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精英到治理精英：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路径
海 莉 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乡村振兴必须发挥妇女的主体性作用，然而长期以来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通常在社会和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陕南两县8名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进行考察，在“资源-文化”视角下分析她们如何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并探讨其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结果发现:经济地位的提高是引导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也是冲破传统性别文化束缚、改善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关键。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村庄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从而推动乡村善治，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 农村妇女；经济精英；治理精英；乡村治理；性别权力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乡村善治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妇女是参与乡村发展的关键主体,其参与村民自治的程度是直观反映农村女性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指标[1]。村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是村民自治的核心[2]。妇女进入村庄公共权力中心、参与村庄治理有助于保障农村妇女的权益,改善其在乡村治理中的边缘化地位[3],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作用[4]。2017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显示,在全国557 902名村主任中,女村主任仅占10.5%;在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成员的比例为22.5%。尽管近年来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比例有所提升,但从整体来看,其参与程度仍然偏低。因此,如何激发农村妇女的力量、提高她们在乡村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是目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进修医师刚入科对功能神经外科疾病尚不熟悉的情况下，安排书写病历是快速进入状态的好途径。对常见的十几种疾病都做好文本模板，特别是首次病程记录，做到宁繁勿简。在现病史中对症状的描述尽可能详尽，归纳可能的合并症状，提供必要的阴性症状，完善的既往治疗措施；查体需包括可能的阳性体征和必要的阴性体征；诊断依据条理性强，有分析过程，同时提供3～4条鉴别诊断；诊疗措施规范合理；术前小结模板对手术适应症、可能的合并症及术后注意事项记录清楚。在进修医师病历书写过程中，通过对详尽的模板进行改动，增加患者个体化信息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对疾病认识的提高。
学者们一般从3个方面来解释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程度低的原因。(1)从国家政策制度来看,一些学者认为相关制度和法律缺乏刚性约束。例如《村委会组织法》提出,“村委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应当”表达了一种建议性语气,法律效力不强[5]。(2)从行动论视角出发,学者们认为留守妇女参政率低的原因在于其主体意识不强。大部分留守妇女缺少公共参与意愿,政治参与效能感偏低[6]。很多留守妇女都将所有精力集中于家庭角色上,不习惯参与到村务管理[7]。(3)从文化层面来看,传统性别文化是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最大阻碍。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父权制文化逐渐衰落,女性的教育地位和决策权力有所上升,但是传统性别文化并未式微,“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和社会实践未发生实质性变化[8]。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以男性为中心的居住方式成为日常乡土生活的社会性别化政治的决定性因素[9],“男强女弱”的观念仍具有很高的认同度[10]，因此,建立在传统性别观念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是阻碍妇女公共参与的直接因素[11]。在传统观念中,男性应在外工作,给予家庭经济支持,而妇女应以家庭为中心,从事做饭、照顾孩子等无酬劳动,她们被禁锢于家庭中,很难进入公共领域。总之,在传统男权文化的影响下,来自自身、家庭及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压力使女性难以跻身村庄的政治舞台[12]。
有学者发现,即使在村庄中有少数的能够参政的农村妇女,她们也常常位于权力结构的底层或边缘[13]。在村务管理中,她们一般也仅限于出席参与,她们的决策不会得到村干部的采纳[14]。胡业方认为男性之所以能够处于村庄权力的中心是因为他们在公共参与中具有双重权威的累加性,他们掌握了村庄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权,而妇女在村庄空间中既无社会权威又无政治权威[15]。对于她们来说,要想获得村民的支持并成为村庄权力中心尤为困难。首先,农村是一个被父权文化深刻影响的社会,男尊女卑是父权文化中核心的性别秩序。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的作用被贬低,她们被排除在公共责任角色之外[10],难以在公共领域中获取权力资源。其次,父权制下的婚居方式是从夫居,妇女婚后必须进入夫家的父系亲属圈,这对她们来说极为不利[16],离开原生家庭的妇女的社交网络出现断裂。出嫁后,她们面临如何融入新的村落和如何在陌生的村庄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的问题。受传统文化影响,绝大多数妇女被禁锢在私人领域中,很难有机会在公共领域与其他人交流,因此,她们熟识的人也仅限于与丈夫家来往亲密的朋友或亲戚,社交圈非常狭窄。所以说，一个受到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农村妇女很难进入村庄权力中心参与公共治理。
大部分已有文献都将关注焦点放在对妇女参政障碍的分析上,很少有学者对农村女性成功参与乡村治理的条件进行研究。笔者通过调查发现,除了上述文献中讨论的妇女群体,村庄中还有一群能够活跃在村庄权力中心的女性经济精英。在同样的环境下,为何她们能够进入村庄权力中心而其他妇女不能?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如何转变为治理精英?在什么情况下妇女才能突破公共领域中的边缘地位?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是什么?本文试图从资源和文化两个维度来解释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讲,掌握优势资源会为妇女获取权力带来正向影响,传统性别文化则带来负向影响。当女性的优势资源遭遇传统性别文化,性别权力结构是否会出现变化?学者们常用“资源-文化”分析框架探讨私人领域中的夫妻权力关系,笔者将该视角拓展到公共领域,通过对农村女性经济精英的生活经历和从政经历进行分析,考察她们从经济精英转变为治理精英的过程,揭示资源、文化与性别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逻辑关联。
本研究选取位于陕西南部的Z县与K县作为调研地点。 Z 县和K县相邻,两县地处山区，人均耕地面积约为1亩,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和玉米。由于山区自然灾害频发,农民的农业生产收入较低。村里的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已婚妇女留守在家,负责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孩子。目前,村庄的人口结构以老人、小孩和妇女这三个群体为主。
笔者通过雪球抽样法选取8位来自陕南两县不同村庄的女性村支书作为访谈对象。她们的年龄范围在39岁到53岁之间。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受访者的姓名及其所在的村落名称均采用匿名。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对比分析,本文在文化资源视角下讨论能够使她们成为村庄治理精英的共性因素,探索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政治的可行路径。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表 1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二、农村女性经济精英的资本积累过程
(一)经济资本积累
她们解构性别刻板印象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发挥双性化的性别特质,在处理问题时坚决果断、敢作敢为,即表现出传统意义上“男性化”的气质特点;而在团队协作时表现出细致认真、善于沟通的特点,也就是传统文化中认为的“女性化”的性别特质。(2)在工作时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女支书们在刚上任普遍会面临这样的质疑——“男人都干不好的事情女人能干吗”?YW村的村支书张雪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暗暗下决心“要干出成绩让男人看”。MW村的村支书余超说“做任何事都不能输给男人”,甚至要解决男性村干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能打破质疑,赢得村委会成员的信任,这意味着女村干部在工作中面临比男性干部更大的挑战。(3)自信是她们共同具备的品质。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大部分普通农村妇女都缺乏自信,特别是在有男性参与的正式场合中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女性精英恰好相反。自信是她们成功参与村庄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这种品质源自于她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所经历的困难及最终取得的成功。可见,妇女从事经济活动是培养其经济独立能力及自信心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基础。综上所述,女支书们在消解性别刻板印象的同时也形成了魅力型权威,确保了她们处于村庄公共权力中心的稳定性。
张雪, 45岁,高中文化程度,现任YW村的村支书,同时, 她在村里也经营着一家造纸厂。张雪于1995年结婚。由于丈夫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她和丈夫便去了西安,在街边的小摊上卖一些日用品。1996年张雪生了孩子。2003年,由于孩子要回村里上学,张雪和孩子便从西安回到YW村,丈夫留在西安打工。回到村里,张雪一边照顾孩子,一边自己做起了生意。她用200元批发了一些日用品和副食品,如纽扣、卫生纸、鸡蛋等,将这些东西放在三轮车里,每天骑着车在YW村及周边的村子里卖。时间久了,她和周围的村民慢慢熟悉起来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村民们经常买她的东西,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挣1 000元。到2007年,张雪已经赚了一大笔钱,她用这笔钱建了一个造纸厂。这个造纸厂是当时YW村里惟一的企业。目前吸纳15名工人,每人每月工资在2 000元左右，造纸厂的年利润已达到15万元。张雪成为了村里远近闻名的经济女能人,她在推动YW村的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分析智慧城市需要具备的功能，结合智慧城市理念规划设计的现代化新型城市要求具备多种功能，尤其需要具有信息化功能；
当女性经济精英们无暇兼顾村委会的工作、家庭事务与自己经营的生意时,她们以帮忙打理生意为由要求丈夫回村。访谈对象中,有6位女性的丈夫因此回到村里。这时,她们将工作重心完全转移到村务管理上,实现由经济精英向治理精英的转变。
(二)社会资本积累
对于女性经济精英来说,单凭自身的资本积累并不足以使其顺利跻身村庄权力中心,如前文所述,父权文化会为妇女参与村庄治理带来阻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私人领域,传统性别劳动分工使女村官在家庭中面临角色冲突的问题;在公共领域,性别刻板印象使女村官难以在以男性成员居多的村委会中树立权威。这些问题影响着农村女性参与村庄治理的持续性。但是,本研究中的8位妇女经济精英参政时间至少在3年以上,在此过程中她们怎样消解父权文化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
“关系”是乡村社会中无处不在的非制度性因素,具有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得到农村治理精英(包括妇女精英)的广泛认同[19]。2008年,张雪被村民选举为村主任,并且连任了两届(2008—2014年)。2014年又被选举为村支书,一直任职到现在。至今,她在YW村已经从政11年。获得了村民们的普遍认可,所以才会多次被选举为村干部。问及当选村干部的原因,张雪认为是诚信做事。在开始卖杂货的过程中,张雪就注重商品的质量,绝不卖劣质品,村民对她的信任由此一点点积累起来。HM村的村支书胡兰同样谈及了这一点。胡兰在当选村支书之前就在村里开了杂货铺,至今已有10年之久,她在进货时严格把关,不为贪便宜而进假货,很多村民都只在她的杂货铺买东西。
女性经济精英在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社会关系从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强关系扩展到异质性较强的弱关系。布迪厄认为：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实际上能调动的关系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与他有联系的那些人中每个人自己拥有的(经济、文化或符号/象征)资本的数量[20]。信任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是相互作用的,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信任的生长,信任的扩展有助于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她们以信任为纽带编织起一张覆盖面广、异质性相对较强的弱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积累大量的社会资本。这张弱关系网络不仅有利于她们获取与所从事经济活动相关的信息从而更好地运营自己的企业,而且成为她们当选村干部的群众基础,也为她们任职村干部拓展村外关系网络、为村庄争取项目资源奠定了基础。
女性经济精英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和与村民互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公益性和利他性。例如,DW的村主任兼村支书谢华,在开餐馆时经常接济村子附近的孤寡老人,在成为村支书前她已在镇上开了20多年的餐馆。在这20多年里,贫困老人可以免费在她的餐馆用餐。在寒冷的季节,谢华经常给老人们送棉被及用于取暖的煤炭。此外,她还帮助村里调解村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纠纷。
(5)插图、表格：图、表须精选，每文插图一般不少于4幅，表格不少于2个。插图力求主题突出、美观清晰(单栏宽为80mm,通栏宽为150mm,高不得超过220mm,字体为6号左右，分辨率不低于500dpi)，本刊为彩色印刷，插图内不同的内容可以用颜色来区分，也可以用不同的花纹来标识，图例统一放在图的下方，用序号表示，图例说明列在图例下面。图中文字使用中文、宋体，文字符号应与文章内文对应，并使用线划比例尺，引用他人插图要注明来源。表格尽量采用三线表，表格中的数据，要注明测试者、测试方法、实验条件、测试精度、误差范围、测试年份及资料来源等。
在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因素。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模式，不是简单的技术更新，而是从生产到管理和服务的整体升级，与企业高管的水平有直接的关系。激励高管发挥主观能动性，是科学有效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高管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人力，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对高管进行科学有效激励，是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有力措施[1-3]。
创办造纸厂的张雪以及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的黄丽(YL村的村支书)优先雇佣留守妇女和贫困户。问及她们这么做的原因,谢华说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她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对村上的事情一直很热心,所以她觉得自己也应该这么做。黄丽说“邻里之间,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村庄社会是村民意志的“跑马场”[21],通过参与公益,女性经济精英们在村庄中积攒了一定的声望并进一步巩固了群众基础,成为她们获得参政合法性、成功转变为治理精英的根基。
三、农村女性精英如何超越传统
对于女性经济精英来说,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经济资本的积累是相辅相成的。女村官们的人际交往圈带有“外倾”式的特点,其人际交往范围已延伸至非亲属血缘关系群体,非亲属成为女村官在竞选中和当选后的主要支持者和依靠力量[19]。调查发现,女性精英的人际交往圈明显比普通农村妇女的人际交往圈更为宽泛,她们通过两种途径被人熟知:第一,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她们与大部分的村民都有过经济来往,这些村民要么是她们的顾客或服务对象,要么是她们的雇员;第二,在她们成为经济女能人后,她们的影响力逐渐扩散,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大部分普通农村妇女的社交网络建立在地缘及亲缘的基础上,而女精英们在参与村庄治理之前就已建立起异质性强、范围广泛的关系网络,这为她们成为治理精英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一)私人领域:对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的柔性改造
从家庭层面来看,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及参政积极性[22]。面临繁杂的村务以及自己经营生意带来的经济事务,女村官们往往难以抽出时间照顾家庭。面对两难的困境,她们如何处理?调查发现,女村官们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方式与城市中的“超级妈妈”类似。“超级妈妈”就是以极大毅力和聪明才智应对工作与照顾家庭双重挑战的职场女性[23]。她们通过以下3种方式缓解工作与家庭的矛盾:(1)请祖辈帮忙照顾孩子并分担家务劳动,她们通过物质与情感反馈来补偿祖辈牺牲的时间和精力。访谈对象中,周婷请婆婆帮忙照顾孩子、给家人做饭。(2)将照顾性劳动外包,长期雇佣保姆,这在农村非常少见。经营刺绣厂的刘燕为了减少因家务劳动和丈夫产生的矛盾,聘请保姆完成所有的家务。(3)让丈夫分担家务与生意中的部分经济事务。需要指出的是,前两种方式都是将家务劳动进行同性之间的“转嫁”,是对性别关系和权力结构的强化,而第三种方式则涉及到家庭性别关系和权力结构的转变,大部分的访谈对象也都采用了此种方式,因此本文重点分析这一点。
张雪的案例非常典型。在调查中发现,其他7名女性经济精英也与张雪的经历类似。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并非天生就是“反传统”的,她们同样受到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顺应“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劳动分工,她们一开始留在村里的目的只是为了照顾家庭,丈夫则在外负责赚钱养家。往往由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她们才有了做小生意的想法。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她们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本越来越多,逐渐成为经济女能人。从资源的角度来讲,这些女性一方面通过企业的发展为自己积累了雄厚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她们所成立的企业大部分成为村庄经济发展的支柱。经济女能人创办的合作社、造纸厂、服装加工等,改变了社区产业结构[14],并且强化了本身并不富裕的村落对其企业的依赖。这种依赖成为她们能够成功参与村庄政治的重要筹码。
任职支书的工资比丈夫在外打工或承包工程的工资低得多,从经济理性的角度讲,丈夫回村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能达到家庭利益最大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丈夫仍愿意回来支持妻子的工作,说明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力地位上升,其根本原因在于她们所经营的企业为家庭带来的较大的经济贡献。不同性别对资源不同的获取和拥有,是形成家庭内权力结构的基础[16]。由于妇女能够向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资源,增加了妇女的谈判能力[24],使其与由传统性别文化赋予丈夫的谈判能力相抗衡。
丈夫在帮妻子打理生意时,也开始承担部分家务,例如,当妻子忙于村务时,丈夫负责给家人做饭、照顾老人或孩子、收拾房间等,而妻子在空闲时间会承担尽可能多的家务劳动,由此形成与丈夫共担家务的劳动分工机制。值得思考的是,在受父权文化深刻影响的农村,这些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是如何得以突破的?笔者认为,核心在于妻子对丈夫家庭权力与地位的包装以及在私人领域中对“女性化”气质的保持。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占有经济资源优势,这些家庭的性别关系开始向夫妻平权的方向转变。但是,这些女性仍对外声称“丈夫是一家之主”,她们和普通农村妇女一样,称呼丈夫为“掌柜”,并把生意中一部分决策权以及“老板”的名号让渡给丈夫。将现实生活中相对平等的夫妻关系反向包装为传统文化中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秩序的性别关系,让丈夫在公共场合中感到“有面子”。正如黄丽所说,“男的嘛,都爱面子,你只要在外面给足他面子,啥都好说”。所谓“给足面子”就是在表面上对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迎合、与其他村民对性别关系的认知保持一致,因而使丈夫不遭人非议,以此维护丈夫的尊严、减小丈夫对家庭权力结构“偏轨”的紧张感[25],这是一种打破家庭内部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的柔性策略。虽然这种方法不能对公共领域中的不平等性别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女性经济精英个人来说,却是一个能够使她们走出家庭的相对有效的策略。另外,她们通过不断向外界强调丈夫的重要性来增加丈夫的成就感,从而维持共担家务劳动模式的持续性。例如张雪在访谈中说,没有丈夫的支持,就没有现在的自己。胡兰说,丈夫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很不容易。
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在家庭中保持“女性化”气质。大部分访谈对象都提到,无论自己在外面多么强势,回到家还是要像“小女人”那样温柔。在与丈夫发生矛盾时,她们大多选择示弱和包容。谢华提到：“有时候村里事情多，回家晚了,看他有点生气,我马上撒个娇,就啥事都没有了”。女村官们在父权文化的背景下对传统性别关系的柔性改造，使她们在参与村庄政治方面获得了空间和时间上的支持,她们不再困囿于私人领域、不再为家庭琐事缠身。
在公共领域,女经济精英们在参与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获得村民的认可,还要获得以男性成员居多的村委会班子的认可。拥有丰富的权威资源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基础[27]。相对于男性领导者来说,女性领导者在工作中难以树立权威,这源于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调查中,很多访谈对象表示最初在村委会任职时遇到过该问题。很多现代社会里,男性和女性被认为属于两个对立的领域:男性以“理性工具取向”为特点,他们理性,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女性具有“情感表达取向”的特点,她们感性、顺从,适合从事照顾性劳动[28]。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自然而然地赋予男性村干部传统型权威,而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使妇女在公共参与中陷入被动地位。女村官们要想在工作中树立权威、获得认可,就必须解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
但是，在面向具体销售产品时，有些宿州特色农产品存在生产周期长、保鲜时间短、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等问题。上述销售管理系统可以实现通用性的功能模块，但是考虑到宿州特色农产品自身特点，有些功能模块还需要重新设计和实现。因此，宿州市特色农产品销售管理系统的设计应综合宿州市特色农产品实地销售情况，并利用当前的移动互联网技术，优化实现宿州市特色农产品销售管理系统。[7]
1.2.3 年龄≤40岁为青年，41～60岁为中年、＞60岁为老年；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试行）》[4]定义：体重指数18.5～23.9 kg/m2为体重正常，24～27.9 kg/m2为超重，≥28 kg/m2为肥胖；运动量6000步/日以下，且每周＜5天为体力活动不足，6000～10000步/日，且每周≥5天为体力活动中等，＞10000步/日，且每周≥5天为大量体力活动。
(二)公共领域:解构性别刻板印象
一些学者认为,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农村妇女对家庭的大量付出使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显现出不可替代性,由此获得家庭成员的尊重,妇女的家庭地位及其权力都有显著提高。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妇女单凭对家庭的无私付出而获得的家庭地位和权力不足以从本质上改善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因为这样的权力和地位是附着在传统性别劳动分工结构上的。她们仍依附于男性而生活,也被禁锢于家庭中,难以在公共领域中获得话语权。一旦妇女减少了照顾性劳动的付出,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就会出现坍塌。正如恩格斯所说:“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26]。因此,从应对生计风险和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治理的角度来说,提高妇女的经济独立能力才是根本途径。
对于从夫居的农村女性来说,经济资本的积累对其在村庄中获取权力资本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村庄中占据优势资源者在促成村庄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致行动时具备支配他人的能力[18]。调查中的8位女支书在成为村干部前都独自经营着自己的生意或企业,如餐馆、杂货店、制衣厂、合作社、刺绣厂等。起初,她们做生意时并没有很多资金用来投资,几乎都是白手起家。她们从小本生意做起,随着利润的增加,逐步扩大规模。例如,经营制衣厂的周婷以从婆婆家借来的10头猪仔为创业起点,她用了8年的时间把养殖规模扩大到300头,最后因资金周转量过大而卖掉养猪场,创办了制衣厂。从经营能力来看,这些女性都非常有生意头脑。经过努力奋斗,她们的生意或企业已可以为她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周婷的制衣厂和刘燕的刺绣厂年均利润为20万元;邹晓经营的养鸡合作社年均利润为15万元;余超的食用菌合作社年均收入为30万元。而在Z县和K县,一个普通的农村留守妇女年收入最多只有3 000元左右。正是因为较强的经济能力和丰厚的经济资本,她们越来越受到当地村民和县妇联的关注。
东亭的店子全都做的小生意，门面简陋却也方便。人们常常站在店铺门口，嗑瓜子儿拉家常，时而也隔着马路朝对面喊叫几声。东亭的人开口说话不由自主散着俗气，但却没一点汉口小生意人的油滑，倒更像是一种乡下人的朴实。
四、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外部环境分析
当然,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资源和文化维度来看,主要表现在外部资源的支持和村落社会的变迁两个方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妇女成员。 ”[29]该政策确保了每个村委会中至少有一名女性成员,但问题是它没有明确规定妇女成员应占比例,因此大部分村庄只推选一名女性进入村委会班子。而且,农村妇女参政仍然局限于性别化的工作角色,她们被分配到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岗位[30]，实际上,她们并不享有决策权。陕西省共有20 277名村主任,女村主任仅有868名,所占比例为4%,而女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为19.8%,远远高于女村主任的比例[31]。Z县和K县妇联主要从以下2条途径促进妇女参政:(1)寻找村庄中的女性经济能人或在村庄中有威望的女性,通过沟通或培训提高她们参与村庄治理的意识;(2)向村党支部委员会推荐女性村支书候选人。普通党员对上级推荐的候选人认同度一般都比较高,候选人能够以高票当选[32]。调查中的8位女村支书里,其中有6位都是由妇联向村党支部委员会推荐或在妇联的支持下参与竞选的。同时,地方民政局也在推动女性参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例如,Z县民政局局长刘菊女士提到,目前Z县村委会成员中女性比例太低,于是Z县民政局制定了相关政策,规定在7人所组成的村委会中,女性成员不得少于2名。所以,妇女参与乡村治理需要包括外部资源在内的多种资源的支持。
从村落社会环境来讲,随着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乡村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留守在陕南两县农村的以妇女、老人和孩子为主。有学者认为,成年男人外出,年轻人离乡进城,家族主导的村落政治大权旁落,男人做主的传统家庭名不符实,这意味着以男性为主体的夫权核心家庭的变质,也意味着父权制的终结[33]。男性外出打工是否意味着父权制的终结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他们的外出确实为妇女提供了更多参与村庄治理的机会。在一些资源匮乏的村庄,当选村干部并不能为其个人或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很多男性放弃竞选村干部,村庄权力结构出现男性缺位的现象。
从文化视角来看,父权制认为男性应担任养家糊口的角色。而陕南村庄村干部的工资普遍较低,月工资一般在2 000元左右,不足以负担整个家庭的开销,不能满足传统文化对男性角色的期待。村干部的职位因工资水平低而对男性的吸引力逐渐减弱,这为留守在村庄中女性创造了参与村庄政治的可能。谢华谈及她当选村主任的原因时说“我们村太穷了,村里没有人愿意当村长,他们说让我当我就当了”。基于此,笔者认为,女性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并不意味着外部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是对由传统性别文化导致的村庄权力结构男性缺位现象的顺应;但她们在村庄治理中的长久参与却又需要其对私人领域中传统性别关系进行改造,这是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矛盾点,也是她们参与村庄治理的困难所在。
该项目是贵州省贵阳市城市水环境整治工程的一部分，项目由4座挡水高度8m、宽60m的气动闸组成，采用双气袋，每座气动闸分6个单元，每个单元10m。气袋长10m，重近10t，闸门采用不锈钢，每扇门由4片2.5m的单元门组成，单元门上下两截焊接在一起，下端为40mm厚的不锈钢板，上端为20mm厚的不锈钢板，总高度为9.6m，是目前世界上挡水高度最高的气动闸。该项目2013年3月开始施工，9月全部投入运行。目前，该项目以其独特的水域风景成为贵阳的新城市名片。
2005年,我在村上就是个村妇女主任。2006年到2007年,我们这建高速路需要搞拆迁。拆不下去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去给村上帮些忙。2008年搞拆迁,我记得很清楚,村上闹得不得了,我就去给帮忙,那时候我也没想着要当支书。我是2004年入的党。镇上的还有村上的叫我们(村中的党员)去帮忙,我就被叫去做群众工作,最后把这个路打通了。我最早是办餐厅的,通过办餐厅我认得的人也很多,什么项目部的、还有镇上领导这都能认得。我跟老百姓接触得更多,在这一块做起工作来很方便。说起话来可能有时候效果比村干部还好一点,因为我去的话,最起码老百姓没有敌意。
五、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意义
一个好的村支书对于村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会有极大的贡献[29]。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在参与村庄治理中显现出特有的价值,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在村庄治理层面,女性经济精英善于“以柔克刚”,发挥柔性力量解决村庄治理难题。女性经济精英在创业的过程中磨练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品质带入到政治参与中,啃下村庄治理中的“硬骨头”。首先,在为村庄争取项目资源时,她们利用柔和的性格特质打破僵局,并具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甚至通过“软磨硬泡”达到目的。例如,谢华的村里有一个村民小组直到2011年都没有通电,由于该组地理环境较差,原来的老支书也竭尽全力给该组通电跑项目,但一直没跑下来。谢华上任后,通过自己的私人关系,联系到县供电局的局长。“我坐到人家办公室,我说‘你不给我答复我就不走’。就像女人‘耍赖皮’一样,就坐到那让他给我弄电,最后还真把问题解决了”(谢华,2018年8月4日)。其次,女性在沟通方面具有共情优势,较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使她们更容易获取村民的信任,从而有效地动员群众。例如,刘燕在动员村民搬迁和参与修路时,挨家挨户地、以“拉家常”的方式了解群众的顾虑,轻声细语地解释政策,通过敏感、细腻的情感特质化解村民的抗拒力量,使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合并急性颅内出血的硬脑膜动静脉瘘10例误诊分析 … …………………… 欧阳烨彤，万志刚，汪涵，等 225
2.在村庄经济发展层面,女性经济精英能够激发留守妇女的力量,鼓励更多女性参与乡村产业发展。调查发现,当女性进入村庄权力中心时,会出现主体意识的传导效应。农村女性经济精英通常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她们会将这种主体意识渗透给村庄中的普通农村女性,鼓励留守妇女就业或创业。张雪所在的YW村里,有位叫秦玲的妇女。她的丈夫经营的砖厂在6年前倒闭了,赔了20多万元。张雪鼓励秦玲自主创业,她帮助秦玲借了15万元,创办养牛厂。近两年来养牛厂每年的净利润已达到10万元。此外,她还利用自己的造纸厂为留守妇女创造就业机会。留守妇女就业创业,不仅提高了她们自身的经济独立能力,也促进了村庄的产业发展。
“我村里的留守妇女多,我就给她们做工作。我说:‘咱女的可以弄个三轮车给纸厂送纸,送一趟五块钱。这样下来一个月也能挣个一千二三,最起码咱自己的生活费够了,不需要再问男的要钱。’最后她们也都答应了。这么多年我亲身体会到,女人如果不靠自己的双手赚钱,在这个家庭就立不住脚。”(张雪,2018年8月5日)
3.在村庄关系层面,女支书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性别优势,解决留守妇女的家庭矛盾。在大部分村庄中,村妇女主任往往形同虚设,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女村支书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她们大多也同时发挥着村妇女主任的功能。相比于男性村干部来说,女村支书能够和村里的普通妇女更好地沟通,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困难。在农村,异性之间的频繁来往会被村民“说闲话”。为了避嫌,男性村干部与普通农村妇女的距离会相对疏远。女性村干部代表着农村女性的利益,她们的存在增加了普通农村妇女的利益诉求渠道,为农村妇女争取话语权,有助于改善村庄中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另外，巩固性原则、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原则同样对我们的工作具有启迪作用。由于受时代的限制夸美纽斯的某些教学原则是不十分科学的。比如过于夸大直观的意义；承认“神启”的作用；对儿童有巨大的学习潜力估计不足。但他仍是一位伟大的教育改革家和理论家，他对世界教育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基于“资源—文化”视角考察了农村女性经济精英向治理精英的转型过程及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义,揭示了资源、文化与性别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与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关联。
农村女性经济精英能够成功转型为治理精英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她们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源,这一方面为村庄产业发展带来很大的贡献,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增加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谈判能力,改变其在夫妻权力结构中的劣势地位。(2)在经济活动中积累起来的声望和社会资本是她们进入村庄权力中心的前提条件。对于夫家没有雄厚家族背景的农村妇女来说,她们要获取权力资本就要依靠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积累起来的人情关系。(3)地方妇联和民政局作为农村女性精英的外部资源在她们参与村庄政治的道路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村庄社会变迁的角度看,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村庄权力结构缺位,为农村女性精英提供了更多参与村庄政治的可能。(4)传统观念为妇女参与村庄政治带来负面影响,农村女性精英需要具备消解传统性别文化的能力,才能保证在村庄治理中的长久参与。在私人领域,她们通过对丈夫家庭权力与地位的包装和对“女性化”气质的保持赢得丈夫的支持,改善性别劳动分工,获取参与村庄政治的时间和空间。在工作中,她们通过解构性别刻板印象,树立权威、获得以男性为主的村委会成员的认可。
农村女性精英参与村庄治理有助于实现乡村善治。她们凭借自身的能力和性别优势,在参与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一方面促进了村庄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留守妇女增加了利益诉求渠道,使留守妇女群体在乡村治理中不再被边缘化。
基于本研究,笔者就资源、文化与性别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作如下讨论：(1)大部分以父权制为视角的女权主义研究强调文化的作用,认为文化压倒资源。笔者认为,在中国以家庭利益为中心的文化背景下,当妇女为家庭带来丰厚经济资源时,就有机会改变传统文化规范。在公共领域中,当妇女掌握的经济资源在村庄中占有重要地位时,其社会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她们也更容易接近村庄公共权力中心。(2)农村妇女理应是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然而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农村妇女成为公共领域中的“隐形群体”或被置于乡村治理的客体地位。在乡村社会中,妇女的力量难以被激发、被看到,造成乡村振兴过程中人力资源浪费的问题。通过本研究,可以发现农村妇女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引导妇女参与乡村治理,首要任务是突破传统的性别文化束缚,而冲破禁锢的关键则在于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中国乡村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除资源和文化以外的其他因素是否也对农村地区的性别权力关系产生影响?女性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是否存在富人治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在富人治村方面是否存在性别差异?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凤华,魏红英.村庄治理中的妇女组织化参与[J].社会主义研究,2014(5):90-94.
[2] 贺雪峰,董磊明.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与类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3):42-50.
[3] 刘筱红,吴治平.论乡村治理中的妇女参与与村级党组织的社会性别意识[J].江汉论坛,2006(1):20-23.
[4] 关于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村委会应当有妇女成员规定的建议[J].中国妇运，2018(3):25-26.
[5] 杜洁.以研究促进政策和法律纳入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与法律/政策项目的探索[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6-10.
[6] 付翠莲.村庄女性化格局下妇女政治参与困境及其消解[J].长白学刊,2013(6):125-130.
[7] 张艳.农村留守妇女参政行为逻辑的理论解释——基于“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J].天府新论,2018(2):90-97.
[8] 卿石松.中国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根源——基于性别角色观念的经验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9(1):106-131.
[9] 朱爱岚.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46.
[10] 李文.中国农村夫妻权力关系研究——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4(3):64-70.
[11] 同雪莉,成天娥.基层女村官抗逆过程机制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6(3):54-62.
[12] 刘筱红,陈琼.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J].妇女研究论丛，2005(1):19-22.
[13] 林万龙，华中昱，徐娜.产业扶贫的主要模式、实践困境与解决对策——于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四省区若干贫困县的调研总结[J].经济纵横,2018(7):102-108.
[14] 王伊欢,张亚鹃.农村女性能人对于社区发展的多元意义——30例农村女性能人个案分析[J].妇女研究论丛,2009(4):28-32.
[15] 胡业方.家庭及村庄核心功能变迁与妇女权力的建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99-106.
[16] 金一虹.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15.
[18] 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8-167.
[19] 徐兰兰.关系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参政执政思考——基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女村官的个案研究[J].南方农村,2012(4):39-42.
[20] 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维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M]//布迪厄.资本的类型.翟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86.
[21] 陈琼,刘筱红.保护性政策与妇女公共参与——湖北广水H村“性别两票制”选举试验观察与思考[J].妇女研究论丛,2008(1):21-27.
[22] 裴志军,陈姗姗.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29-139.
[23] 钟晓慧,郭巍青.新社会风险视角下的中国超级妈妈——基于广州市家庭儿童照顾的实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8(2):67-78.
[24] 迈克尔·托达罗,斯蒂芬·史密斯.发展经济学[M].聂巧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280.
[25] 张丽梅.西方夫妻权力研究理论述评[J].妇女研究论丛,2008(3):75-81.
[2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68.
[27] 白现军,张长立.乡贤群体参与现代乡村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机制构建[J].南京社会科学,2016(11):82-87.
[28] 裴谕新.性、社会性别与充权:关于四川地震灾区妇女刺绣小组领袖的个案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11(5):34-46.
[29] 焦梦.提高农村妇女参政比例加快迈向小康步伐[EB/OL].(2015-08-28)[2019-01-09] .http://www.china.com.cn/news/2015-08/28/content_36442269.htm.
[30] 宋瑜.中国农村妇女参政:能动性、权力分配与传承[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6):44-50.
[31] 马冬玲.在促进农村妇女参与村委会选举中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妇联组织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努力[J].妇女研究论丛,2006(S2):15-19.
[32] 贺雪峰.能人治村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以苏州望亭镇调研为讨论起点[J].长白学刊,2018(3):57-61.
[33] 李小江.女性乌托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87-89.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Women Economic Elite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articip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HAI Lij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of Shaanxi Province Rur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Northwest A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China )
Abstract ： The full play must be given to the role of women as the main bod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However, rural women are usually placed in the object status of rural governance influenced by patriarchal cultur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ocess of eight rural female economic elites entering the village power center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rural governance in two counties of southern Shaanxi,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way of their changing from economic elites to governance elites and explor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ir particip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from a resource cultural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is the key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gender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unequal gender power.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promot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Rural female economic elites play a unique role in rural governance by virtue of their own abilities and gender advantag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realization of good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rural women; economic elites; governance elites; rural governance; gender power rel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9107( 2019) 05- 0048- 09
收稿日期： 2019- 02- 14
DOI: 10.13968/ j.cnki.1009- 9107.2019.05.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840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018RWSK17)
作者简介： 海莉娟(1986-)，女，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乡村治理。
(责任编辑:董应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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