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莫言与麦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启示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启示录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海外论文,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I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5)03-0203-06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海外，特别是在英语世界的关注度得以普遍提升。这缘自于：2009年，以鲁迅小说全译本收入英国“企鹅经典文库”为标志，由学者案头研究进入社会各阶层文学受众；2012年，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的位置；2014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畅销包括英美在内的21个国家，在英语世界掀起了“麦家热”，等等。佳绩和喜讯频传，令人振奋!中国文学在海外的关注度与影响力正在提升，但并不意味着已获得普遍认同与接受。在美国圣母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看来，莫言获得诺奖，“决不可因此就断言他国读者必然喜欢中国文学，毕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究其原因，伦敦大学教授、鲁迅小说全译本译者蓝诗玲(Julia Lovell，又译作朱丽叶·洛维尔)教授道出了缘由：“译介到海外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并非商业出版而属于学术出版，这使得中国文学作品始终被置于学者研究视域而难以走近普通大众。”[1]鉴于此，本文以鲁迅、莫言、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为案例，从时间跨度、译介宗旨、作品内蕴、艺术表现力以及受众阅读心理等方面分析梳理，旨在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更多地进入主流市场、赢得普遍认同与接受提供借鉴。 一、鲁迅：历经83年，小说全译本终于经权威媒体出版而走近普通受众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因此，译介鲁迅作品，就是向海外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就，传播文学革命的实绩，是时代使然，也是由鲁迅的艺术造诣所决定的。鲁迅作品的海外传播呈现下述三个特点： 1.循序渐进的阶段性 鲁迅作品的英译，由单篇选译在国内出版或“零打碎敲”散发在英文报刊，到根据文学体裁分门别类在海外出版译文集，再到小说全译本问世，经历了先边缘，再向中心位移，最后进入主流市场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由此，学者杨一铎将其划分为译介启蒙期(1926-1952年)、译研并重渐进期(1953-1990年)和以研究为主的多元发展期(1991年—现在)[2]这样三个历史时期。1926年，以美籍华人梁社乾英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阿Q正传》为开端，鲁迅作品开始走向英语世界。1953年，以中国留学生陈珍珠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鲁迅的社会思想》为标志，进入了翻译与研究并驾齐驱的渐进期。在这一时期，值得称道的是有着“中西合璧”①之美誉的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从1956年至1981年的25年时间里，将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故事新编、小说史和旧体诗有选择地进行英译，依据体裁结集，由人文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些译著，为上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元发展期”汉学家研究鲁迅提供了重要范本；也为鲁迅作品译著进入主流出版界奠定了基础。正如杨一铎所指出：“以蓝诗玲的全译本由英国出版巨头企鹅出版社出版为标志，鲁迅小说作品实现了首次由外国人全部翻译并向西方进行整体介绍，被收入象征英语世界文学标准的企鹅经典文库也表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的鲁迅在历经83年之后，终于打开英美主流市场”[2]。而由“企鹅经典文库”出版蓝诗玲的鲁迅小说全译本的时间是2009年[3]，这一时间与杨一铎提出的1926年梁社乾首次英译《阿Q正传》是完全吻合的。 2.英译本价值取向的多元性 从1926至1949年，“至少有17位译者英译了鲁迅作品，另有近10人对英译本进行了编辑。这些译者来自美国、英国和中国本土，其身份有记者、作家、大学教授、学生，还有出版社编辑。”[2]新中国成立之前，鲁迅作品英译者如此之多，他们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1)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学东渐”之风的裹挟，来华者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由梁社乾首译的《阿Q正传》之所以在国内出版，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2)将其视为战斗号角。抗战爆发，为了救亡图存，通过译介鲁迅作品鼓舞海外华人同仇敌忾，向敌人掷出“匕首与投枪”。(3)进行审美欣赏。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最高成就，阅读鲁迅作品就是阅读新文学的经典精华。(4)学术研究。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目光所至几乎触及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他的文学作品成为研究他思想的最佳范本。 3.学术研究对作品进入主流市场的驱动性 以1953年陈珍珠在芝加哥大学完成首篇以鲁迅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为开端，60多年来，海外的鲁迅研究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并且，翻译与研究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在译研并重的“渐进期”尤其是这样。尽管如此，鲁迅作品的受众主体仍在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的汉学界，确切地说是在汉学界与主流市场之间的缓冲区域徘徊。因此，一旦进入以研究为主的“多元发展期”，在翻译资源趋减的态势下，鲁迅研究的专著与学术论文就分门别类地在英语世界出版或发表。正是这些学术探索与理论建树，引领、驱动着鲁迅的作品走出学府、走出缓冲区，走向民间、走向不同阶层的受众群体。“企鹅经典文库”这一出版品牌对于英语世界的文学认定的标准性与标识性，为鲁迅小说全译本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一普通受众群体推波助澜。加之著名译者、汉学家蓝诗玲出色的“二度创作”，鲁迅作品进入英语世界的主流市场已是水到渠成。 二、莫言：作品海外传播22年，荣获诺奖彰显了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莫言作品传播海外，至2012年10月他荣获诺奖，历时22年。回溯这一历程，较之鲁迅作品英译，莫言作品英译的价值取向更多地聚焦在审美欣赏上，即为英语世界的受众提供中国文学的阅读文本，由此可见市场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翻译理念映照下，海外汉学界以莫言作品为文本研究中国社会已经退居其次。特别是有着中文小说翻译泰斗之美誉、又被戏称为莫言“御用”翻译的葛浩文先生，既着眼于译著的销量，更致力于以原著质量取胜促销量。在他30余年的中文小说翻译生涯中，有20年在翻译莫言的作品。由此看来，莫言海外传播的特点，更多地体现在其作品的胜出上。 1.彰显民族文化底蕴的深邃性 莫言荣膺诺奖之后，不仅国人为之振奋，世界文坛也好评如潮。其中，最权威的阐述莫过于诺奖评委会的“授奖词”了：“莫言的文学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不仅如此，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致辞中也指出：“莫言的想像力超越了人类的存在，他是一位杰出的写实主义者，作品描述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4]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地域情境，对历史的描述大气磅礴。他的红高粱系列小说“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密结合起来”，“每个人物都不再受某种‘观念’的挟制，全都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5]。再如他的《生死疲劳》，作为一部中国农民回归土地的深刻反思之作，通过50年来中国农村的变迁，揭示了农民对土地不可分割的血肉情缘。历史是文化的积淀，文学是历史的再现。即使从传统土壤上生成的反叛精神，也带有传统母体的印痕，也是传统母体的杰作。因此说，莫言所再现的历史，彰显的是民族文化的底蕴，其思想内涵的深邃性必然感染着诺奖评委，也自然赢得了英语世界的受众。 2.反映社会生活方法的奇特性 诺奖“授奖词”将莫言的创作方法概括为“魔幻现实主义”。魔者，神秘、奇异。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即亦虚亦实、亦真亦幻。虚幻的是作家通过奇思狂想所创造的神奇意境与意象；真实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本源。它具体表现为作家以奇特的思维方式，编织出奇妙的故事，在文学受众中间收到出奇制胜的传播效果。就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说来，既是野性的、脱俗的、狂放不羁的，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又是梦幻的、超验的、坚忍不拔的，如《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就作品的结构及其表现方法来说，是罕见的、别具一格的、他人所不曾运用过的，令人耳目一新。如《生死疲劳》，尽管也是传统的章回体，却出神入化地通过佛教的“六道轮回”把中国式的荒诞与魔幻呈现在不同民族、不同语种的世界受众面前。所有这些，使莫言作品以独有的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拥有着、也培养着潜在的国际读者。正如作家张抗抗所言：莫言作品所呈现的“狂野的个人风格，突破了传统叙事的樊篱，把中国本土的乡村历史、日常生活、战争与文化，以作者丰富的人类情感与奇特的想象力，用西方读者更为熟悉的现代小说叙事方式，进入到世界文学的阅读视野。”[6]27 3.译介语种落地的辐射性 就作品(包括学术著作)翻译说来，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将本土的作品翻译成他国语种，如杨宪益与戴乃迭；其二，将他国的作品翻译成本土语种，如林纾；其三，将他国的作品翻译成本土语种之后，又有翻译家依据这一落地的本土语种转译为第三国度的语种，笔者将其称为语种落地的辐射性。据统计，莫言的作品已被译为英、德、法、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挪威、瑞典、韩国、越南、日本等不同语种，这其中，德文版本、法文版本等许多小语种的不同版本都是根据葛浩文的英文版本转译的，这种辐射性，是对首译作品的认同与肯定，也是对首译者的最大褒奖。葛浩文与其说是“帮莫言得奖的功臣”[7]，不如说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功臣。他的中文小说首部译作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此后，一“译”而不可收，不仅莫言，还有贾平凹、刘恒、王朔、阿来等20余位中国著名的实力派作家的40余部作品，都是通过他的“二度创作”走向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作家冷梦深有感触：“从清末民初，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就有一大批把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的优秀翻译家，我们熟悉世界文学，但世界并不熟悉中国文学。事实上，我们缺乏把中国文学翻译成外国文学的优秀翻译家。”[6]62的确，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我们需要更多的像葛浩文，需要更多的语种落地能产生辐射性的翻译家。 三、麦家：《解密》由“发现”至上市历时4年，旋即在欧美创下销售佳绩 麦家，有着“中国谍战之父”之美誉。以谍战为题材，他的长篇小说《风声》和《暗算》，分别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和茅盾文学奖。他于2002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其英译本于2014年3月18日，在英、美等21个英语国家同步上市，当天即创下了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销售的最佳成绩，并被英国老牌杂志《经济学人》评选为年度优秀图书之一。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的上百家媒体对其纷纷报道称：麦家，“你不可不读的世界上最成功的作家”。那么，麦家作品海外传播的成功奥秘在哪里？ 1.偶然因素里蕴含着必然性 麦家认为：《解密》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纯属偶然，是“自己在合适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人”，“是机缘巧合，或是运气”[8]。这里所谓“遇到了合适的人”，是指他作品的英文翻译米欧敏(Olivia Miburn)。2010年，首尔国立大学用英语讲授汉语的“外教”米欧敏参观了上海世博会后返韩，在候机厅的书店里，她购买了麦家的《解密》和《暗算》。买书的目的是要翻译给她的爷爷——一位二战期间供职英国、从事情报工作的密码破译专家，请他鉴赏中国小说里的破译奥秘。不久，她把首译的8万字拿给了她牛津大学的博士同学，鲁迅小说全译本的汉学家蓝诗玲，蓝诗玲转给了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犹如发现新大陆，他们无不为小说的精彩而赞不绝口。就这样，好运眷顾了麦家。此前，米欧敏从不曾接触过中国当代文学，甚至对翻译职业不屑一顾，更不曾想自己有译著出版。她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也正是麦家所谓偶然的缘由所在。在笔者看来，这偶然因素里蕴含着必然性。这必然性在于麦家“十年磨一剑”的艰辛创作历程：1991年创作，至2002年出版，撰写11年，被出版社退稿17次，不断地增删，文字总量至少达121万字，出版时仅为21万字。如此谍战题材的文学精品，一经走向海外进入主流市场，岂有不畅销之理？从米欧敏的“发现”至2014年欧美21国的同步上市，看似仅仅4年的时间，其实经过11年的“打磨”，用麦家的话说，“整个青春，半部人生”，已经为作品的海外蹿红铺就了阶梯。 2.与受众阅读需求的契合性 这是麦家作品蹿红欧美的关键所在。具体表现为：(1)故事引人入胜。《解密》的故事结构像迷宫一样，作家以其丰富的想像与睿智，沿着人物行动的内在逻辑设置悬念，时常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突然柳暗花明又尽在情理中。(2)淡化地域性。谍战、情报、密码、破解，题材决定了作品不为地域所囿，成为不同国度、不同民族受众群体的共同探求与渴望认知。(3)契合了欧美受众的阅读心理。在欧美，阅读悬疑探秘风格的文学作品，如同旅游、登山、探险一样，是人们兴致所在，谍战经典作品所引发的共鸣，成为受众的最佳休闲。在这个新媒体异常兴盛且蓬勃发展的时代，受众“阅读的耐心和接受度已经被无限地降低了”[8]，这一点，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都是如此。所以，中国作家必须讲好自己的故事，尤其是契合海外受众心理、为其带来审美愉悦的故事。 3.译者驾驭汉语的娴熟性 在麦家看来，翻译“是作品的再生父母，他们既可以把一部二流作品提升为一流作品，也可能把一部经典之作糟蹋掉。”谈及米欧敏，他说：“她是我后来一系列好运的开始”[9]。这是因为，海外的受众普遍反应《解密》的英译本呈现出一种古典美，亦呈现出特别异样的气质!这与米欧敏坚忍不拔、刻苦攻读汉语不无关系。她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语言学家庭：父亲，土耳其语教授；母亲，波斯语教授。她也立志攻读语言学。当得知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是汉语时，大学的专业选择她毅然决然地锁定了汉语，并且是吴越古汉语，本硕博8年攻读，她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知难而进的自信心与意志力，使她在首尔国立大学用英语讲授中文，《解密》英译呈现的古典美的翻译风格，恰恰是她娴熟地驾驭汉语的结果。 四、进入主流市场：鲁迅、莫言与麦家作品海外传播的启示 中国文学进入海外主流市场，从译介算起，鲁迅作品历经83年，莫言作品历经22年，麦家作品仅仅用了4年。由此，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已跨越了鲁迅作品传播的“循序渐进的阶段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它的海外传播在提速，尤其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关注度。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关注度并非认同度，唯有产生广泛的带有普遍性的认同与接受，中国当代文学才能更多地、源源不断地进入海外主流市场。基于此，鲁迅、莫言与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示： 1.作家要确立国际性的宏阔视野，融入世界文学经典的共同要素 作品是作家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的反映。所谓国际性的宏阔视野，是指作家立足本土，洞察并把握国际文坛的发展态势，根据不同国度和民族所共同认可的鉴赏标准与评价规则进行文学创作，在题材的选择、素材的积累、故事的编织、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主题的揭示以及创作方法的运用等一系列创作环节上，使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对接。而对接的渠道和纽带，即融入世界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共同要素。这里的共同要素，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比如，对人类真、善、美的弘扬与褒奖；也有审美习惯与接受心理方面的，比如对文学文本以及艺术手段的理解与认同。同样是抗日题材，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之所以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在于他能够把中国山东高密这片土地发生的人物和故事，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作品由此而别具一格。而“魔幻现实主义”的运用，又恰恰是他把握世界文坛动向、拥有宏阔视野的结果。同样，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麦家的《解密》评为年度优秀小说，其推荐语认为，“终于有一本不需要欧美读者对中国有特别了解就能读懂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由前情报部门人员创作的这部小说，因其很好的节奏和新奇的故事脱颖而出。”[10]这里，“很好的节奏和新奇的故事”之所以能“读懂”，恰恰是因为作品是世界性的，它蕴含着文学经典的共同要素。 2.创造富有感召力的文学表现形式，彰显波澜壮阔社会生活的真谛 就中国当代文学说来，它所彰显的生活真谛，是作家对特定时代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力和超群的艺术创造力的凝结。文学的表现形式作为艺术创造力的体现，又反作用于思想内容，选择适宜的、相应的文学表现形式，不仅能开掘民族命运阐释的深刻性，且能产生强烈的感召力，在受众内心世界产生共鸣。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型短篇白话小说，采用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尤其是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这在当年说来，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是一个首创。它以主人公独语自白的叙述方式，揭露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对知识分子乃至对民族的摧残可谓入木三分。同样，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所运用的“六道轮回”的表现形式，奇特而智慧，绝妙地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政治运动、历史变迁和农民的命运起伏，尤其是揭示了敬畏生命、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这样深邃、厚重的题旨。如此卓越超群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作家的独具匠心，也为海外受众所理解、所认同、所欣然接受。由此说来，富有感召力的文学表现形式，是作家原创力的生动体现，也是提升海外受众对中国当代文学认同度的媒介与保障。正如文化学者金元浦所指出：“只有具有高超的传播能力，才能在世界上发出中国声音；只有抓好原创力，才能传播好中华文化。”[11]所谓中国元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无不是通过作家对民族历史、民族命运的深刻阐释而得以彰显，并使作品成为波澜壮阔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如此，中国文学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中国作家才能更多地拥有国际话语权。 3.注重与海外文艺理论界开展学术交流，在世界文学谱系中赢得认同与尊重 鲁迅作品的海外传播，其学术研究的引领性启示我们，在当前“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我们往往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12]的态势下，以学术交流为推广推介、沟通对话、增强理解、拓展受众的媒介与平台，愈加显得重要和必要了。其意义在于：洞察世界文学发展前沿，学习他国先进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段，掌握他国受众的审美兴趣与阅读习惯，为传播中华文化、光大中国文学形象提供借鉴，这是其一。其二，探讨世界文学的共有规律，确认文学批评的共同标准，在与他国文艺理论家的互动互融过程中，阐释中国的文艺主张，构建富有公信力的中国当代文学话语体系，为拓展海外受众，发挥理论支撑与智囊作用。其三，彼此就共同关心乃至存在分歧的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坦诚交流，气氛友好，畅所欲言，既不盲目迎合、迁就对方，又拥有自我、抒发己见，如此求大同、存小异，有助于消除隔阂与误读、对立与冲突，在相互理解与包容中，实现文学传播与文学发展的互惠共赢。 4.培养传播对象国度本土译者，实现中国文学落地生根 鲁迅、莫言和麦家的作品能够进入欧美主流市场，蓝诗玲、葛浩文和米欧敏功不可没，换而言之，每位作家的身后，都站着一位既熟悉读者的接受心理、阅读兴趣和语言习惯，又能娴熟地驾驭母语的本土译者。并且，近年来，其他诸多在海外引起关注的中国当代文学，也都是海外译者或生活在英语世界的华裔所为。这似乎揭示了一条规律：传播对象国度本土译者更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就此，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在文学传播上采取的都是由国内翻译家把作品翻译成外文的做法，效果并不好。……原因很简单：翻译的传播过程存在时间差和语言差”[13]。为了消灭这“两差”，应统筹规划，采取相应措施，培训传播对象国本土译者。例如，在译者本土化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遍布全球的优势，让尽可能更多的与汉语言文化接触过的人，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就像比利时姑娘乔海霖那样：高中阶段参加了孔子学院汉语学习→大学选择了中法翻译专业→毕业后参与到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翻译[14]中来。这其中，中国情结和对汉语的兴趣养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不断发展造就本土的译者队伍，才有助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落地生根。所谓生根，即作家、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能走进海外受众的心里，并为汉学家、作家、文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就如同在国内，提起列夫·托尔斯泰，人们就立即想到他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提起哈姆雷特，人们就知道这是莎士比亚的杰作。当然，“生根”较之“落地”任务更艰巨，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是，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远大目标，有了它的召唤，愈加激励我们与海外传播对象国度的本土译者携手同行。 [收稿日期]2015-01-02 注释： ①1936年，21岁的杨宪益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牛津莫顿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美丽的英国女孩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毕业后双双回国，1941年于重庆结为伉俪。在译作上二人珠联璧合，成为译坛佳话。标签：文学论文; 莫言论文; 鲁迅论文; 麦家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翻译专业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读书论文; 生死疲劳论文; 解密论文; 英语世界论文; 阿q正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