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的耗散结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8)05-0048-05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要有利于全面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要求，实现社会和谐与全面进步。因此，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区别
经济增长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一般用GDP的增长率来表示。人均GDP是反映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最常用的综合指标，也用于评价和比较经济绩效。经济增长是一种数量性扩展，并不能完全反映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真实状况。经济增长也不能等同经济发展或发展，经济发展一般还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和产品构成的变化、产品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分配状况的改善。显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它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
发展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学术界对发展的概念和内容并不一致。发展是一种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它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所强调的产出总量的增加和生产、分配结构，还包括机制的变革、社会和政治的变迁、人与自然的联系、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以及发展的自由选择和机会公平等。所以，发展主要体现在国民各种能力的提高，这些能力包括：延长寿命的能力、享受健康身体的能力、获得更多知识的能力、拥有充分收入来购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等。UNDP认为，增长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切应以人为中心，并自1990年开始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
二、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工业革命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物质主义倾向，即，发展即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把发展的目标单纯地归结为物质产品的积累。发展具有多重目标，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过程是错综复杂的。那么，经济增长是否一定就能导致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为此，本文以人均GDP的增长率表征经济增长，选取5岁以下婴儿的死亡率、预期寿命和成人识字率作为发展的指标来考察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文收集了世界上133个国家或地区在1970年和2002年5岁以下的婴儿死亡率和人均GDP的数据，图1(a)显示了该时间段内这两个指标变化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图1(b)分析了146个国家或地区在1970年和2002年预期寿命的前后变化与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关系。图1(c)比较了91个国家或地区在1990年和2002年成人识字率的前后变化与人均GDP年均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显然，这三个与发展相关的指标在大部分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改善，但图1的数据分布表明：过去37年的经济增长率同有关发展的三个重要测算指标几乎没有相关性。
其它的研究和分析也表明，经济增长对于政治稳定性、教育和性别公平问题等的改善作用不明显[1]。例如，近几十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入学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但70年代以来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印度在1975-1989年间GDP年增长率为5％，而就业每年仅增加2％；巴基斯坦在1975-1992年间GDP实际的年增长率为6.3％，而就业只增加2.4％；加纳更为突出，1986-1991年间GDP每年增长4.8％，而就业却减少了13％以上。
从全球的发展历程来看，同样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1970-1985年间，全球收入增加了40％，而穷人的数目却增加了17％。1965-1980年间，有2亿人收入下降，但在1980-1993年间却有10亿人收入下降。与之相对照，东亚一些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改善了收入和财产的再分配，使得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得以下降。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发展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我们选取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icator， HDI)这一综合指标，来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的联系。选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成人识字率(adult literacy rate)、总入学率(gross enrolment ratio)和人均的购买力GDP(PPP US$)这4个指标，HDI分别按照1/3、1/6、1/6和1/3的权重综合为一个指数[1]。利用UNDP《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177个国家和地区HDI的计算结果，我们计算了这些国家1975-2002年间人均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以及HDI的变化率。
图2(a)中有些国家的经济即使是负增长，HDI也得到了提高；并非人均GDP增长越快的国家HDI就增加得越快。这说明经济增长对于提高HDI几乎没有效果。比如斯里兰卡的人均GDP水平较低，但国民预期寿命为73岁，婴儿死亡率仅为1.4％，尽管这还达不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差距很小。显然，即使经济增长带来了经济发展，但也不一定必然导致人类发展。
图2(b)对这177个国家2002年的人均GDP和HDI世界排名的分析表明，大部分发达国家HDI的排名都比较靠前，这主要是历史原因形成的。但这也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要得到改善，需要发展经济使得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同时，全面发展战略不能只关注经济增长，对其它因素的权衡取舍也十分重要，这要求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三、经济增长的耗散结构分析
经济活动要求有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是一个熵变的过程——原料、能源是无法回收和替代的。因此，经济发展符合热力学定律[2]，这使得自然资源(如能源)可能成为一个限制因素。图3表明，地球是一个封闭系统，生产和消费只有不超过自然界的承载能力才能可持续。即，经济增长在物理上是有限制的。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当外界条件或系统的某个参量变化到一定临界值时，通过涨落而发生突变，就有可能从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有序的新状态。当经济发展受到自然资本极限的约束时，系统则有可能走向崩溃。
注：图中的ETS为能量转化系统，将进入经济系统的化石能源和可裂变能源(如核能)转化为燃料和电力。
经济系统事实上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图3)。资源从自然界中开采出来后在资源开采部门中加工，随后原始资料进入生产环节被转换为制成品——建筑、机器、纸张、衣服和加工食品等人造资本。产出的消费品在财富消耗部门(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在消费人造资本，比如政府、服务业和工业本身)中被消耗。经济活动通过投入能量来实现原材料的转换，并在终端产生污染和废物，被环境吸收和消化。自然资本通常包括能源资源和非能源资源，这是因为所有经济部门的运作都需要直接投入燃料(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和非能源资源(如金属矿产和水)。
生产过程所产出的部分消费品要被用于维持现有的人造资本，才能进一步扩充原有的资本存量，这对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物质限制，需计算其自身的增长速率。资源和原料在脱离经济部门后作为污染物重新进入自然系统。人造资本的生产要求自然资本的持续投入，除了消耗自然资源外还需处置废物残余物。减少这一物理通量被认为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3]。因此，追求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同样，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速率不应高于可再生替代能源的开发速率，而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不能超过再生速率以及自然环境吸收和再生的能力。传统的经济分析中并没有设定物理约束，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决定了单个物品的相对价值(价格)[4]，而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是人口和生态。
四、科学发展的资本扩展理论
1.不同发展观的理论演变
工业化开始阶段，当人造资本是稀缺的限制因素时，人们追求的是经济子系统的数量性增长。这种以早期工业化发展为摹本、以物质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增长，由于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损害了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式虽然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人类发展的某些方面(如预期寿命和识字率的提高)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生活和环境质量等许多方面的发展却滞后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整个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本取代人造资本而成为稀缺的限制性因素时，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开始反思发展的模式，提出经济子系统应从数量性增长转换为质量性发展。
这一转变以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为开端，以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形成和在全球取得共识为标志。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内涵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基本维数不断扩展，已不只局限于经济增长和环境。它要求在环境与经济目标之间、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与保护之间、在满足当代人类需求与未来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对传统的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环境、资源是一个无限大的资本库，物质产品的增长也是无限的，并据此向政策制定者提出宏观经济政策，鼓励消费。关于生产和消费长期的宏观经济模型隐含地假设，自然资源是不稀缺的且在将来也不会稀缺。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稀缺的要素或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是资本(哈罗德—多马模型)，或是技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制度(制度经济学)。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环境、资本等不再构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传统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不依赖于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因而是可以无限增长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只包含劳动与资本两个变量，而资源和环境被完全排斥在外。相反地，可持续发展则是一种以国民福利为中心的、超越增长的发展，强调经济只是外部的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因此，宏观经济的数量性增长不是无限的。这一根本性区别使得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国民财富的构成逐步产生争议。
2.应用资本扩展理论落实科学发展观
国民财富的积累是通过“资本”投资来实现的。在现代经济中，凡用于生产过程、扩大生产规模、增强生产能力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的资源，都可称之为资本。但“资本”的传统概念在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主要包括固定资产、基础设施、金融资产和股票等，这也是传统的国民财富的组成。直到1993年，英国的Pearce提出了国民财富资本理论，并进行了定义，从而创立了资本扩展理论。随后，许多学者对资本的分类、定义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对不同类型资本的本质[5](资本价值的来源和体现)进一步深化。资本概念扩展后，国民财富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造资本(human-made capital)，还包括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6]。其中，人造资本就是传统概念上的资本。
一般认为，人力资本是教育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的民众所具备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等的总存量。对健康、教育和营养供给的投资都能增加人力资本。对发展中的社会进行人力投资被认为能带来高回报，并被看作是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因素。一些在战争中物质资本遭到极大破坏的国家(如西德、日本)，以及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瑞士、丹麦)在战后都有惊人的经济增长。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它们具有同样大量的物质援助，其经济发展速度仍不如人意。Schultz据此认为这是由于人力资本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起作用却被忽略了。Becker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均衡模型，而Lucas和Romer等在古典生产函数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的投入，从而确立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社会资本是以管理体系、文化表征以及社会行为的形式来反映的一种社会协同程度，它使得一个社会的功能远远大于其单个人的加总。显然，社会资本为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基础[7]，而众多而有序的社会体制，往往被公认为是一个功能齐备的社会所必需的先决条件[8]。许多学者认为，如果缺少社会资本，经济、环境和国民福利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自然资本是指能提供基本物品和服务的环境资产存量(如：土地肥力、森林、渔业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以及石油、煤、臭氧层等)。自然资本可以是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既可以是市场化的，也可以是非市场化的。自然资本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约束条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从自然资本概念的应用和资本的量化测定，以及环境、资源同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三方面，一些学者分别展开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成果逐步构成了资本扩展理论。
自资本类型划分之后，自然资本的概念在农业、汽车等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有些科学家[9]以案例方式(如汽车和气候变化问题)描述了一种物质循环利用的、服务和流通稳定的新型模式，提出了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则和基本理论。Potschin等[10]以德国和瑞士为案例，采用自然资本的概念来提高环境评价的质量，认为自然资本的下降就是环境不持续性的象征。随着自然资本概念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一些研究中开始探讨和区分自然资本的广度，判断众多自然资本中哪些对于提供生命支持和生态服务功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本之间“质”(功能、物质稀缺等)的差异，某些自然资本的减少不能因另一类资本的增加而使总资本存量保持不变[11]，这即为关键自然资本(critical natural capital，CNC)。CNC与人造资本之间不存在替代性(如环境支持功能)，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维持系统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还如，名胜古迹在地理位置上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掌握四类资本之间的要素、形成的途径以及相互间的作用(图4)，其中所碰到的一些难题促使许多学者和机构开始研究这四类资本相互之间的关联[12]和影响[13]。其中，自然资本之间的可替代性问题，引发了关于“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两种标准之间的争议，及其相对应的两种不同发展范式的讨论。
五、结论
(1)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发展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在以往，许多国家和政府往往把经济增长与发展等同起来，只追求人造资本的生产而忽略了对于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投资，使得经济、生态和社会三方面不能协调发展，带来了日益尖锐的问题。
(2)社会财富不仅包括了人造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不同经济学派对资本之间(尤其是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之间)的可替代性存在争议，从而形成了“强”和“弱”两种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范式。但可以确定，如果一个国家不能通过最保守的“弱”可持续性的检验，那肯定无法通过更“强”的可持续性检验。
(3)科学发展的决策不能仅基于经验判断和定性分析就作出决策。在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现阶段，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的全面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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