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静气话秋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心静气论文,秋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以其特有的精神承载和审美风度，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坛乃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一道风景，一种话语，一个热点……我们作出如是判断，一方面是鉴于代表了作家创作实绩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先后发行数十万册，显示了严肃文学和文化楔入世俗社会的充分可能性与世俗社会认同严肃文学和文化的巨大潜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使在文化圈层，余秋雨的散文作品亦获得了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誉和推崇。如孙绍振认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思想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与情趣。”〔1〕楼肇明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2〕朱向前则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3〕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4〕诸如此类的评价在文学报刊中，随处可见。
平心而论，秋雨先生的散文作品确有其明显的个性所在和突出的过人之处。譬如，它善于在极为开阔的历史时空中，发掘、审视和评骘处于遮蔽状态的种种文化现象，从而使笔下所言独步新境；它注重抓住民族历史上个体乃至群体人格中的悲剧因素，展开多维多向的观照、体认与阐释，以此赋予文本直逼灵台、撼动心魄的精神力量；它自觉以“小我”为前台，但又不忘取“大我”作背景，并能够将“小我”同“大我”加以有机的融汇融合，由是营造出既充盈主体喧响，又不乏社会厚度的审美旷域；它坚持把激情和想象注入艺术宣叙，让情思挟裹着识见遨游，借此幻化出理性王国的“感性秩序”（马尔库塞语）……而最让人刮目相看的，窃以为是它熔学者之渊赡和作家之才情于一炉，纳论文之厚重与美文之灵动为一体的叙事风度。这种风度是极为重要的，它不仅把余秋雨从诸多当代散文名家中凸现了出来，而且使秋雨散文最终赢得理论界和创作界的共同认可，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仔细品味一下某些作家所写的赞许秋雨散文的文章，便不难心领神会。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五·四”以来开一代风气的全新创造？余秋雨的散文就像中国散文天空的“一条河系”，“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是否就能够断言：余秋雨的散文代表了散文拓展前行的一种方向？对于这些问题，笔者认真思索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余秋雨的散文作品虽然具有多方面的个性和创意，但毕竟不是天外飞来的山峰，平地骤显的河流；事实上，它自有其渊源、师承和借鉴。当然，由于余秋雨的散文表现出美文同史论相嫁接，相融合的趋势，所以，我们为它寻根找脉，梳理源流，亦不可局囿于经典散文的畛域，而理当把目光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界。如果以上前提不谬，那么，我们再来打量秋雨散文，即可发现它的某些文体特征同在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乃至更早些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熟悉《红楼梦》研究史的同志都知道：《论红楼梦》等三部著作在当时之所以受到学术界以及普通读者的称誉和欢迎，除却思想观点上的大胆深刻外，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将文学作品里常见的形象、想象、抒情、喻比、辞采等因素，巧妙而自然地融入了文学的逻辑论证之中，使“红学”论著具备了抒情诗一般的美学韵致。两相对比，秋雨散文有着不同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它是站在散文的立场上，努力让散文负载史论般的丰腴内涵，或者说是在精心撰写一种史论化了的大散文；然而，倘就直观的文本特征看，二者都是将科学之丰厚和文学之灵动结为一体。不宁唯是，《论红楼梦》等著作，在文学研究不乏简单化、绝对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学术氛围中，从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角度，提出了诸如“共名”说一类的新观点，新命题；余秋雨的散文出现于数十年后的全新社会条件下。而其基本的艺术视角并不曾逸出历史、文化和人性的范畴。《论红楼梦》等著作，洋洋洒洒，显系论文中的系列之作；余秋雨的散文动辄超万言，亦属文章中的“大品”长篇……当然，由于受历史环境的限制，《论红楼梦》等著作里的主体精神，远不如秋雨散文来得充盈、显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作出如下判断：倘若抽掉论题、切入点和文风的差异，秋雨散文委实堪称《论红楼梦》等著作的扬弃性变异与汲纳式发展。至于秋雨散文中闪动的周作人散文的灵光以及蒙田、棱罗等西方散文家的风韵，更是稍加细心，即可体味的。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过分强调秋雨散文的创新意义，甚至将这一意义推向极致，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也无益于散文一体在广泛继承中的稳步发展，扎实前进。
其次，纵观秋雨先生的全部散文作品，固然有不少篇章可归入博大精深，质文俱佳的一类，如《风雨天一阁》、《这里真安静》、《十万进士》、《遥远的绝响》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某些篇目，特别是“山居笔记”系列中一些思辨色彩极浓，理性因素较强的作品，甚至包括作家某些用心良苦的得意之作，尽管不乏叙述的雍容美艳和文本的舒展洒脱，其观点和说法却经不起认真的考究，这无疑从根本上妨碍了作品应有价值的最终实现。在此，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以见一斑。
首先，我们剖析一下曾被多家权威报刊转载和评介过的《一个王朝的背影》。这篇长达一万数千言的散文，放出文化的目光，观照透视清代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就中梳理和把脉清王朝由勃发到委顿的命运轨迹，引发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和社会思考，应当说是很有价值的。与此同时，它又以相当可观的篇幅，将康熙大帝和晚明帝王、避暑山庄和万历深宫放在一起加以比照，用具有雄才大略，文功武治的康熙皇帝远胜于明朝历代帝王的结论，一方面间接传达对“康雍乾盛世”最终沉沦的惋惜之情；一方面直接引发出一个具有抉误和拨正意义的历史话题；“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达久远，却包容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伸出来的，带有很多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一言以蔽之，在作者看来，今天许多人之所以“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盖因为一种包含了“极大不公正”和“很多盲目性”的“民族正统论”在作怪——满人不应当入主中原。这便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了。粗通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同志大约都懂得：衡量一个历史王朝乃至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高下，并由此选择我们对它的评价与态度，其科学的标准尺度，绝不是这个王朝、这个社会最高统治者一己人格、道德、胆识、才智的可褒与可贬，而是这位最高统治者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先进或滞后，强大或腐朽。正是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不能一味贬抑朱明王朝和明代社会。因为恰恰是在它们留驻中国的二百数十年间，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获得了长足发展，以致有效地加速了落后的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崩溃。同样是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我们亦很难违心地推崇和赞许爱新觉罗氏王朝和清代社会，因为正是这个王朝和社会，施出“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的残暴，把一种带有奴隶特征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强加于具备了相对先进生产力的中原大地，从而导致中国正常的社会进程一下子延缓了几百年，由此拉开了中华民族与世界在经济实力上的距离。显而易见这里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之上，而同秋雨先生竭力指责和否定的民族正统论无涉。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笔者以上所论，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历史上民族正统论的存在。“大汉族主义”的情绪和眼光，在科学历史观和人才观确立之前，的确左右过某些偏狭短视者的是非判断，只是它从来不曾作为汉民族观照历史、指导实践的权威圭臬，更没有能够上升为现代人评价过往，臧否人物的规范坐标，关于这一点，只要体味一下华夏文史长廊里作为鲜卑族的唐太宗和作为蒙古族的成吉思汗的光彩鲜亮的形象，便不难感受到汉民族在整体上并不封闭和独裁，相反，它极具开放性和兼容性。唯其如此，我觉得，余氏将民族正统论的责难加在近现代的汉民族身上，颇有几分无的放矢或自惊自扰。至于他从对民族正统论的批判中引申出的所谓重新看待清代历史的观点，则全然近乎他自己所说的“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经不起认真检验和深入探究的。
接下来，我们再剖析一下秋雨先生另一篇散文作品《抱愧山西》。这篇逾万言的长文，从作家的山西之行写起，通过历史的搜寻与检视，发掘出山西商业曾经有过的辉煌，以及同这种辉煌紧密相关的晋人特有的商业人格，以此纠正了不少人长期抱有的山西贫困的错误印象。作品阐述山西商人在近代的整体败落，把主要原因归咎于社会历史方面，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一次次阻断了中国经济自然演进的路程，最终摧毁了山西商人”；并据此扩而言之：“人民的生活本能、生存本能、经济本能是极其强大的……一切社会改革的举动都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这种本能为好，否则社会改革的终极目的又是什么呢？可惜慷慨激昂的政治家们常常忘记了这一点，离开了世俗寻常的生态秩序，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在激动人心的呼喊中，人民的经济生活形成和社会生存方式是否真正进步，却很少有人问津。”这就是说，在作家眼里，因近代革命所导致的山西商业的败落，是桩很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一场原本不应当上演的历史悲剧，其结果是阻断了社会经济自然进程；上个世纪中叶以来的屡屡发生的暴力革命，并不曾真正推动历史的前进，相反是严重破坏了人们的生存本能和社会的生态秩序，它的发生不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是革命家、政治家的一厢相愿。如此这般的一系列见解，是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它用一种乍一看来十分新颖，细一品味充满悖误的话语，遮蔽、扭曲乃至颠覆了历史的真实，同时造成了视听的混乱。对此，我以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异议：
第一，上一世纪乃至更早些的山西，确曾有过因商贾发达而导致的经济繁荣。关于这一点，散文家梁衡写于十一年前的佳作《古城平遥记》早有揭示，但是，这种商业经济的繁荣无论是就其赖以运作的经营机制看，抑或是就其作为归宿的利润消费言，均属于传统的商品流通在封建经济母体之内自然而然的循序渐进。它既不意味着山西一地生产水平和经济形态的本质飞跃，更不能说明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严重的利益冲突已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面对这种繁荣，我们可以祈祝它的进一步发展，但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否定由更为普遍、更为深广的社会矛盾所催发的一系列暴力行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否则，我们将无法令人信服地描述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
第二，如果从局部的、封闭的历史时空着眼，像太平天国、辛亥革命这样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确实给处于缓慢进展状态的中国自然经济造成过较大损伤和破坏。但这种损伤和破坏是暂时的，是先进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社会制度，进而推动经济前行的必然前奏；是社会经济基础在凭借上层建筑的变革而发展自身时所必得付出的代价。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暴力行为，虽然使许许多多的山西商人及其商贾大业，几番陷入窘境乃至绝境，但是就历史的大进程而言，毕竟以动摇直至推翻封建统治的不朽功绩，从根本上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当然，此种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的因果关系，在当时因革命的初级性和不彻底性而未能迅速地从经济上反映出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才首次获得了物质的实证。至于后来我国的经济没能持续发展，相反几度走了弯路，这是当代人的失误，其板子似乎打不到洪秀全和孙中山身上。
第三，在中外历史上，当然不乏政治家一手挑起的暴力动乱，如统治阶级和政治集团内部为权力或财富的瓜分所展开的相互残杀即属此类。至于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讲，是当时各种社会矛盾激烈冲撞、无法调和的结果，是一种由社会情势所决定的只能如此的历史选择。正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说，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既同强权者之间的暴力争斗有着不啻天壤的区别，更不是所谓政治家“只追求法兰西革命式的激动人心”所能够说明和解释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秋雨先生围绕山西商业之历史败落所提出的一系列艺术化了的观点和论断，在相当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倒置了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比较明显地流露出静止、机械、片面的思想方法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学术倾向，这使得一番原本不无积极意义的历史文化探讨，从宏观上失去了正确的坐标和科学的尺度，从而无法呈显真理的品格，而只能留下虽“新”但却不“信”的遗憾。
论述至此，有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值得我们加以探究。这就是：无论是《一个王朝的背影》针对历史评价和民族情绪的见解，抑或是《抱愧山西》关于经济兴衰与社会革命关系的议论，所涉及的均属于基本的、普通的社会、历史和民族常识，并非什么冷僻深奥的学术问题，秋雨先生身为学富五车、识见过人的大学者，何以会在这里捉襟见肘，留下诸多破绽呢？对此，我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但也有一点揣测性看法：作为学者型的散文家，余氏是极看重精神的创造和观念的鼎新的。此种主体追求如能伴之深入的发掘、谨慎的思考和缜密的论证，则自然使笔下所写别辟蹊幽，推陈出新；然而，一旦浮躁立论，蹈空玄想，便很可能陷入为创新而创新、为突破而突破、故作惊人之语的误区，这时，标新立异、语出惊人的愿望，常常使作家置常识和通规于不顾，一味酣畅淋漓下去，于是，文章即在不应疏漏处留下了疏漏。《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中的悖谬，或许可作如是观，母庸讳言，此乃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小儒”心态，距真正的大师风范还有一些距离。
最后，谈谈秋雨散文出现于当代散文领域的意义和价值。如前所述，秋雨散文确有属于自己的个性和优长；此种个性和优长也的确给当代散文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然而，也必须看到：秋雨散文所具有的历史性、思辨性、学术性、知识性乃至文化性，从散文的大内涵、大格局来讲，只是散文的一种特例，一种写法，因为，它所具有的主体要求和所达到的传达效果，很难成为一般散文的范型。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认为，说秋雨散文开启了散文创作的一代新风，展示了散文发展的某种方向，未免有溢美之嫌。
以上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不知读者和秋雨先生以为然否，我恭候大家的指教与批评。
注释：
〔1〕《为当代散文一辩》，载《当代作家评论》94.1期。
〔2〕《当代散文潮流回顾》，载《当代作家评论》94.3期。
〔3〕《散文的“散”与“文”》，载《大众日报》，94.9.17日。
〔4〕《我读〈文化苦旅〉》，载《长城》9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