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二元结构：考察城乡关系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关系论文,新视角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5-0042-05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因此必须走科学发展道路，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显然，城乡关系在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关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城乡关系问题是实现发展最为困难的症结所在，同时又是实现发展的最为本质的根本所在。①鉴于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城乡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关系问题愈益受到各界的重视，学界对城乡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袁政从系统和市场均衡性的观点出发，认为城市和乡村应当是一个整体，人流、物流、信息流自由合理地流动使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城乡差别很小，各种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城乡地位平等而功能不同；②蔡云辉指出“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③
目前考察城乡关系主要采用“城乡二元”视角，基于两个维度：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性。主要认为，由于现代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城市，传统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乡村，资本源于逐利的本性，流入城市，劳动力资源更多地集中于乡村，城乡资源得不到公平、合理流动和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及消费差距扩大。这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国家迈入现代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现象，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刚性。主要认为，由于建国后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与之相匹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使得“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化，产生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分治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城乡关系处在非均衡分治状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表明最高决策层愈加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的变迁。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对这种变化趋势的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国内著名学者孙立平的“断裂说”，应用的主要核心概念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他认为，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整个社会要从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如果不能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变，将不会继续保持一个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而会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④这种断裂的社会背景在于两个转型：一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就是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改革前城乡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但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流入农村，此时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升级，到了耐用消费品时代，城乡之间的断裂不再由人为制度造成，而是主要由市场引起的更为深刻的一种断裂，它所引起的城乡二元结构则被称作为“市场主导性二元结构”，又称为“新二元结构”。⑤
为更清晰地把握城乡关系的复杂机理，在“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学界还提出“城乡三元结构”理论。一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陈吉元等提出的以乡镇工业经济为第三元，由传统农村经济、乡镇工业经济（又称为乡镇经济）、现代城市经济组成的城乡三元经济结构。⑥二是众多学者提出的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为第三元，由农村居民、似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员、城市居民组成的城乡三元社会结构。⑦这里，新第三元的出现对传统二元结构的解构和新城乡关系的建构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城乡关系现实和未来的走向具有重要的解释和推动作用。
上述研究为本文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是缺乏对城乡二元结构动态的、微观的细致把握，难免会产生雾里看花的结果，在把握城乡关系微观层面上操作性较差。“复合型二元结构”概念的提出，虽然也是脱胎于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但是它从二元社会结构的梯度转移着手，着眼于城乡之间的连续性对接，试图在复杂而多元的城乡关系模式中展示一幅新的图景，为考察城乡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复合型二元结构的涵义、形成及其特点
（一）复合型二元结构的涵义
二元结构一般是指发展中国家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城市现代产业和乡村传统产业因生产效率的差距所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就我国城乡而言，二元结构除了指传统与现代的分野外，还特指计划经济时期因体制性的规制而固化了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随着城市社会消费结构升级所形成的“新二元结构”。⑤随着中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发达城市周围，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包容性广、开放度大，辐射性强的特大型城市，在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嵌入了新的一元，产生了原住民（主要是当地农民）与外来移民（主要是流动民工）之间的新二元差别，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复合型二元结构。从直观上看，这种复合型二元结构至少包括下面三重关系：城市市民和城郊原住民，城郊原住民和外来农民工，城市市民和外来农民工。为便于分析，这里我们将整个城郊地区分为“城中村”、近郊、中郊和远郊（如下图所示）。
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框架图
（二）复合型二元结构的形成及其主要特点
一是在原有的城乡二元差别基础上嵌入了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表现在某些村落外来人口远远多于原住民。2007年12月，上海新农村建设自然村落改造研究课题组对城郊自然村落改造系列试点村和其他非试点村进行调研，所到之处，发现上海的乡村已经被外来流动人员（主要是农民工）所包围。在位于城市中郊的闵行区浦江镇汇中村，我们了解到本村人口1140人，外来人口1600多人。在已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村民”。根据著名学者李培林的调查结果，广州棠下村里生活着6千多原“村民”和3万多外来打工者，石牌村原“村民”9千多人，外来居住者4万多人。⑧
二是原住民与外来人员更多的是经济联系，彼此间缺乏社会交往和文化联系。根据我们2007年11月对上海城郊地区的考察，外来人口绝大部分租住当地农民的空闲房子，主要在当地企业打工，工资一般在8、9百元，高的有2、3千元，他们消费的粮食和蔬菜主要由本地原住民提供。外来人员来源地相同，在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容易达成一致，异地打拼，他们往往抱团取暖，形成自我服务的经济联系和社会交往空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他们不参与村里公共事务的管理和集体利益的分配。由于本地人和外来人员生活方式差别较大，特别是在公共卫生和公共意识方面的差距，导致本地人对外地人的隔膜和排斥。
三是外地人口的导入客观上导致了原住民的分化和新的整合。除了少数原“村民”所处的集体经济强大，分红丰厚，且个人租金收益也非常可观外，对于大部分当地上海郊区的原住民，打工收入还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外地人口的导入，导致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加剧；此外也由于郊村外来中小型企业自身的产业特征，如低附加值，低技能要求，造成了本村外来企业工资普遍较低。本地农民除了老年人从事自留地的蔬菜种植外，基本上已经与传统农业无缘，为农业经济合作社打工的农业季节性工人开始产生。
四是随着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而呈现出“城中村”、近郊、中郊、远郊型的二元复合型风貌。受城市自身发展综合需求限制，距离中心城市距离的远近，客观上对外来人口形成一定的条件约束。一般而言，距离城市越近从事第三产业和附加值较高的第二产业的外来人口越多，而在中、远郊，更多的外来农民工主要供职于一些以纤维和杂货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五是复合型二元结构在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在中小城市甚至县城也很普遍。这种复合型二元结构，在发达城市非常明显，每年的民工潮就是重要的标志。在中小型城市，甚至在中、西部县城，也存在这种复合型结构。支撑这种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首先是寻求非农行业的货币化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压力；其次是偏僻乡村空心化的逐渐蔓延。随着村庄的合并和新农村建设的展开，教育设施、教育资源逐步集聚和重新布点，也导致很多家庭为了下一代教育移居（以临时性暂住为主）到城镇附近。
三、复合型二元结构的功能分析
（一）推进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
复合型二元结构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梯度转移的客观性，是既定制度、资源等各种约束条件下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不是行政力量可以随意调控和计划控制的。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内陆城市为了加速城市化进程，通过各种行政措施放宽户口准入门槛，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在实行最严格户籍准入制度的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非户籍人口却占到了城市人口总量三分之一以上。复合型二元结构之所以在这些特大城市城郊凸显，正是反映了当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梯度转移状况。所谓城市化的梯度转移，在当代中国，一般指的是落后偏僻的乡村中城市化欲望强烈同时又具有一定变迁能力的人群向相对规模、发展空间比较大的村镇转移，一般村镇中城市化愿望相对强烈的人群向重点集镇、中心城镇转移，重点集镇、中心城镇中此类人群向各类城市落户、定居的过程。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跨越所在县、市甚至省、区，向其他发达城市城郊集聚，以至形成了当今中国城乡关系中特有的复合型二元结构，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重要突破口。
首先，民工流动是复合型二元结构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人才流动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一时蔚为壮观，而作为一般劳动力资源的“麻雀东南飞”现象也已成为中国当今社会的一个常态。由于民工的流动是实现自我增殖的重要手段，当今中国的经济现实是沿海远较内地发达，城市远较农村繁华，因此，改革开放前所谓稳定状态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受到现实生活世界的冲击。其次，这种流动的普遍性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作用下大范围的扩散，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村”这样的一种复杂态势，反映了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阶段性和过程性的特征。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市民不是仅凭一张户籍就可解决的，而是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能量集聚过程，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正是实现城市化梯度转移的重要途径。第三，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当地组织、原住民和外来人口构成了一种相互依赖、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存共荣的利益共同体，是这种复合型二元结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充分条件。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上嵌入新的一元，从表层上看，彼此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隔膜，不融洽，但从深层次看，这种结构其实是外来人员和当地社会相互选择的结果，是彼此互有需求，互相交换优势资源，互利互惠，形成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利益共同体的过程。⑧从未来的视角审视，这一新型复合型结构开辟了城郊农民和外乡农民在非正式、非制度化层面上进行自我发展的新局面，客观上推动了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消融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国民待遇的发展平台
复合型二元结构体现了城乡关系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通过体制内外、正式和非正式各种要素的复合效应，促进了传统农民社会的解体、分化，实现了城市化进程中自发的增量供给，为逐步消解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障碍和制度缺失提供了实践基础。
从宏观上看，无论是体制上，还是机制上，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城乡之间仿佛横亘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但是，透视中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通过这种复合型二元结构，我们会发现，城市化作为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却是在日积月累地进行着，城乡之间虽有隔阂却是在逐渐消解，看似断裂，却有连接，体现了城乡关系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统一。处于复合型二元结构中的所谓农民阶层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从城市郊区的原住民来看，他们所处的农村地区其实是没有耕地或有很少耕地的农村，虽没有完全城市化，但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依城市化程度的不同，有的地区可称为集中城市化地区，有的可称为非典型城市化地区，不管是哪类地区，他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耕地，成为不种地或很少种地的农民。由于失去耕地很多是地方政府和社区集体的行为，农村土地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因而他们也不可能通过征地的方式成为市民。但地方政府和社区集体必须对农民有所补偿，过去往往采取计划安排进入自办企业或外来企业工作的方式，但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自办企业和社区集体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企业自生能力不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郊结合部的土地稀缺性价值日益凸现，很多城市郊区以出租土地、厂房、私宅作为非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原住民这种先赋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向城市并轨的过程中一方面向上获取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支持，另一方面必须向下、即向复合型结构中的外来一元汲取能量，形成了“自外来人口大量出现后，经营外来人口生活和工作的事务就成为这一地域的经济增长点。”⑨这样的局面。
从外来民工来看，一步进入城市主城区，按照城市规范体系生活、工作几乎不可能，但城郊结合部给这些外来人员提供了生活、工作和积累财富的较佳场所。异地乡亲的汇聚，让他们身在异乡也能够感受到熟悉的乡音乡情，缓解了异域文化的冲击。这一群体在给暂住地带来大量租金收入的同时，通过自身辛勤劳动也从他们服务的城市获得了资本积累。由于城市生活的长期熏陶，即使他日返回家乡，出于多种考虑，很多人也打算设法进入当地城镇生活，而老的群体渐渐离去，新的群体逐渐进来，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社会认同的唯一路径就是通过权力博弈才能实现。”⑩由于围绕复合型二元结构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现实的利益共同体，较为强大的压力促使城乡分治的体制、机制逐渐松动，如外来民工子女就地受教育、参加当地升学考、社会保障统筹及其他政治权利等正逐步得到解决。
（三）重构守望相助的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的秩序空间
复合型二元结构为外来民工嵌入原二元结构提供了具体的时空背景，为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合奠定了现实基础。
一是体制融合。以行政管辖为标志的现有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领域早已形成自己的管理体系，外来人员管理办公室的功能主要以登记、收费为主，并不承担整合外来人员进入现有社会网络的责任。由于外地人与本地结合双方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因素，缺乏社会、制度、文化方面的对接，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社会融合过程，以致城市基层管理链条断裂，为外来人员规避城市社会控制和规范管理提供了空间。例如，在城乡结合部，包括城市中、远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力普遍下降，功利主义、机会主义极度盛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在很多不合法利益面前往往成为共谋，某些城市郊区甚至成了藏污纳垢之处。矛盾的激化，催生了融合复合型二元结构中多方利益的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二是空间和情感的融合。外来人员大部分借住在原住民的偏房或违章搭建的简陋房，一部分居住在因社区居民整体迁移后由当地社区统一规划安排的老宅基地，少数居住在原住民迁入到城区公寓房后留下的空置房。例如，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中华村外来人员就是集中居住在封闭的改造小区，村中原户籍人口不到7百人，常住人口不到8百人，外来人口主要居住在改建的老宅基地上。老宅基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村集体统一规划修建而成，是个封闭式的小区，有376间工房，面积约10平方米，月房租约3百元，为一千多外来民工低成本住宿创造了较好的条件，成为外来人员集中居住地。虽然处于复合型二元结构中的外来人员与当地社区的社会文化系统联系很少，但地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外来民工的逐渐开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危机，使其在空间和情感上对居住地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
四、结语与讨论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结构性现象和问题，“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将长时间存在并发挥作用，此结构与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存在怎样的实质性联系，无疑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一）现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往往限于地域，从孤立、静止的角度考虑问题，无视“复合型二元结构”中新一无的存在，缺乏从动态、系统、整体的角度考虑，导致新农村建设行为短期化，长期效果欠佳。
据统计，1978年中国农民工约为15万人，1990年为3千万人，2007年底，这一数字跃升为1.5亿人，30年的时间，农民工人数增加了1千倍，这些来自中国内地偏远乡村的农民主要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和其他发达地区，绝大多数进入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但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各地政府往往从本地户籍农民出发，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有的从暂时性角度考量；有的根本没考虑这一外来一元，甚至认为随着城市扩展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外来民工在经济压力和城市清理下会自行消失，而持有上述观点的人很多是当地新农村建设的决策人士。农民工虽不可能完全融入城市，但也不愿也不可能再退回到劳动力过剩、贫穷落后的乡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农民工第二代的崛起，留在城市的人只会越来越多，如果城市的管理者、新农村建设的决策者不考虑这一特殊阶层的利益诉求，城市问题只会越来越多。
（二）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迈进需要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作为城乡之间最有活力的所在，充分调动了农民作为城市化主体的积极性，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
上世纪50年代政府出台的身份制度至今仍在束缚着中国的农民，阻碍了全国范围内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这也是中国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的原因。多年来中国的企业一直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来向国外廉价出口产品，不知不觉陷入了低端“制造业大国”的陷阱。虽然某些地方正在进行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并轨成“居民户口”的实验，但是，还缺乏与公共财政、社会福利措施的挂钩来保障农村居民的市民待遇。城乡之间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继续扭曲着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其实，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最根本的是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扩大内需的潜力在农村，出路也在农村，只要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保持持续的态势，中国就不愁发展的空间。多年来，正是“城乡复合型二元结构”中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支撑着不发达农村的持续发展，某种程度上，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推动这一结构走向良性循环也就是推动中国社会不断迈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三）“复合型二元结构”中外来民工的“搅局”加快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进程，无论对暂住地还是原籍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流动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持续繁荣的必要因素，外来人员特别是农民工的迁移已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要表征。“复合型二元结构”中的外来民工，一头连着城市地区，一头连着传统乡村，在促进城市地区进一步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又推动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因而无论对暂住地还是原籍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流动的既有政策规定，如何因应这种结构变化、适时作出调整，成为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赵勇《城乡良性互动战略》，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页。
②袁政《中国城乡一体化评析及公共政策探讨》，载于《经济地理》2004年第3期。
③蔡云辉《城乡关系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5期2003年第5期。
④林风《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载于《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
⑤孙立平《“新二元结构”正在出现》，《经济观察报》，2002年6月3日。
⑥陈吉元等《中国的三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载于《经济研究》1994年第4期。
⑦徐明华等《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载于《经济学家》2003年第6期。
⑧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载于《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⑨唐灿、冯小双《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载于《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29页。
⑩王新喜、张棣《权力与权力博弈的理论透视》，载于《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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