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托里亚迪斯：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迪斯论文,卡斯论文,里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谢世10年之后，他最长的一部著作——《迷宫中的十字路口》——的最后一卷的英文译本Figures of the Thinkable终于面世，至此，英语世界的读者不仅可以通过母语读到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的文本，而且可以顺畅地了解他晚年的思想轨迹。21世纪的头10年，卡斯托里亚迪斯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影响力一直持续增长，尤其在当代激进主义圈子里，他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2006年，西蒙·托米(Simon Tormey)与朱利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一书中将卡斯托里亚迪斯置于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拉克劳、莫菲、巴蕾特、赫勒、德里达等之前，奉其为“首位”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足以证明卡斯托里亚迪斯声名之隆已今非昔比。如今，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名字前面已被慷慨地追加上一长串封号：激进主义分子、富有强烈战斗精神的革命家、颇具传奇色彩的“社会主义或野蛮”团体和著名杂志《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创始人、苏联问题研究专家(Sovietologist)、专业经济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社会批判家、政治理论家、当代欧洲一流的思想家、原创性哲学家。然而，殊不知，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即便在法国，很多人早就熟知他所表达的观念，但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长期避难于法国的“外国人”，经常以假名发表文章，并且名字变来变去。更为重要的是，他常常“想落天外”，提出一些在当时可能被视为奇谈怪论的前瞻性观念，并执拗地坚守当时被人嘲笑为异端而其正确性在若干年或几十年后才得到验证的“独家之见”，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往往不为“多数”所接受，显得孤立、落寞、诡谲而又怪异。
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名字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主义或野蛮”连在一起的，提到卡斯托里亚迪斯(尤其是早期)，不能不提到“社会主义或野蛮”，而提到“社会主义或野蛮”，也不能不提到卡斯托里亚迪斯。罗伯特·戈尔曼(Robert A.Gorman)在《“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中的“Cornelius Castoriadis”词条下就什么也没写，只是让人See Socialisme ou Barbarie，而在“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词条下，主要篇幅却是介绍卡斯托里亚迪斯，这足以说明卡斯托里亚迪斯与“社会主义或野蛮”紧密关联。
费伦茨·费赫尔在《激进普遍主义的辉煌与没落》(1991)一书中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在21世纪，如果有谁不惮费力去撰写一部社会主义史(目前尚无太多的迹象表明有人愿意这么做)，那么，在这部编史中，‘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团体(该团体的主要理论人物是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理应占有非常显著的地位。卡斯托里亚迪斯和‘社会主义或野蛮’孤立无援地对那个时代最大的谎言——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世界的解放作用——提出了强烈的质疑。所谓自由世界不过是冷战的产物——冷战使自由主义民主与打着自由市场和反共主义招牌的可恶暴政变成了一个东西。无论如何，在后现代咒符无所不至的魔力下，我们正在丧失对于这种崇高的孤独姿态与双重质疑的欣赏。”①显然，费赫尔想给20世纪50、60年代的卡斯托里亚迪斯一个历史性的“安置”、一个追补性的认可、一个早应具有如此却一直阙如的“名分”。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毕竟岁月已经流逝了40多年，毕竟当年猛烈批判的对象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毕竟卡氏本人也早已超越了那时的视野与境遇。尽管如此，这种迟到的评价仍然是弥足珍贵的，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重重而当代激进政治运动又陷入僵局的处境下，尤其是在卡斯托里亚迪斯这样一位重要的左翼思想家依然不被重视的今天。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重提斯大林主义及其衍生物之深刻批判者的不妥协斗争，除了印证卡斯托里亚迪斯当年的远见卓识之外，还有更多值得认真思考的东西。
卡斯托里亚迪斯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在于他是一位永不疲惫的斗士，即便无依无靠、孤零一人，也绝不停止战斗——他的作战对象并不像堂吉珂德那样只是一个悠然转动的大风车，乃是具有巨大威力的团体、政党、政权。卡斯托里亚迪斯在加入希腊共产党不久，就成了当时希共的反对派别(希腊托派)的成员，因此他直接面临着双重的生命威胁：希腊右翼势力把他当作危险的极端左翼分子，而希腊共产党则把他视为“苏维埃联盟”最凶恶的敌人。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流亡国外，因为如果他不流亡国外，就只有死路一条——事实上，内部斗争的失败者所能选取的最体面方式就是趁早彻底离开。当时，作为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卡斯托里亚迪斯最好的流亡地当然就是“第四国际”所在地——法国巴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到了巴黎之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而这种活动又直接决定了他随后18年的斗争生活的形式与内容。
1945年底，卡斯托里亚迪斯从希腊流亡到法国，碰巧赶上法国托派国际共产主义党(PCI)正在筹备“第四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希腊托派成员)参加了预备性讨论。正是在讨论期间，他第一次遇到了法国托派成员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他发现，在一些重要观点上，尤其是在对托派的正式路线的看法上，他与勒福尔很“接近”。1946年8月，在法国托派党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勒福尔为核心的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小圈子”。这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是：他们惊奇地发现托洛茨基主义在对待斯大林主义的态度上并不是彻底革命性的，而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取向。既然他们原本由于认定托洛茨基代表着“革命方向”才选择了托洛茨基主义，那么一旦当他们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在本质上也具有“反革命的因素”，他们就会像当初坚定地反对斯大林主义那样起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本人所说：“在托派组织内部形成反对的群体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主义的性质问题是一个关键点，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托洛茨基主义观念的肤浅性暴露无遗。”②由于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裂痕是不可弥合的，这个“小圈子”在1948年夏就决定要离开PCI，只是离开的具体时间与方式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苏共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事件(1948年6月28日)。这一事件像一枚重磅炸弹粉碎了法国托派本已脆弱不堪的一致性。卡斯托里亚迪斯曾用讽刺的笔调描述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态度上的悖谬性：
许多托派成员开始欢呼“铁托万岁，南斯拉夫革命万岁”，他们纷纷致信南斯拉夫共产党，建议成立“非常阵线”(Front Unique)，然而，必须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前夕，就是这些疯狂叫喊的人还在舞文弄墨，指责南斯拉夫仍然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在第一天将一切国有化，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给傀儡政府成员一定的地位——而这些人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政治形态并被斯大林主义者完全操控。③
让卡斯托里亚迪斯尤为愤慨的是，法国托派分明只反对斯大林的个人专断，而不反思这种专断背后的政治成因，只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操控，而不反思这个操控背后的社会逻辑，只反对“工人国家”的退化，而不反思“工人国家”实际上是否存在。难道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假借所谓的“国有化”与“计划”来实行全面的控制吗？难道“工人国家”就是要构建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网络吗？看来，托洛茨基主义的话语也已经与革命理论本身不相容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写道：“就托洛茨基主义而言，整个事件是最后一击。离开PCI，我们自己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并在1949年出版了第一期《社会主义或野蛮》。”④这样，战后法国一个“体制外”的激进左翼组织“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简称S/B)及作为其理论喉舌的同名刊物《社会主义或野蛮》就诞生了。
“社会主义或野蛮”是卡斯托里亚迪斯流亡法国后从事革命事业的基地，同时也是他的激进政治理论孕育、生长的摇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来，随着欧美学术界对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关注也在不断升温，特别是自1997年卡斯托里亚迪斯去世以来，出现了许多基于不同学科、从不同线路探寻“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革命意义的学术著作，其中最为出色的当推美国学者斯蒂芬·黑斯廷·金(Stephen Hasting King)的个案史《福特制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历史》(1999)和法国学者托马斯·费克萨(Thomas Feixa)的专题性文本《“社会主义或野蛮”与匈牙利革命》(2006)。前者是一个通鉴式考察，后者则是撷取一个片断，而二者的共通之处却在于都把“社会主义或野蛮”锚定于“革命主题”之内，从当今的视角来看，这种定位无疑是十分精准的，因为“苏东剧变”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已为人们回望历史提供了清晰的远景——如果我们把苏联社会主义看作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实验，那么这场实验的最终失败恰恰反过来证明了“社会主义或野蛮”当初的“异见”与“荒诞不经”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成分。
尽管斯蒂芬·黑斯廷·金称“社会主义或野蛮”是“二战后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⑤，尽管革命问题构成了“社会主义或野蛮”的理论核心，但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或野蛮”反对战后权威的共产主义形式——用霍耐特的话来说，由于它是“反对时代精神的理论”⑥，所以它当时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在其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1949-1953)，处境极其萧条，不仅公众很少注意它，而且本来就不多的成员也在逐年递减，到1952年底，只剩下10多个“同志”；而《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出刊频次以及发行份数也少得可怜，最少的时候，仅卖40册至50册。直到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发展才出现转机，这主要是由于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阵营内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斯大林去世、东德无产阶级暴动、苏共二十大、匈牙利十月事件、波兰波兹南事件，再加上法国发动的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及1958年戴高乐上台——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许多左翼人士对“苏东共产主义模式”的迷梦，并由此改变了他们对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这正契合于“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批判目标与理论定向。也正是这个时期，有许多杰出的新人加入到这个团体中来——比如丹尼尔·莫特(Daniel Mothé)、亨利·西蒙(Henri Simon)、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照卡斯托里亚迪斯本人的说法，在这个时段，一种“历史的神奇力量”大大增添了“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活力⑦，不仅成员有所增加(即便如此，该团体在最繁盛之时，成员也没超过100人)，而且团体外的群众参与也高涨起来，《社会主义或野蛮》每期至少要印700份，有几期甚至高达1000册之多。可是，就在“社会主义或野蛮”获得“突破性”发展的形势下，1958年9月该团体由于“组织问题”的争论而发生了分裂，该团体的创始人之一克洛德·勒福尔以及50年代中期加入的亨利·西蒙带领一批人离开了“社会主义或野蛮”。随后，在60年代初的几年里，“社会主义或野蛮”内部又由于是否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发生更加激烈的争吵。1963年7月，该团体发生第二次分裂，正是在这次分裂中，当时还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利奥塔和苏伊里(Pierre Souyri)等人从该团体中退出。1965年，《社会主义或野蛮》停刊(1965年6月刊发的第40期是最后一期)，两年后，“社会主义或野蛮”最终解体。
卡斯托里亚迪斯在这个当时并不知名的小团体里呆了18年，经办《社会主义或野蛮》这个小刊物长达16年。正是在“社会主义或野蛮”期间，卡斯托里亚迪斯自觉地把当代革命斗争的具体问题与他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思结合起来，并试图通过这种结合完成对马克思革命理念的拯救与超越。一如霍耐特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整个理论反思就是致力于澄清复活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的理论前提：
关于一种自由的、激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构成了这一集体事业的规范核心；它的概念工具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该刊物的作者们或通过关注经验的社会分析的问题，或通过关注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哲学问题来实现这一集体目标。然而，只有卡斯托里亚迪斯在他的理论贡献中成功地把这两方面的观点交织在了一起，以至于一个崭新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已经由诸多碎片连缀而成。而且，他的论证不仅使他直接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而且也同时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⑧
不过，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是一个相当谨慎而缓慢的过程，他既没有像萨特那样轻易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超越的范畴，也没有像梅洛-庞蒂和雷蒙·阿隆那样粗糙而草率地指责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一种极权主义体系，相反，在20世纪50年代，他一直十分清楚地把苏联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与马克思的理论本身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来说，“在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下，马克思的理论也曾体现出一种另类的、革命的潜质，后者曾经在那些民众的起义(这些起义是沿着委员会民主的路线被组织起来)中在政治的意义上被激发出来。因此，早在5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分裂’就已经构成了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实际主题。在仅仅被概要性地阐述的关于改变社会的创造性实践概念中，他辨识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建设性的、革命的内核；在这个关于创造性的实践的概念中，历史被解读为一个‘通过群众的行为而不断生产社会生活的新形式的’永恒的过程”⑨。事实上，即便卡斯托里亚迪斯成为一名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也没有否定马克思对于激进政治事业的伟大贡献，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无意义的历史垃圾，在标志着他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的重要作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论》一文的开头，他这样写道：
对于任何一个专注于社会问题的人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遭遇都是直接的、不可避免的，甚至在这里使用遭遇一词就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词含有偶然、外在的意思。马克思主义不是少数人所表述的特殊理论与政治方案，它具有如此渗透性的语言、观念与现实性，以至于当我们进入社会世界的时候，它变成了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变成了形构我们日常活动的历史风景的一部分。⑩
迪克·霍华德(Dick Howard)最近甚至主张，人们有必要重新考量卡斯托里亚迪斯与马克思的关系，他提醒说，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读者通常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的想象性建制》一书出版之后，卡斯托里亚迪斯经常返回到对马克思的解读中。霍华德的结论是，卡斯托里亚迪斯对马克思发动的不过是一种“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也就是说，在这种批判中，“批判的对象本身就包含着值得被理论化的积极成分”(11)。
卡斯托里亚迪斯一直是“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核心人物，因此，这一团体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着卡斯托里亚迪斯本人思想重心的转移。尽管“社会主义或野蛮”的总体定位是进行革命批判和革命导向(《社会主义或野蛮》的副标题是：Organe de critique et d'orientation révolutionaire)，但是，从理论关注点的变化上，“社会主义或野蛮”明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分期：第一个时期是对苏联的社会剖析，其着力点无非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激进批判；第二个时期是对无产阶级自治的开创性探索，其理论结晶是关于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第三个时期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考察以及对当代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主体及其斗争形式的重新审视，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质疑，而这种质疑最终导致了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后马克思主义转向。其实，这个划分大致对应着“社会主义或野蛮”时期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卡斯托里亚迪斯是战后法国极左阵营中发起对斯大林主义总体批判的先驱。他在1953年前发表于《社会主义或野蛮》上的文章，论题主要集中于对苏联官僚制的批判分析，这种批判分析试图从一种后托洛茨基主义的视域全面展开。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后就提出了关于官僚主义批判的一系列理论主张，早在1923年所写的《官僚主义与革命》中，托洛茨基就告诫广大党员，“如果认为官僚主义只是恶劣的办公习惯的总和，那他就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官僚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复杂而深刻根源的社会现象，不仅可以蔓延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在“工人国家”中滋生出来，在“工人国家”中，如果任由这种消极现象继续发展下去，“就能置革命于死地”。(12)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所写的《被背叛的革命》中，运用列宁的思想资源进一步从资产阶级国家批判的角度论证了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危害，他指出，苏联官僚在其中介和调节职能上、在关心支持社会等级和为私人目的而使用国家机关上都同其他官僚类似，但一个重大的差别在于，“在任何制度下官僚离统治阶级而独立的程度都没有超过苏维埃制度……苏联官僚仅采纳了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其身旁并不存在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承认，苏联官僚是某种超过官僚的东西”(13)，正是这种超过官僚的官僚成为苏联社会中完全意义上的唯一享有特权和发号施令的阶层，该阶层在“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以便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其社会成果。但在一个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国度，官僚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一事实就在官僚和民族财富之间创建了从所未有的新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而国家似乎‘属于’官僚。如果这种还非常新鲜的关系，在劳动者的抵抗或不抵抗的情况下得到巩固，成为定规，得到合法化，那么它们最后一定会完全消灭无产阶级获得的社会成果”(14)。不难看出，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官僚主义的批判存在一种内在紧张关系：一方面，他把官僚对社会主义的危险推到了极致状态，强调“作为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背叛了革命”(15)，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来抵消这种可怕的危险，认为“官僚还没有为自己的统治建立以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出现的社会支柱”(16)，所以，这个危害性极大的官僚阶层根本不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而存在，而仅仅具有一种社会寄生性质。
卡斯托里亚迪斯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官僚背叛了革命的思想，但拒不承认所谓苏联官僚不作为阶级而存在的论断；他坚持认为，苏联官僚不是像托洛茨基说的那样独立于统治阶级，相反，它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统治阶级。在这一点上，卡斯托里亚迪斯显然分享了意大利前托派成员布鲁诺·里齐(Bruno Rizzi)的官僚集体主义理论的核心论点。这种理论认为，在苏联，官僚集团已经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新的阶级”并非像资本家占有私人企业股息那样直接获取剩余价值，而是通过国家间接做到对财产与利润的积累，即国家先汇聚国民生产的剩余产品，然后再在自己的官员中对之进行再分配。但卡斯托里亚迪斯与里齐的明显不同却在于：卡斯托里亚迪斯并不认为“官僚集体主义”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相反，他宣称，当代资本主义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官僚主义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这就是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最著名的“全球官僚资本主义”理论。整个世界都陷入“官僚资本主义”的梦魇之中，而这种作为普遍秩序的官僚资本主义又呈现为两种基本范式：西方零碎的官僚资本主义与苏联整体的官僚资本主义。零碎的官僚资本主义拥有自由市场体系与劳动契约制度——这些可以从法律上避免对工人的完全奴役，而奴役则是整体的官僚资本主义的明显特征，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几乎总是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实现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陈旧的资本主义乌托邦。正如费赫尔总结的那样，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全球官僚资本主义”理论中，这两种官僚资本主义的一致性在这一理论中被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它们都受狂热的发展崇拜的驱动——这种发展是为了生产和支配而不仅仅为了利润。零碎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各种技术——后者完全被整体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仿效——它不仅仅以科学为基础，通过技术促进生产和进步，在意识形态上表现出中立性，而且确保对工人的奴役。在这种制度中，工人既被当作一种普通商品，又被当作激励良好表现与优异的职业道德的受体。政治上的集中与经济一样滋生巨大的官僚主义，这种巨大的官僚主义把现代国家变成了工业增长的自动机构和自生性的企业。合理性(它的存在及最终胜利被这两种方案所吹嘘)明显从计划经济的疯狂的不合理性中缺失了，而在自由市场社会中，它也是一种幻觉。这个世界(据说它正被指导向各种客观的目标前进)完全在无法说明的、不可测知的方向上漂移，或许它正走向大灾难。(17)
应当说，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初的冷战氛围下把苏联社会归属于全球官僚主义的序列，绝对可以称得上是石破天惊的极端之论，不仅当时倾向于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将其视为异端，就是在托派圈子，这种观点也不会得到认可，因为它已经远远逸出了托派的斯大林主义批判的基本框架。托洛茨基主义有一个基本认定，即社会主义在苏联还根本没有实现，而苏联的官僚主义是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产生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简言之，它无非是“工人国家”这个肌体上长出的一个毒瘤。而卡斯托里亚迪斯则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既不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不是像布兰德勒所说的是“用野蛮的手段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已经隐秘地演化成一种特殊形式的官僚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指出的是，卡斯托里亚迪斯这个偏激的“一个世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接受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合理化论题之熏染的结果。(卡斯托里亚迪斯是第一个把马克斯·韦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的人，通过这个社会学家论述官僚主义的作品，卡氏的思想中植入了马克思理论的非正统扩展。)因为，韦伯对合理化进程的普遍性维度的坚持就蕴含着所有社会体制的全盘官僚科层化趋势，在《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著名段落，韦伯这样写道：
官僚行政的首要来源在于技术知识分子的地位，通过现代工艺和企业方法在商品生产中的发展，技术知识已经完全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了。在这个方面来说，不管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或者以社会主义为基础，都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如果在后者情况下，要达到技术效能的相当水平，就意味着专业官员们的重要性会大大增加。……现代发展阶级的资本主义要求有官僚科层体制，虽然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根源。……一种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不会改变这一事实。在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制度内，是否有可能提供像在资本主义秩序中那么严格的官僚科层化组织，是一个问题。因为，事实上，社会主义会要求比资本主义更高程度的正式官僚科层化。(18)
当然，就像韦伯在合理化进程的精致描述中隐含着一种关于世界祛魅的深沉悲哀一样，他对社会主义无以逃脱工具理性之“铁笼”的宿命主义论调也充满无限的黯淡情怀，作为一个激进斗士，卡斯托里亚迪斯不需要这种韦伯式的伤感，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真正可以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应该也一定能够逃脱塑造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样态的普遍理智化命运，在此意义上，卡斯托里亚迪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标准的韦伯主义者，就像他一开始就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
卡斯托里亚迪斯早期对苏联社会的独特分析以及对整体官僚主义的无情批判虽然足以让正统左派在震惊之余生出一种对离经叛道的无比愤慨，但是，就卡斯托里亚迪斯本人而言，他不仅不会承认他的这种社会政治批判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侵蚀，相反，他要辩明的是，他正在以一种十分顽强而英勇的姿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尊严。他早期分析苏联社会性质的重要文本《俄国的生产关系》大量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来阐明苏联社会的生产关系已不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其中，一个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引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那段经典表述来说明苏联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者所造成的“双重混淆”，即：“在一般意义上，所有制形式被等同于生产关系；在具体的意义上，国家或‘国有’财产被认为自动赋予了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19)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制形式”(forms of ownership)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明确区分已经建立起来——生产关系是具体的社会关系，是在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而所有制形式则是国家赋予这个生产关系的一种抽象的“法律形式”。就资本主义而言，生产关系就是指工人出卖劳动力换取资本家支付给他的工资，其前提是，资本家拥有资本，工人拥有劳动力；这种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可表述为：就生产关系的前提条件而言，生产资料和货币的所有权属于资本家，劳动力的自由处置权属于工人，就其本身的法律关系而言，采取了一种雇佣劳动契约制。
那么，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与生产关系本身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与生产关系本身的一致性已经是一个最基本的理论规定，为此，他引用了恩格斯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的一段话：“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20)由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强调，法律表达掩盖的不仅是狭隘意义上的生产关系，而且也是整个经济活动，这充分表明，“所有制形式属于司法上层建筑，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它属于‘意识形态的形式’”(21)。而包括法律在内所有的意识形态的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双重功能：对于统治者，它是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充分形式；而对于统治者之外的人群，它是神秘的欺骗性抽象。而“马克思主义就其恰当的意义而言不过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这种欺骗性抽象的消除器”(22)。在“社会主义或野蛮”成立之初，卡斯托里亚迪斯给自己以及自己所创立的这个政治团体设置的理论任务就是彻底消除苏联“国家所有制”的意识形态迷雾。
关键的问题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够也绝不应该仅仅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来断定一个社会的性质，为此，卡斯托里亚迪斯重申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3)卡斯托里亚迪斯在克服托洛茨基主义的缺陷时提出的一个原创性的论点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层面来对待他自己提出的“苏联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托洛茨基只看到，苏联已经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已经实行计划经济，然而，这一切都还不能充分表明这个国家就是“工人国家”，当然也更不能表明它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就像欧内斯特·曼德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所说的，如果一定要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作辩护，那么，“归根到底，这个辩解包含着这样一个原则：社会主义等于建设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以及该经济所带来的所有文明后果)。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其余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但是这个定义是错误的，这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要的，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即，这不是无产阶级社会的唯一的前提条件”(24)。实际上，卡斯托里亚迪斯早在曼德尔之前30年就已经得出同样的结论，只是他的表达比曼德尔更为简洁也更为有力：“不论是国家所有制形式还是国有化，都没有解决经济的阶级内容问题，因此，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剥削的废除。”(25)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确证说，列宁早就表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国有化本身不仅并不必然就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且，非社会主义的国有化代表着为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最沉重、最彻底的剥削。”(26)为了保证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解决方案，即：用国家政权的政治先进性来赋予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就像用先锋党来赋予工人阶级以“阶级意识”一样。
卡斯托里亚迪斯欣然肯定了列宁的如此睿见，但他同时指出，在几十年的“苏联经验”之后，列宁这一正确的观点已经显得不那么充分了。政治权力的性质是国家所有制的真正内容的可靠指示器，但是，并不是它的真正基础。“国有财产是否能被赋予社会主义性质，这取决于生产关系的结构。在革命之后，政治权力本身的性质正是从生产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如果革命导致了工厂中的生产关系的彻底变化，那么它将能够赋予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内容，并为无产阶级的权力创造出主观的和客观的基础。”(27)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生产关系实质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彻底变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虽然被“指导者”与“执行者”的关系取代了，但是，无产阶级对生产的控制与管理并没有真正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所有制不过是官僚的普遍权力的便利形式。在这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中，卡斯托里亚迪斯从方法论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并把经济结构置于基础性地位，而在其对生产关系与其法律表现的更严格的理论甄别(即消除生产关系中的法律性)中，他实际上不仅触及到了一种后来被G·A·柯亨称之为“权力”形态而非“权利”形态的生产关系概念——即把生产关系界定为对人与生产力的有效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法律上的所有权关系，而且比G·A·柯亨更早也更为杰出地将这一概念成功地运用于社会政治批判理论之中。从这种非法律解释的生产关系概念出发，苏联模式存在的最基础性的问题就是强制性地将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权力与生产关系中的权利完全等同化，而实际上，在那种体制下，这两者非但不对等，而且前者被后者高调式地剥夺了。因此，真正恢复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有效“权力”就构成了卡斯托里亚迪斯下一步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理论轴心。
通过对“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52年至1956年间“阶段史”的详细考察，斯蒂芬·黑斯廷·金指出，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前，该团体的主要关切是探寻无产阶级反抗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的替代形式，其核心是工人的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或无产阶级的自治(proletarian autonomy)，在那时，“无产阶级自治的观念和革命规划被紧密地联系到实践问题上”，它们构成了当时“社会主义或野蛮”的“马克思主义想象”(Marxist Imaginary)。(28)在1954年发表的《帝国主义形势与无产阶级的前景》一文中，卡斯托里亚迪斯宣称，如果工人运动不再被官僚主义所利用并进而摆脱其异化状态，那么就必须对“工人的组织形式即通向无产阶级自主管理的途径有一个积极的解决”(29)，而这个“积极的解决”必然处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的中心。1955年，卡斯托里亚迪斯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Ⅰ)》(1955年7月)，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把无产阶级的自治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本性，他说，无产阶级不是自己而是被代表着去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十分荒谬的、自相矛盾的，“这就像方中的圆、水中的鸟一样，社会主义只能是人民大众自觉而不断的自我管理活动。同样十分清楚的是，社会主义并不能‘客观地’铭刻在任何法律或宪法中，也不能铭刻在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中，甚至不能铭刻在一部开创了工人管理的‘法律’中：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可能管理，法律也不能赋予它这样做的权力；如果它确实在管理，如此的‘法律’仅仅是对实际存在的事态加以认可而已。……社会主义既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也不是堪当真理之名的某种理论纲领的实际应用，毋宁说，它是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自由创造活动的释放”(30)。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这样的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匈牙利事件印证了卡斯托里亚迪斯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Ⅰ)》中提出的论题。
当然，匈牙利事件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对无产阶级自治观念的初步印证，它更促使卡斯托里亚迪斯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的性质、内容与特征。在匈牙利事件的激发下，1957年，卡斯托里亚迪斯就“社会主义的内容”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文本——他自己声明，这个文本是完全独立的，它并不是《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Ⅰ)》的续写——这就是《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1957年7月)。《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原则，并将工人的自我管理从工厂扩展到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论从其完整性、新颖性和深刻性上，它都堪称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部具有独特意义的重要文献。半年后，卡斯托里亚迪斯又发表了《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Ⅲ)》(1958年1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号召工人阶级为克服资本主义的异化而不懈斗争。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Ⅲ)》的开头，卡斯托里亚迪斯对他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中阐述的“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这样的概括：“社会主义只能是人民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有意识的自我管理；因此，它既表示着生产者在工厂里对生产的管理，也表示着工人对整个经济的管理，它意味着废除所有与社会相疏离的统治机构，而且，它必须带来技术和工作本身的意义的深刻变化，以至于使它们成为人们基本的创造活动，由此，它必须颠覆资本主义社会或明或暗引以为目的的所有价值形式。”(31)
为了真正贯彻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必须在经济领域确立一些重要的原则。首要的一条是立即废除“指导者”(directors)与“执行者”(executants)之间的基本社会划分，这意味着工厂层次的专业经理阶层必须彻底取消。这是防止生产领域中的“官僚主义”的强硬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人在工厂里组织自己的生产。专业经理阶层主要有四个功能，即强制功能(coercive functions)、行政管理功能(administrative functions)、技术功能(technical functions)和真正的经营功能(truly managerial functions)。卡斯托里亚迪斯认为，强制功能在社会主义工厂根本不应该存在，而行政管理功能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必须最大限度地缩减，技术功能与经营功能虽然仍然需要，但其性质必须有一个改变，即执行这一功能本身并不保证执行者的特殊地位，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作场所，只有岗位的不同，而没有地位的差异。其次，在分配问题上，卡斯托里亚迪斯很早就提出，作为生产关系重要环节的分配权不能让渡给国家，而必须由生产过程的主体来直接履行。并且，他把工资的绝对平等看作是一种必须，看作是自治方案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经济上的平等，而经济平等乃是政治平等的重要基础；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以平等牺牲效率，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效率的另一种效率观念。其三，为了保证社会公平，为了给自我管理提供一个平等主义的知识与信息平台，必须对相关的自由信息的配置加以社会组织。卡斯托里亚迪斯极力主张，必须废除人为的秘密和专家评估的神秘化，以便使正确地作出决定普通化，在他看来，专业的特权的工厂管理是支配工人的工具，专家治国与政治官僚主义是内在一致的，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在知识与信息领域有效消解“知识精英”的权力僭越。其四，社会主义不排斥市场，相反，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建立真正意义的市场，但社会主义市场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它的主要功能通过交换而最大限度地丰富人民的生活。卡斯托里亚迪斯强调，必须结合“消费市场”对经济的重要比例与总方向进行社会规划，但这种规划不能是集中化的国家统制主义，而是一种基于群众广泛参与并加以最大限度“公域化”的集体产物，为此卡斯托里亚迪斯引入了一个叫作“计划工厂”(plan factory)的单位来完成这一任务。其五，卡斯托里亚迪斯反对把建基于不断的、无限制的发展之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但这并不等于要完全废除工业文明的观念，更不等于鼓吹经济的停滞不前，而是要抛弃发展拜物教的资本主义观念，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人民大众的自治合理性比进步主义的虚假意识观念更为优越。其六，在经济生活的整个领域，无产阶级不需要自身之外的组织机构来管理自己的生活，无产阶级履行自我管理的唯一组织形式是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在任何意义上，工人委员会都不是一个统治机构，因为它完全不再具有“代议制”的形式，而是一个工人表达自己的愿望、维护自身的利益、建立并巩固本阶级的归属感与团结意识、实现自己的创造性与自由诉求的载体。但是，另一方面，工人委员会也绝不等于无政府主义和自发主义(spontaneism)，因为即便是自我管理，也仍然以一定的组织结构为前提，工人委员会不是要告别所有的组织形式，而是要达到一种最充分、最自觉、最有机的状态，即人民自己能够理解并能完全控制的一种“创制”(institution)。
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中，卡斯托里亚迪斯为这种别开生面的“创制”作出了最经典的表述：“作决定就意味着自己决定。决定谁将去决定就已经不是自己决定了。因此，民主的唯一的完备形式就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32)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以及人民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自治必然导致一种激进的民主观念，这种观念的决定性要素在道格拉斯·拉米斯(Douglas Lummis)写作《激进民主》一书前30年就已经包含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主义概念中了。卡斯托里亚迪斯自治规划的政治维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精英政治的敌意所决定的，这种被自由主义政治奉为圭臬的东西本身就是政治宰制的工具，因此，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前提是拒斥被代表的权力(delegated power)——权力不能被代表，因为，就授权行为而言，它不是授权人的权力，而变成了代表的权力。权力必须被直接表达。正是基于这一点，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念才与代议制格格不入。一如乔姆西·奥杰利(Chamsy Ojeili)正确指出的那样，卡斯托里亚迪斯对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的描述最终导向了一种彻底的人民主权论，即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图景：“按照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观点，自治的要素涉及由人民来彻底实现人民自己的制度以及其自身的创造，也就是说，‘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理解它，因此，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法律负责，并且，我们每每问自己：为什么制订这样的而不是另外的’，作为结果，集体接受他们的制度并改变这种制度。就人类的大部分历史而言，社会总是企图隐瞒自我创制的事实：它们是他治的或异化的。不过，随着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认同的历史性断裂，社会团体开始质疑社会规范与意义的合法性，并且，人民开始要求自我立法、自我管理，人民开始‘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自觉指导’。”(33)
不可否认，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一自治方案充满了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在20世纪50年代的特定背景下，它尤其显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在今天，无论是它的经济条款还是其政治议程也都没有在制度层面上实际地介入进来，更谈不上全面的实验与操作，相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雾霾弥漫整个世界、在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愈发增强、在精英主义的政治已将大众的激进诉求成功收编的后革命时代，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种声音纵使不被人嘲笑，却也可能被指斥为不着边际的奇思怪想。尽管如此，这并不表明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自治方案与社会主义构想就是毫无意义的，只要想到，作为这种方案之对立面的苏联模式不仅远远没有穷尽社会主义的所有可能的内容，而且它可能在许多方面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应有承诺，那么，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种替代性设想就多少具有一些筚路蓝缕的开启性价值。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简单变形或温和改良，而是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并绝对保证消除在资产阶级看来永远无法退场的等级制与从属关系，只要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是人类发展的崭新阶段，它不仅仅极大地满足人们的更丰富物质享受与生活保障，而且也给人们更充分的自由空间、更多自主创造与表达的机会，那么，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自治社会主义观念就仍然是一束值得信托的温暖的希望之光。也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费赫尔虽然严厉指陈了卡斯托里亚迪斯的社会主义概念的主要缺陷与理论困境，但是，他依然断言：“卡斯托里亚迪斯对社会主义内容的重新界定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是最出色最激进的界定……卡斯托里亚迪斯虽然激烈地反对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创立的制度模式，但他仍然是整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的倡导者。”(34)
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中，卡斯托里亚迪斯不仅继续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服务自治方案的论证，而且他在提出“直接民主”这一重要概念的时候再次请出了列宁，他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经有力地捍卫过直接民主的观念，这足以表明，卡斯托里亚迪斯在构想一种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前景时，仍然竭力把这一前景嵌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实际上，我们也确实可以把这种高度自治型的社会主义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种表述，而这种表述不过是罗莎·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念的某种接续与发展，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反过来又可以推断，从精神实质上，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自治规划已经构成了对列宁政党理论的批判。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是，卡斯托里亚迪斯多次对阶级意识的“外在赋予论”提出反驳，对他来说，只有做出这种反驳，才能有效地确立无产阶级作为自主创造主体的历史地位。可是，在《论社会主义的内容(Ⅱ)》发表两年之后，一个巨大的逆转突然发生了：1959年10月，卡斯托里亚迪斯向“社会主义或野蛮”提交了一份内部简报(Bulletin Intérieur)——后来这个简报以《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为题分三次发表在1960年12月、1961年4月、1961年12月的《社会主义或野蛮》杂志(分别为第31期、32期、33期)上。在这个简报中，他第一次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提出了质疑。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所阐述的论题导致了“社会主义或野蛮”在1963年7月发生第二次分裂。多年后，当利奥塔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还十分肯定地印证说，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这些论题“不仅意味着我们政治的大转向，而且质疑了在当今世界进行描述的介入时所使用的语言”(35)。
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一文的开头，卡斯托里亚迪斯开宗明义地指出：“与落后国家的群众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人阶级所表现出的长期的政治冷漠看起来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既然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那么，人们就不能够一边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而一边还继续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36)应当说，问题提得已足够尖锐，因为它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资格，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一问题并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刚刚冒出来的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这一问题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来，在19世纪末，这一问题就出现在伯恩施坦的思考中，而在20世纪末，它又浮现在卢卡奇的脑海中。卡斯托里亚迪斯当然知道这一切，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中，他还专门对卢卡奇对这一问题的提问方式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讨论，尽管如此，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在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下半叶之后，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年之后，在资本主义经历了又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一再困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难题不仅呈现出的新的时代特征，而且更为要紧的是，必须以全新的眼光来考量这一问题并以全新方式的提出新的解决之道。
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是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卡斯托里亚迪斯列出了九个要点：(1)资本主义成功地控制了经济活动，以至于战前的那种经济大萧条基本被排除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看来在短期内并不会发生。(2)失业被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由此，失业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大为降低。(3)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得到了迅速而稳固的提高。(4)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大众消费的增长事实上成为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拉动力。(5)工会的作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的功能不是去组织政治斗争，而仅仅局限于以工资上的让步与工作条件的改进来维护劳动和平，也就是说，它正日益成为体制本身的一个齿轮。(6)政治生活越来越成为少数专家的事务，而普通民众则成了政治游戏的看客或者说一个犬儒式的受体。(7)不再存在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组织了，也就是说，在现代国家中，那种能够成功地动员并鼓动大量工人成为激进斗士的政治组织消失了。(8)在生产领域之外，工人阶级看上去不再是一个具有自己目标与目的的阶级，它“已经不再是自为阶级而重新回归了自在阶级，换言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一个志在推翻资本主义政权或者按照自己的变革观念给它以激进改造的阶级了”(37)。(9)民众在总体上日益卷入巨大的私有化运动中，人们忙于自己的私事，而社会事业特别是政治问题则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单是从这些论题的排序上，就可以看出，卡斯托里亚迪斯思考问题的方式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多么深的影响！在这篇标志其“描述世界的语言”发生重大转向的文章中，他开始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公开批判(他自己后来承认，这种批判的隐蔽形式在1950年至1954年即《论社会主义的内容》写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可是，在他的潜意识中，经济问题的优先性在其思维方式的层面仍然没有被驱除。而有趣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的理论任务就是去论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根基性变化在于：经济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起码，与马克思时代相比，经济的政治意义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那么直接与紧迫了。这看起来是矛盾的，然而却是一个事实：卡斯托里亚迪斯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正因如此，当他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平线的时候，他自己却是认为在拓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似乎所有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比如，拉克劳与莫菲尤为典型，当他们宣称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依然郑重地声明他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真正的后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内部背叛”——他们之所以背叛倒不因为马克思主义太激进了，恰恰相反，是由于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还不够激进。简言之，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看起来日益脱离了现实的革命叙事，或者说，它既不能给当代革命的缺席以合理的说明，也不能给正在进行的新的斗争形式以恰当的定位。
《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引人注目的突破并不在于重申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调节能力的提高而避免了“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现象的出现，也不在于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呈现像马克思当初预言的两大阶级的简单对抗，它的真正原创性的观点乃是基于这样一个逆反性的假设：革命的逻辑并不能必然从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中演绎而来，正是从这个假设出发，卡斯托里亚迪斯得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社会主义再也不能够仅仅从生产关系变革的角度来界定，同样，无产阶级再也不能被看作是革命事业的特权承担者。”(38)这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在主体、斗争的场域以及斗争的形式方面都要发生空前的变化，一如西蒙·托米与朱利斯·汤申德评论的那样：
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让位于社会的指导者与被指导者之间的斗争，二者之间的对立并不对应于传统的阶级分析中的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层面的问题建立在所有制与生产资料控制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在工作，都在挣钱，都在被雇用，都有着同样的需求结构——纵使人们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各不相同。显然，过去明显的阶级斗争已经被对官僚控制的零星抵抗所代替，这些斗争蕴藏在人们对于自治和集体自我管理的深度渴望中。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这种敌对关系并不具有阶级属性，相反，它表明人与反抗的阶级性是对立的。实际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政治主体正在死亡之中，它逐渐被不确定的或多种多样的附属样式和身份所代替，而这种附属样式和身份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一种新社会运动和对非正义的反抗。(39)
可以说，不论从哪个方面看，在激进左派知识界，卡斯托里亚迪斯都是最早从老左派问题(工会、罢工)迅速跨越到新左派运动(女权主义、学生权力、生态)的理论先导。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看来，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背后隐藏着越来越严重的异化，正像这种合理化进程已经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等各个方面一样，资本主义的异化也是全面的、总体的。而在这个总体异化的大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把权力宰制悄悄从生产场所布展到政治、社会、文化、消费、教育、媒介、性别、性征、族群、民族、环境、生态、气候等一系列非经济的空间。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最后一部分的“十三条”革命前景筹划中，卡斯托里亚迪斯这样写道：“革命再也不能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了，传统的政治死了。……革命应该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它是关于每一个人的总体运动，它属于整个社会，它应该触及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40)作为一名不妥协的反资本主义斗士，要真正秉持一种现实可行的革命立场，就必须适应这种时代的变迁并从理论上将这一变迁概念化，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而言，唯一应做的并不是循规蹈矩地死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教义，而是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核。当然，这项任务并不能仅仅靠《现代资本主义时期的革命运动》来完成，在卡斯托里亚迪斯通往后马克思主义的路途上，它只不过是一个起点，而这一主题的全面展开则是1964年至1965年发表的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论》。
注释：
①Agnes Heller Ferenc Fehér,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uversality,(Transation Publishers,1991),p.503.
②The Castoriadis Reader,(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p.35.
③Ibid.,pp.3-4.
④Ibid.,p.4.
⑤Stephen Hasting King,Fordism and the Marxist Revolutionary Project:A History of Socialisme ou Barbarie,Part 1,(Cornell University,History PhD dissertation),p.1.
⑥Axel Honneth,"Rescuing the Revolution with an Ontology:On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ory of Society",Thesis Eleven,1986,no.14,p.62.
⑦The Castoriadis Reader,p.5.
⑧⑨Axel Honneth,"Rescuing the Revolution with an Ontology:On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ory of Society",p.64.
⑩Cornelius Castoriadis,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Polity Press,1987),p.9.
(11)Dick Howard,"Cornelius Castoriadis,Marx and Marxism",Critical Horizons 7:1(2006),p.240.
(12)[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13)(14)同上书，第408页。
(15)同上书，第410页。
(16)同上书，第408页。
(17)Agnes Heller Ferenc Fehér,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uversality ,p.505.
(18)转引自[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亦可参阅[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8—250页。
(19)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1,(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113.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702页。
(21)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1,p.114.
(22)Ibid.,p.116.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24)[德]E·曼德尔：《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台湾南方丛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页。
(25)(26)(27)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1,p.118.
(28)Stephen Hasting-King,"On the Marxist Imaginary and the Problem of Practice:Socialisme ou Barbarie,19526",Thesis Eleven,1997,no.49,p.69.
(29)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1,p.118.
(30)Ibid.,p.297.
(31)Ibid.,p.155.
(32)Ibid.,p.98.
(33)Chamsy Ojeili,"Post-Marxism with Substance:Castoriadis and the Autonomy Project",New Political Science,Vol.23,No.2,2001,p.230.
(34)Agnes Heller Ferenc Fehér,The Grandeur and Twilight of Radical Unuversality,p.508.
(35)[德]利奥塔：《回忆马克思主义：为皮埃尔·苏伊里而作》，转引自秦喜清：《让-弗·利奥塔：独树一帜的后现代理论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页。
(36)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2,p.226.
(37)Ibid.,p.238.
(38)Ibid.,p.24.
(39)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SAGE Publications,2006),p.20.
(40)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vol.2,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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