收入。
在集体经济体制下，市场技巧并没有消失。公社自己养育了一个官方企业家阶层。这些天才为改革后乡村工业的增长提供了养料。创制并负责管理这些工业企业的70%的人才先前都是基层各部门或乡镇干部。在农村公社，这些经营技巧的幸存为中国这些三流企业在改革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使中国社会能够成功地适应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理论常常为评估任何经济模式提供有价值的看法，但对社会主义改革的讨论却常常跳过经济理论的局限。经济理论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实际目标总是取代理想模式，一是过分依赖马歇尔经济学。
改革热切希望改善经济运行，带给人们更高质量的物质福利和更好的生活机会。改革的目的是要减少问题，减少约束。对日本、中国台湾或韩国的模仿总是代表着取得巨大的成功，尽管这些经济类型中的每一种都以保护、腐败、浪费、歪曲和垄断为代价。动态经济能够克服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带来的负担。改革的任务就是要鼓励有活力的经济，限制上愚蠢决策和不完善的制度结构造成的拖拉。
对社会主义转轨的讨论容易滑入政策极端主义的讨论中。改革者总是被说服复制美国经济的制度框架。尽管在美国经济中没有大的市场能逃过政府干预这双强有力的手。老练的政策分析家说服俄国立即全面地解除价格控制。
学者们一再强调改革需要必要条件或先决条件。因为局部改革充满着缺陷，有些学者就把希望寄托在“真正的市场”或“真正的市场机制”这一神话上，仿佛它能解决所有的困难。由中国中央政府发动的这场经济改革，甚至是试验性的和局部的改革最后也会从整体上改变经济生活的结构和日常的交易行为。这种转变的结果往往会被人们所忽视，有时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它会从上层到低层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最后产生基础性的和戏剧性的变革。变革的结果会深深地影响到买方与卖方、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人们对待工作、教育和个人责任的态度，会影响到精英与大众、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有些经济学家试图用“边际分析”来系统解释这些变革。“边际分析”是研究增量变革结果的一个强有力工具，但它并不打算研究大规模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制度框架。
混乱中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常常被批评为没有系统性，甚至是混乱的。中国的改革也没有清晰的规则。这种模糊性增加了不确定性，助长腐败并增加成本。除了技术与市场风险外，投资者还要承担因多变的政策而带来的额外负担。因而就减少了投资的动力。可官方给国有企业的贷款到1993年已下降到19.3%，“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患上了“投资饥饿”症。各级政府发现他们在应付环境清扫、电子通信基础设施和其他新的需求的同时，很难完成他们的传统义务。结果，政府同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就商业所有权和官方特权进行讨价还价，并达成非正式的局部性协议。这些协议通常与常规程序以及官方规则完全不同。任何省都制订新的企业规则、新的立法以吸引投资，广东和上海做的最成功。
统计分析表明，效益不好的公司最有可能得到比较大的管理自主权。这些公司把企业自主权同较高的生产率增长以及最大地依赖合同制工人和绩效工资联系起来。政府通过给予这部分企业以一定的所有权来减轻补贴的负担。结果表明，这大大地推动了企业、管理者和工人摆脱对国家的极度依赖、在财政上增强自立的程度，不断适应市场需要。但改革也造成国有企业出现大量富余的工人。在1991年，没有人知道怎样处理国有工厂那些富余的工人。到1993年，才发现可以把大批工人转移到新出现的服务业中。
中央政府的作用
改革文献夸大了中央政府的作用。中国的规模和异质性可能使关于改革的讨论过分集中在改革的过程上。财政压力既是没有预料到的改革的一个后果，也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改革的最艰巨任务是迫使国有企业及其员工，摆脱掉舒服的保护，投身进喧闹的市场竞争中。国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率的下降，特别是中央政府所占比率的下降，迫使改革做出这一艰难的、令人不愉快的目标选择。严峻的财政形式还会长久地影响改革，市场导向改革的后果导引出未解决的问题，即政府在设计中国经济前景中的作用。
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国动态改革的本质必定影响着人们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持续上升存在着的威胁。像上面所指出的，没有必要根除改革的所有障碍，只能把改革的代价减小到可以容忍的程度。更进一步说，改革的路途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长期缓慢的改革伴随着快速的变革，使人们很难确定是否真正减少了这些障碍。
反对渐进主义的观点认为，缓慢的变革给保守派一个重新组织联合的机会。不过，警告改革会因为官僚抵抗而失败的观点虽然很普遍，但也消声匿迹了。许多政府官员纷纷辞去公职下海。
但改革还存在着大量复杂并相互缠绕在一起的问题。如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银行体制的重组。改革的任务令人望而生畏。许多国有企业的经营一点也没有起色。这些经营不善的企业滞留着大量富余的工人。虽然改革这样令人望而却步，但也许是把改革的困难过分地夸大了。有些国有企业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而低报盈利数字，税金欺诈行为成风。
尽管对这些困难有些夸大，尽管国有企业做到了在产量、生产率、出口和技术能力上有所提高，但国有企业所存在的持久稳固的缺点仍然阻碍了整个改革的进程。改革所取得的有限的进步被国有企业和银行的缺陷所造成的整个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给掩盖住了。层出不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通过拍卖、合并或关闭的方式处理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那些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将接受补偿、再培训或提供可供选择的就业机会。
（二）在扩展失业保险和其他的社会支持计划的情况下，放松对解雇富余人员的控制。
（三）对那些以新的“政策性银行”进行借贷的非商业性银行进行集中，允许专业银行用商业标准向企业借贷的申请。
（四）提高资本的地位，在对破产企业重组过程中，通过允许银行在国有企业资产中参股的办法，平衡商业银行的账单。
四、渐进改革能够继续下去吗？
解决这些困难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方法，并不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具有前行的动力。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前景做出预测是困难的。一部分人把焦点放在改革的成果上。他们举出详细的例证，说明渐进改革是如何有益于中国。他们不言自明的含义是，渐进改革能够继续产生激动人心的成果。
悲观主义者则仅讲有限的成功，专捡改革的漏洞。他们例举出中国经济面临的许多问题。这些人的本能是想证明中国经济的动力不可能维持持续的增长。
那么中国的经济前景到底会怎样呢？为了明白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戏剧性的下降，只需要考虑国有企业的位置就可以了。国内外对这部分都广泛地存在着误解。国有企业的财政盈余是中国税收的最大来源。这些盈余用来支持大部分劳动力（也包括成千上万的富余雇员）的住房、教育、健康、养老，而且要为合资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发展融资，此外，还要给自身的结构重组以及技术发展提供资金。因为中国国有企业要履行这么多的义务，所以，要加速自身的技术变革就遇到了问题。而且随着合资企业的发展、集体企业的成熟以及中国的私营工业的逐渐出现，又进一步加剧了竞争。
可见，国有企业的改革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如果不在国有企业原来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的资金来源上达成协议，要想把国有企业转给私人所有者是很困难的。因为国有企业是中国主要的税收支付者，所以，国家很难不用加速通货膨胀的办法来解决这些负担。而通货膨胀又会威胁、破坏中国的银行系统。银行系统的破坏反过来又会对工业发展和改革融资带来危险。既然中国的地方已经有了很大的胃口要求自主权，那么由中国发起设计的改革就很难得到贯彻执行。
现在需要超越对国有企业的这些争论，找出促进国有企业能够承受得了的发展模式。如果想寻求成功的模式就需要有一个开放性思维。对中国来讲，就像对日本和韩国一样，简单模仿其他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是行不通的。
五、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
任何熟悉中国的人都明白，中国的改革是机遇与风险同时存在。然而，中国的改革经验能够放大社会主义改革的可能性及其缺陷，以及经济理论的适用范围和能量。因此，本文就简要地总结一下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简短历史中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
改革意味着改进而不是完美
成功的改革能促使经济制度朝着有利于改善经济成果的方向发展。有些改革绩效，如产量、收入、雇用、出口和生产率是容易量化的。有些改革绩效，诸如创新努力、贡献与奖赏间的联系、市场导向的追求利润与官僚导向的寻租间的平衡是很难进行测量的。中国经济近期的发展提供了经济生活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成效的大量证据。这淹没了人们对数据质量的怀疑。
成功的改革并不需要搬走一切障碍，任何企图去除所有政策与制度上障碍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明智的改革战略是能够确定出最紧迫的缺点，并且把精力集中在松绑上。有限的行政能力要保证尽量减少制度变革出现反复。尝试的越多也许完成的越少。企业补贴的残存、富余工人、软信贷以及其他计划时代的残留物都明显地说明：改革不是无所不包的。判断改革成功与否不能仅仅列举目前的缺点。
对改革持久性的评价是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实践问题。之所以要用比较的方法，是因为最有效的准绳来自于现存的人类经济经验。是要把银行全部进行商业化和私有化吗？回答也许是否定的，因为，在韩国所有的银行仍然要服从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中国台湾政府控制的银行的信贷和存储要占到所有银行总数的80%以上。
发起渐进改革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高效的，但中央不容易指导或控制。人们理想地认为，有一条渐进改革之路，它能把对经济的干扰减少到最低程度，并能收获经济效益，增加这一丰硕成果。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条路。中国近期的经验显示出，渐进改革可以在早期收获经济效益增加这一成果。即使所公布的关于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成果的统计数字有些夸大，就像对东欧和前苏联所遭受的失败有些夸大一样，这种对比也是没有错的。
要考虑改革的起始条件
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强调经济、制度和社会遗产在形成政策战略选择以及现实改革的结果上的重要性。但这种分析拒绝那种“一种尺码适合所有人”的想法。中国改革起始条件的重要性不见得就适合东欧和前苏联这些国家。
官方政策只是改革内容的一部分，而研究和政策咨询显然是夸大了官方行为的重要性，特别是中央政府政策在决定改革成果上的重要性。当然，这并不否认公共政策的基本作用。但是，如果说改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的话，那么决策只能是代表了改革复杂动力的某一个方面。改革起始条件既影响着改革措施可行性的范围，又影响着政策在实际中执行的效果。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执行的效果将大不一样。
在这些主张上形成共识是努力理解20年来中国改革经验的最基本点。把中央政策看成是重塑经济的改革铁锤，就不能解释局部改革带来的深层结果，也不能阐明导致中国共产党拥抱市场经济主张的一连串事件。
（编译自《中国季刊》第144期，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