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家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期间，朱家骅除短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外，③其职责不直接涉及外交事务，但他仍以其职务、身份和拥有对德联系渠道之便，参与对德外交，开展对德工作，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德外交的某些重大问题上向蒋介石提交意见和建议；第二，与中国驻德使馆人员联系，表明对德政策立场和应开展工作的要点；第三，向国民党党部驻北平、天津、上海负责人及新闻界人士作出有关对德工作指示；④第四，与德国外交界及新闻界人士、国民政府前德国军事顾问等德方人士保持直接或间接的联络，侧面进行对德工作；第五，通过中德文化协会等机构开展对德舆论外交。限于篇幅，本文重点论述欧战爆发后朱家骅在对德及对大国方针上的立场及相关活动，联系对象主要为中方人员与机构，如驻德使馆人员、国民政府有关高层人士、中德文化协会等，其中又以驻德使馆参事丁文渊为重点。
欧战爆发初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
1938年2月蒋介石决定由朱家骅赴德执行外交使命，3月底朱家骅受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出使德国任务被推迟。朱家骅对赴德一行始终持保留态度，但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和欧洲战争的爆发，他对中德关系更为关注，在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中也有更多参与。
1939年1月，国民政府新任驻德大使陈介在柏林递交国书，中德关系暂时保持在不继续明显恶化的状态。⑤8月，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受此影响德日关系进入短暂的冷淡期。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国民政府高层迅即商讨应对方针，蒋介石主张对德宣战，支持召回驻德大使，朱家骅等则表示应暂不作表态。⑥国民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导致对德外交一时应对失当。9月8日，陈介大使通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受本国政府之命他将回国述职，离开柏林的时间大约在9月12日。德方认为，陈介奉命回国只是国民政府对德国迟迟不让陶德曼大使返回中国作出的反应，并未想到此举是中国政府因欧战爆发而采取的针对德国的行动。9月9日，陈介又突然通知德方，中国政府指示他推迟回国。中德关系因陈介继续留驻德国而避免过早陷入僵局。
欧洲战争爆发后，处于抗战困难时期的国民政府面临与大国外交的变局，在此背景下朱家骅与驻德使馆参事丁文渊频繁联系，了解有关动态，商讨对策。⑦朱家骅通过丁文渊开展对德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自己随时可能出使德国任务创造较为良好的条件。
9月23日，丁文渊致电朱家骅，报告德国近期对外政策动态：“对日尚敷延［衍］，而主要在联苏俄，瓜分波兰时对俄极让步，对华仍不即不离。”来电中最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中德关系的内容：德国“亲华分子现设法推动德俄说日本与我早和，俾日专力南向攻英，使华独立无损，保全中立而与德以原料。闻外次已首肯，戈林亦赞同，惟外长尚惑于汪十月组织伪中央说，现正在设法打销。”⑧
德国亲华分子“说日本与我早和”的意图在于，使日本能集中其军事力量在亚洲牵制英国，以此配合德国在欧洲的战事。虽然这一设想与希特勒的欧洲战略相符，但外长里宾特洛甫此时更关注的是日本扶植汪精卫建立伪政府。10月初，丁文渊与德外交部官员会面，提出由德方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建议，并希望尽快得到答复。⑨10月8日，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维尔曼发表了内部意见，认为德国此时尝试调停中日争端会在日方引起负面效果，应暂不作考虑。⑩丁文渊未得到德方的答复。(11)
9月26日，朱家骅致电丁文渊，就国民政府对各大国应采取的立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朱家骅认为：“英法形势不佳，于我不利。我对德须竭力联络，对英法俄不可伤感情，对美应特别拉拢。请说明德俄接近后日方之反德言论与我抗战之希望，日实力损失无力助德及我战后建设必猛进，中德经济关系愈重要等等，以破坏德日接近，并告德人，现正转好对华关系之良机。”(12)朱家骅提出上述方针的主旨是继续维护与所有大国的关系，全力抗击日本。朱家骅还向丁文渊透露，国民政府仍有意派自己去德国。(13)
丁文渊于9月29日电复朱家骅，内称：“近来本馆工作确系兄所示方针。……今奉来电，始有遵循。……政府欲兄来，实万幸，惟似应先在此积极准备，俟时机一熟，兄即飞来。现时局转瞬万变，非有全权代表迅速应付不能为功。德已成为生存战争，苟与其战事无速□决不肯为，亲华疏日势不可能。□德尚望日牵制英，恐仅能亲日亦亲华，此即前电陈德欲劝日与我早和者。如局面无新发展，则运输困，经济合作说不足动其心。故兄来，必须携有解决政治经济具体办法。现德外交部长在俄，孙院长能使俄说之，似更有效。”(14)根据丁文渊的分析，德国迅速结束欧洲战争是其改变远东政策的前提，如果战事拖延而国民政府又急于打开对德外交局面，只有尽快派遣全权代表，而且“必须携有解决政治经济具体办法”才能奏效。但此时国民政府已无解决中德关系危机的政治办法，在德国承认伪满洲国之后，中德外交在政治上已陷入困境，即使让孙科请苏联出面劝说也难以奏效。
欧洲战争爆发后，鉴于德国期望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牵制英国，在德日关系更趋密切的背景下，英国在亚洲的进退开始成为一个影响中德双方利害关系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一复杂背景，朱家骅作了原则性的表态，认为对德外交只能从长计议。10月2日，朱家骅在致丁文渊的电报中指出：“德事我应注意，但无从速就，只可为将来树基础，备随时应用。此事务须十分郑重，盖英法失败于我不利。目前，以设法与德接近离间德日为我惟一要图。”(15)在对英政策上朱家骅显然继续持正面的立场，在对德政策上则确定了“离间德日”为实现近期目标的基本方针。朱家骅还提到，欧洲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内部在对德政策上颇有争议，现已平息，而他的德国之行“尚非其时”。
10月7日，驻德大使陈介致电朱家骅，希望他继续着力推进对德关系。电报称，“承示各节，深为钦感。英法未尽可靠，弟也早虑及，故对中央建议始终以维持中德邦交并请苏劝德为言，幸与尊见符合，仍恳尽力主持，弟与月波当随兄后，竭尽绵薄，并恳时加指示为幸。”(16)10月9日，朱家骅在收到陈介来电的当天即作出回复，内容为：“尊见甚佩。弱国诸须审慎，英法好感仍须维持。近此间对德已好转，德能使大使回任或另派新使进行更便，欧局剧转，实中德修好良机。诸恃盖筹斡旋，并使德倭疏远。”(17)虽然朱家骅对中德关系改善仍有所期待，但认为德国大使回任是中德关系可能回暖的一个关键步骤，在对英法政策上则仍持积极态度。
11月18日朱家骅致函希特勒副手赫斯，委托因公赴德的齐悛转交。信中称：“贵我两国邦交向极敦睦，两民族合作事实尤足称道。惟以近数年来远东局势变迁甚大，诘之因果关系，使中国人民及其舆论间有对贵国政策不能瞭解。……今则所有误会已逐渐消失矣。夫贵我两国所处之环境虽不同，而如何互寄同情及力求互相了解，实为吾人所崭求，亦为吾人应努力之正途。谅阁下亦以为然也。”(18)朱家骅以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名义致函赫斯，其主要目的应在试探德国国社党最高层的对华政策态度是否有所松动，至于国民党与国社党的关系，信中完全没有涉及。(19)
英日妥协与朱家骅的“对德外交意见”
1940年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发展和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的退让，中国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国民党高层再一次关注对德关系，朱家骅此时的言论和活动，对此后中德关系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6月7日，中德文化协会举行第五届年会，朱家骅在致辞中指出：“上次世界大战以后，威尔逊总统的和平主张切中时弊，惜乎后来产生的和平机构仍潜伏着仇恨的心理，以致危机四伏，终于战乱相寻，迄无宁日。我们总理孙先生亦曾谆谆劝告各国，共同来帮助中国建设，开发无穷尽的资源，以解除战后各国间经济上的矛盾，消弭未来战争的因素，但这种建议亦未为各国政治家所重视。今此事虽相隔二十年，我们认为还是寻致世界和平的大道，我们愿于此特别唤起德国政治家们的注意。”(20)深受一战以来孙中山及国民党“大陆联盟”政策传统的影响，朱家骅确信二战之后中德两国仍会有良好的合作前景，这一思想在抗战中后期成为朱家骅对德立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21)
基于上述思想，朱家骅发表了德国应结束欧洲战争及改变其远东政策的基本看法。在中德文化协会年会的大会宣言摘要中朱家骅提出：“一、现状下之德国似应把握良机实现公允之和平，俾致力世界文化之促进；二、日本排斥他国在远东权益与地位，企图独占，倘使如愿，非德国之幸。前次大战对德行为可为殷鉴，况日本已成弩末，德宜不为所惑；三、德国此时在势在理有重新考虑对远东外交政策必要，弥望权衡轻重，使两国关系有一新时代之展开。”(22)
6月18日，丁文渊在致朱家骅的电报中提出，“德独霸渐成事实，若非早许以利，使有所图，则恐将卖我联日，以图制美。”(23)6月19日，张群将陈介大使6月17日来电的全文抄送朱家骅。(24)陈介在电报中详述了加强对德政策的必要，其理由是：“德近对日仍传不满。德战未期年，国内产业上之消耗，国外工矿区之摧残，决非短期内所能复兴，战前已苦原料缺乏，战后益将努力建设，故于日之企图独占我经济利益非其所愿。我之环境固是特殊，倘能兼容并收，因势利导，俾其知有可图，弗使观望，庶免疏我而亲敌或即须日以制美，将来藉彼利器充我国防，于抗战奠国前途似有重要关系。”(25)和丁文渊一致的是，陈介也认为在对德联系时以现实利益打动对方是必要的。
6月22日，朱家骅电复丁文渊，支持通过美俄两国促进中德关系改善的主张：“德事此间均已注意，盼兄等多事活动，先促大使来华，并对美俄二使亦积极工作。”(26)在对德国“早许以利，使有所图”的问题上，朱家骅未作表态。
在此期间，张梁任也就欧战与中德关系问题致函朱家骅，他提出：“若英国溃败，德日共同对英之目标已失，德日关系，即成问题，故中德关系，急宜趁时努力增强，以为将来之准备。”(27)朱家骅6月26日回复张梁任，陈述了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对德外交的困境，他指出，“中德邦交实因德之负我疏我，我念环境之恶劣，正求与国，且以国策所关，故仍忍痛，力予维持，未变初衷，如德令陶大使归而不返，我国仍派陈大使前往，苦心周旋，力谋改善，而德迄今犹若无所动，使我不知从何下手，徒作片面之亲善，何补实际。”(28)
7月3日，朱家骅致电丁文渊，阐述国民党联德历史和目前德国的对华态度，要求对德国高层开展说服工作。朱家骅向丁文渊表示，“对德外交宜更活动，迎头赶上日本，但须维持立场与正义，毋低头反为轻视。本党前次反对参战，季公尤出力，总理大陆联盟即主联德，当年北上本欲道俄赴德，不幸病逝。德困难时我同情特多，故战后其商务恢复甚速，我极困难时，彼竟结敌，虽非害我，我实蒙害无穷，等于乘人之危，以怨报德。彼须知我将来在任何方面可助德处必多，不早图必后悔，希婉使德要人知之。”(29)这里朱家骅又一次明确了他的“大陆联盟”对德方针，并主张对德国高层展开说服工作。
从朱家骅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从1940年6月开始，他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的态度转为积极，陈介6月17日致张群的电报和丁文渊6月18日的来电应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重要背景是当时德国对英国的军事优势。
7月7日，朱家骅致函德国总参谋长凯特尔，其内容可概括为4个方面。第一，阐述朱家骅本人与德国国防军的密切关系；第二，报告3年来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及其成果；第三，揭露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野心，指出其实力已大减，国力不堪负担；第四，阐明战后中德双方将继续有重大的利益需求，希望德国帮助中国实现孙中山一战结束时提出的战后复兴计划。(30)朱家骅在此时致函凯特尔，显然有德国在欧战中取得优势这一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对欧战中英国前途的悲观估计。但此函的用意在于向德国军方发出信号，希望后者在欧战结束后积极促进德国远东政策的调整，它体现了朱家骅在对德关系中坚持的“大陆联盟”原则和国防军路线。
丁文渊于7月15日回电，对朱家骅准备来德国表示欢迎，但指出对德工作相当困难。关于国民政府拟采取的对德方针，丁文渊认为，目前德国外交“特注重现在事实，对日之稍冷淡，即因日本无现实能力，故我方必须以事实饵之，……权力均操希氏一人之手，非希氏有意，则无法转变。在我兄来德以前，似应待此间先将基础打好，而恐难满意。”丁文渊还提到，“此间军部笃回司将军正拟助我国计划，其至少［友］蔗公已电呈岳公，可请参阅，并乞我兄力为主持是祷。”(31)
鉴于丁文渊在以往的来电中第一次具体提到德方人士将提供帮助，而且是对国民政府十分友好的军界人士，朱家骅应相当重视陈介6月17日给张群的电报，(32)特别是其中提到的都玛司计划，因为它最符合朱家骅打破对德外交困局的设想。(33)在国民政府对德国“徒作片面之亲善，何补实际”之时，都玛司计划是德国军方亲华派在当时作出的一个最为积极的反应。及时获悉都玛司计划和丁文渊“乞我兄力为主持”，应对朱家骅选择加强对德外交的时机产生了重大影响。
7月上旬，英国对日本力图在亚洲扩大军事行动开始出现退让迹象。欧洲战局对德国有利和英国对日本的妥协致使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对英国深感失望，由此引发对大国外交方针进行调整及加强对德关系的讨论。(34)
7月18日，英国与日本达成封锁滇缅路3个月的协定，7月21日，朱家骅向蒋介石提交《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朱家骅以英日妥协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作为其呈交意见的直接理由，其主旨是重视对德关系，注意把握时机，采取主动，最终目的是“力谋分化日本与德意轴心之关系”。(35)至于与各大国之间的关系，尽管朱家骅对英国的行为表示不满和失望，但不主张在联络德国的同时彻底放弃英国，这与孙科等人考虑采取激进的外交方针调整仍有明显区别。(36)
与两年前的《呈委员长赴德工作纲领》对比，朱家骅此次提出的意见更为笼统，除调整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之外，没有具体的实施要点和方案，特别是在中德双方的经济合作方面。(37)至于如何实现“以德国为中心，加强欧洲之工作，力谋分化日本与德意轴心之关系，更使德国为我声援”，(38)朱家骅也未作具体说明，但可以理解为以国民政府驻欧洲大国使节，特别是以驻德大使为中心，加强外交活动，全力做亲华派的工作，争取德国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抗战给予同情和支持。
国民政府对德特使外交的终结
朱家骅在7月3日给丁文渊的电报中透露，“此间近对德空气更浓，中全会多主弟即赴德，倘有利国家，当一行，惟须先在德有准备，免虚此行。”(39)朱家骅对当时国民党领导层加强与德关系的主张显然是赞成和支持的，但当再次提出由他出使德国的问题时，他仍持谨慎态度。
7月23日，丁文渊致电朱家骅，对7月15日的电报进行了解释，对朱家骅在关键时刻出使德国仍寄予厚望。丁文渊称，“所谓事实，即指经济合作具体办法。……奈希氏及外长重势力而不重感情，重现实而不重已往，前此关系不足动其心。现因对英战事尚未了结，对日仍须敷衍，故对华暂勿愿有表示，非特新派大使来华无望，即其代办在沪，迄今未来渝交涉。目前外交部谈判数次，均云尚非时机，故现在只能使其知有可图，不致卖我联日，亦即我兄电示离间德日政策。一俟德有表示，则经济合作问题即将急转直下，非得如我兄之负中德盛望者主持不为功。”(40)
朱家骅7月24日电复丁文渊，在出兵缅甸报复英国的问题上他指出，“此间联德空气极浓，或主进兵缅甸，唤起被压迫民族自主运动，俾对英报复，促德善我。弟意进兵不难，而国力如此，何以善后，缅印对我本善，进兵则触动恶感，引日至彼处亦不妥，况德未必即以此疏日。”(41)面对中国与德英两国的复杂关系，朱家骅仍主张不应为联德而弃英。(42)至于英德关系，朱家骅最希望出现的局面是双方停战和谈，也即他此前提出的“现状下之德国似应把握良机实现公允之和平”，这一结果显然对中国的抗战最为有利。(43)
对是否继续在经济合作方面开展联德活动，朱家骅的观点是，他本人“深悉德情，亦计及经济，时机未熟，不能有助，故态度尤须严正……。经济合作技术协助等，即提具体办法尚非其时，且亦无效，反招轻视。”(44)与两年前不同，此时朱家骅对通过经济合作促使德国回心转意已不抱希望，至少认为要等到德方有所表示后才能予以回应。朱家骅明确指出，“欲德弃日就我非易，弟前年春即言之，作单相思无用。”(45)朱家骅表达的意思应该是，国民政府仅凭单方面的努力已无法扭转德国既定的远东政策，最有可能对中德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应来自德国内部，此时即使再派遣特使开展对德联络，仍将无济于事。
抗战爆发后，主张或赞成朱家骅出使德国的内有蒋介石、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布雷、徐道邻、滕固、蒋复璁等政界、军界要人和文化界人士，外有陈介、丁文渊等驻德使馆人员。欧战爆发后国民党高层仍有意派朱家骅赴德一行，驻德使馆商务专员谭伯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致朱家骅的信中直言，“足下为我方对德之唯一利器，殊以为不应轻以示人，以太为可惜，非有他意，盖来而失望，于足下殊不值得，于国家更无体面也。”(46)鉴于戴季陶、陈介、蒋百里等人在德国都先后遭遇“德方之漠视”，谭伯羽认为，朱家骅应在“非抱有把握不可”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履行赴德使命。(47)虽然朱家骅直到1941年才看到谭伯羽的来函，但信中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应与朱家骅当时的真实想法一致，即如果贸然出使德国，于公于私都将有害而无益。
1940年8月，蒋介石委派桂永清出任驻德使馆武官，以其身份和关系开展联德工作，在当时情况下不失为一个两全的选择，而国民政府试图继续开展对德特使外交的努力也就此告终。(48)
结束语
朱家骅自少年时代起即接受德国教育和文化的熏陶，此后又留学德国多年，具有深厚的德国情结。他对德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均十分推崇，将德国作为中国实现强国及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合作者。孙中山的“大陆联盟”思想以及20年代中期以来国民政府对德外交的实践，是影响朱家骅抗战时期对德立场及其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抗战前期朱家骅一度被委以联德重任，为此他对德国远东政策的关注度和在国民政府对德外交中的参与度，都远远超过其他时期。鉴于特使任务关系到国民政府联德工作的成败和个人得失，这一时期朱家骅的有关公开言论显得更为谨慎，更为策略。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朱家骅及时调整对德方针，提出“离间德日为我惟一要图”。面对英国在欧战中的不利形势和中英关系陷入危机的局面，朱家骅向蒋介石提出联德意见，它反映出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在对英立场上的失望与不满，但朱家骅的意图应包含对都玛司计划的策应，这是他在对德外交中强调国防军路线的重要体现。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朱家骅主张立即停止与德国政府在官方层面上进行正面接触，但强调应继续通过各种渠道在德国外交界、经济界和在华德国人中做工作，间接影响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战后中德关系的恢复预留空间，他的对德政策目标开始由现时转向未来。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美籍华人李彰玲女士，为笔者查阅朱家骅档案提供了重要帮助，谨此致谢。
注释：
①国内论著中提及朱家骅抗战时期对德立场及联德活动的有：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大陆方面，至今尚未有任何关于朱家骅先生研究的专著或是学术研究论文发表……”，参见黄丽安《朱家骅及其史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烟台，2004年，第266页。
②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德国研究》2009年第3期。
③朱家骅最迟在1938年3月已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参事室主任朱家骅签呈》（1938年3月30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以下简称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1。“参事室成立于1938年6月”应有误，参见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第91页。
④抗战时期朱家骅的任职集中于党务，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党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在任秘书长，特别是任组织部长期间，朱家骅作为直接主管领导曾多次向北平、天津、上海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王萸青、于复生、董洗凡布置对德工作任务，发出相关指示。有关内容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朱家骅档案（案卷301-01-17-010）中有详细记录，在此不一一列出。
⑤陈介在递交国书后于1939年1月19日举行大型招待会，出席者除德国政界及外交部高级官员外，还有外长里宾特洛甫的夫人，法肯豪森等一些前德国军事顾问也出席了招待会。Mechthild Leutner (Hrsg.),Deutschland und China 1937-1949,Politik-Milit
r-Wirtschaft-Kultur,Akademie Verlag,Berlin,1998,S.129-130.
⑥参见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朱家骅与丁文渊早在就读同济医工学堂时就是同学，又都有留学德国的经历，两人关系密切。1938年9月丁文渊任国民政府驻德使馆参事，成为朱家骅及时获悉德国情况的重要消息来源。
⑧《丁文渊致朱家骅电》（1939年9月23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外次应指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
⑨丁文渊向德方表示，他所提出的由德方进行的调停暂时只是一种试探性会谈，它将持续大约两到三个月，此后才会采取可能的步骤，届时整个汪精卫闹剧将会收场。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Knoll,Berlin,den 5.Oktober 1939,in: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1945,Serie:D,Band VIII,1961,S.171-173.; Mechthild Leutner (Hrsg.),1998,S.113.丁文渊提出上述建议，可能意在阻止日本扶植及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关于丁文渊的建议是否有人授命，尚待进一步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丁文渊是“奉命”行事，并谈到了“蒋介石提出的对日议和条件”。参见张北根《1933-1941年的中德关系》，《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该文引用的档案《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8卷第220-222页等，似为英文翻译版）。根据德文版档案，丁文渊仅表示，上述建议是他本人的意见和建议，但驻德大使会与他的看法一致。丁文渊没有提到此举是“奉命”，他与德方谈话时涉及到的所谓议和条件也只是个人的想法，没有“蒋介石提出的对日议和条件”一说。当然，这并不排除丁文渊此举确实是受人之命。参见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驻柏林外交官是在经济部长翁文灏授意下提出上述建议的，但未提供可以证实的档案文献。参见［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⑩Aufzeichnung des Leiters der Politischen Abteilung Woermann,Berlin,den 8.Oktober 1939,in: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1945,Serie:D,Band VIII,1961,S.190.
(11)丁文渊于1940年5月21日再次向德方提出上述建议，6月7日德国外交部答复丁文渊，德国外长认为，期望第三国调停日本与中国冲突获得成果的时机尚未到来。稍后日本驻德国大使也向德方提出调停请求，并试图通过德国外交部官员与陈介进行接触，对此德方未作表态。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Knoll,Berlin,den 11.Juni 1940,in: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1945,Serie:D,Band IX,1962,S.451.; Aufzeichnung ohne Unterschrift,Berlin,den 19.Juni 1940,in:Akten zur deutschen auswrtigen Politik 1918-1945,Serie:D,Band VIII,1961,S.515-516.
(12)《朱家骅致丁文渊电》（1939年9月26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在朱家骅档案中尚未发现朱家骅对德国亲华派“推动德俄说日与我早和”发表过意见。
(13)《朱家骅致丁文渊电》（1939年9月26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14)《丁文渊致朱家骅电》（1939年9月2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15)《朱家骅致丁文渊电》（1939年l0月2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16)《陈介致朱家骅电》（1939年10月7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月波即丁文渊。该电报中的“请苏劝德”和丁文渊9月29日来电中的“现德外交部长在俄，孙院长能使俄说之，似更有效”，应指陈、丁两人都有意通过苏联劝德国与中国改善关系，离间德国和日本。在朱家骅档案中未发现朱家骅此前致陈介的电报。
(17)《朱家骅致陈介电》（1939年10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18)该文稿注明有：“原函系用德文意图改善中德邦交以利抗战”。《致德国国社党秘书长赫斯博士函大意》（1939年11月18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2。
(19)《致德国国社党秘书长赫斯博士函大意》（1939年11月18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2。
(20)《中德文化协会年会朱家骅致开会辞》，《大公报》1940年6月8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1。朱家骅的致辞和大会宣言还发表在《中央日报》（1940年6月9日）、《中美日报》（1940年7月8日）等中文报纸上。朱家骅除要求中文各报广为刊发外，还请廖尚果尽快将致辞和大会宣言译成德文，《致廖尚果》（1940年6月10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2。
(21)关于孙中山的大陆联盟政策，参见李乐曾《孙中山的南方政府与德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6期；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第4-11页；［美］柯伟林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第30-37页。
(22)《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档案记录了7月3日至7月24日朱家骅与丁文渊的来往电报。所引朱家骅言论记录在7月3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的电报中。
(23)《丁文渊致朱家骅电》（1940年6月18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24)《张群致朱家骅函》（1940年6月1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25)《陈介致张群电》（1940年6月17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26)《朱家骅致丁文渊电》（1940年6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谭伯羽也曾提出，“中德问题此时当可请俄从中斡旋”。《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27)《与张梁任论中德邦交函》（1940年6月26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9。张梁任当时供职国防最高委员会，研究外交问题。张梁任致函朱家骅的日期为1940年6月，具体日期不详。
(28)《与张梁任论中德邦交函》（1940年6月26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9。
(29)《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电为7月3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电。
(30)《致函德国总参谋长Keitel大将书》（1940年7月7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2。
(31)《丁文渊致朱家骅电》（1940年7月15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丁文渊提到的“蔗公已电呈岳公”，是指1940年7月11日陈介致张群电。参见《驻德大使陈介自柏林致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申述加强中德合作之具体步骤及办法电》，民国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96页。丁文渊提到的笃回司即陈介电报中的都玛司。格奥尔格·都玛司1934年起任德国国防军国防经济及军备局局长，参与和负责协调德国军界、军事工业界与中国的军火及军备原料贸易，1944年10月11日，因与7月20日谋杀希特勒事件有牵连而被捕。
(32)在丁文渊7月15日“此间军部笃回司将军正拟助我国计划，其至少［友］，蔗公已电呈岳公，可请参阅”电文旁，有用墨笔划出的线。
(33)关于都玛司计划，参见《驻德大使陈介自柏林致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申述加强中德合作之具体步骤及办法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第696页。
(34)参见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5)《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1940年7月21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9。
(36)根据（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的有关说明，朱家骅档案中的发函部分多是草稿备份，系由秘书拟稿，再经朱家骅核阅后签发。在涉及《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内容的档案中，除有一份抄录的定稿外，另有两份拟稿，第一份未写题名和日期，应为初稿；第二份有题名（《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日期为1940年7月21日，应为定稿前的修改稿，其中“对英采强硬政策”一节被圈出，全文如下：
“一、对英采强硬政策
英国现尚以助我觅取光荣之和平条件及将来退还租界、撤销治外法权、修改不平等条约等为言，劝我停战媾和。此仅表面之词，必非由衷之谈，亦只为其自身应付国内舆论，和缓国内空气而已。至对日妥协，为其历年来传统之政策，决难因此有所改变。故与其瞻顾踌躇，消耗抗战精神，而终不能挽回，转不如断然采取强硬政策，发动报复运动，甚至出兵缅甸，保护国际运输，唤起被压迫民族自主运动，以扰乱英国南洋印缅，乃至近东之安定。发动对英报复，理由有三：
（甲）英国改变政策，影响我抗战精神至大，发动对英报复，可根绝依赖外交之心理，提高自力更生之信念；
（乙）目前印度正图独立，我发动对英报复，彼必深表同情，而南洋各地侨胞，更必纷起响应，如此则远东局势混乱，可使英国政策遭遇实际之牵制与阻碍；
（丙）发动对英报复，则以后与攻英之德意及反英之苏联进行外交，当可比较顺利。至美国方面，虽对我此举预料不能表示赞同，然彼亦正虑英国与日本妥协，且我抗战无援，为图生存苦斗不得已而出此，或亦能邀其谅察，不至坚强反对。”。
《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修改稿，1940年7月21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9。笔者认为，提出对英国采取强硬政策有违朱家骅一贯的对英立场，因此这一内容在定稿时被全部删去。鉴于1940年7月20日蒋介石决定继续维持英美法路线，不完全排除朱家骅受此影响而删除上述内容的可能。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37)关于朱家骅1938年3月的《呈委员长赴德工作纲领》，参见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方针——以朱家骅计划出使德国为中心》，《德国研究》2009年第3期。
(38)《签呈总裁条陈加强对德外交意见》（1940年7月21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09。
(39)《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电为7月3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电。在7月2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孙科提出派特使赴德。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40)《丁文渊致朱家骅电》（1940年7月23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41)《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电为7月24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电。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第462-463页中也引用了该电报的部分内容，但注释中的日期为1940年7月3日，应有误。
(42)在与对英政策有关的进兵缅甸问题上，谭伯羽的立场比朱家骅更鲜明：“务须使德日、日俄离间，并任日人与英法荷起冲突，故不赞成我亦作反英举动。……若日不来而我向缅甸方面进取，似不宜！总而言之，不必以得罪英而见好于德也。”《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43)关于德英和谈问题，谭伯羽在给朱家骅的信中也提到，“羽曾深望双方言和，则我有出路、入路，而大家又注意远东商场，昔未成功！”《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44)《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电为7月24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电。
(45)《复丁文渊电说明对德外交之立场》（1940年7月3日—7月24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电为7月24日朱家骅致丁文渊电。
(46)《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47)《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
(48)谭伯羽并未在第一时间获知桂永清将来德国赴任的消息，他在致朱家骅的信中称，“德方对桂、齐之来已于上月有极详尽之情报，弟等反不之闻，此中之情形只瞒自己人而已！”。《综论欧战局势及我应处之态度》（1940年8月9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301-01-17-014。该信中提到的桂指桂永清，齐指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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