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下报告文学状态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报告文学论文,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下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
2006年，在中国当代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文革”结束30年、改革开放30年、新时期文学30年。30年，“弹指一挥间”，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来观之，它的时长确实显得微不足道。但要论变迁之剧烈、对比之强烈，则这30年足以彪炳千秋。因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回溯、反思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祈望、规划文学的未来，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当下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如何？报告文学的状态究竟怎样？这无疑是报告文学的创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谈到“当下”，我们就不能不涉及“新时期文学”的概念，如果仅仅做粗线条的划分，“新时期文学30年”似可以视为一个整体，但事实上，这其间的内涵差异很大，据此，我们就不难理解90年代初中期，张颐武、王蒙等人将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的文学走向划分成“前新时期”、“新时期”和“后新时期”这样三个阶段的缘由。现在，21世纪已历经六个年头，“新世纪文学”的说法又见诸文坛，我们权且将其看作是“后新时期”的自然延续。因此，将“当下”文学与90年代以来文学的进程视为一个与80年代有区别的整体，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总体来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报告文学生存的社会与人文生态环境已大不同于80年代。这种生态对于文学，进而对报告文学而言，其有益性和亲和度都远逊于80年代。
从社会生态来讲，80年代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即对内变革日趋僵化保守、以致使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的、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对外以“学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为理念、以“引进外资”为形式的向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学习，以期追赶西方进而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这场革命由经济领域始，迅速波及至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这中间，“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意识形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90年代至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农庄村舍向城市化，传统道德向现代伦理的转型初具规模。但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其社会经济之转型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的梯级状态，即后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文明及其由此形成的农业社会等三种形态在同一时空中并置。从集权到分权，从计划到市场，意识形态由唯一到多向，思维和生活方式由单一到多元，伦理道德观念由谨严到宽松。总之，若论社会形态之复杂，经济发展之活跃，与全球资本、与海洋文明联系之密切，当下之情状，中国任何历史王朝无一可比。
从人文生态来看，80年代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值得我们怀念，它使得人文知识分子成为整个社会生活话语权力的重要一极，文学是社会文化生活的明星和政治清浊与否的晴雨表。文学的复兴、文学的狂飙突进都尽在其中。这样的景象，正如陈平原所言“80年代没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几乎每个学者都有明显的公共关怀。独立的思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超越学科背景的表述，……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像‘五四’时期的青年，集合在民主、科学、自由、独立等宽泛而模糊的旗帜下，共同从事先辈未竟的启蒙事业。”“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一种开放的胸襟，既面对本土，也面对西方，还有就是有很明确的社会关怀与问题意识。”① 而90年代至今，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征的思想家逐渐让位于掌握着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专门知识的学问家，“社会科学的兴起，使得人文学者那种理想主义的、文人气很浓的、比较空疏的表达，受到了压抑。……80年代那种活跃的文化氛围，以及相对开放的活动空间，都已经不存在了，你还坚持那套启蒙话语，甚至‘广场语言’，政府不允许，学界也不认可。……对于当下的中国，80年代学者更多地持批判立场，而90年代则讲究介入与协调。……人文学者注重精神性，坚守自家的信仰与立场，甚至不惜当一个‘永远的反对派’；社会科学家不是这样，更愿意采取建设者的姿态，注重现实性与可操作性……”② 从90年代风靡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到近年由张炜《精神的背景》一文指斥当下社会精神“沙化”所引发的文学创作与当下精神背景的争议，无不透露出理想、人文和精神的式微。有学者甚至指出，新世纪文化的表征就是文学“不再是社会的焦点，也不复承载它的巨大的使命。……这个变化其实正是提出了有关‘新文学’的终结的问题。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启蒙和救亡的话语已经和现实脱节而失掉了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所谓‘纯文学’的追求也变成了一种超验而唯美的话语。”③ 我们当然可以对终结新文学之类的惊人之语保持自己应有的判断，但这样的声音的发出，是在提醒人们当下人文生态的严峻。
在此与文学的亲和力及其有益性渐行渐远的生态中，我们完全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报告文学的危境：首先，技术思维或曰技术理性、工程意识几乎统摄着社会的主流生活，统摄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学传播体制、文学评价体系等无不受其钳制。其次，政治、法律、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日益成熟，使80年代一度由报告文学作家充当上述学科代言人并在最能显示其话语权力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的“无冕之王”的角色越来越淡化，甚至变得无足轻重。第三，报告文学一方面在近30年里由“附庸蔚成大国”，成为与小说、诗歌等主流文体并驾齐驱的文学劲旅，成为任何国家级重要奖项都不能忽视的文学大军：另一方面，这一文体又在七十余年的进程中不断受到轻视、漠视、质疑和否定，近几年宣称其“恐龙已死”、“日薄西山”、“声名狼藉”的声音不绝于耳。第四，以网络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对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整体的冲击愈演愈烈，以至“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文学更多的是印刷文化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正如游吟诗人的诗歌和英雄史诗是部落口语社会的产物一样……显而易见，它将在电子时代消失，或者萎缩为一种纯粹的礼仪角色，也许就像京剧那样的东西。”④ 这种冲击的一大后果就是报告文学通过印刷媒介进行传播的区域日渐萎缩，而其更为广泛的传播则严重地依赖于被改编成电视剧。当报告文学经由印刷媒体至视觉媒体的转换之后，尽管突出了影像的“写实”，但其原本通过非叙事性话语表达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作观察、评析、反思甚至批判见长的文体个性将模糊、淡化以至丧失，最终演变成以声像展示和休闲娱乐为主打的大众文化形式。更有甚者，近几年来受到受众热捧的“新闻调查”，“共同关注”类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由央视到各省市地方台蜂拥而起，与报告文学争夺领地的气势咄咄逼人。
二、报告文学的内在困境
报告文学存活的外在生态是如此严峻，这一文体（无论创作还是批评）的内部生态同样也不容乐观。从数量上看，当下报告文学的年产量与80年代相比并不示弱，以长篇的兴隆和短篇的萎靡为标志，成百上千部（篇）报告文学的出版与发表，似乎凸显着这一文体的持续繁荣。但实际上，与当下小说每年数千部出版的情形相似，真正堪称报告文学精品的少之又少。大量存在着以“报告文学”为名，行“非报告文学”之实的文字，可谓泥沙俱下、良莠混杂。这昭示着报告文学在严峻的社会人文生态中自身所存在的困境。这种困境最为重要的表现在于报告文学作家文体创造意识的缺失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文本征候。文体的进化与发展不仅有赖于其成长的外在生态，更需要其内在以更新成熟为目的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运动，后者理应是文体保持活力与魅力的根本。20世纪以来，报告文学之所以能够“从附庸蔚成大国”，其关键就在于那些钟情于这一文体创作的大家们始终牢记着文体的创造乃文体承传与光大之根本的要义，并以其极富探索性的文本印证并丰富了这一要义。夏衍及其《包身工》、黄钢及其《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徐迟及其《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及其《人妖之间》、钱钢的《唐山大地震》、祖慰的《审丑者》、赵瑜的《强国梦》等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而90年代至今，除少数作家有着比较清醒的文体创造意识、不断凭借自身风格多变的文本超越自我之外，相当比例的作者都显示出文体创新的意识缺失和能力不足。与当下小说文体创新的力度和广度相比差距甚大。其原因在于，或囿于知识水平，或囿于思维视野，或囿于艺术感悟，作家个体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和特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对文体创之于文体勃兴的意义缺乏认知，对文体之间的差异缺乏领悟。他们所能做到或者说只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在既有轨道——即七十余年、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由经典报告文学作家所创造的语言体式和叙述模式上做或高级复制或低级拼凑式的模拟运动，文体创造的惰性与惯性成为其显在的标志。不甚明晰或混乱不堪的文体意识和创造意识，必然导致报告文学文本的种种病候。譬如，违背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文体规范，小说虚构与纪实再现混淆不清，为增加文本的所谓生动性与可读性，在文本中加入带有浓厚小说式的事件过程及其场面细节的虚构性想象性描述，对已经作古的人物做实际上是戕害真实的细致冗长且自以为是的心理和对话描写；对报告文学的跨文体规范缺乏体认，不讲究文本的叙述技巧和语言体式，语言粗俗平淡、结构呆板、篇幅冗长、个案堆砌，以致沦为新闻通讯、报纸特写、先进事迹介绍、甚至广告宣传文本的低劣翻版，这样一种已呈普遍性的现象在某些力举报告文学的名刊中也时有发生。
如果说文体创造意识的缺失带给报告文学的多为“外伤”的话，批判与反省意识的钝化则日渐成为报告文学严重的“内伤”，而这正是它所遭遇的另一个内在困境。通常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写作，与虚构文学的写作在目标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通过写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叙事，表达作家对现实社会文明进程与状态的观察、反思甚至批判，这是报告文学写作的目标，也即茅盾所言：“‘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⑤ 它有异于为自我、为市场、为艺术的某些虚构性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报告文学作家往往首先被视为思想者，然后才是文学家。报告文学文体也正是因为这个特质才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近年来，一些学者称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写作，但需要辩明的是，“知识分子”一词其实内涵十分繁复，⑥ 我理解这里的“知识分子”所指并不是如爱德华·希尔斯泛称的那些从事知识的生产、解释、教授、传播乃至于大量“消费”这些知识或管理这些知识的人，而是将他们置于所谓的“体制外”或“反体制”知识分子的阐释层面，也即法兰克福学派定义的“应该是每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⑦ 的那一类知识分子群体或气质。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在社会进步、文化创新和文学繁荣的进程中影响日益扩大、地位日渐上升的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其高扬着时代的批判性良知的旗帜，而旗帜的委顿，也就必然昭示着文体的衰败和边缘化。时下，我们完全可以为何建明、赵瑜、卢跃刚、杨黎光、徐刚、一合、陈桂棣、黄传会和邢军纪等作家在其文本中渗透着的强烈的批判与反省意识而欣慰，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当下一些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作家在他们的写作中，不同程度地丧失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反思、批判和引领之嗅觉、触角及功能，也即放弃了古尔德纳所谓的“批判性话语文化”。他们在市场、最本质上讲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利用报告文学直击现实的美誉哗众取宠，以报告文学最为看重的“非虚构”或曰“真实”作为文本参与时尚娱乐的最大卖点，以对某些企业或个人歌功颂德的粉饰性文字大作廉价广告，以对名人明星轶事绯闻的肆意渲染取代对弱势底层民权民生的深刻关注，浓墨重彩日常生活中的奇闻逸事而对社会人生的重大问题避重就轻，甚至视而不见，这种显然有悖于传统报告文学精神的症候，从外因上讲无疑与社会和人文生态的急剧变化，市场化时代体制内、市场化、体制外、反体制等诸种类型知识分子分流情形的出现密切相关，它直接导致的后果即是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写作复杂性的萌生。这也就是说，当上述情形与批判反省之文本并存于当下时空时，报告文学作为：“批判性话语文化”的内质将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改写，而改写的结果将危及其文体的独特性存在，最终可能使之深陷解构之井而不能自拔。
报告文学内在困境的第三种表现即是作家的质数不尽如人意，理论批评远未达到理想境界。这里的质数包括作家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就前者而言，当下真正专事报告文学写作的作家寥寥无几，大量存在的是复合身份的作者，此种状况不仅与当下小说作家的专职程度不可比拟，与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情状也相距较远，这大抵可以标示出报告文学文体在当下文坛受作家关注的程度；而相对于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比小说更需社会关怀、文化批评、人道关注的具有强烈思想性与现实性的文体，作家思想自由的高度与深度、作家艺术华彩的表现力和独特性、作家现实锲入的风险承受和坚韧精神等都是一个从事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必备的“质量”。而目前具备或基本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屈指可数，较少具备或根本不具备这种“质量”的作家（如果还能称其为作家的话）比比皆是。一种反差就这样形成了——一边是高要求的文体，一边是低素质的作家，这在相当程度上必然要对报告文学的生长产生负面影响。批评作为与创作并行的轮之双翼，也遭遇着与作家质数相关联相类似的困境。90年代以降，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在系统化和学理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些文论致力于创作现状的探讨，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理论关怀。然而，若将之放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整体，这种情状又是不能令人满足的。诞生仅百年的报告文学文体亟须理论的支撑和批评的关怀，而目前的批评，无论是审视的广度、思考的深度还是评判的力度，都与文体自身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焦虑的差距。受到当下社会与人文生态的影响，严肃的求实的独立的批评愈来愈显得如熊猫那样珍稀、如堂吉诃德与风车决斗那般艰难。而与之相悖的批评却时有发生，此诚如有学者描述的：“不管是沽名钓誉、唯利是图的有偿批评，还是不读原作、缺乏历史感和未来向度的假想批评，以及故作惊人之语的逆反批评，都亦步亦趋地紧跟时潮，成为权力部门、商业机构或文化传媒的附庸，被名缰利锁所牵制，见风使舵，在批评的文化动机、伦理姿态、心理内涵方面都丧失了批评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一种‘影子’。”⑧ 这里尽管描述的是文学批评的总体征候，但之于报告文学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应尽力规避上述批评的异化，致力于文体的科学系统的理论建构，以心无旁骛的姿态观察、评判、引领创作风尚，在理论中求新创造而不是简单复制，在批评中精心建设而不是肆意毁坏，因为“在批评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建设更能感到自满自足了。……如果一位伟大的建筑师的趣味是有助于建设的，那么他的建筑便是创造性的，批评也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只是因为它有创造因素，所以才得以成长和存在下去。”⑨
三、应对：报告文学的世纪振兴之路
面对当下报告文学生存的诸种困境，有责任有理想的作家与批评家所应做出的姿态不是自怨自艾和自暴自弃，而应表现出市场化时代顽强的应对，哪怕是一种悲壮的应对。惟有如此，报告文学方有可能走出一条世纪振兴之路。
这种顽强甚至悲壮的应对最为要紧的是全面提升报告文学作家的内在素质，使他们在“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的年代仍然立于当代思想的潮头，在思想和学术多元发展的今天，保持独立思考与批判的基本立场，敏锐把握市场化时代的精神流脉搏，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观察社会与人生，承继启蒙传统，致力价值重建，将“知识分子写作”之根本精神进一步提升并熔铸成当代报告文学的基本思想导向。报告文学作家内在素质的提升还在于使之与全球范围内非虚构文学作家在反思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持的精神立场相呼应，在具备中国视野的同时，具备世界眼光。某种意义上说，报告文学作家素质的高度决定其思想的高度，而思想的高度又决定着文本内涵的高度。
对报告文学基本规范的坚守也可视为这种应对的重要策略。我以为，非虚构性、文化批判性和跨文体性是报告文学最为基本的特质或曰规范。由田野调查性、新闻性和文献性构成的非虚构性无疑是报告文学规范的基石，它与文化批判性一起构成这一文体别于它类的脸谱和徽章。对二者的遵循，即是在最为重要的层面上抓住了报告文学的命脉。经典报告文学的传统告诉我们，这种文体长于这样一种融合着报告文学基本规范的“宏大叙事”，即以反思与批判的视角艺术化地直击现实中具有热点与焦点意义的重大事件、人物和问题，关注大众生存与命运，审视文明的进程与缺失。当然，宏大叙事并非为报告文学所独有，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或多或少地都刻有这样的印记，其原因就在于“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⑩ 但相对而言，在当代中国文学文体中，最善于进行这种“宏大叙事”的，非报告文学莫属。这是其作为“时代文体”所应承载的主要内涵，也是其彰显文体个性并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显在文体的根本原因。六年来，尽管遭遇重重困境，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仍在承继并固守着这一“宏大叙事”的传统，保持着对报告文学基本规范的恪守。赵瑜与胡世全合作的《革命百里洲》由一个地域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为切入点，深化为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与现实观照。黄传会的反贫困系列报告文学之一《我的课桌在哪里？》以北京农民工子女上学难为题，直击当下教育公平的社会问题，并从另一个侧面发出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卢跃刚的《东方马车》和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等显示出从不同视角审视并参与当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型的主动姿态。以关注和书写社会重大事件和法制问题著名的杨黎光、一合和邢军纪在他们的《惊天铁案》、《红与黑》、《第一种危险》等近作中深入剖析世纪之交轰动国内外的腐败大案。魏荣汉和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则以“选村官”反思乡村选举文化建设乃至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进程。张庆洲在唐山地震30年之际写下《唐山警示录》，它与20年前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形成互补，成为报告文学作家对中国当代史重大事件的杰出表达。曾凡华以探讨民营企业“发家史”的《衣锦天下》直击民企“原罪”争论。徐刚的《长江传》以宏大气势抒写长江文化，以深沉的忧思揭露长江的危机。徐剑的《东方哈达》用深刻的诗意超越以往对重大工程的平淡呆板叙事，将青藏铁路的建设表现得大气磅礴、韵味盎然。刘继明的《梦之坝》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它并非一个世界级水电枢纽工程建设的单一性描述，而是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流变的整合式阐释。上述针对“三农”、教育、腐败、民企、生态和重大工程等领域的“宏大叙事”，旨在表明当下报告文学作家凸显规范、应对危境的努力。在着力宏大叙事的同时，当下报告文学还出现了对日常生活进行检视和反思的新变，譬如对“超女”、同性恋、电影《无极》与“馒头”事件等流行文化的审视与反思，因为“流行文化通过全球化、媒体化、信息化和符码化的过程改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流行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使它毫不逊色地可以成为时代精神的‘晴雨表’，成为人们观察社会文化动向的敏感标志。”(11) 这表明报告文学关注与再现生活的视野和能力正在逐步扩展和加强。此举并未有损于报告文学的“时代文体”本性，相反，它极大地拓展了报告文学的叙述空间，进而为这一文体在市场化时代的存活与延续增添了强劲内力。
当然，应对困境除却以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反思来契合非虚构性和文化批判性的基本规范外，对报告文学艺术性的追求也应成为作家的文体自觉。面对社会科学的成熟、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的渗透，报告文学作家应像当代小说那样致力于文体新品格的锻造，这包括由视角结构到语言修辞等全方位的文体探索、对具有自身特色的非叙事性话语的建构以及对非虚构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内涵。用创造精品的理念凸显文体个性，拒绝粗制滥造，避免同化、异化甚至消亡的危险。
面对汹涌而来的视觉文化，报告文学的应对似乎要显得更为悲壮一些。当下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或“电视报告文学”我们可以将之看作是既不幸又有幸的事情。不幸的是，报告文学所依存的文字的阅读越来越被影像和视觉所代替，阅读成为小众化甚至仅仅只是专业人员的分内事；有幸的是，报告文学能够通过影像进行更为广泛的二次传播。我以为，作家们的应对应该体现在既与电视等影像保持交流互动之姿态，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譬如在影像中继续凸显标示作家思想元素和理性指向的非叙事性话语，强化其反思性和批判性色彩等。
批评与理论的跟进，也是报告文学应对困境的重要一环。跟进的举措可以是多方位的——理论研究的科学化和系统化，报告文学诗学体系建构的自觉意识和具体化，当下批评的独立性和投入感等等。在学术研究体制化的今日，打破文学研究中的文体等级观，呼唤当代学术大家关注报告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报告文学的理论与批评呼唤学术大家的出现，就必然是当务之急。但愿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纸上谈兵，因为报告文学的世纪振兴不仅需要作家们的逆流而上和激流勇进，同时要寄希望于理论家和批评家的专注、砥砺与导引。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04—0840）和中国作家协会2004年度重点作品扶持资金项目“新世纪报告文学的现状、特点及走向”成果之一。
注释：
①②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3,136页，第141—142页。
③ 张颐武等主编：《2005批评卷（北大年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导言。
④ 此为A·克南16年前以《文学的死亡》为题所做的断语。转引自［英］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中译本，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78页。
⑤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1937年2月20日《中流》第11期。
⑥ 譬如安东尼·葛兰西就将“知识分子”划分成有机的和传统的两类，卡尔·曼海姆则认为作为“自由漂游”的知识分子具有“同质性”与“异质性”两类，有学者在葛兰西划分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体制自身有机地包含有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存体制的运转及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为了更明确起见，不妨将这类人称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与此相应，那些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环境中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学者、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与现存体制没有内在有机联系，故称其为‘体制外知识分子’。除了这两种类型外，还有些知识分子与现存体制互不相容，他们致力于批判甚至改变这一体制，这就是‘反体制知识分子’。”（黄平：《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见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⑦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⑧ 黄发有：《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⑨ ［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中译本，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95页。
⑩ 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11) 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