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战争”：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新动向论文,战争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最近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一直是西方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所谓女权主义理论、后殖民文化理论和批判种族理论，都属于这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范畴。其基本特点是脱离先前的客观性、中立性和规范性等传统常规，打破先前关于知识构成的设想，打破关于知识的客体和主体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因此，这些文化研究及其各种理论必然激起传统主义的怀疑和不满。他们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一些少数民族研究或妇女研究项目的确立，或者文化研究的发展，或者知识分子采取反常规、反传统的态度，将会使西方的大学体制衰落，并可能失去对民主、自由人文主义、理性探索和国家等至关重要的一些标准、规则、传统、连续性、以及道德伦理和价值。文化研究的种种新派理论和传统主义（或保守主义）之间的论战，常常被人们称之为“文化战争”（Culture Wars）。随着文化研究或“文化战争”的发展，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一种类似文化战争的批判知反批判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形成，并模仿文化战争之名谓之曰“科学战争”（Science Wars）。长期被尊为理性知识生产之顶点的科学，或者对社会变迁基本上漠然处之的自然科学，现在也像西方其它传统常规那样遭到解构，结果不仅引起科学家的不安和争论，而且在整个知识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从另一方面表明，社会文化研究已经影响到科学思想。
综合西方学者的看法，在“科学战争”中关于科学和反科学论战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十种：
第一，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和根据以前的知识对那种经验的思想。就此而言，科学与其它的认知方式并没有独特的不同之处。
第二，一切“发现”的方式对待新事物总像对待旧事物一样，或者说，因为新事物常常像旧事物，所以科学才成为可能。但是，新事物与旧事物有时大不相同；当对经验的简单思考已经不够时，人们就需要一种更自觉的“发现”策略。于是创造的科学成了必然。从长远看，人们必须面对他们难以想象的新奇的东西，而以前有根有据的观念将证明是错误的、有局限的、或不相干的。这对任何社会都是真实的。因此现代欧美科学和其它文化的知识不仅可能有误，而且最终必然有误。
第三，一切认知的方式都预设某种观点。第一种观点都限定通过感觉输入的经验，限定关于相关客体的问题以及如何找到答案的方法。观点受感觉方式的制约，例如灵长目动物主要依靠视觉，所以它们觉得物体有明显的区分界限；蚂蚁主要靠嗅觉，所以它们对物体的感觉与灵长目不同。
第四，对于一个充满感觉的潜在投入的世界，预设某种观点对生存和认识都绝对必要。大量知识集中于解释有关的事物，决定可以忽略的东西。因此对科学界里某些观点的普遍性的适当反应，并不是徒劳地取消观点，而是认真负责地承认自己的观点，并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批判地看待自己和其他人彼此间的意见。
第五，科学具有一种双重性。一方面，科学确实有启迪作用，它使人们了解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和作用，产生自己的理解并指导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科学也反映它产生的条件，反映科学的生产者和拥有者的种种观点。科学的进程，科学项目的确定，对科学家的选择和培养，科学研究的策略，调查研究的工具和方法，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框架，成功和失败标准，以及运用科学成果的环境等等，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科学及其相关技术的历史的产物，都是形成并拥有那些科学的社会的产物。科学中的知识模式并不由自然支配，而是由兴趣和信念构成。在对科学进行分析时，既要注意科学的相对客观性，又要注意科学的社会决定性。所谓公正的、不偏不倚的、纯真理的科学研究是不存的。因此科学分析的任务是，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努力找出脑力劳动与其客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情况。
第六，现代的欧美科学是资本主义革命的后果。它也有现代资本主义那种自由主义进步论的意识形态，或者说这种意识形态指导它的实践，它反过来又帮助构成这种意识形态。它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那样，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却失去了人性。它提出一些它并不认真对待的普遍的理想，在实践中破坏它们，甚至有时在理论上表现出那些理想是压迫性的。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对科学的批评。保守的批评继承前资本主义的批判方式，担心科学知识对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社会提出挑战，不承认独立的思想和价值判断，不希望对传统的宗教权威提出怀疑。自由主义的批评承认科学的目标要求，同意科学是公共的知识，要求科学民主，反对科学中的阶级、性别和种族歧视，反对将科学运用于有害的商品生产或各种各样武器生产，激进的批评——尤其在农业、医药、遗传、经济发展以及其它应用科学领域里——强调科学的内外部因素限制它达到目标的局限。外部因素指科学作为知识工业的社会地位，它受到利益和权力的驱动，受到共同信念的指引，因为它基本上靠人来实现；内部因素指归纳论的、分裂的、非语境化的、机械主义的、反辩证法的意识形态和自由—保守的科学政治。激进的批评总是要求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置于历史语境之内，承认现象间的彼此联系，强调事物的发展过程。
第七，对科学的激进批评也延伸到研究过程的内部运作。在探讨一个新问题时，人们会提出两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事物是那种样子而不是多少有些不同？为什么事物是那种样子而不是非常不同？这里“事物”有双重意思，一是指研究的客体，一是指研究客体的科学的状态。对于第一个问题，按照牛顿的方式，事物是那种样子是因为对事物未发生任何事情。但激进的批评认为，事物是那种样子乃是因为对立过程的作用。他们指出，第一个问题是体系的自我规定问题，是内部平衡的问题。面对不断转换的影响，事物如何保持可以辩识的原样？它对周围永恒的变化如何反应？体系是否稳定？它能容忍多大的变化？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分析似乎是“客观的”，但变化本身却是社会的产物。第二个问题侧重进化，是历史和发展的问题，它与第一个问题既矛盾又统一，需要用辩证的方式进行分析，它对问题的回答是：事物是那种样子是因为变成了那种样子，并不是因为一定是那种样子或永远是那种样子。
第八，尽管不同的理论运用不同的术语，考察不同的客体，使用不同的方法，怀有不同的目的，但它们彼此之间并无沟壑相隔，互相不可理解。所谓不同的世界观不可比较，它们说不同的语言，找不到任何联系点，实际上是歪曲了对社会观点的理解。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现代分类学家认为有一半的蛇有毒，而古代印第安人认为所有的蛇都有毒，但只有一半伤人，于是二者的结论相似：在森林里走路要注意防蛇。这也可延伸到社会科学，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与新古典派的不同，他们不同意投入—产出均衡的模式，但他们对新古典派的理论完全理解。理论障碍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孤立存在，各种理论之间总会有这种直接或那种间接的联系。
第九，自然和社会的多样性并不排除科学的理解。各个地方明显不同，第一个生态系统都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生态学并不要求普遍的规则。这里涉及到局部和整体的关系问题，真正要做的是辩识那种具有推动一个系统的力量的对立过程。
第十，激进的科学维护者并不一定能真正维护科学，只有对科学采取批判的态度才是对科学的真正爱护。当然，批判的根据和目的是确立人民的科学，或者说，一切科学都是为了人民。
以上概括的十种观点即不系统又不全面，更缺乏必要的论述（实际上，对每一种观点都可以大作文章），但它们确实反映了当前西方文化研究的一种动向：从“文化战争”扩展到“科学战争”。
科学战争的出现无疑有多种原因。文化研究的成果只是它的促发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社会原因。近些年，西方出现了一种“技术怀疑论”，而且呈流行的趋势。这是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人们越来越多的看到了工业生活的危险：环境污染比贫穷落后和饥饿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可怕，后者只限于部分人和部分地区，而前者最终将使全人类无一幸免。虽然工业化带来生态恶化的后果尚未从经济上充分显示它的破坏性，但人们早已感受到它的可怕影响，逐渐形成了保护环境的社会运动，提出了以科学反对科学所带来的工业威胁的口号。这种以科学反科学的矛盾表明，技术科学既有巨大的生产力量也有巨大的破坏力量，甚至会破坏科学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便开始以批评的态度重新审视科学和科学研究。
另一方面，在20世纪后期，劳动分工因技术知识水平分成越来越多的层次，科学知识正在系统地迅速离开教育的轨道，进入私有资本，变成了商业化和商品化的东西。因此，人们需要对科学采取批评的态度，需要根据人们生存环境的实际经验确立科学的方法，需要对科学的个人体制提出挑战，也需要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进行交流。这或可或以说是出现“科学战争”的另一个原因。
不论如何，“科学战争”是一个新的动向。美国已经开始以此为题组织专门研讨会，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也开始以专号形式发表文章。人们预见，“科学战争”将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文艺，它不仅会影响作品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将影响文艺的方法、观念和思想。它首先由文论刊物（本文多处根据颇有影响的美国杂志《社会文本》1996，第46—47期合刊专号“科学战争”编写）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就表明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