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5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了（参见汪海波《新中国经济发展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
这种体制，传统的观念认为是“苏联模式”，即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高尚全《中国经济制度的创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苏联模式对我国有很大影响。但是，两者不能等同起来。即使在“一五”时期，也没有完全照抄苏联的做法。这种经济体制的优点，除了吸收苏联模式中的可取之处外，主要来自按照我国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创造，例如：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把一些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发展农民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实行部分的间接计划，计划形式较灵活，有的类似于指导性计划或政策性计划；注意运用价值规律，对某些生产和流通，从价格、税收和供销关系上给以调节。
这种经济体制的缺点，主要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具体表现在：（1）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形式渐趋单一化； （2）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的权力过大，企业的权力过小；（3）直接计划的范围过大，割断了地区间及不同部门、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 （5）财务的分配，中央的比例偏高，地方尤其是企业的留利和超收分成比例过低；（6）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得少、限制得多， 不利于发展商品经济；（7）用工形式也单一化，职工工资除统一规定调整外， 没有机动的余地；（8）消费品的定额配给逐步扩大， 消费者的选择权越来越小。这些缺点，正是带有供给制因素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后来提出的改革方案，着重于调整条块关系，没有跳出老框框，没有解决给企业以自主权这个要害问题，不可能调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把经济搞活。
二、1958～1976年间的经济体制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的变化（参见周太和主编《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编第2、3、4章）。
对于“大跃进”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步发现后，曾经在多次会议上讨论纠正，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当时，肯定了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起作用；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取消集体所有制与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看法和做法；批评了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空想；认识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安排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综合平衡；等等。于是，决定采取若干措施，例如：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制止社员之间的平调并承认小私有，调整城镇手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规模，上收一部分企业和调整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强调建立各种责任制，以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根本扭转“左”的倾向。在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斗争，又恢复和发展了“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损失，人民生活受到影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 这个方针， 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得到了全面贯彻。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1 ）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2 ）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的“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 （3）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4 ）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5）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 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体制
十年动乱中的体制变动是在极不正常的状态中进行的，不仅没有克服过去存在的弊端，有的甚至发展得更严重了。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特征是：
1.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结构上，以最后实现统一的、唯一的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为目标，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鼓吹“越大越公越好”。通过合并、升极和“穷过渡”，集体经济不断削弱，个体经济日益衰亡，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越来越单一化了。
2.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虽然几经下放和上收，但都是在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之间进行调整，从来没有改变企业无权的状况。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日益增强，经济运行中的行政动员因素增多，个人和家庭的职业和消费选择权也受限制。
3.在经济活动的调节上，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安排，属于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也就是以采取行政手段为主，产品统一调拨的范围扩大。其间，虽然有时注意运用经济杠杆，但是范围有限，尤其是价格被扭曲，使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调节作用。
4.在经济利益关系上，长期片面强调国家的统一利益，无视企业和个人的差别利益，造成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越来越严重。
5.在经济组织关系上，长期是党政、政企职责不分，企业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在条块关系上，也是相互分割，属于封闭型，既没有形成跨部门的行业组织，又没有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企业之间关系松散，组织程度很低。
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相对照，在权力集中于国家一级、主要靠指令计划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很少等方面，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决策的集中化程度、经济关系的实物化范围和分配的平均化倾向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就是这种体制的主要弊端，缺乏生机和活力，既不能调动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也不能实行有效的宏观控制。这种经济体制，正像《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是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经济体制。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
经济体制的改革，以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了新的篇章。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结束了对计划与市场的长期争论
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问题。与此相关的则是，如何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应该看到，计划与市场是在国际范围内争论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大问题，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也多次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对计划的理解也比较窄，概念上不是很明确。一说计划就是指令性计划，实际上除了指令性计划，还有指导性计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理论和思想观念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重要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做了精辟的结论，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2.党的十五大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贡献
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0个年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进入攻坚阶段。攻坚的重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对于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问题。十五大报告在理论上有一系列创新和突破：①首次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②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③在全国范围内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④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⑤要充分认识集体经济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发挥公有制主体作用的重大意义；⑥把所有制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适当区别；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3.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可以说， 经过20年的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2 ）市场经济使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20年的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 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 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 %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 %左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北京）。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
（3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4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份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
（5 ）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6 ）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7）经济法规逐步成为新经济体制的纲领和原则。据统计， 1979年至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 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 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17 000多件。
（8）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前期，我们就以大无畏的气概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大国能够成功地把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并取得如此巨大的成效，其主要经验是：
第一、坚持把发展经济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各项工作的大局。
第二、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改革是手段、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稳定是前提、是必备条件。在实际工作中，使改革与发展、稳定相一致，注重把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社会承受能力协调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三、坚持渐进式改革的方针，讲究改革手段、方法和效果。
第四、坚持生产力标准，正确地处理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发展生产力是第一位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辩证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实质是生产和分配中的理论问题。在生产过程、初次分配中，必须坚持效率优先、效率第一的原则，按市场规则办事；在再分配中，则应通过财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调节分配，兼顾公平。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是通过先富与后富的相互关系体现出来的。中国各地经济、自然条件很不平衡，使得我们不可能让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个人都整齐划一地走向富裕。那样，只能是共同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如果差距太大，贫富悬殊，那也不是社会主义。对此，改革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
第五、正确地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不少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是因为我们采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触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打倒“四人帮”、全面清算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政治错误，从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上进行了一系列拨乱反正之后开展的。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政治改革，同时也是我们经济改革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指导方针就不可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我们的基本路线就不可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转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上来，就不可能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20年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许多重大举措，三次修改了宪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任务；各项立法尤其是经济立法取得了重大进展；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了差额选举；四次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在推进职能转换、政企分开等方面取得了进展，等等。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很难进一步深入推进的，不仅会失去政治保证，而且会偏离方向。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20年不断前进，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六、正确把握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关系，两个文明一齐抓。
第七、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我国的改革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是在尚无先例的情况下起步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强调，要大胆学习国外的经验，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经济规律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学习国外经验决不盲目照搬，坚持同我国实际相结合，既吸收各方之长，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探索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在国有企业方面，我们没采用一些西方国家和东欧、独联体国家那种私有化的路子，而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这些做法，不仅有效地吸收、借鉴了其他国家正反两个方面经验，而且在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20年来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文化遗产，也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这些基本经验上升为理论，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为全面实现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在过去的20年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但这一巨大成就并不是改革开放的终点，而是改革开放新的起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如何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还有许多复杂的改革工程在前面。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探索，埋头苦干，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