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逻辑演变，以目标与路径两个层面的变化最为显著，其表层哲学话语背后隐含了双重逻辑机理。表层逻辑体现在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提升上，深层逻辑则是科学世界观——唯物史观的确立。这一转变使得他们深化了对共产主义内涵的认识，更好地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演变逻辑
0 引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但这一思想的生成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逻辑演变过程。这一思想萌芽于《克罗茨纳赫笔记》，初次阐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明显确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系统概述于《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识谱系。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唯物史观的形成，使得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渐趋成熟。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演变逻辑，有利于深刻把握共产主义的本质规律，更好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
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演变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认识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深入理论研究和对现实剖析的基础上，呈现出一个清晰的发展演变过程，主要表现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与实现路径两个层面。最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马克思在《手稿》中有明确的论述，而这一思想的转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较为明显。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又较为全面地论证了共产主义，《宣言》一书的发表又是对共产主义思想认识的最终补充与完善。
1.1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从“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解放到“现实的人”的自由发展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追求自然状态下“人的类本质”的复归与解放。他先是批判了两种共产主义：一是粗陋的共产主义。一方面强调彻底地放弃私有财产，例如，蒲鲁东认为“私有财产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1]78；另一方面又主张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尤为强调平均主义与公妻制，实际上是打着普遍化的旗号来掩饰自身狭隘的利己主义精神。二是主张废除国家的、民主的、专制的共产主义。这也未能准确地理解私有财产，只看到私有财产所带来的危害，忽略了私有财产的内在本质——劳动，而劳动正是人主体性的劳动，所以“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1]74。基于此，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做了界定：“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81。
这一时期，深受费尔巴哈人是“类存在物”思想的影响[1]107，马克思认为人是把自己作为自由的、有生命的“类存在物”来对待，并在《手稿》的笔记本I与笔记本III中对“人是类存在物”这一观点做了详细论述[1]57，主要包含以下两层涵义：一是“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1]57。其中，“类”指的是人自由的、有生命的活动，以“个人”为参照物，强调个体的自然本真状态。这种状态下人要依靠自然界进行生命活动，而这种产生生命活动的生活恰恰就是人自由自在的“类生活”[1]56。二是“个体是社会存在物”[1]84。这里的“类”进一步上升到“类关系”与“类意识”的高度，以“社会”为参照物，突出他者意识与自我意识的高度同质性，即“我的普遍意识”[1]84，注重个体的社会化交往。在这一阶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追求的正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个体与类关系的真正解决”[1]81，主张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抛弃私有财产的糟粕部分——异化劳动，从而实现对人的生命的重新占有，以达到人的“类”生活重新复归。
在《提纲》中，马克思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2]61，重新审视共产主义的主题，一方面摒弃了费尔巴哈的“类”的直观抽象性，另一方面坚持了“现实的人”的社会历史性。这里的“社会”一词不再带有“类”的主观感性色彩，而是指向客观具体的社会现实。其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把宗教的本质等同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这一点为《形态》中对人的本质的理性规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论证的逻辑前提与终极目标都是“现实中的个人”[3]16，并对此作了具体性阐释：“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17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人”克服了形而上的纯粹超验意识，回归于形而下的社会历史语境，表现出对人的本质认识的双重性内涵：一是人的主体性，注重人的现实生命活动，即通过物质生产劳动以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与通过生育繁衍后代的需要，这些大致可以归为人的自然属性。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的物质联系[3]24，而这种联系是由需要产生的，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使得个体产生了交往意识与语言能力等社会属性。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实践的视角来阐述共产主义，批判唯心主义者所强调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3]17，坚持人的主体尺度与社会历史的客观进度的有机统一，追求现实世界中整个人类的自由发展，从而使得他们对共产主义深层内涵的理解与把握不只停留于量上的渐进变化，而是产生了质上的飞速跃升，最终有助于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实践证明，网络化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实现某些教育目标，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但也存在着某些弊端，例如，过于依赖网络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教师难以获得与学生面对面进行的信息反馈，同时，学生在网络学习中难以获得激励和认同感。因此，人们开始反思学习理论与技术应用方式，并试图用一种“传统面对面的教学”与E-learning相结合的学习方式，结合二者的优势来改善教学。在这种形势下，国外教育技术界提出混合式学习来辅助和改造传统的网络化学习。混合式学习充分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既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充分体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从《手稿》到《提纲》再到《形态》的发表，马克思恩格斯改变了哲学研究的认知视域，最终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境界：“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666同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又对共产主义作了补充，以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9]305-306。至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最终走向科学性、大众化，开辟了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新视界。
1.2 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从自由自主的活动转变为物质生产实践
随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观从哲学走向科学。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发与解决了“社会发展理论的三大问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6]60，不仅是基于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而且是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从中折射出其科学的世界观逻辑。
马克思在《提纲》中以一种全新的视野——实践观来分析社会历史。这里的“实践”一词区别于《手稿》中的实践，抛弃了抽象的“类本质”这一前提设想，进而置于实实在在的客观本体。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入剖析，《提纲》中的“实践”一词在《形态》中又进一步具体化为物质生产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3]18此时，他们不再谋求“类”状态下人的自由劳动的复归，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与生产发展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脱离不了人的历史活动，否则会陷入空洞的人本主义符号之中，使共产主义变得可望而不可及。于是，他们开始转向日常生活实践，强调生产生活是人们维持生存的前提，也是人们创造历史的条件，更是共产主义实现的唯一路径。首先，“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3]23，吃、喝、住、穿等是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这个需要满足之后才有其他精神需要产生的可能，即人类才能更好地“创造历史”[3]23。其次，在生产性劳动、社会化交往中新的需要也随之产生，在满足这些新需要的过程中，人们选择了共同活动的方式，不断地进行物质生产与社会变革，并趋向于固定的合作分工，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至整个世界，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另外，历史实践也充分证明了社会制度的变革离不开以人为主体的物质生产活动，以“社会形态更替”最为显著，最终迈入共产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通过文本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由自由自主的活动置换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置换绝不是凭空想象、毫无根据的，正是通过分析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与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探寻出这一科学的实现路径，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
2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认识演变的双重逻辑
就社会发展观而言，《手稿》与《形态》中或隐或现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进行论述时曾不自觉地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倾向：“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82但是，他也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1]82马克思在对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虽然强调社会的发展进步受到隐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但是，这一认识并未形成显性的系统化的理论，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或者说，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的认识偏向于一定的经济事实，但却是把私有财产的运动视为一种抽象的人性复归运动，也就是在纯粹哲学视阈下看待共产主义与人的自由解放，忽视了现实的人、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同时，马克思也强调：“共产主义是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1]81于是，他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与恢复人的自由劳动来改变工人与资本家分化对立的矛盾处境，从而促进人的自由解放。由此可见，马克思早期的社会发展观仍未摆脱人本主义哲学的束缚，对人与自然、人的本质、人与人的理解仍然处于抽象化的先验状态之中，具有观念层面的感性、思辨的意味，相比于历史，更侧重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于现实，更关注自然状态下人的“类”生活，造成的结果是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始终带有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哲学论调与人道主义理想意蕴。
图4给出三角形单元（a，b，e，f；注意节点2，4之间有实线连接并分割成2个三角形）以及退化多边形单元（c，d，g，h）的形函数，其电势的分布分别采用云图和等高线的方式图形化。（a，c）和（e，g）分别显示了有关顶点1和顶点2的形函数。可以看出βi通过代理点d0将多边形所有顶点（包括di，di+1，...dn）的影响转移到子区域d0didi+1。
2.1 表层逻辑：从理想思辨的社会发展观转变为现实具体的社会发展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认识转变，究其根源是隐藏在表层语境下的逻辑机理在发挥作用，主导建构着其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哲学话语体系。其中，主要表现为表层逻辑是其社会发展观的变化，深层逻辑是其科学世界观的确立，同时，表层逻辑是深层逻辑的具体表现，而深层逻辑是其变化的根本原因。
在《提纲》中，他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56就社会发展观，马克思超越了观念领域的理想认知，开始关注现实领域的生产实践。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来分析，即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3]24，既着眼于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事实，又关注现实的生产发展。从历史维度来看，每一个新的社会类型的产生或者说旧的社会类型的灭亡都是源于社会分工的发展，由此导致财富分配不均、社会阶级矛盾对立，从而引发社会变革或社会革命。从现实进度来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3]24，进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足够充分的物质条件，而物质文明的不断进步也提升了人的认识水平，渴望获取精神需求的极大满足，更注重社会条件下个体发展的全面性、自由性与整体性。同时，现实的社会也是每一代人生产活动的产物，这就要求“其中每一代人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3]20。由此，经过每一代人的不懈努力，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与进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便不言而喻了。另外，这一阶段的社会发展观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资产阶级社会出发来具体分析工业文明状态下社会化生产与资本家私人占有的对立问题，从本质上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式与运行规律。因此，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尤为关注人与人、自然、社会的相互依存与共生交融，使得共产主义的实现更加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
在《手稿》中，深受赫斯与费尔巴哈人本异化观念的影响，马克思较为关注经济事实，主张通过“自由活动”“自主活动”的途径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以论证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1]58他认为：“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58换句话说，人能够主动地改造对象世界，从中直接或间接地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这一点也说明了人的“类特性”——自在自为性，从而表征出人自由存在的本质与价值。在应然状态下，自我的对象性活动是不受他者的控制与支配，而在现实状态中，自由自主的活动——劳动的性质和结果却大相径庭，脱离了主体本身而单独存在。通过对先前哲学家们思想的批判反思与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马克思认识到“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就越是在劳动加工的对象以及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1]53那么，如何解决理想的“应该”与现实的“是”的逻辑矛盾问题？首先，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具有两面性：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异化劳动，二是个体进行对象性活动的积极结果——主体意识。然后，马克思主张以共产主义为手段与结果，改变人的主体性颠倒——劳动异化，进而谋求人的身体与精神双重解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从哲学层面看，以扬弃人的自我异化为实现途径，寻求人的主体性意识；从经济学层面看，以扬弃私有财产为现实手段，保留合理的外化劳动。因此，《手稿》关于共产主义的路径认识是从工人自由自主的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视为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过程”[5]8。
2.2 深层逻辑：从人本主义唯心史观转变为科学的唯物史观
从《提纲》开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目的与路径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关键在于新世界观的确立。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基于国民经济学的视域，以人为本学逻辑揭示工人贫困的实然处境，并批判私有财产的主体异化性，从而主张扬弃私有财产，重获人的自我本真性，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而贯穿于其中的逻辑主线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7]。首先，马克思继承并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异化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人与劳动产品、劳动、类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是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的历史背景而提出的。在封建社会，人们通过对象化的劳动，完全可以满足自身基本的生活需要，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自给自足的田园般的美好生活状态逐渐被打破，残酷的生存生活竞争压力席卷而来，使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纳入到工业市场体系之中，也使得人与人的联系交往更加紧密，甚至发展成一种强制性的联系。
在对共产主义的阐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坚持了人的主体性与物的客体性的有机统一，系统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深层内涵，科学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这些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而且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新的时代内涵与指导意义。
据介绍，X型混凝土布内层以交叉连接织造，适用范围主要是紧急护坡、护堤、护岸，紧急加高和应急道路的抢险工程，充填技术可达到厚度为300～600mm以及600～1000mm等特殊要求。抢险材料X型混凝土布是织造物，分量轻，彻底改变了原来复杂环境施工难、难施工的情况以及抢险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解决了原来大型机械设备施工难的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控制所需部位以及充填高度、长度等，施工简单。充填材料可以是混凝土，也可就地取材，直接灌入泥浆、沙土，填充后会快速排出水分，在短时间内即可凝固，增加密度和提高抗压强度。现场作业只需五六个人，配套3台灌浆机、1台小型发电机，就可替代原来的“人海战役”。
但是，《提纲》一文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发生了质的改变。一方面，他批判了赫斯的货币异化理论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另一方面，他基于社会实践的视角来剖析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到了《形态》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心中的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不再以劳动为逻辑起点分析异化，而是从社会分工入手来分析异化以及工人解放的可能性，进而展望共产主义。通过透视人类社会的长时段历史，他们认为社会形态的更替是源于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离不开物质生产实践的发展。他们意识到：“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3]26而贯穿于其中的逻辑机理是分工的产生扩大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带来了两种结果：一方面“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3]30，成为操控人们的异己力量，同时，“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这一隐性因素[3]27，导致了所有制的产生。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人们的活动进一步受到货币的制约，并渐渐变得更不自由，从更深一层看，最终会导致“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又与“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3]30；另一方面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与阶级基础，最主要的是促进了人们的普遍交往与彻底的革命意识——“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3]34，从而使得受剥削的工人开始走向联合，即“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所取代。简言之，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论证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紧紧关注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主张消灭分工，消灭私有制，恢复人的自由性，从而真正达到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
从《手稿》到《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实质上反映出其由抽象的感性体验到具体的理性实践的认识转换逻辑，强调“以现实的个人代替理想的人”[4]，摆脱了观念层面的“类”本质的自然预设，从而真正实现了从哲学王国到科学王国的巨大革命转变。
NP组患者的TTP为1.4～23个月，中位进展时间为8.2个月；TP组患者的TTP为1.6～22.3个月，中位进展时间为6.5个月；GP组患者的TTP为1.7～21.3个月，中位进展时间为7.9个月。3组患者的TTP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年生存率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NP、TP以及GP组患者分别为72.22%，65.79%以及77.78%，3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时代意义
通过对经济事实的深入分析，马克思发现“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52，工人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时，劳动也变成了工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成为支配工人自身的异化力量，最终的结果就是工人丧失了自我主体性，成为冷冰冰的生产机器。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二者是休戚相关的，消灭私有制，也就是消灭异化劳动，回归到应然劳动，由此人“自由自主的劳动”不再成为一种维持生存的工具，而是真正成为彰显个体价值机能的实现路径，最终达到“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逻辑前提是理想化的人，强调这一状态下人的主体性意识，仍未跳出传统的人学异化逻辑的窠臼，因此，在历史观上仍然属于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体现在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上。第一，以社会实践为逻辑基点，具体认识与剖析现实问题，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异化的本质根源，并提出了追求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终极目标与实现路径。其中，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指导，凸显了哲学与现实互动交融、协调运行的内在契合性。第二，始终围绕“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一核心主题，不断深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人的主体性异化与消解问题，深刻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现实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中，对共产主义的阐述不再拘泥于空中楼阁的传统人本主义哲学路径，而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阶段性目标与实际性原则，以探求人的解放与主体性复归。三是始终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体理念，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物质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这一大环境，而人们生活在自然界之中，需要从中获取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求，同时，人们又通过自由自主性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其中，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阐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前提条件以及人与自然的共生依存关系。因此，上述思想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通过具体的事实说话、发声，为当代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Bone mass was measured as the percentage of trabecular bone volume(TBV%),which represents the percentage of the TBV relative to the total volume of the measured bone marrow cavity.TBV%is considered to be a main indicator of bone mass level.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需要厘清共性与个性的逻辑关系，既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又要着眼于本国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八个明确”与“十四个坚持”正是继承与发展了共产主义的内涵本质，强调从新的实践出发，尤其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10]18-19。因此，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与新时代的历史定位相结合，突出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理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各项政策路线的制定与实施要始终符合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获得感为参考准线、量化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0]21由此可见，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里程碑”[11]，要在发展实践中充分保障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12]，既体现了共产主义追求“现实中的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又体现了党对人民的高度重视与真切关怀。三是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要充分认识到共产主义不仅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且还是一种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为前提的现实性运动。
为了验证子带内误差提取的效果，对子带2进行了成像，对比子带内误差补偿前后成像的结果，实际场景成像结果如图8所示。
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坚持五大发展新理念，把握好经济全球化的契机，注重科技创新的带动力与影响力，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世界性的交往。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指出：“继续抓好国资国企、民营经济……的完善和落实，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12]因此，通过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大力推进改革开放，扩大延伸经济发展的空间域与时间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认识的演变，深化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内涵的认识，更好地丰富了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中，我们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充分认识到自身的特点和特色，紧密联系中国现实、时代特征和未来需要，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树立“四个自信”，坚定“四个意识”，以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展现中国智慧，并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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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Marx and Engels’s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m and Its Significance of the Era
YANG Yan,WU Cui-li(Marxism College,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Marx and Engels’s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m is most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both goals and paths.The dualistic logic mechanism is implicit behind the superficial philosophical discourse.The superficial logic is embodied i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while the in-depth logic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cientific world view——Historical Materialism.This transformation enables them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sm,better enriches the idea of Scientific Communism,and meanwhile has important epoch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ommun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evolutionary logic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19）02-0005-06
收稿日期：2019-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6BKS108）
作者简介：杨岩（1995—），女，山东临沂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范可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