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诗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诗史的朝代单元之中，以往总是置元于末位。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引称：“人皆谓宋之文高于元，元之诗高于宋。殊不知宋之诗亦高于元也。”叶子奇《草木子》则倡言：与汉赋、唐诗相比，“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注：前者是引元明间人、诗论家许伯旅的话；后者见《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当然，元诗本身的好坏与元诗文献研究水准的高低，并无直接联系。文献研究不同于作品鉴赏，不纯以好坏、而更以是非对错真伪为凭。
元诗文献研究，理应视为元诗以至元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但实际则是最薄弱的环节。它的终极目标，是尽量收集文献，通过考证、研究，为元诗界定范围。讨论范围问题，容易授人以柄，但没有一个界说，就不可能进行深入研究。
元诗文献研究第一步，是对文献作认真清点。文献调查繁剧但必要，因为它关乎到弄清楚我们的研究将从什么位置开始。
一
元诗总集之祖，是《皇元风雅》。它开创的以刘因为元诗第一家的序列，对后世元诗学影响颇大，总体水平较一致，涉及面亦颇宽泛。元刊本《皇元风雅》后集的目录之后，有一则刊刻者“古杭勤德堂”的“征诗启”：“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士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对这则小启，应看得比名家序跋更重。它实际说明，一部总集的档次由文献积累决定。问世在前的《元文类》是诗文总集，诗只七卷，内容偏重于文。
明人编选的元诗总集文献价值高的主要出现在明初，有《大雅集》、《乾坤清气》、《元音》、《元诗体要》等。总的来说，由于离元亡未远，编者一般抱着存有元一代诗史的立意，着意扩大视野，也并非专据别的总集抄撮成书以射利。《大雅集》编在元末，刊行在明初。为编《大雅集》，元末战乱中赖良曾四出搜集文本，倪瓒还特意以《送赖善卿采诗》（注：《清閟阁集》卷六。）相赠。
诗选家每人有自己相应的文献积累，又不约而同地受到积累文献的制约。选本，历来是反映一个时期研究基础厚薄的例证。研究（或说推究）选本资料来源，是文献学立论依据之一。
自明中期，门派林立，宗唐风气左右诗坛。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中的《元诗》五十卷，是缺乏文献积累而抄撮选本成书的一例。曹氏是明代闽派重要诗人，《石仓历代诗选》的成就体现在卷帙繁浩的《明诗》上。编选《元诗》时，除名家别集，他主要利用了《宋元六十一家集》和《元诗体要》；前者是伪书（注：参见杨镰《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仅《元诗体要》不足以为五十卷选本之据。《元诗》卷一至卷四十八，每卷仅选一人或数人之诗，卷四十九、卷五十，汇录了184人的诗，但百分之八十（140余人的诗）出自《元诗体要》，其余则据《元音》补录。这种凭一两部总集选一朝之诗的做法，反映出晚明人的浮躁之风。
清初重视元诗。清中期以后，宋诗成为诗坛时尚。由康熙皇帝认可的《御选四朝诗》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这四朝诗是：宋，78卷；金，25卷；元，81卷；明，128卷。元诗篇幅居然多于宋诗，比例无疑失衡。然而，就文献而言，《御选元诗》成就空前。它收入了1197位诗人（注：这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御选元诗》提要的数字。录制“元诗文献库”时，笔者实际统计是1207人。它也有一人数出，甚至列出了诗人，在书中却找不到其诗的情况。所以上述数字应该有一定的浮动。）的11525首诗，迄今为止，仍然是选元诗最多的总集。编辑《御选元诗》，顾嗣立曾预其事。而顾嗣立是元诗文献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到五十九年(1720)，以个人之力在二三十年间陆续编刊了《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专门针对有别集流传的诗人（注：这只是编辑宗旨。实际上并无原集，而由顾嗣立自己辑佚成集的比例并不小。）。共选339位元人的19574首诗（注：具体分布是：初集，115人，10550首诗；二集，107人，6001首诗；三集，117人，3023首诗。每集正选100人，此外是附录。）。没有别集的元人诗作，顾嗣立筹划另编《元诗选癸集》。但今天通行的《元诗选癸集》系顾氏门下士席守朴之子席世臣编刊（注：顾嗣立《元诗选》，与《元诗选癸集》并非一书。顾嗣立确曾着手编辑癸集，其稿本由顾廷龙捐赠给上海图书馆。拿稿本和秀野草堂刻本《元诗选癸集》相比，就可一目了然。）。《元诗选癸集》收有2235位元人，选诗5058首。在元诗总集之中收入诗人最多。对元诗文献广泛而有成效的一次搜集整理，是乾隆时期编《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功过或有异说。但必须承认，《四库全书》的元人别集孤本、辑本比例颇高，编辑水平符合人们对它的期待。如果没有《四库全书》，元诗文献的散佚趋势将得不到有效的遏制。
民国间出版的《元诗纪事》是对《元诗选》、《元诗选癸集》的补充、订正。古典范畴的元诗文献，终结在清代最后的宋诗派——“同光体”诗人陈衍的笔下。《元诗纪事》列出诗人713家，近半数可补《元诗选癸集》之缺。
除以整个元诗史为对象的总集之外，还有选录同人、郡邑等具体范围的诗作的总集，比如《西湖竹枝集》、《草堂雅集》等等，往往从编选者的立意出发，反映了元诗的不同侧面，文献价值亦高。元诗文献错杂于四部书籍之中，但重要的则如上所述。
至此，大致清点了元诗的文本遗产。这便是笔者的起点。
二
元诗文献研究，实质是对诗人与诗的研究。
为确认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诗人数字，笔者汇拢所有能见到的元诗总集，然后以诗人为目拆分，著录每人出现的次数、传记何在、选诗数字和顺序，再按姓氏笔画排列成资料库。结果获悉，元诗总集之中共有3493位诗人。同时重要的是，对每人的诗流传至今的过程便有了清晰记录。上述数字，加上笔者为《元代僧诗全集》、《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元诗史》等做文献准备时辑录出的总集之外的340人，元代至少有3833位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诗人。当然，增补的余地也还存在。
这样，可推定今存作品的元诗人接近4000之数。
迄今为止，收录元人别集最多的是《四库全书》。人们往往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说《四库全书》“集部”一共收入169部元别集（注：“部”，是指同一作家，故也可称为“家”。因为个别人所收的有其不止一种别集。比如陈孚，收入诗三卷，但分属于三个别集。），但实际是170部，总目漏注一部。这170部别集，有两部重复（《屏岩小稿》全同于《月屋漫稿》，《复古诗集》是《铁崖古乐府》的一部分）；有11部完全是文章。诗别集（含诗文别集，下同）则有157部。另外，总集之中还容纳有5部元诗别集。《四库全书总目》的“存目”列出元别集38种，但半数是确实没有文献价值的别本，内容已经包括在上述170部之中，同时也还有伪书掺杂。列入“存目”，又符合标准的有19部。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收入162部(157+5)，论列过19部元诗别集。当然，问题是某些人到底列入元，还是宋、金，抑或明，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四库全书》有自己的标准，但并不完善。总之，《四库全书》收录和论列的元诗别集实际近200部。编辑《四库全书》时未能征集到的元诗别集，尚有约80部。这样，今存元诗别集（原本和前人辑本），在300部之内。仅收入《四库全书》的162部别集，即存诗847卷，约70000首。将全部诗别集、总集所存之诗，与其他文献所录汇总，除去重复，今存元诗134000首。这个数字会有一定的浮动，主要因为对跨朝代诗人归属的判断有异（注：例如，元诗总集往往列入元好问，但如果将元好问归于金，那么这个数字将减少一两千首。）。同时，增补余地仍然存在。不管怎么说，这是首次测定的元诗总数，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有了元诗基本数字，就可以做比较。明清两代诗的基本数字不详。而《全唐诗》诗人与诗的比例是1:22（2200人；48900首诗）；《全宋诗》是1:30（9000人；270000首诗）；元是1:34（4000人；134000首诗）。与中国诗史的发展过程大致吻合。
元代诗人数字，主要是利用总集拆分再汇总得出的。然而略作判读就发现这个文献库列目的元诗人有与宋、金、明等代交叉的；有同名异人的，如陈尧道（一字景传、一字宗远）等；有同人异名的，如斡玉伦图、王伦图、斡玉麟都，实是同一个人；张雄飞、张翔、张翱，三个名字也是一人。所以，尽管总体数字不会有大的出入，但具体内容只有经过考释后才便于利用。笔者的这一研究也许过于繁琐，但确属必要。这里暂以张楧、张立仁、金元素为例，略作说明。
张楧 (1260-1325)，字仲实，号菊存。西秦人，南宋名将张俊五世孙，牟巘之婿。他的居室学古斋是元初杭州著名的文人沙龙。作为重要而活跃的诗人，方回、戴表元、牟巘等人的文集之中都有为他的诗文集写的序跋和其他有关文字。元初他多次出任教职，著有《张仲实文编》、《张仲实诗稿》，但均久佚不传。从《皇元风雅》到《石仓历代诗选》，元明人的元诗选本从未涉及张楧其人其诗。元诗史上早已没有他的一席之地。清初，《御选元诗》据内府所藏书画题跋首次录出张楧佚诗2首。从此，论元诗者始知有张楧。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元诗选癸集》甲集据《御选元诗》存张楧诗2首；己集下又据《辍耕录》以“张菊存”之名录张楧诗1首。此后，张楧便分作两人。而《元诗纪事》不但沿其误，还将张模误为张瑛。问题是仅凭这两三首诗，无法为张楧立论。然而，《诗渊》收入张楧诗四五十首（《诗渊索引》有遗漏，并另列一人“菊存”）。考虑到《诗渊》与《永乐大典》的特殊联系，笔者进而对《永乐大典》作了检索。《永乐大典》并无张楧其名，但有套红标出的“张仲实诗”，存诗14首，与《诗渊》比勘，其中10首又见于《诗渊》张楧名下。足证《诗渊》与《永乐大典》所据就是张楧同一诗集《张仲实诗稿》。这样，可辑出约50首张楧诗，还有断句数则。据文献记载，张楧一生写诗千首，自己删汰为三四百首（注：《陵阳集》卷十二《张仲实诗稿序》。），编成《张仲实诗稿》。与此前仅见两三首佚诗、连名字都存有疑问的情况相比，今存诗半百之数虽去其原集尚远，但已足成一家。经研究元诗文献，不仅证实张楧、张瑛、张仲实、张菊存、菊存，原始资料的这五个名字实是同一人，而且始可讨论张楧在元代诗坛的位置。
在元诗文献中，一个叫“张伯远”的诗人若隐若现。《皇元风雅》后集卷一有张伯远诗2首：《饯祝直清》、《象山山长岳仲远美任归浙》。《皇元风雅》一般有诗人小传，但张伯远小传缺失，未注一字，说明当时已经不甚了了。元代闻人祝蕃，字蕃远，又字直清。《饯祝直清》是元诗名篇，亦收入《元风雅》卷三十、《元音》卷三、《石仓历代诗选》元诗卷五十。但张伯远是什么人，却一直不清楚。关于张伯远其人其诗，元诗总集所有内容见诸于上。连《诗渊》、《永乐大典》也全无一丝踪迹。正是已知文献存诗太少，不见任何生平资料，所以《御选元诗》和《元诗选癸集》索性略去张伯远。由于较晚出的文献或说元曲家张可久字伯远，也有人猜测他就是张可久。近人任讷曾推究道：“《元音》有张伯远和祝直清五古一首，不知即小山作否？”（注：《散曲丛刊》的《小山乐府》题要。）元人李存《李仲公集》卷二十有《张伯远诗集序》。《张伯远诗集》早佚，从未见著录。李存序说：“仆儿时闻诸父间言伯远能诗，其后侍叔父贵池公诵其《古意》，卒章云‘万里有征人，九泉无战国’。钱塘观潮诗卒章云‘死不作子胥，生当随范蠡’。”“伯远姓张，讳立仁。世为鄱阳诗书家云。”“惜乎老死于丘壑而无所遇。”可这仍不足以说明张立仁伯远与《饯祝直清》的作者张伯远是否为同一人。意想不到在明人李伯玙《文翰类选大成》却找到了直接证据。《文翰类选大成》录张伯远诗近20首，卷二十五选其五言古诗4首，并注明“张伯远名立仁，号楚间”。第一首就是《饯祝直清》；而第三首《古别离》结句是“万里有征人，九泉无战国”，第四首《浙江潮》结句是“死不作子胥，生当随范蠡”。至此，可确证《饯祝直清》的张伯远并不是元曲家、四明人张可久伯远，而是鄱阳人张立仁伯远，虽然《张伯远诗集》在明中期已罕见流传，但通过文献研究，最终汇考出他的生平、辑出佚诗20首。
金元素本只在元曲文献偶或一现（注：20世纪20年代《录鬼簿续编》发现后，因其中有金元素父子小传，学界始知元曲家有金元素其人。），论元诗者从不知其人。直至《元诗选癸集》始据地方志录其诗3首，但误分作两人：丁集有金元素（诗1首），癸集下又有金原素（诗2首）。陶宗仪《书史会要·补遗》，有“哈剌，字元素”的“也里可温”籍书法家。而明（隆庆）《中都志》卷六有“哈剌元素”传记，明言“哈剌，字元素。（元文宗）赐姓金。也里可温人”。据此可知，哈剌，即哈剌元素，因赐汉姓为金，故又称金哈剌，或金元素。所谓“也里可温”，是指基督教教士。元人欧阳玄佚文《刑部主事厅题名记》（注：未收入《圭斋集》。见《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0页。）进一步指明，金元素祖籍是“拂林”。拂林是西域古地，又称“大秦”，今地一说在君士坦丁堡附近，一说在西亚地中海沿岸（注：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27页同时指出，拂林对音出于波斯语的Farang。Farang，在新疆民族语言中泛指欧洲人。进而我推想，元至正时贡天马的“佛郎国”，或即是拂林。金元素祖籍，还有康里一说。康里今地在俄领中亚。见杨镰《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349页。）。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中国诗史上籍贯距中原最遥远的一家。对金元素其人既然有了足以定位的了解，进而该就他的作品进行认真检索。《永乐大典》残帙保存有哈剌元素的《南游寓兴》（诗3首），又有金元素《南游寓兴》（诗17首）。明人杨士奇《文渊阁书目》著录了“余元素《南游寓兴》”，无疑，余是金之误。可知《南游寓兴》的文渊阁藏本散佚在明前期。金元素、金原素、余元素、金哈剌、哈剌元素，实际是同一个人，分属上述各人之诗不但是同一人所作，而且同出于一集。大陆学者周清澍首先报道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南游寓兴》孤本（注：日本《东洋文库》二十三号《日本所藏元人诗文集珍本》（1991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元色目诗人金哈剌及其〈南游寓兴诗集〉》（注：台湾《汉学研究》十三卷二期（1995年12月出版）。）披露了金元素《南游寓兴》的具体情况。据笔者所见《南游寓兴》复印件，原书是日本江户时期刻本。《南游寓兴》复显于世，是元诗文献的大事。它使存世元诗增加了365首，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惟一的身为基督教教士的拂林籍作家。
《南游寓兴》的失而复得，实出意外。而实际有更多的元诗文献在如流岁月中被化解无存。进而应该讨论：在元代究竟有多少人曾写过诗，这些诗的总数有多少？
现存元人文集之中有1233篇为当时人诗文集所作的序跋（注：参见陆峻岭《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其中有一集数篇甚至一集十数篇，但大多数是一集一篇。这1233篇序跋涉及的诗文集，今天尚存的仅一百五六十部，而失传的则达810部。也就是说，每五部元人诗文集仅有一部流传至今。假定这个比例可以成立，那么在元代曾经有1-2万人写过诗；如果未经散失，那么元代八九十年间实际写出的诗便在60-70万首上下。
历史发展总是站在文献的对立面。失传，是一个淘汰过程。历史对文献的淘汰，是没有选择的。而诗选家始终在辑佚，始终在抢救还没有完全被岁月湮没的文献。但实际上诗选家对诗学文献的“淘汰”更具毁灭性，因为他有——或自认为有——选择标准。
一个诗人定位的决定因素，当然只有诗。但诗的参数是两个：数量、质量。两者互为补充。量化分析不能替代质量评估，但它可以为后者界定一个讨论的范围。数量是客观存在，质量是主观存在。然而诗发展到元代，如同唐人张若虚、王之涣仅凭一首或数首诗而名传诗史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从《诗经》至今，人类历史跨越了若干壕堑，文明范畴有天壤之别，但对诗的好、坏的判断却有着罕见的稳定性。
元人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国朝文典”节，列出38种“大元国朝文典”，包括国史典章18种，诗文总集2种，诗文别集16种（家），时文2种。诗文总集是《元文类》、《皇元风雅》，两种皆存；诗文别集16家，原本今存的9家：赵孟頫，邓文原，王恽，袁桷，虞集，揭傒斯，欧阳玄，马祖常，黄溍；原本已佚今存辑本的4家：元明善，姚燧，卢挚，王磐；只个别作品流传至今的2家：徐琰，王构；不知所指的1家：杨通微。这个目录在诗文间倾向于文，但可证明元代诗文文献的核心部分，基本流传至今。元明间人叶子奇《草木子》卷四，则这样概括：元代文章取法两汉；诗学唐音。并以欧阳玄、虞集为元文代表；杨载、虞集为元诗代表。上述见解表达了元人对本朝诗坛的公论。
据此可知，今天能读到的元诗，属于名家名作部分大致与元人能读到的相同。对名家名作的认同，古今基本一致。
三
在对元诗文献作了归纳、研究，并有总体把握的情况下，始可探及一些体现元诗特点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前人均未曾触及。
上文统计出了元诗的数字，即近4000诗人，134000首诗。而宋有9000诗人，270000首诗（据《全宋诗》）。元立国不足百年，而宋历史则在三倍以上。这样，依据元诗文献研究便得到了不同以往的结论：仅从诗的繁荣兴盛这个角度来说，元确实超过了宋。
元代立国即取消了科举，延祐元年(1314)虽恢复，但时断时续。而科举对于文人群体意谓着什么，不言自明。然而笔者对元诗文献作的研究表明，取消科举却正是元代诗歌繁荣的重要原因。这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立论的根据完全可靠。只要认真读过宋元之际的文集，比如戴表元《剡源集》，对上述结论就不会心存疑虑。事实上不止戴表元，身份与他相当的王义山、舒岳祥、何梦桂、吴澄……都一再强调过诗与科举这一对非正常的因果关系。戴表元特意指出（注：分载《剡源集》卷八《张君信诗序》、《张仲实诗序》、《仇仁近诗序》、《方使君诗序》、《陈无逸诗序》等文。），宋元换代之际“诠改举废，诗事渐出”；自“科举废矣”，士人“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时（特指宋）却行顾忌”；不再开科取士，“人人得纵意（为诗）无所累”；在《陈晦父诗序》（注：《剡源集》卷九。该序作于大德十年十月三日。）中甚至说：
世多言唐人能攻诗。岂惟唐人，自刘项、二曹父子起兵间，皆能之，无问文士。至唐乃设此以备科目，人不能诗，自无以行其名，故不得不攻耳。近世汴梁、江浙诸公，既不以名取人，诗事几非。人不攻诗，不害为通儒。余犹记与陈晦父昆弟为儿童时，持笔橐出里门，所见名卿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其得之之道，非明经则词赋，固无有以诗进者。间有一二以诗进，谓之杂流，人不齿录。惟天台阆风舒东野及余数人辈，而成进士早，得以闲暇习之。……久之，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诗始大出。
而何梦桂《潜斋集》卷七《宋君巽诗序》提到，元取代宋之后，与友人宋君巽相见，互问近业。宋“出袖中诗相示，曰‘士技穷至此’”。原来完全因为“科举业废”，士人“郁发于诗”，便“有得于诗也”。是“诗之工而文之穷也。时异世殊，士之技亟变如此”。针对诗、科举兴替，何梦桂大有深意地归纳：“安知变有甚于此者！”
舒岳祥《阆风集》卷十二《跋王矩孙诗》则感慨道：
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于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者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予久逃空谷，岁且再易。归检故畦，花残药堕，已为樵牧之场，猿狙之径矣。
噫！方科举盛行之时，士之资质秀敏者，皆自力于时文。幸取第一，则为身荣，为时用，自负远甚。惟窘于笔下，无以争万人之长者，乃自附于诗人之列。举子盖鄙之也。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求工于所鄙。斯又可叹也已！
这篇跋写于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南宋首都刚刚陷落一年。江山易主，原来的社会秩序全都被打乱。还不知该怎样适应新朝生活的文人，最先聚敛起生机的竟是诗人与诗。
应该指出，这一点金与宋惊人相似。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三《杨奂神道碑》概括金元兴替之前的情况说：“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贵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尤讳作诗，谓其害赋律尤甚。”
这样，元诗史的重要特征——同题集咏，使诗成为社会生活相当有活力的组成部分。这种形式在宋初并不常见，但元初它确实成为诗歌社会化的体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名气并不大的遗民吴渭首倡结诗社月泉吟社，并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征诗，一年间竟有2735卷诗应征（注：据《月泉吟社》。这次活动，社友用笔名应征，由名家密封评卷，以示公平。由于应征者太多，竟取了280名，张榜公布名单，并予以实物奖励。）。然而这时宋亡国才七八年，蒙古骑兵饮马西湖也才整十年，诗咏“春日田园”，居然有两三千人参与！考虑到我们曾推测整个元代实际写过诗的在1-2万人左右，这次同题集咏的广泛性确实惊人。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文人的一次表示存在的示威，但事前事后它居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元朝的一个现象就是：当诗题在江湖传开（特别是有名家之作在前），马上和者云集。名目几乎可以是身边一切事件。除《春日田园杂兴》，著名的同题集咏有：送汪水云归吴，郑氏义门，题书画，宫词，上京纪行诗，西湖竹枝词，续兰亭会，咏物诗，佛郎贡天马，岳庙题诗，等等。动辄数十上百人参与。咏岳飞本应是犯忌讳，在别的朝代这类性质的活动会酿成大狱，可元朝，它就是找个题目写诗而已。咏岳飞与岳庙的不但有胜国遗民、新朝权贵，有宋宗室之后赵孟頫，也有色目世臣之后贯云石、泰不华、西夏杨九思、高昌铁穆尔等人（注：元刊本《岳飞传》附录“题岳忠武王庙名贤诗”（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2册，第361-362页）。《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录“古今赋咏”，也有元人岳庙题诗。贯云石祖父阿里海牙就是攻灭南宋的将领。）。
在廉氏万柳堂（廉园），许氏圭塘别墅，倪氏清閟阁，顾氏玉山佳处等地的唱和觞咏之会，是同题集咏的扩展。名园不夜之游，诗就是参与者的名片与身份证。今存至正年间的元人诗作，有十分之一竟是至正十年后的不长时间里写于昆山地方小小的“草堂”玉山佳处的。然而几乎就在同时因贾鲁开河“天下鼎沸”，江南陷入战乱。
元朝，诗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文人的征友启事，推销自己的求职书（注：诗人汪济将入元后写的诗结集，题为《饭牛稿》。饭牛，用春秋宁戚事，明确表达以诗干谒求仕之意。），诗人对与什么样档次的人唱和相当在意。诗坛是不同地位的人群以同一身份相聚的惟一场所，所以人气正旺。然而，元造就不出苏轼、黄庭坚、陆游那样的诗人。
通过元诗文献研究，结论出乎意外。元不但不是传统的诗文正在消退而让位给新型的代言文体的时代，而且诗的繁荣普及大大超过了宋。这就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元代文学的布局，必须换一个视角看待元诗。本文下一个内容，是对元诗的成就重作评估。
诗人总是诗史主体。那么弄清楚历来诗选家、诗论家、读者究竟通过哪些人认识了元诗，就等于做了元诗成就与风格的定位研究。
文献研究离不开数字。量化分析的说服力在于客观。
笔者选择《御选元诗》作统计对象。《御选元诗》是右庶子张豫章等“奉敕”撰，历来在元诗总集中一直处于被忽略的后排位置。实际上，《御选元诗》编选相当审慎，选诗总体水平比较一致。没有三集《元诗选》由于编辑时间跨度大，标准把握不大一致的缺失。仅就编者眼界用工、资料准备而言，其他元诗选本不能与《御选元诗》相比。以其为依据，也因为《御选元诗》在文献视野上占据了元诗学的巅峰，同时又是选诗最多的元诗选本。《御选元诗》的量化分析说明：以选入诗篇数量排列，前三人是：虞集（353首）、萨都剌（246首）、杨维桢（210首）。而据今存文献，虞集不但知名度是元诗第一人，也是存诗最多者之一。色目诗人萨都剌有“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身份，他名列前茅，是对元诗特点最好的说明。而杨维桢则是元代后期影响面广泛的诗人、诗坛盟主。为检测这个名次是否真有代表性，又与《元诗选》作了对照。《元诗选》有五人选诗超过300首：元好问（445首）、虞集（383首）、杨维桢（367首）、李孝光（352首）、萨都剌（303首）。元好问，《御选四朝诗》归于金，可不论。而萨都剌显然受到实际存诗较少的限制，因为顾嗣立依据的《萨天锡诗集》（那时《雁门集》还未成书）存诗只556首。虞集、杨维桢、李孝光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历来人们正是视虞集、萨都剌、杨维桢为元诗成就与风格的代表。
进一步，可以筛选出反映元诗面貌的一线诗人名单。
《御选元诗》选诗11525首。个人选诗60首以上的，共51人，这51人总计选诗6062首，占全书一半以上，具有相应的代表性。而选诗不足60首，从总体平衡可以增补进51人名单的，也就是30人上下。那往往由存诗较少所致。他们(51+30)，再加上后来新发现的文献中的、长期被埋没的重要诗人，比如郭昂等（20人左右），这大约100人就是元诗史必须论列的对象。
为推定权威性，笔者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复核。先选择了12部元诗总集：《元文类》、《皇元风雅》、《元风雅》、《元音》、《元诗体要》、《乾坤清气》、《诗渊》、《元艺圃集》、《石仓历代诗选》、《御选元诗》、《元诗选》（注：在特定情况下，暂将《元诗选癸集》归入《元诗选》系统，因为两书衔接，诗人不重复。）、《元诗纪事》。依据是尽量能涵盖元诗史的全过程。上述总集有9种以上选入其诗的，共47人，其中与《御选元诗》51人名单重叠的是：刘因、陈孚、赵孟頫、袁桷、马祖常、贡奎、何中、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黄溍、柳贯、王士熙、萨都剌、迺贤、陈旅、傅与砺、黄清老、宋无、李孝光、张翥、贡师泰、杨维桢、倪瓒、张雨。不重叠的，失载于《御选元诗》51人名单者主要是存诗少，失载于总集47人名单者主要是身处元明易代的诗人，但这两种情况的人一般包括在100人修正名单（注：因篇幅关系，上述名单均从略。《元文类》和《皇元风雅》编刊在后至元年间或更早。而《元风雅》、《元音》、《元诗体要》、《乾坤清气》等都是元明之际的产物，所以12种总集对元末诗人相对忽略：或是编在其出名之前，或是一时判断不出跨代诗人的归属。而《御选元诗》的51人名单以选诗超过60首为标准，当然会排斥存诗在百首之内、但影响巨大的那部分诗人。51人名单之中，丁鹤年应列入明；没有元好问，是因为《御选四朝诗》另有与之并列的《御选金诗》。）。而51人（以选诗多为准）、47人（以入选率高为度）两个名单重叠的这部分就是历来人们最熟悉、概见率最高的元诗人。当然，这只能是一种“模糊”处理，但毕竟提供了据元诗文献作深入探讨的起点、据以匡正纠偏的底图。
分析谁是历来公认的一流诗人，是为了给元诗坛画出等高线。元诗的特点，受到元史特点的制约：领土范围空前广大，但立国时间短于唐宋明清。有诗篇流传至今的元朝臣民，籍贯从东南沿海到西亚地中海，有数十个种族，涵盖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全部四个种群。历代出家人能诗均体现在释、道两端，元代诗坛是惟一一个突破这个范围，四种宗教教士：僧人，道士，也里可温，答失蛮俱全的。也里可温，指基督教教士，元代也里可温诗人马祖常、雅琥、赵世延等，在朝野影响广泛；答失蛮，指伊斯兰教教士，元朝的答失蛮诗人不胜枚举，以萨都剌最知名。元，是中国诗史代表性最广泛的单元。
与疆域最大相对立的，是立国时间最短。诗人朝代的交叉影响了诗坛走向。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四曾列出生于宋、终于明的元代诗人。那并不罕见。《全宋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断代诗总集，是文献学重要成果，个别诗人归属不妥亦不能免。《全宋诗作者索引》列为第一人的童童，就不是宋人。元书法家鲜于枢（注：《全宋诗》第66册，第41910页有鲜于枢，据方回《桐江续集》仅收入其断句一则。鲜于枢(1246-1302)虽生于宋亡之前，但父祖原是金朝治下的汉人，出生时元已取代金十余年，一天也没有在宋、甚至金生活过。而且鲜于枢本有《困学斋诗集》二卷，存诗也绝不仅止一则断句。）、明释子来复（注：《全宋诗》第14册，第9716页据《西湖游览志余》收来复诗一首，拟题《和子瞻学士游祖塔院》。并在小传中明言“释来复，与苏轼同时”。但这显系将“追和”掩入致误。来复(1319-1391)，字见心，号蒲庵。明诗僧。《全宋诗》所录七律见其《蒲庵集》卷三《追和东坡游钱塘虎跑泉二首》，但只录出第一首。），都属此例。如果元诗是内陆湖，宋诗就是大海，隔海相望难测其际涯，上述问题固难彻底解决。跨朝代诗人的归属对元代的困扰就不仅是瑕疵。与宋相比，完全生活在元的诗人比例不高，历史给予元广阔的空间，可时间太局促。《全宋词》的“宋亡二十岁为宋人”不能作为通则，否则元诗就成了宋诗的骥尾，若依此类推，明诗便是一部从中间开始阅读的天书。《四库全书》的标准，取决于人们怎样看待自己：凡仕于新朝的，列入新朝；凡以遗民自居的，归于前朝。优点是便于掌握，但也有相应的问题。明遗民王夫之、黄宗羲等，从不认同新朝，可事实上人们总是将他们视为清人。因为他们的著述都作于清，正是对清的抵触，激活了他们的写作激情。这可以视为一个“黑色幽默”。不能仅因为王冕、郭奎曾谒见或追随朱元璋就列作明人，王冕死于至正十九年(1359)，郭奎死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们从未在明朝生活过，《竹斋诗集》、《望云集》的诗全部写在元朝。因此，在《四库全书》标准之外，应该有另一个判断的参数，还要看今存的诗创作在哪个朝代。
就元诗文献而言，一些特殊的地方值得注意。通读了元人别集中的诗文集序跋，我看也许不能将单行的元人诗学著作一概斥为后人伪托。另外，元诗不同于唐宋明清，不存在明显的分期与流派——即便“铁崖体”或“铁体”也主要是个门派（注：杨维桢为袁华《可传集》作序，说：“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见《可传集》卷首。）。元诗到至正年间始得全盛（注：顾嗣立《元诗选凡例》云：“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才益出焉。”），所以明诗起点颇高。统观元诗风格，北方，受苏轼影响广泛深远；南方，宋代流行的主要流派，江西派失去了特征，江西籍的虞集、揭傒斯等，亦不能以传人自视；江湖派则消散在僧道诗中；倒是西昆体较受欢迎，但从贯云石到杨维桢，西昆体已经退归晚唐。元诗文献引称频率最高的古人是陶渊明，其次是李白。这颇耐人寻味。
元诗文献研究作为笔者专著《元诗史》的阶段性成果，是以多年的积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当这一研究可以告一段落时，对于元诗史，则有了高屋建瓴、游刃有余的把握。这就回到了本文的开始：有什么样的元诗文献研究，就有什么样的元诗研究；我们研究的水准，只取决于研究本身。
在这一过程，除受益于对文献坚持不懈的搜集考释、分析研究，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前提。电脑的应用，使原本倾尽毕生之力也未必做到的事，能从容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