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既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批判和超越，更是对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发展观的直接继承和创新；它呈现出自己的特征，包括创新性、科学性、全面性、和谐性、人本性、公正性、内涵性，只有认真分析科学发展观的特征，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一、突出创新性——坚持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内在统一
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老祖宗”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内部多种动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邓小平认真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观，从根本上纠正了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错误认识，指出：“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150、249～250页。）此后，又多次阐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370、265、357页。）同时，又针对高度集权的公有制的弊端，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动力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150、249～250页。）；“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370、265、357页。），改革的实质就是对原有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创新。江泽民在坚持“改革动力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创新动力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07、1584页。）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是关乎民族振兴、国家兴衰的重要推动力。正如江泽民所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07、1584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不是坚持把人看作为纯粹的客体，更不是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附庸和机器，而是突出人的价值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和人的协调、持续和全面发展，不是要走传统发展的老路，更不是要超越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的许可，盲目追求所谓高指标和高标准的“假、大、空”，而是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坚持以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行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开拓发展的新思路。传统工业现代化发展老路已造成社会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生态破坏，而选择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的新路又必须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立足点，创新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可行性的动力选择。
二、突出科学性——坚持发展的主观紧迫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内在统一
在处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观紧迫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主观紧迫性强烈，要求过高，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不足，导致了许多曲折和失误，如“大跃进”就是其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初期就敏锐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观点，而且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370、265、357页。），开始把发展的主观紧迫性转移到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建设上，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及其基本规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的发展思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注：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这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把发展视为“第一要务”，既更加强调了发展的重要性，又突出了发展的紧迫性和首要性；同时注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科学发展观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又强调发展的科学性。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其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更谈不上科学的发展观。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解决和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只有要靠发展。发展无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硬道理”，都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使“硬道理”更硬，使第一要务的地位更加巩固，要使“硬道理”和“第一要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性，突出科学性，把发展的主观紧迫性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内在统一起来。
三、突出全面性——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统一
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逐步深化，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指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一手硬、一手软”。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两手抓”的思想基础上，指出：“一个民族，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又提出“社会全面发展”的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不仅要实现经济繁荣，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们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21世纪初，江泽民又创造性地提出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思想，并在建设三大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思考的新成果。然而从中国21世纪初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水平来看，尽管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第二步，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可是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还不能全面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要。
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对江泽民“全面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比精神和物质文明更有整体性和时代性的新概括和新要求，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生态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结合。这种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观，从本质上实现了发展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即突出全面性，坚持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即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和基础”，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全面发展的社会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在实践中纠正片面发展的行为和做法，全面落实和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即程度上比现在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四、突出和谐性——坚持纵向持续发展和横向协调发展的内在统一
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上，邓小平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存在的种种不协调的状况，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150、249～250页。）。江泽民在此基础上指出：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人自身等诸方面的协调发展，注重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江泽民1995年9月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进一步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种关系，特别是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江泽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和全局的角度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协调原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还须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持纵向推进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出：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在坚持邓小平可持续发展观的基础上始终强调，要使人口增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做到今后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江对民强调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02年11月9日。）。
为了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即全面考虑、协调安排、统筹兼顾，充分体现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认识上的进一步深化；我们党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追求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应该是能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社会。只有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才能真正做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种和谐性表现在坚持实现发展的纵向持续与横向协调的内在统一。
五、突出人本性——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和为手段的内在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开始，共产党人就最讲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解放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充分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在自己的纲领中规定了要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以使广大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毛泽东同志不仅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而且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冲击，许多人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等，往往冠之以“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实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人”。江泽民同志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注：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7月2日。）同时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互为前提、互为手段。虽然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没有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他们所强调的关于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要求，无不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真谛。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提到了战略指导思想的高度，强调以人为本是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同历史上的民本思想和西方的人本主义都有本质区别。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仅仅被视为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手段，是一种“驭民”、“治民”之术。在重民、亲民同时又有畏民、愚民倾向，甚至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无知无识的“群氓”，或是供君主驱使的“牛羊”，与民主精神完全背离。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本主义泛指任何以人为中心的学说，以区别于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在哲学上，通常指那种抽去人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而把人仅仅看做一种生物的机械唯物论和历史唯心论。它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反对封建特权和倡导人性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的本性”作为观察社会历史的准绳，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作为维护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工具，这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完全对立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就是要突出人的价值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方面需求和切身利益，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最终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手段。总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本质上突出人本性，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和为手段的内在统一。
六、突出公正性——坚持发展的高效竞争与机会均等的内在统一
在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关于竞争与机会、公平与效率等关系问题上，改革开放前，由于平均分配和计划管理，对劳动成果分享和提供就业、就学机会等问题上，差距比较小，人们心理比较平衡，结果存在“吃大锅饭”的状况，最终导致走向共同贫困。实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温饱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一些社会发展问题日趋突出，如失业、贫困、社会保障、国民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社会分配的公正性等问题开始困扰我们。这些公正性问题的产生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比如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实施，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不够完善以及我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针对这些新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着力于建立社会发展的公正机制，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着眼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协调，着眼于当代人和后来人的承前启后，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科学发展观强调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要提倡高效竞争与机会均等的内在统一。比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适当拉开收入差距，鼓励高效竞争；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职能，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趋向合理，创造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均等机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推动社会保障事业走向规范化、法律化和现代化，建立健全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在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同时不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法制的力量遏制和消除党政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非法攫取社会财富的腐败现象，创造良好的追求公正的政治环境。
七、突出内涵性——坚持发展的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的内在统一
在处理社会主义发展外延和内涵的关系上，对于饱受因盲目外延发展导致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之苦的中国而言，这个问题尤其显得重要。但是，在过去发展指导思想中对加快发展速度却存在许多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有些人甚至用速度论来取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致出现了许多贬损人的价值，损害乃至牺牲社会整体目标的现象，比如“大跃进”。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讲效益、讲质量，不能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求发展。他指出：“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370、265、357页。）。面对新形势，江泽民同志坚持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辩证观，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快速跨越发展模式，强调我们的快速跨越式发展，不是那种粗放的、外延式的快速发展即单纯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去追求数量和规模上的发展，而是讲质量和效益的、集约化的内涵式的快速发展，全面培养人的创新素质，实现人的素质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当前，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中央作出的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既要求积极扩大经济的数量和规模，更在于显著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而且指出：“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382、379、383～384、279、94、96、94、97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是倡导过去那种低效率式的发展，而首先是要做到高效率式的发展，这种效率不仅表现在经济效益，还表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是倡导原来的片面性发展，而是要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不是要求高消耗、高成本、高代价，而是要以效益为中心，走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结构优化的内涵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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