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国内电影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国内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4年国内的电影理论研究仍然延续着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和惯性，即主要集中于中国电影史、电影产业研究、电影民族化美学研究等领域。总的来看，电影理论研究的重构尝试和对电影美学艺术品性的重申、中国电影史的另辟蹊径、电影产业研究的突围之路以及民族电影美学建设的方兴未艾，可以看作是2004年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概括，下面分而述之。
电影美学和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电影美学和电影纯理论的研究在2004年可以概括出两个要点，一是力争在电影理论研究中寻找到新的学科范式和方法论基础，对电影美学进行重新的检视，进而实现传统电影美学研究的现代性转换与方法论创新；二是在商业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坚守电影的艺术和文化品位，警惕电影娱乐性压倒乃至完全取代电影的美学属性。
2004年6月2日至3日，值上海电影节之际，由上海大学等四家单位联合举办了“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及港澳台等地区的知名电影学者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从会议集中讨论的问题，如“电影美学与方法论创新”、“东方电影的理论构建”、“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电影探讨”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得到一个信息，那就是何为电影美学的本体，如何总结、反省电影美学研究，以应对高科技电影制作的巨大冲击，是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北京广播学院曾庆瑞教授题为《高科技的魔法与传统美学的魅力》的发言，在承认高科技给电影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值得注意和思考的问题下，重点放在了澄清对高科技数字化电影的几种误解，强调电影作为艺术，电影美学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舍弃的，电影美学研究仍然大有用武之地，症结在于传统电影美学如何研究新的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电影，意味着什么》和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纪一新《电影完整的神话》的发言，对“电影性”的强调，西南师范大学教授余纪《后现代语境中电影本体论的权利》对电影本体研究的关注，也是对这一问题的呼应，他们的角度不同，但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电影的本体研究、美学研究仍然是电影理论的核心，电影研究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虽然面临着新的挑战，但电影美学的建立和创新必须以此作为理论的基点。如此，电影理论研究范式的创新被提到前台，美国南加州大学的克里斯·德兹阿罗的发言《捍卫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量子物理学和电影理论的二律背反》从量子力学的二律背反现象，联系到电影反映现实的确定和不确定性的相同情形，颇有新意；中国艺术研究院谷时雨《后影视的数码思维》提出了“多媒体艺术论”来对应传统的“影像本体论”；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中国艺术思维特点与电影本体的抵牾与融合》，则指出中国表意文字以及由此衍生的形象化思维方法对现代电影的影像思维的启发，主张东西方电影美学的融会和贯通；上海大学林少雄《仪式的镜像与镜像的仪式》，尝试寻求文化人类学与当代电影美学研究的契合点，也可以看作是重建电影美学研究范式的努力。
在这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贾磊磊研究员的《镌刻电影的精神——关于电影学的范式及命题》注：（《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文中提到的“电影的研究”和“研究电影”的不同，对我们当前的电影研究来说，很有启发意义。所谓“电影的研究”，就是切入电影的本体，确立电影自身的逻辑范畴和美学范畴；所谓“研究电影”则可以从社会、历史、宗教、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同时展开，但它们都应该以“电影的研究”作为理论前提。而“电影的研究”首先是从影像出发，不能离开镜头、不能离开电影表意的基本范畴，一句话，不能离开电影艺术自身，电影艺术的本体仍然是电影理论思维的起点——它的终点指向了影像语言的表述机制，指向了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制作体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此，确定电影的美学属性，怎样完成对电影艺术的美学评判，就成为电影学研究的“元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美学研究应该找到自己的突破点，真正成为电影的“美学”研究，这对我们当前的电影美学研究现状来说是颇有针对性和启发的。
进行电影的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就是警惕商业化娱乐化对电影艺术性的遮蔽，北京师范大学周星教授的《市场主宰背景下的中国电影艺术文化观念辨析》（注：《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一文，就是对此的警醒之作。作者冷静又充满忧患地指出，中国电影在推崇市场评判，实施产业举措时，恰恰不应当抛弃艺术的观念，从电影的“艺术”观念层面分析，电影必须坚持艺术的品性，创造性是电影获得价值并进而赢得市场的决定因素，对于电影的市场挺进，正确的认识应当是调整适应市场的艺术状态，而不是简单地丢弃艺术屈就市场。就娱乐与艺术的关系来说，在承认娱乐是电影的本性之一的前提下，应该注意提升娱乐的文化品位，使本能的娱乐需求沐浴在精神文化之中，注重文化层面的娱乐实现。所以，必然的坚持电影的艺术品格才能保证精神产品的人文精神，才能抗衡庸俗倾向的蔓延，才能实现中国电影的长远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桂青山教授《跳出三界外再入五行中——中国影视批评史的文化审思》注：（《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通过对影视社会文化学批评基础地位的强调，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和理论诉求。
百年中国电影回眸
2005年，中国电影将走过百年，为纪念这一日子，各类电影、包括其他报刊都刊发了大量的中国电影的研究文章，中国电影学术界的代表性刊物《电影艺术》和《当代电影》更是辟出专栏，因而也成为这一带有时势性的理论热点的集中地，本文对2004年度中国电影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也就当然以这两家刊物为主。
《电影艺术》专栏的名称直接叫做“百年中国电影”，2004年共刊发了30篇相关文章，《当代电影》则在“中国电影百年”的大标题下，以“封面人物”和“重写电影史”两个专栏加入其中，“封面人物”对一个世纪来为中国电影做出巨大贡献的电影大家谢晋、郑正秋、黎民伟、蔡楚生、吴永刚、孙瑜的电影美学思想、文化观念、代表作品、生平创作基本情况做了详尽的介绍和评析，“重写电影史”专栏发表的10余篇文章，也各有侧重。
如果比较两家刊物所发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文章，可以概括为：《电影艺术》的特点是“问题意识”，在其发表的30篇文章中，主要涉及武侠片、动画片、电影音乐、都市电影等几个问题，基本是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中已经存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和深化，如贾磊磊的《中国武侠动作电影的“经典场景”》一文，已经从对中国武侠电影的一般理论探讨和概念分析转入到更为具体和实证的研究，也更接近于电影的“本体”探讨，这对中国电影的研究来说，显得更为细密和有价值。而关于中国动画片，刊发了5篇文章（2004年第一期），涉及中国动画片的历史、现状、特质、趣味和产业发展，涵盖面相当地广，应该说对了解中国动画片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当代电影》的特点是侧重中国电影史实的考证分析，更具“历史意识”，以“重写电影史”作为专栏的名称，就凸显了刊物的诉求，在10余篇文章中，几乎全部是对中国电影历史中一些重要史实和事件的考证，如《30年代中国电影运动名称刍议》（郦苏元，第1期）、《跨海的“长城”：从建立到坍塌——长城画片公司历史初探》（陈墨 萧知纬，第3期）、《机制与风格：明星影片公司早期运作策略初探》（孙蕾，第3期）、《中国早期电影市场略考》（宋维才，第3期）、《文华电影：一次商业结构的阐释》（黄望莉，第4期）、《文化和镜语的商业性延续——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再认识》（赵卫防，第4期）等，这对于中国电影史研究中一定程度存在的材料空疏、立论匆忙的弊端，无疑是很好的矫枉，也为相应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基点。同时，百年中国电影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电影大家的历史，是那些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名字使得中国电影得以生存和发展，因此，2004年《当代电影》在其传统栏目“封面人物”选取了六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电影人物，做了详尽的评介，其中又以20世纪30、40年代的为重点，通过这些介绍，读者可以对这段中国电影“黄金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电影作品、创作特征及文化美学思想有更为深入和详细地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重写电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可以概括为“实证的电影历史研究”。换句话说，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追求，那就是从具体作品和影片场景出发、以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起点，表明了电影研究中的“求真”意识和科学态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在中国电影研究态度和研究思路上的贡献和启示意义，甚至超越了文章中所表达的具体成果，当然，这些文章的理论和历史价值也应该得到重视。
同样，实证的研究需要以中国电影史的宏观理论视野和总体把握为前提，周星教授的《关于中国电影理论构架的梳理》注：（《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可以看作是本年度在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文章力求对中国电影理论做出框架描述并归纳其主要层面，描绘出中国电影理论是以“影戏”为基础，以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为主导，以民族化追求为核心，以意识、形态内涵为指向，以艺术与工业对峙探究为深入的基本状貌，是2004年度一篇有理论深度和精当概括的中国电影史研究之作。
北京大学李道新的《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注：李道新：《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月。）是2004年中国电影史论著中较有特色的作品。该书从拓展电影学知识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构中国电影史学的学术目标，认为建构中国电影史学，必须在电影史观念、电影史功能、电影史主体、电影史模式和电影史写作等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和创新研究。换句话说，“要在坚守电、影特性的基础上确立电影史观念；要面向从业者、阅读者和写作者开放电影史功能；要在确立电影史主体意识的过程中理解电影史的权威话语的解体；要在整合不同的电影史模式的同时走向理想的电影史文本；要在影像与文字的双重感知中介入电影史写作”（注：李道新：《中国电影史学建构》，第405页，第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月。），并且提出：“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书写世界/中国电影史，一种把电影的技术体系、经济实体、社会机构和艺术形式等四个主要领域联系在一起的、综合的电影观和电影史观，更是必不可少的”（注：李道新：《中国电影史学建构》，第405页，第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月。）。基于此，作者从“类型研究”、“文化研究”、“比较研究”几个角度，一定意义上“重构”了中国电影史，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电影产业研究
产业研究是近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个热点。2004年，电影产业研究仍然是被关注的问题，尤其《电影艺术》本年度的“独家论坛”专栏，关于电影产业的研究构成了主体部分，其内容涉及电影市场、电影观众、影院建设、电影制作方式等多方面、多角度，如《观众走进电影院的前提》（复习，第4期）、《把观众请回影院来》（赵国庆，第4期）、《从市场看中国电影》（李东，第4期）、《影片如何做到适销对路》（李水合 张晋锋，第4期）、《后电影产品与电影时代》（西婷，第5期）、《说“炒作”》（喻国明，第3期）、《中国城市电影的文化消失与文化重写的方式》（张英进，第4期）等，总体上看，这些文章带有“策论”的性质，即从具体的电影现象出发，对症下药，提出自己的具体解决之道，不乏真诚和可借鉴之处。
同样的，《当代电影》也刊发了相应的文章，如《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民营企业》、《资本·品质·模式——华艺到保利华艺的成长之路》（丁一岚，第2期）、《电影·五年——华谊兄弟成长之路》（刘卫星 丁一岚，第3期）、《小作坊的飞跃——博纳公司发展调查报告》（张江艺、薛宁，第3期）等，这些文章的产业研究味道更纯粹和直接，都是从个案的分析入手，力图探询出一条适合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之路，他们的研究是在做了充分的调查和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采用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方法，读来扎实和可信。余纪的《电影在流通过程的若干属性研究》（第5期）一文则纯粹从流通的意义上来考察电影的价值实现过程，提醒人们注意到以往电影研究包括电影产业研究中很少提到的电影流通中产生的消费的不可逆性、价值的增值性等问题，并且以具体例证说明，一部电影的价值实现程度是与对电影的市场营造密切相关的，观众的心理预期及其满足在电影的欣赏和消费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而这一预期心理是需要培育和强化的。无独有偶，有论者开始注意到满足电影观众的欣赏需要和趣味，是电影赢得市场和票房，并进而创作出具有民族特点、美学追求和观众喜闻乐见影片的关键。北京师范大学杨可的《民族化的欣赏趣味》（注：杨可：《民族化的欣赏趣味》，《电影艺术》2004年第5期。），就是从这一视角切入，本文从“中国电影观众审美趣味的一般性特点”、“趣味差异与中国类型电影”、“欣赏趣味与中国电影的当下性”三方面，探讨了中国电影观众的电影观念、欣赏趣味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并据此得出结论：观众趣味决定着一部电影的市场成败、决定着中国电影的走向和形态，一部电影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观众的趣味流变史。
清华大学尹鸿教授的《2002—2003中国电影产业备忘》（注：《电影艺术》，2004年第2、3期。），则给当前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份兼备丰富材料和理论分析的“策论”。作者从国家政策、电影制作、电影市场等方面阐释了中国电影产业“居危思变”的总体态势，指出提供产业政策支持、完善适应产业的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电影法规和执行程序、推进电影产业的资本进入和效益管理、建立和维护电影市场的游戏规则、提供电影基础性服务和公益性服务，从而形成开放—竞争—整合的格局，是中国电影的产业化之路。
电影民族化、电影受众、电影叙事、类型片研究
在全球化、市场化的潮流之下，如何找到民族电影的定位，坚持电影自身的民族性和艺术独特性，是电影业内外越来越关心的问题，2004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然是理论的热点之一，不过以笔者之见，一年来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很大程度上限于理论趋向和方法论原则等大的方向性问题上，在具体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的深入进展方面还有待拓展。
在上海的“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上海大学陈犀禾的《西方电影理论的影响和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注：该发言经整理，以《红色理论、蓝色理论以及蓝色理论之后——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研究与理论的发展和演变》为题，发表于《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的《银幕之华：本土创新与审美的多极均势》、上海大学潘秀通的《中国“意象说”与当代影视美学》、北京大学张颐武的《超越启蒙论和娱乐论——中国电影想象的再生》（注：张颐武此发言经整理，以同名发表于《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等发言，都对民族电影理论建设做了建设性的梳理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陈犀禾教授基于民族电影理论和西方电影理论的互动关系，他把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的“红色理论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解构红色理论时期”或80年代以来的“蓝色理论时期”，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电影理论的建设既要立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也应该与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电影理论发展的新趋势保持平衡和积极互动；黄式宪教授也认为，世界电影正逐渐呈现出审美多极化的格局，民族电影在借鉴好莱坞的同时，更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文化血脉，向电影的人文情怀和创新精神回归。潘秀通的论文恰好是对这两位教授呼吁的回应，他通过对中国古典美学中核心范畴“意象”与当代影视艺术“符合性”的分析，表达了重建民族电影美学的努力和信心。张颐武则对纠缠着百年中国电影的“启蒙”和“娱乐”之争做了角度新颖的剖析，指出应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从而为有效地阐释中国电影做了有益的尝试。
在一定意义上，电影的历史就是接受史，受众的因素决定着电影的兴衰成败，因此，对电影接受的研究，已经日益引起业内外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黄会林教授近年就投入很大精力于中国影视受众研究，《中国早期电影与受众辨析》和《受众与影视品牌战略的民族化思考——北京电影电视观众基本情况调查分析》（注：二文分别刊载于《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和《现代传播》2004年第1、2期。），是2004年度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两文分别涉及受众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恰相得益彰。《中国早期电影与受众辨析》强调了受众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重要角色，考察了中国电影的几个“高潮”与观众的不可分离，并且重点探讨了早期中国电影与受众的关系，从而指明了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作品和重要电影导演都是深受观众喜爱的，是深谙受众的情感和心理需要的，并且是表现了中国的民族心理和精神文化的；《受众与影视品牌战略的民族化思考——北京电影电视观众基本情况调查分析》一文，则提供了一份资料翔实、论据充分的具有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为受众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电影叙事研究方面，张卫发表于《电影艺术》2004年第3期的《中国产业电影叙事思考》和北京师范大学左衡刊于《当代电影》2004年第2期的《中国电影叙事研究导论》，可以看作是较有代表性的论述。通过分析2003年上映的国产电影叙事的分析，张卫总结出了“产业电影”在叙事上的几个特点：满足观众的基本心理需要、顺应大众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积淀、类型化叙事原则等，从而与“艺术电影”相区别。左衡则切入到中国电影的历史之中，认为“戏”和“传奇”是中国电影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这种观念影响到了电影本体论和本质论，因而值得研究和重视。
借鉴好莱坞的经验，对电影类型片的注意和研究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2004年在这方面也有斩获，发表于《当代电影》2004年第6期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的《浅析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与境遇》、第2期路春艳的《对类型电影的认识》两文，就分别从中国电影史和理论辨析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浅析中国类型电影的历史与境遇》认为，以武侠片等为代表的民族类型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培育出来，20世纪后半期则有了很大发展，但要注意的是，中国的类型片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和表现形态，那就是具有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伦理化主题，它植根于民族心理和民族情感，从而成为中国电影一种具有类型色彩的影片形态，因而对中国类型片的研究应该有自己的角度；《对类型电影的认识》则从类型的划分、真实问题、艺术可能性等理论的层面探讨了类型电影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对本土类型片的创作做了深入思考。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2004年给我们以意外发现和惊喜的是电影翻译和引进类著作，虽然这些翻译和引进正处于现在进行时形态，还难以从总体上加以概述，但就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已经引起的反响来看，它们必将成为电影理论建设的重要参照，甚至会带来电影美学的突破性进展，绝对值得我们期待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