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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批评和商业批评，是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有文学批评现象，尽管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也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过商业性因素影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也曾作为分析批判对象，尤其是阿多诺和葛兰西，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写过详尽的阐述文字，但是把商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来加以研究，而且其本身真的可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命名客体，则只能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而所谓“位置批评”，则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个案，它同样是90年代文艺批评的重要表现形式。可以这样说，它们共同构成了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道风景。
一
位置批评当然不可能是学理意义上的批评范式，但却是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是研究视野绝对不可忽视的批评状态。
位置批评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批评，是指从事某种特殊职业而进行的文学批评，这种职业存在于官方、半官方以及民间团体，如文艺或文化主管部门，宣传部门的文艺机构，报纸的副刊，文艺杂志或社科学术刊物的文艺批评版面，出版社的编辑岗位，批评家协会或文艺理论学会以及影视机构中的文艺单位，诸如此类，栖身着一大批以文艺批评为现实生存之道的文艺批评操作者。他们既不完全代表官方意志，更不可能完全代表民间意志，而且所作的表态和承诺，又都不是独立学术个体的个人意志。他们代表岗位说话，以位置优势获取中国文学的在场发言权，又以位置为渠道迫使社会各界倾听，具有左右社会格局的言说力量。我们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位置批评，而把这些岗位上的成名人物，称之为位置批评家。位置批评家及其位置批评的出现，使得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更加扑朔迷离。本来，这样的职业以及从事这类职业所撰写的批评文学，在过去同样也有，而且往往因其位置优势而使批评更加真切和亲情一些，但他们大多是以纯粹个人的陈述方式来介入的，所以仅仅是整个文学批评界的一种补充力量。即使是在80年代，这些岗位的绝大多数人都还不会以瓜分文化利益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而是以一种牺牲精神去从事组织和服务性的工作，他们对岗位和位置的坚持与固守，体现出的是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但是90年代就不同了，处在岗位位置的人们纷纷直接出场，譬如文联召开讨论会的时候，发言最充分的可能就是文联里的人，尽管大学和研究所里的学院派专家也偶尔会应邀参加，但已经只是捧捧场的次要角色，有时甚至会有一种遇恩后的荣誉感。90年代的文学批评会议最为繁多，甚至常常开到人民大会堂里去，这是80年代乃至以前的文艺批评连梦想也不敢如此大胆的事情。此种辉煌当然是位置介入的结果，然而当我们每一次从报纸上浏览出席会议者的名单时就不难发现，学院派的文艺批评家大多不在其列，出场的大多是那些岗位和位置上的文化人，并且冠之以“批评家”或“著名文学评论家”。
位置批评力量的显现特征，在我们眼里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他们可以操纵和策划。在现代社会情境里，任何大众效应都是通过传媒得以实现的，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曾有过精深的研究。具体到中国情境而言，位置批评家们则占据着大众文化传媒的操控位置，有时甚至会利用组织的功能，策划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件，其中包括大量的文学批评事件。在整个90年代，至少流行有三种重要的策划方式：A.会议策划方式。把持着文化权力的位置批评家们，策划出无数的文学批评性的会议，诸如作品讨论会，作家研究会，评奖颁奖会，影视观摩会，成果展览会，名人纪念会，地域文学座谈会，等等，所有这些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扩张了他们的文学意志，程度不同地形成其对社会公众的文学召唤力量。这种召唤，不仅会遮蔽整个社会文学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暴力。在这些会议批评里，位置批评家们大量兜售他们粗制滥造的廉价批评产品，以数量压倒质量，实现其对全社会文化消费的最大配额占有，从而事实上成为文学生活和文学状况的强大调节力量。毫无疑问，在整个文化倾销过程中，并不排斥优秀成果的存在客观性，而且也不排斥一些位置批评家从一开始就怀有“文学救危”或“文学改良”的善良动机。但问题是，一方面即便如此也会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根本不足以均衡整个文学策划思潮的负面效果。B.出版策划方式。所谓“出版策划方式”的意思是指，位置批评家们通过新闻、报纸、电视等广义出版行为，人为构思某些文学倾向或文学主张，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或氛围效应。90年代以来，很多文学刊物都已经失去了从前的沉着，浮躁地卷入策划潮流中去，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诸多90年代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之所以被人们称为虚假文艺现象或泡沫文学现象，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它们大多是一种出版方式策划的结果，是某些刊物或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坐在办公室里的杜撰结果。C.评奖策划方式。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以后，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并没有出现长足的进展，有些文学门类甚至有大面积滑坡的情况出现。但是，非常奇怪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各种文艺奖励却特别繁多，有全国性的大奖，亦有地方性的小奖，有一年半载的稳定性奖项，也有临时拼凑起来的奖励名目，各种诱惑性的奖励已经成为左右90年代中国作家的重要调节力量，在文学行为引向获奖行为的创作误区中，大批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和思想责任都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精神的物化趋向一方面现实地给了作家们一部分利益，但另一方面却隐然已长久性地损害了作家们的生存特权。奖励及其操作中的评奖过程，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批评尺度，尽管只是由一部分位置批评家借助位置的力量来予以实现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成了普遍性社会功能的一种表述方式，有时甚至会演绎为一种主旋律表述。总之，通过这些策划方式，达到了位置批评家们策划和操纵文学批评的目的。
（二）他们省略知识背景。政治权力话语在80年代受到较为深刻的清算之后，尽管它仍然作为官方语言形态继续发挥作用，但其一元性的法定权力已经不复存在，于是，90年代的文学批评空间，在一种多元文化氛围的格局之中，有可能在冷静客观的平常心态下，开始学理性的文学批评知识建构，即历史已经绽露出一个以和平与建设为生存格调的文化发展机遇。如果这一代文学批评工作者懂得如何去珍惜这个机遇，非常严谨和求实地从基础工作做起，从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知识积累和知识规范做起，则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完整体系及这个体系的成熟的当代实践，就都有可能出现。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发展脉络，当代批评工作者就必须能够坦然应对一个冷酷的现实，那就是以牺牲自己作为拓展未来的代价。在知识积累的初级阶段忍受寂寞，这是不可省略的历史过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对于位置批评家们来说，这一省略几近残酷，甚至几近死亡判决书，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位置发言权，就在所谓“知识神话”中彻底地化为乌有，甚至乌有得比学院里那些所谓“迂腐”的教授们还要彻底许多。于是，他们也就不得不联合行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不约而同地行动，勇敢地开展知识反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抗知识。在这种进攻策略中，知识被贬斥为教条，学习过程蜕化为天才耗损，“知识分子”的称谓据说教授们已经没有资格，而且只有这些到处开讨论会出没于学院和研究所之外的知识分子或者社会精英，才懂得用人文关怀的姿态去对待文学和文学批评。在所有这些省略知识背景的反知识进攻中，位置批评家们开始策划一套社会权力话语，或者说传媒权力话语，抢占命名权，在演绎“抢得天下便是王，抢不到天下便是贼”的传统游戏中，掳掠社会文化利益，而且直接带来盗墓者式的文化伤害残局。并不是说位置批评家就没有一点知识，也不是说抢占中就没有一个真实意义和科学意义的命名，而是说他们破坏了知识秩序，把知识园地糟蹋得遍体鳞伤，在他们出尽风头的时候，正有历史老人在文化幽深处黯然神伤，而且还要把反知识体系的毒果扔给未来的一代。读90年代的文学批评，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是知识意义上的斩头去尾，不着边际，信口道来，逻辑混乱，同时还语意肯定得似无商量，命名和评估之中尽见霸道的风貌，而这霸道之“道”，就与文学批评的存在之道没有些许关系。很多位置批评家都声称是“自学成才”，文学批评对他们而言不过是雕虫小技，于是也就在反知识神话的过程中，虚构出建成知识论的神话，或者说“自学神话”。
二
与位置批评有所叠合但浪潮更为广阔的是商业批评，商业化的文学批评几乎席卷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层面，而且大多数文艺批评家及文艺批评工作者都有所卷入，所不同的只是有入深入浅之分，自觉与不自觉之别。所谓商业批评的意思是指，在商业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一些文学批评的审价值维度已经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其所替代的乃是经济利益验使下的虚假声张。批评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商业文化的熏陶，程度不同地演绎为物化意义上的操作者和逢场叫喊者，因而所有的活动都是商品中心的所附之毛，这样的文学批评，我们称之为商业批评。商业批评或者说商业化批评的存在，已经是不可否认的90年代文学批评事实。
商业批评形成的背景缘由，毫无疑问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合力生成，但我们认为有三点最为直接，那就是：A.现实挤压；B.心理逆反；C.观念解构。
就“现实挤压”而言，批评家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局面，在整个社会分配秩序的合理比例形成之前，他们的劳动报酬率极低，甚至连最简单的劳动形式，其价值换算率也要略高几筹。传统的虚假公有制结构，正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迅速向商品化的市场经济形态演化，商品大潮已经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人们的兴趣，而是作为整个社会的立身之本制约着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生存方式，即使那些高直接商品行为最遥远的社会内容，也最终会与商品性或商业社会方式直或间接地连接到一起。批评家们在普遍的生存艰辛之后，迫不得已放弃批评的形上唯一追求，逐渐达到形上与形下的有机统一，甚至最后的形下压倒形上。大势之下，文学批评成为日常交际方式，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合化，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同谋，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酬答，更甚者则有高额利润稿酬，看不见的“红包”……；同时也成为现实生存方式，文学批评为了给文学活动增加社会辐射力和经济生长点，便顾不得经典批评的那些条条框框，赤膊上阵走到前台，策划文化事件，追求轰动效应，刺激读者购买，吸引大众关注，而批评家就在这种批评的商业化操作方式中获得生存的一席之地。批评从无价转为有价、待价、沽价，批评家的主观位移当然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是物质界面的挤压无疑有其更大的责任。尽管有些挤压是合理，但毕竟更多方面对批评家是不合理而且无奈的。
就“心理逆反”而言，我们可以先对80年代文艺批评有所回眸。在整个80年代，文学批评怀着一种凝重而又崇高的心情，对文学这一社会中心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理论表述和实践阐释，甚至往往会从终极趔的高度来严格要求文学及其文学事业。批评家们以严肃的心态对冷竣的文学，积极投身于古典的发掘，对异域的吸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诠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一个共同的努力，就是祈求中国文学早日复兴乃至早日走向世界，为此而付出了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的呕心沥血。虽然那时候商业大潮已经来临，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反向落差已很明显，但这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文艺批评家们的事业中心意识，并坚持认为精神生存方式与物质生存方式之间必然不会构成永久性的对立关系，这才有“精神坚守”或曰“守望精神家园”一说。但是形势发展到90年代以后，批评家们的文化精英情结渐渐散淡，长期坚守的结果竟然是坚守者的现实唐·吉诃德，边缘化已成不可改变的空白，以文学去救社会之危以及救文学自身之危，似导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游戏圈。耐力总是有限的，批评家们是人不是神，于是就开始出现松动和溃败，就有批评的社会转型或早批评对日常方式的迎合与附着。问题在于，一旦迎合，就有对此前坚守的强大逆反心理，就会把事情推到另外一个极端，从相信一切都是真实都有真理，到看穿一切真实怀疑一切真理，到这个时候，批评性质及其操作方式的商业化，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就“观念解构”而言，我们认为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文化影响，也是90年代批评家定向商业批评的一个重要缘由。我们知道，德里达认为文学的意义只不过在“延异”（différance）之中， 也就是说，意义存在于意义差异，所以确立延异也就是一个过程，是一种阐释替代另一种阐释的游戏。因此，语言不过是游戏之为，所要约束的实际上只不过是“游戏规则”，舍此便无任何其它真实意义可言。解构主义这种对意义真理观和语言真实观的颠覆。以及对游戏观的阐发，正恰到好处地均合着刚刚从80年代浴血奋战中去过来的疲惫的中国批评家，并且不与商业文化氛围构成矛盾，于是，当中国批评家并不可能在彻底解构主义的后现代性层面上理解游戏之为时，就会相似性把这种随意兴趣转移到批评的商业操作中去，虽然并无延异可言，可抛弃真实性却是彼此相仿佛的。实际上，每一种西方哲学思想或理论思潮传播到中国以后，都不会按其本来的学理脉络和精神结构在中国发生作用，它们往往会被一种中国式的本土理解转换功能和转移重心，解构主义的中国命运同样会是如此。
商业批评作为一种90年代较为突出的当下性批评形态，其具体表现可谓斑驳陆离，我们在这里仅仅能够择举其要，以作为认识这一现象的参照，而全面的描述及的分析，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其一，文坛应酬式。就中国文学史而言，自古及会都有文人间迎往送答并以诗文酬唱的文化习惯，譬如“唐初四杰”们的浪漫故事曾经使得多少人心驰神往，那是一种诗性的交遇灵性的相拥。这种交遇和相拥直至今日还有其文化残存，但就其主要状况而言，90年代意义上的“酬”则早已非“心”而已经是“物”，所谓文坛应酬，就是指为钱写作，谁出钱为谁写作，并且什么样的写作方式写作话题都可以完成，谓之“交稿”，一手交钱一手交稿，甚至先交钱后交稿。其二，经济粘着式。这种评论写作方式的特点在于，评论有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对象，那些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单位，可以是一次活动也可以是一次晚会，所有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那就是有“实惠”可以事后获取，而且必须有实力值得信任。比较典型而且为国内文坛有所了解的例子，就是一位富绰的香港女作家，因为这种“实力”而一下子“粘着”了大陆三百多位批评家的肉麻捧场，其中据说不立京城里的批评大腕。某计划单列市的一家出版社，为了追求出版效应（经济与社会影响），从全国各地以各种手段收购一批文章，结果把一部由中学生撰写而且还很稚嫩的小说，吹成了第二部《青春之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三，新闻炒作式。批评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批评地位，离开作品空间和演绎逻辑，通过大众传媒的新闻方式，策划批评事件甚至某种文学运动，精心构写主题词，反复琢磨关键词，密切注意大众趣味词，不顾一切地自布自吹自擂词，在传媒极为发达的今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读到这样的语词，以一种完全商业化的程序和操作规则来对待文艺批评，以谋取中长期利益。其四，序跋广告式。自刘勰《文心龙》列序跋之体名称以来，自古及今，在汉语文章的煌煌历程中，有多少优秀序跋谈来沁人心脾，成褒或贬，或称或斥，或絮领或提示，或背景透露或人心揣测，总之是各擅其辞，与本著构成得失互补的协调关系。但读我们今天的序跋，无论是批评家给作家写的序跋，还是此批评家为彼此评家出的序跋，一律的没有尺度没有原则没有立场，往往以一种广告的话语方式来进行序跋写作，有些写作甚至让你觉得不仅作者寡廉鲜耻而且评者更让人恶心。一种极为美好的传统写作方式，或曰特殊的批评表达模式，就这样在当代的序跋写作批评里走向语言深渊。
商业批评在90年代的充分出场，对文学批评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严竣的挑战。随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不断深化，艺术生产方式如何在物化社会中确保其协调性成者坚守其独立性，都是深刻的人文话题，必须有待系统而缜密的研究。我们在这里仅仅对商业批评有所描述，虽然暗含着立场，但毕竟表达得不够充分，原因就在于它还在进程中，所以方置我们的当下处理态度，以求获得全社会的公共性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