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法与马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2)4-0001-06
一、不同二分法在马克思那儿的不同境遇
二分法模式常常是人们观察和解释复杂对象时的起点和入口；在既定的特别是流行的 理论形态、尤其是意识形态中，会广泛存在着一些这样的入口。所以，在人们对关注对 象或问题还没有足够清晰、深切的认识时，或者人们对流行的意识形态缺乏足够的反思 时，很容易成为这些二分法的俘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都难以彻底摆脱一切二分法 模式，从而在自己的思想意识中或多或少保留使用某些或某个二分法模式进行思考，许 多对二分法模式持坚定批评态度的思想家是这样，马克思也是这样。我们发现，随着研 究的深入，马克思放弃了一些他一度信奉的简单二分法模式。这种放弃采取的形式主要 有三种：一是用自己的崭新思维击碎、超越了先前使用的某种二分法，使之失去存在的 根基。得到这种处理的二分法在马克思那儿并不多，但很显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就 是一个较明显的例证。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的产物，现代化以前的 文明(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没有与“社会”截然对立的“自然”概念，“自然”的涵 盖范围往往较广、且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概念具有某种交叉关系。马克思在《德意 志意识形态》中虽已谈到自然只与人类史密切相连和相互制约，谈到人对自然的关系与 人对人的关系彼此制约，但“自然”与“社会”的概念仍然演绎着自然与人为的近代二 分，通过实践概念消解这种二分尚未达到。只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他才真正从 实践结果的角度看待“自然”，看到了作为实践的某些结果的“自然”，如人的语言、 劳动，自然经济的“自然”和作为商品经济副产品并不断由现代意识形态塑造着因而一 直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合法性的“自然”——这些“自然”才消解和超越了自然与人 为的近代机械二分，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探寻这一社会的失足之处构筑了 一个更高的思维平台。
放弃简单二分法的第二种方式表现为，对自己仍然使用的二分法模式保持清醒的反思 态度。如关于资本与劳动的二分法模式。在研究尚未深入之前，马克思深受黑格尔影响 ，不但习惯性地以二分法模式观察世界，而且意识不到二分法是“眼镜”、手段，却认 定现实的结构就是二分，或二分就是现实本身不折不扣的内在规定。直到《共产党宣言 》，他仍认定二分法模式与现实资本主义结构本质的一致性，认为“现今的这个时代， 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个敌 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②(注：《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6页。)只是到了《资本论》时 期，他才认识到，资本与劳动的二分法只是一个建立在对众多因素和关系的弃舍基础上 的理想化模型而已。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需要这一基本的模型，但又不能滞留于这一模型 。他希望在方法论前进的道路上，沿着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要求，逐步把先前的抽象阶 段上不得不舍弃掉的东西纳入考察的范围，逐步达求思维具体。马克思明白，“实际的 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而且，由于科技 劳动和管理劳动的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实际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中间阶级不断增加”、 工人相对减少。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2 、653页、第63页。)就是说，二分法模式与现实资本主义的结构本质并不完全一致。二 分在这儿只是一种理论预先设定的理想模型或概念模型。在这里，作为方法出现的资本 与劳动的二分性概念模型，虽然还不是诺顿所说的那种“帮助行为者探索问题情景诸方 面的工具，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组成部分的描述”的概念模型，即二分还不是纯粹的主观 设定，而是以抽象和简单的方式映示现实本质的理想模型；但马克思对二分法模型的抽 象性和手段性已有了愈来愈深的认识：二分法只是一个追究复杂性的方法起点，处于从 抽象到具体总体方法的起始阶段上的“概念抽象”。二分只是一种对复杂整体的简单抽 象和假定，二分法因而也就是一种针对复杂现实设定概念模型或理想模型的方法。它“ 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 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④(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60页。)而假定和抽象必定是舍弃了许多在当时来看还是非本质的东西；并且只有相 对于一定的具体环境才有意义。环境的结构变了，模型可能亦随之改变。所以，无论是 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发展上说，二分都是一种抽象的、简单的、非自足的、处于变化中 的、有待于提高的模型方法。二分只是在非常抽象和简单的意义上、在特定的时空范围 内，才可能构成现实结构的“有折扣的”内在规定。永远把二分当做现实的内在规定， 那不但是一种简单化，而且更是一种懒惰。这样一来，在二分基础上得来的初步结论( 如《资本论》第一卷中建立在二极分化基础上的“二极分化愈来愈严重，剥夺者就要被 剥夺”的结论)，就不是针对复杂现实所作的最后结论，而只是针对二分法模型得出的 “纯粹”、“抽象”、“概念”型的结论。这一结论还有待于“具体化”才能更符合实 际。
马克思告别简单二分法的第三种形式是，对自己一直在使用的某种二分法模式做了明 显的修改，使之从简单的二分法变得较为复杂些，但仍属较明显的二分法模式，如关于 自发与自觉的二分法，马克思不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激进地主张取消一切自 发性，而是逐渐看到了一些自发性的积极意义。在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许多 马克思使用过的二分法模式都可以划到这一类型上来。但是，马克思对这些二分法模式 作出的反思、修正所达到的水平与程度并不是一样的。有些二分法马克思反思的较多一 些，对其简单性有明显的拒斥(如自发与自觉)；而有些二分法模式、甚至是与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相关的二分法模式，如国家与社会，特别是进步与野蛮、发展与不发展的二分 法模式，马克思并没有做出多少反思，从而致使研究者们往往分别从不同角度出发对此 抱有差别很大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这方面，对某些二分法模式而言，马克思开创了 反思批判它的道路，并做出了一定的分析，但并没有继续做下去，在其后的思考中，马 克思有时似乎并没有完全按照先前开创的反思思路去思考和论述问题，却有些“回归” 或接近先前自己曾批判过的路子。比如对历史的理性化理解，即关于理性与现实的二分 法模式就是如此：本来马克思已经开创了一条从社会实践、生活世界角度重新解释哲学 理性的道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与黑格尔具有绝对性的“理性的狡计”已经显 示出了明显的裂痕，但马克思最后仍然不放弃探寻历史发展中整体意义上的规律，并主 张在这个总体规律之上对历史整体进行理性调控。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对多样性、分化 、复杂性的关注明显不够。在这个意义上，顾准说“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然后又回到黑 格尔”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⑤(注：顾准说，在对待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态度上，马克 思在《神圣家族》中以反理性主义面貌出现，尔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 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又回到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一种 和唯理主义结合起来的唯物主义。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410～411页。)。当然，在本文的篇幅内，我们不可能探讨那么多的二分法模式，而只 能就社会结构的二分法模式做些分析。
二、关于社会结构的二分法
虽然吉登斯力图用“抽离化”概念取代应用广泛的“分化”概念，但把从传统社会向 现代社会的发展描述为一种不断分化的过程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拉兹洛认为，在描 述现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方面，“分化”是一个比“专门化”、“复杂化”更适合的词 汇，甚至是一个可以取代后两词的现代语汇。逐渐分化就是发展模式的标准。“任何一 个领域的分化层次都为社会系统其它领域中的某些分化层次的有效制度化提供了先决条 件”。⑥(注：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1页。)传统 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密切联为一体的“全能主义社会”。它尚未产生足够的社 会分化。当经济、法律、科学以致家庭纷纷从一体化的社会中分化出来，取得相当的自 主性、相互之间产生了相对明显的边界划分之后，即形成了各自特殊运转逻辑的经济系 统、民族—国家系统、军事系统和科学文化系统之后，现代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社会的 专门化以及各具特殊功能的这些专门领域之间的相互支持结构(即结构一体化)构成了现 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色。在功能关联的一体化结构中，各种分化是相互促进的。“当代 社会不仅是通过经济与政治过程、甚或经济与政治新的或重新的融合而再生的，而且它 也是通过法律结构、社会交往、沟通制度和种种文化形式(所有这些因素都具有相当高 度的自主性)之间的互动而再生的。”⑦(注：邓正来、J·C·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 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第178页、第179页。)在这样的意义上 ，现代社会是一种分化和分化基础上不断的功能性重组。可以说，愈分化、社会结构愈 复杂，社会组分间的协调性和自由度愈大，从而社会发展的潜力也愈大。在这种背景下 ，要用二分法模式来描述这种分化及其造成的结构，不但显得较为简单，而且也更多的 是与现代社会分化的初始水平相适应。细究起来，即使在所谓“简单或线性现代化”的 水平上，无论是使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常见的个人与国家的二分法模式，还是使用 近来人们更愿采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二分法模式来解释现代化，都是十 分粗略的。因为前一种二分忽略了广泛的社会领域分化；而对后者来说，“套用卢曼的 话来讲，经济从来就不是国家的唯一社会环境；经济分化以其他领域(法律、科学、艺 术和家庭等)的分化为先决条件，并推进其他领域的分化”。⑧(注：邓正来、J·C·亚 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第178页、第17 9页。)在这样的基础上，即使我们抱有不同意以(从生活世界观点重新定义的)“市民社 会”——国家——经济的三分模式取代传统二分法模式的观点，我们也不能不同意如下 结论：“无论二分法模型在描述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方面具有什么样的相对价值，它既不 能描述隐藏于其背后的力量，也无法描述新的社会结构。”⑨(注：邓正来、J·C·亚 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第178页、第17 9页。)
现在的问题是，处于社会分化当时水平的马克思，是如何对待社会结构分析方面的二 分法模式的呢?
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处于现代社会分化的初始水平上 ，对复杂的结构分化未能有明显的体验和觉察，因而采用了较为简单的二分法模式来分 析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思虽然批判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但资本主义思维方式中最基本的 二分对立，如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以及进步(发展)与停滞(不发展)的二分对立他还是没有 能够从中走出来(参见沃勒斯坦、简·科恩和安德鲁·阿雷托的论述)。因为这涉及的内 容过多，所以我们先分析马克思采用的最为著名的资本与劳动的二分法模式。马克思坚 信，资本主义世界，不管是在市民社会(经济)层次上还是在政治国家(阶级)层次上，都 存在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因而都能以劳动与资本的二分对立为主导框架进行思考和 批判。在这方面，同样存在一些学者的批评性意见，如阿格尔就主张，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结构做了过于简单化的理解，这种过于简单化就是以二分对立取代了复杂的结构：“ 马克思把结构性诸矛盾与危机和解体的经验性表现形式区别开来。在论述内部诸矛盾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诸要素做了高度简化的分析，他在这方面的模式可以归结为资 本与劳动的矛盾(或者如马克思常用的提法，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在马 克思看来，内部诸矛盾指的是资本主义某些根本的方面，逻辑上预先规定这个制度的崩 溃。马克思认为如果矛盾的逻辑得以按照它本来的样式自由发展那么将最终引起解体。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矛盾理论是一种观念式的构想，具有逻辑上的完美，但是往往并不 密切适合于经验世界”。⑩(注：B·阿格尔著、子华译：《马克思的辩证理论与西方马 克思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纪念马克思 逝世一百周年译文集》，1983年印，第34～35页。)帕森斯还据此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 义会更适合于俄国、中国等社会分化水平低的落后国家、而“不是更适合于西方发达国 家即分化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程度的国家”。因为发展水平更高的现代社会已超越了阶级 简单对立的分化水平，只有现代化水平较低的落后国家才存在相对简单的阶级对立系统 ：“以两个阶级为主的系统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因而马克思主义更适合于 这些社会的情况。”(11)(注：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社，198 8年版，第99页。)是这样吗?
应该看到，以劳动与资本的两极对立为基本模式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这种 思路仍然还是以一种抽象的二分为基本骨架，通过使之有血有肉而构筑一种可以说是走 向具体性的二分法模式。它与熊彼特采用的那种以企业家、政治保护层和知识层三者为 基本构架并辅以无产者、农民等在不同历史背景条件下与前三者中的不同阶层合作的力 量，从而建构起一个更富有历史变动性和复杂性的模型还是颇为不同的。虽然并不能说 富有变动性和复杂性的多元模型在分析说明功能上肯定优于二分法模式，就像用手工工 具制造的产品并不一定劣于用现代机器制造的产品一样；但马克思采用的二分法模型意 味着：其一，二分法模型不管怎么精致，怎样附着更多的“具体”资料而使自己有血有 肉起来，但毕竟有其内在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整体结构被二分框定后，其因素或关 系要进入分析视野、附着于分析框架之上，往往就得分别附着于二元对立中的一方身上 ：要么属A要么属B。对于劳动与资本的二分来说，任何不同于劳动和资本的东西要么隶 属于劳动一方、有利于劳动、为之提供一种支持，要么隶属于资本、有利于资本、为之 提供某种支持；即使现在没有这么明显，随着由二分架构支撑的整体的发展演化，也会 在不断发展演化的进程中逐渐达到上述局面：要么归属劳动、要么归于资本。实际上，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管理等诸因素的社会功能判定，就面临这种二分性的选择态势： 是有利于劳动还是有利于资本?言外之意使是，要么有利于劳动、要么有利于资本，没 有别的可能性选择。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并不否认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是 中间阶级的人数愈来愈多这一经验事实，但我们也无法看到马克思把这一经验性结论纳 入到《资本论》的逻辑之中。实际上，这一经验性结论与《资本论》的逻辑是冲突的， 除非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道路上逐渐放弃二分法，从多种“身份”的多元共合结构中观视 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否则是很难把两级之间的多元性事实突出出来的，倒很容易把它 们消解为二元对立的附属物。在这个意义上，当阿格尔说马克思的矛盾富有逻辑完美性 却不切合实际时，虽然我们可以说他低估了甚至没有看到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对于《资 本论》中矛盾理论的内在制约性，但毕竟也难以否认，阿格尔想必体会到了二分对立式 的矛盾思维框架给予马克思带来的方法论限制，这种限制表现为，不同或外在于劳动与 资本的因素或关系统统被视为根本不能与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根本性存在“平起平坐”的 存在，或不能和劳动与资本这两“元”独立并行的另一“元”，而只能是附着于劳动或 资本之上的次要性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同意赵汀阳关于“经验事实世界与逻辑命题世界是迥然不同 的，关于经验对象的叙事方式可能是多元(多值)的、而关于逻辑命的判断方式却只能是 二元(二值)的”这一看法，(12)(注：参赵汀阳：《二元性与二元论》，载《社会科学 战线》，2000年第1期，特别是第72页。)因为，二分对立模式中能够容纳的其他二分对 立往往都是附着于那个原始、根本的二分对立身体之上的，这种附着或者是其他对立中 的双方分别相应地附属于根本性二分对立中的双方，或者是其他二分对立作为次要的二 分对立受制于根本性的二分对立，具体体现为根本性二分对立的某种具体形式，因而， 其他二分对立只能是根本性二分对立的体现，或至多是其具体化呈现。以为图减少损失 而不断购买黑车、从而不断供养和支撑着盗车者队伍的日常事实为例，“我”以追求自 我利益最大化，在一个已存在盗车者的社群环境中，像许多人一样都选择了购黑车以减 少自我损失的策略。当选择这一策略时，选择者无形之中也就配合、帮助了盗贼偷盗行 为的实现。更多的不断购黑车者不断塑造着不断的盗车者。对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构进行 分析，可以采用买黑车和盗黑车的二分对立模式来进行，也可以用警察与小偷的二分对 立模式来进行——不管采用这两种二分对立模式的哪一种，都远远不能把这一结构分析 清楚。不难发现，要分析清楚这一复杂结构，至少需要考察买黑车者、盗黑车者、维持 公共秩序的警察、专事销售的黑车倒卖商贩四类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如果要详细说明 ，往往还需要把租凭房屋或场所给盗贼和销售商贩的租赁主、甚至为图税收而对盗卖行 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机关(常常是城乡结合部的村委会等)考虑进来。在这里，如 果先验地把警察与小偷的二分对立视为根本的对立，其他对立都附着于其上，或把买黑 车者与盗黑车者的二分对立当作最根本的二分对立，其余二分对立皆附于其上，都不但 无助于说明这一恶性循环的结构与症结所在，反而可能还会为这种说明人为增加困难。 因为，这里的二分对立模式与结构分析模式的区别就体现在，如果说二分法模式也能够 容纳一些其他的二分对立，从而使二分性说明呈现为众多二分对立的叠加性结构，但这 种叠加性结构往往难以摆脱我所说的强一元论二分法或弱一元论二分法模式。而结构分 析模式容纳更多的二分对立，而且这些二分对立是相互平等的，相互之间既不存在可还 原性的强一元性关系，也不存在弱一元性关系。即使可以说逻辑说明往往都离不开二分 对立是能够成立的，但若说二分对立与结构性分析都一样在使用二分法，那就会抹煞两 种分析模式的区别。何况，结构性分析并不必定使用二分法模式，比如萨特在分析融合 性群体的组成时使用的“相互性”范式，就没有任何二分法模式的痕迹(13)(注：参见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一部B部分。)。
另外，马克思对二分法的坚持还表明他并没有完全走出黑格尔哲学，他还相信历史有 一个理性的目的(在《资本论》中还引证黑格尔崇尚理性的话语“理性何等强大，就何 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他们本身性质互 相影响，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他们的相互作用，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14)(注： 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虽然这种理性不再 以“理性的狡猾”的神秘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作为主导趋势的新式规律的形式表现出 来，但这种历史理性仍然假定了一种主体力量维护既定现实、而另一种主体力量则会受 历史理性的召唤和需要、并通达到理性水准——这后一种主体力量会实现历史理性的内 在要求，使历史理性在理性与现实的二分及其融合中获得实现。
看来，像阿尔都塞那样仅仅指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从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由矛盾 在其中起作用的具体历史形式和历史环境所特殊地规定的”，(15)(注：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83页。)仍然是不够的。除了必须看到思维 的具体性之外，还必须看到，这仍然是一种二分法模式。即使不是表现性总体，尚未达 到能够容纳复杂性和历史多变性的结构性总体。仅仅靠历史具体性自身并不能克服旧形 而上学，因为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具体性现实仍然可能以简单的二分法模式去注解，而一 旦如此，历史具体性必然会抽象成残缺不全的形而上之物。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克服还必 须改变构成其核心构架的二分法模式!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马克思没有像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陷入了简单粗糙的二 分法模式之中，倒是后人对他的教条主义的简单解释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误解。我们 不能同意对马克思思想的简单二分法解释，更不能主动地用二分法模式、特别是带有还 原主义色彩的二分法模式来注解马克思哲学。但是，马克思终究还是没有摆脱二分法模 式(只是告别了简单粗糙的二分法模式)，所谓从抽象走向具体，实际上就是以二分法模 式为框架、使二分框架更有血有肉、更精致和丰富些而已。我们不同意把资本与劳动愈 来愈两极分化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简单结论视作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的最终结论，但我们也同样很难想象在资本与劳动的二分法模式之中，马克思怎样才能 一步一步地得出社会结构愈来愈多样化、中间阶层的人愈来愈多的结论来?社会发展中 新出现的东西是隶属于资本还是隶属于劳动的二分性追问，虽然并不必然拒斥多样性， 但怎么才能与多样性和多元性相容却绝非一个容易处理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关于资 本与劳动的二分法虽然避免了强一元论二分法和弱一元论二分法，却没有摆脱二元论式 二分法。马克思成熟之后还一直使用的二分法，基本上都是得于某种修正的、较为复杂 甚至较为精致些的二分法。
对强一元论二分法和弱一元论二分法的超越就意味着，像阿尔都塞分析的，颠倒市民 社会与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就是把本质改为现象，现象改为本质，这样的解读把 马克思哲学解读为一种不折不扣的近代哲学了：用“物质生活与经济这个简单本质”代 替理性本原作为说明历史的各种因素的唯一本原。这正是与二分法联为一体的还原主义 思维在马克思哲学解读中不断蚕食合理解释的表现。一个多世纪以来，僵化的“假马克 思主义”常常被还原主义所困扰。拉克劳与墨菲曾攻击从马克思到蒋兰西再到阿尔都塞 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政治上，一直为一种还原主义逻辑所害，这种还原主 义逻辑妨碍了人们对分化且多元的社会性质的理解，对各种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性的理解 以及对一切政治和斗争之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理解。”(16)(注：道格拉斯·凯尔纳、斯 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4页。)这种攻击显 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对于提醒我们注意防止以二分法、还原主义堵塞对现代社会的合理 理解，至少就防微杜渐的角度来讲，这一论述是颇有启示性意义的。它告诉我们，清理 教条主义和素朴整体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蚕食，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简单抽象二 分法模式的过分侵蚀，仍是一项尚需努力的工作。
在我看来，马克思对总体性的关注处于处在表现性总体与结构性总体之间、马克思哲 学处于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历史过渡中的事实，给清除简单、粗糙的二分法模式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内在影响添加了更多的困难。马克思对近代哲学二分思维模式的反思迈 出了非常艰难的关键一步，虽然在不同二分法模式那儿所迈出的步伐之大小、或走出的 距离之长远固然不同，但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近代二分法模式的反思只是有了一个关键 的开始，前面还应该有更长的、马克思没有走的路可走。在许多方面，对二分法模式反 思批判的不够妨碍了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他已经看出一些的洞见，致使这些二分法模式最 终成了阻碍马克思展现更多样、更复杂的思维具体的“紧箍咒”式的东西。尤其是，马 克思对许多二分法模式既反思批判、但又不够彻底和明确的现实，给那些囿于环境和条 件的限制、或由于思维懒惰等原因不能发现这一点的后人，提供了并继续提供着以简单 二分法模式来读解的可能空间。缩小以致消解这些可能性空间仅仅靠历史地呈现原本的 马克思还不够，还必须沿着马克思开创的反思与批判之路继续走下去，进一步地展现马 克思已经有所意识但又反思批判得很不够的那些近代二分法模式的简单性和落后性，沿 着马克思的路继续反思，包括对马克思所做的工作继续进行的必要反思。
标签：二分法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社会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资本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