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与日本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日本论文,战后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冷战后中美关系中日本因素的凸现
讨论或研究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无疑要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框架中进行。这里所说的中美日三角关系是指广义上的三角关系，而非严格或经典意义上的三角关系。所谓广义的三角关系，是指三边关系中存在比较明显的制约平衡作用，任何一边关系的变化都会对另外两边产生重要影响，即具有三角互动的特点，但在个别方面又不符合三角关系的标准定义。（注：关于三角关系概念的辨析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界定，参见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冷战时和冷战后。冷战时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是三角关系的雏形阶段，期间中国外交走向独立，日本取得部分外交自主权，中美日从分属两大阵营进行对抗到走向缓和进而共同对苏，三角关系开始显现，但互动和制约平衡并不明显；冷战后因苏联解体，三边关系的制约平衡作用和互动性开始凸现，三角关系基本确立，但由于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仍然不具备必要的完全独立性，我们只能视中美日三角关系为广义上的三角关系。
冷战结束前后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冷战时从不平衡到平衡，由美日共同对抗中国到中美日合作对付苏联，而冷战后是从平衡走向不平衡，由三国合作抗苏到美日联合对付中国。（注：关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演变，参见刘建飞：《敌人朋友 还是伙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参见武胜：《冷战后中美日三角中的日美关系》[J]，《日本学刊》2000年第4期。）在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由于中美苏大三角的存在，中美日三角处于亚太政治格局的第二层次，日本外交上又追随美国，缺乏独立性，所以日本对中美关系的作用有限，比较突出的是在中日、中美建交前后对中美关系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冷战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两极格局的消失，中美日三国取代中美苏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日本在亚太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同时，由于中美日三国实力对比的消长带来三角关系内部结构的调整，日本在中美日三角内部的地位和影响也得到提升，加之日本实力的增强和自主性的扩大，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呈日趋上升之势，其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由冷战结束前的促进作用为主发展为既起促进作用，又起牵制作用，且牵制作用超过促进作用。
二、冷战后日本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具体来讲，日本因素的上升和双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和重大问题上。
亚太战略格局的变化与日本地位的提升
中美缓和并建交以后，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战略格局中形成了二极格局下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这一三角关系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起着主导作用。同一时期的中美日三角关系居于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之下的第二层次，苏联因素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中美日三国是事实上的准盟友关系，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不具备战略和实质性的影响，其作用相对有限。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极体系和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不复存在，亚太政治和战略格局中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中美日三角取代中美苏三角在亚太国际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上升至第一层次，日本也相应地从原来的第二层次上升至第一层次，跃居到与中美两国同一个层面上。1992年1月，日美发表东京宣言，正式宣称日美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性伙伴关系”，标志着日美之间的关系更趋平等。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用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1992年4月在为迎接江主席访日举行的盛大宴会上的说法，则定位为“亚太中的日中关系”和“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注：徐之先主编：《中日关系三十年，1972-2002》[M]，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这两种定位表明，日本在亚太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地位和影响都有了极大提高，其对中美关系的作用也就相应地提升了一个层次，具有了战略意义和实质性影响。
中美日三角内部结构的调整与日本处境的改善
冷战后两极格局消失，中日成为亚太格局中一超下的二强，日本的地位上升到与中国同一个层面上。苏联的解体使得中美关系原来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中美两国在亚太战略、意识形态、贸易和知识产权、台湾问题、军控和不扩散等领域的冲突开始凸现，加上中国经济在1992年后长期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提高，美国开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并在其亚太战略中开始联合日本对中国加以遏制和防范。日本在冷战后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开始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其常规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均跃居世界第二，外交上也开始逐步表现出独立性，加之美国为遏制和防范中国而加强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使得日本在中美日三角中的地位上升，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冷战后虽然由政治大国成功地走向了经济大国而实力大增，但由于苏联的解体，中美由朋友变成了竞争对手甚或是潜在敌人，中国对美国丧失了主动性，在很多问题上受制于美国，所以在今日的中美日三角关系中，中国和日本角色互换，成了三角中处境最为不利的一角。
日本地位的提升和美日联手防范中国的局面使得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空前上升，目前，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日之间保持协商，并已建立机制，实现了制度化，调整后的三角结构中已事实上形成了二强对一弱的格局。
日本因素的两面性
冷战结束前，由于日本地位不高，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且主要起促进作用，很少能牵制中美关系。冷战后，由于上述两种原因，中美关系中日本的影响全面上升并表现出很强的两面性和双向性，日本对中美关系向好向坏发展都能起到推动或牵制的双重作用，既能促进或牵制中美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也能推动或阻滞中美关系向坏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两面性还体现在日本既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又不希望中美关系太密切的战略姿态上。其双重作用和两面性在下文所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都有体现。
日本因素的两面性是由其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自身利益决定的。首先，日本与美国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利益冲突，两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一致，在亚太地区共同防范中国崛起和挑战他们的地位上有共同利益，经济上两国关系密切，美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但美国要防止日本完全独立或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提防日本取代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而日本则希望完全独立，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成为亚洲的主导者或霸主，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打破美国的单极统治，这是他们的利益冲突所在。其次，日本与中国也有共同利益和利益冲突。在促进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反对美国单极统治上，中日有共同利益，日本要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而走向政治大国，必须取得中国的支持，经济上，中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要恢复并保持经济发展，也需要中国的市场，但中日意识形态不同，在地缘战略上存在冲突，中日之间因历史等问题也缺乏相互信任。
因此，对于日本来说，保持与中美两国的稳定关系是对其有利的，而中美关系的稳定也符合日本的利益。如果中美发生冲突和对抗，日本将不得不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而承担巨大的利益牺牲，而如果中美走得太近，日本又担心自己会成为中美关系的附庸从而利益受损。可以说，日本既不希望中美关系破裂，又不希望中美过于靠近，中美关系非敌非友并保持稳定才有利于日本左右平衡，两面受益。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途中未在日本停留一事曾在日本掀起过轩然大波，这件事很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的两面性：既希望摆脱美国，在外交上完全独立，取得与中美平等的大国地位，又担心美国越过日本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它也从侧面反衬了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当然，日本因素的两面性并不是说日本在中美关系中会采取等距离的态度，事实上，由于日美是同盟关系，在中美日三角中日美关系远比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密切，日本在中美关系的很多问题上更多地是追随和倾向于美国，这在下文的几个重大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人权问题
1989年“六四风波”以来，人权问题便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六四风波”发生后，美国即以维护人权为名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中美关系急剧倒退。由于美国的带动，20多个发达国家参与了对中国的制裁，使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日本虽然参加了对华制裁，但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很快就率先解除了对华制裁，并在1990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反对全面制裁中国。此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1991年8月访华，日本率先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带头解除对华制裁，反对全面制裁中国，率先改善对华关系的行动减轻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压力，牵制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美关系发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在人权问题上，日本的基本立场是追随美国。虽然中日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远不如中美两国那么尖锐，在人权问题上日本并不像美国那样积极反华，更多地只是附和美国，但日本毕竟参与了对华制裁，并在历次联合国人权会议讨论针对中国的提案时站在美国一方。
经贸问题
冷战结束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磕磕绊绊，冲突不绝，但双边经贸发展却迅猛异常。 1992-2001年，双边贸易额从174.9亿美元增加到804.9亿美元（美国统计为332亿到1022.8亿），年均增长18.5%，1996年开始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00年以来，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注：参见甄炳禧：《论中美经贸关系》[J]，《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当然，这中间的发展过程却十分艰难。1989年以后，美国先是对华制裁，后是将最惠国待遇(MFN)与人权挂钩，十余年间，美国国会部分反华议员每年都要以各种借口阻挠延长对华MFN，国际贸易最基本的MFN竟成了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一大问题。
在中美经贸关系上，日本因素发挥着一定作用。日本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期中国也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巨大，美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一和第二经济大国，其产业结构相似，与中国经济有相似的互补性，在争取中国的市场上，两国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日本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日本率先打破对华贸易制裁，就对美国解除制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日本因素的存在，2000年5月9日美国前总统福特在克林顿政府为争取国会通过对华PNTR召开的高官会议上才会说：“国会否决(PNTR)只会帮助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竞争者更便利地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却将美国的工农业产品排除在中国大市场之外。”同一场合克林顿则明确指出亚洲竞争者即是日本：“如果国会拒绝批准(PNTR)……欧洲人和日本人将获得利益。”（注："Transcript:Secretaries of State,Presidents May 9 on China Trade",10 May 2000,http://usinfo.state.gov/regional/ea/uschina/.）因此可以说，日本因素是牵制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为强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比较敏感的高新技术出口方面，日本因素同样发挥作用。1990年夏天，日本政府恢复第三批对华日元贷款，启动了对华高技术出口，促使美国改变其制裁立场，于1993年放宽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在中美关系陷入麻烦而导致美国加强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时，日本却同欧盟一起，发展对华高技术贸易，抢占中国市场。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对此做过很形象的评论：“我们希望欧洲人、日本人以及其他人在不扩散、贸易和人权问题上帮一把……当我们与中国人较量时，他们帮我们拿着外套，可又急忙抢走了合同。”（注：傅高义主编：《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M]，新华出版社，1998版，第116-117页。）当然，日美这种竞争是以不损害美日同盟为前提的，到一定程度时，日本多半会从美日战略合作的利益考虑，在一定阶段、一定领域内与美国取得妥协，美日在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上更多时候是保持一致的。（注：参见孙迎辰：《美日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J]，《当代亚太》2000年第2期。）
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是冷战后中美关系中冲突最多的问题之一，包括很多方面和具体问题，这里只谈最重要的日美同盟新体制问题。
冷战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中美日安全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美国先是认为日本有可能在亚太挑战美国的地位，警惕日本经济威胁和军事大国化，后又视中国为潜在挑战者，对日美同盟重新定义，与日本联手遏制和防范中国。这中间，日本因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89年起，在美国开始出现“日本威胁论”，认为日本对美国的经济渗透是对美国的“最大威胁”，同时担心随着外交自主性的发展日本可能走上军事大国化道路，1992年，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国防计划指导方针》暗示日本将是亚洲未来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大国”，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下一次日美战争》的提法。其后，美国经济强劲复苏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双方经济实力变化重新有利于美国，同时，中国经济自1992年开始持续高速发展，实力迅速增强，日美两国内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视中国为共同的潜在威胁。1996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拟定的研究报告甚至断言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兼备的大国”，“日美将与中国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与此同时，日本配合美国对日政策调整相应地调整了对美姿态，不断对美妥协，并重新强调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和亚太稳定的基础，试图将美国压力引向中国。
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1996年以来日美先后发表或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1997年）、美日共同开发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协议（1998年）以及与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的三个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日美物质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1999年）。这一系列的文件重新确定并扩大了美日军事同盟的内容、范围及防范对象，标志着美国亚太战略完成了由防日到防华的演变，以“中国问题”为对象的日美同盟新体制正式确立。
日美同盟体制通过“再定义”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安全关系，密切了相互军事合作，提升了日本在亚太的战略地位，从而改变了东亚战略格局和中美日三角格局，形成了美日以实力为后盾联手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局面，日本事实上变成了美国对付中国的“王牌”，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台湾问题
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虽然有自己的盘算，但基本上是躲在美国身后，充当的是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制约中国的帮手的角色，但冷战后由于日本将台湾问题划入“日本周边事态”范围内，其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和影响就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冷战以后，美国开始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并不断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在对华关系上打“台湾牌”，日本则借机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唱和，既借风使舵，又推波助澜。1992年5月，日本先于美国两年同意台湾驻日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1994年日本与美国配合，邀请李登辉访日，虽因中国抗议未能实现，但还是允许台“行政院副院长”访日，同期日本访台官员的级别和规格都有所提升，使得日台关系的“准官方性质”越来越明显。1995、1996年解放军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演习期间，日本又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指责，向中国施加压力，并为美国派航母舰队进行干预叫好。
不过，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更主要地是体现在日美安保体制是否涵盖台湾的问题上。
1960年日美签署新《日美安全条约》，日本支持美国对台政策，介入台湾问题，在界定条约适用范围时明确将台湾纳入其中。中日建交前后，日本调整了这一立场，实际上将台湾排除在条约的适用范围以外，并在与中国建交时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在台湾问题上“断交、废约和撤军”的条件，既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使美国后来不得不参照这一模式与中国建交。但1997年美日发表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以来，日本拒绝将台湾从“周边事态”范围中排除，从建交以来的立场上后退，多名日本政府官员在公开讲话中还一再将台湾划入“周边事态”的涵盖范围内。此外，美日还力图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
日本重新介入台湾问题，将极大地增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使台湾问题更为复杂。“9·11”事件以后，日本自卫队远出印度洋帮助美军攻打阿富汗，已事实上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从而将日美新军事同盟体制由理论付诸实践，并将其适用范围用行动做出了界定，打破了所谓的“战略模糊”。在新的美日安保体制下，日本很可能自动卷入中美在台湾和南海地区的未来冲突中，这对中美关系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及南海争端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很大不同。历史上日本曾经染指台湾，与台湾有比较特殊的关系，经济上台湾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日本与台贸易保持巨大顺差，地缘战略上，台湾周边航线是日本前往东南亚、波斯湾、欧洲的必经之道，也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经由此线运输。（注：参见孙云：《试析两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4期。）台湾与大陆统一对日本产生的战略影响有可能超过美国，加之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使亲台的保守势力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不断扩大，因此，不能排除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从美国身后走到前台的可能性。
三、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发展趋势及思考
综观冷战后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发展可以看到，随着中国和日本国力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及亚太国际政治格局的发展变化，中美日三边关系由三角雏形而发展成广义三角，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份量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在冷战结束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今后，日本因素的作用还会上升，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局势今后的发展和三角关系内部的平衡定律加以预测。
目前，在亚太地区政治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中美日三角关系，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这一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没有外部力量能够打破中美日三角关系基本格局的情况下，三角关系自身的发展变化将主要取决于三角内部实力对比的消长。在中美日三角中，美国是重心，三角关系的变化是围绕着美国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两国是三角的变量，而美国是平衡的起点和终点，三角关系中的平衡律是以美国为基点发挥作用的。以此为基础，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如下预测：如中国持续强劲发展，实力不断增强，作为美国手中的牌，日本在中美关系中的制约平衡作用会愈益突出；如日本经济恢复并得到发展，从而在经济上与美矛盾加剧，政治上更加寻求独立，军事上大国地位加强，并在亚太发挥更大的影响，则美国可能发展中美关系来制衡日本；如中日两国实力相对美国同时上升，则三角关系趋于平衡，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亦会上升。因此，无论上述三种趋势中哪种趋势最终出现，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都会上升。
日本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日显突出的地位和作用无疑为中国外交提出了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并对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的传统思路提出了挑战。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日关系最近，中美关系最重，中日关系最弱。中国和日本都把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但两国又都有发展中日关系以平衡对美关系的愿望和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能克服现存的历史、军国主义道路等问题，使中日关系得到应有的发展。从中国目前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处境来看，中国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需要可能更为迫切，中国可能必须更为主动，而且有必要从更高的视野来思考在日本成为“普通国家”问题上的立场。对于中国来说，如何使战后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日本民众对中日关于历史问题的斗争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理解，如何认识日本社会在对待和平问题上的主流，将军事大国与军国主义区别对待，如何准确评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对于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及中美关系都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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