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模式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以色列论文,美国论文,人与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31-14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码：A
民族流散(Diaspora)也称移民社群，是指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被迫或主动离开故土，成为他乡居民的人群，而犹太民族的大流散最为典型。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在亡国后经历了1800多年的世界性大流散之后于1948年重新建立的国家，以色列国的成立使犹太民族重新有了自己的祖国，锡安主义(Zionism)的核心思想就是结束犹太人的流散，吸引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故土。据统计，截至2010年初，全世界犹太人约为1342.8万。其中，以色列约为570.4万，占42.5%，美国犹太人口为527.5万，占39.3%，两者相加占全世界犹太人口的将近82%①，这两大犹太人群之间的关系对于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中东局势和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都有重要的影响。
经过350多年的奋斗，美国犹太人已发展为拥有500多万人口的庞大社团，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实力日益增强。美国犹太人在科技文化、社会经济和政界等众多领域崭露头角，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极具实力和影响力的少数族裔群体。美国犹太人不仅通过努力成功地改善了自己在美国社会的地位，而且竭尽所能在政治上、宗教上，并通过慈善事业帮助所有国家的犹太人，目前美国犹太人不仅在人数上居于海外犹太人之首，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实力、最富足、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群体，而且在国际犹太人事务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之间的互动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开始，美国犹太社团在支持锡安主义事业和以色列建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密切的互动对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和美国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正是由于美国犹太人的存在，以美特殊关系才能够得以维持并不断发展。以色列建国60多年来，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模式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经历着转变。
一、以色列建国初期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定位
1948年，以色列国成为犹太世界中一个新成员，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以色列土地上并不存在任何重要的犹太社团，而刚刚建立的以色列国尽管面积很小，却宣称自己是所有犹太人的家园。
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欢迎以色列的建国，把以色列看作自己的祖国，共同关注着以色列的生存，并期待其繁荣发展。以色列是全球唯一的犹太人国家，也是古犹太国家灭亡两千年后才第一次出现的犹太民族国家，海外犹太人自然多数将其视为自己的祖国。尽管多数海外犹太人并不打算移居以色列，但是有了以色列这个靠山，一旦遭遇迫害或灾难，他们仍有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有了以色列这样一个犹太文化和精神中心，就不必再担心犹太民族和文化会因同化而消亡。
不过，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赞同以色列建国，一些犹太人担心以色列国的存在会影响犹太人在所在国的地位，会在当地激起反犹主义，一些极端的犹太教徒则认为以色列是人为建立的国家，并不符合上帝的旨意，因而对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建国初期，海外犹太人担心，以色列自我宣称为犹太民族家园并呼吁犹太人离开散居地移民以色列会被反犹主义势力所利用。如果一个国家的犹太公民准备将以色列视为其真正的祖国，就会面临究竟是忠于祖国还是忠于居住国的双重忠诚问题，其居住国会由于犹太人忠诚于其他国家而不再对其信任。50年代，一些美国社团领袖就曾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称其仍处于“流散中”的说法，强调美国就是他们的祖国，他们的忠诚只属于美国。②
为了协调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澄清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刚一建国就邀请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AJC)的领导人访问以色列。这些美国犹太领袖告诉本—古里安以色列不应将自己描绘成犹太民族的国家及其发言人，也不应鼓励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他们要求本—古里安停止鼓励美国犹太青年移民以色列。否则，他们将被迫重新考虑对以色列的支持。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是否移民以色列是美国犹太人的内部事务，以色列的呼吁形成了对其处理内部事务的外部干预。
由于以色列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表态仍有矛盾，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主席雅各布·布劳斯坦(Jacob Blaustein)要求本—古里安对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的移民问题上作出正式的承诺。1950年8月，本—古里安邀请布劳斯坦访问以色列，经过紧张而艰难的谈判，双方交换了正式的声明，这两份声明成为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基础。本—古里安并未将声明提交内阁批准或列入官方文件，布劳斯坦也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美国犹太人，尽管如此，这一被称为“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的文件仍被认为是很多年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的有效协议。
布劳斯坦在文件中赞扬了以色列的成就，指出以色列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价值观，以色列的存在鼓舞了经历大屠杀之后的犹太人的士气，但以色列有责任不以其言行对其他国家犹太公民的敏感处境产生不利影响。
本—古里安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只代表其自己的公民，绝不谋求代表其他任何国家的犹太人。他还强调，以色列人民不愿也无意干预海外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以色列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犹太社团的实力以及其与以色列的合作。本—古里安对号召移民的问题也作了妥协。他表示以色列愿意看到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需要美国犹太人的知识、技能、自信和首创精神，但是否前来以色列取决于每个美国犹太人自身的自由判断。以色列所需要的先驱者不仅来自犹太人遭受迫害和处于流亡中的国家，同时也来自那些犹太人过着自由生活并与其他公民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但先驱者的本质依然是自由选择。③
“本—古里安——布劳斯坦协议”尽管并没有得到完全遵守，但对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位，并提供了几项准则：犹太人在美国发现了一个家园而且将其全部的忠诚给予了美国，美国犹太人不认为自己是潜在的移民以色列的对象；以色列是一个独立的犹太共同体，需要得到美国犹太人的帮助，只要以色列宣称自己不会代表美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就将向以色列提供帮助；由于美国犹太人不用在以色列服兵役，也无需承担以色列的政策所造成的代价和后果，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应是全面的和无条件的；以色列及其领导人也不会干预美国犹太社团的内部事务。
二、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群众动员”模式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群众动员”(Mass Mobilization)模式，在这一模式下，美国犹太社团中的一些大型核心组织取代了世界锡安主义组织，承担着协调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职能。这些组织包括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ADL)、犹太联合理事会(Council of Jewish Federations)和主要美国犹太组织主席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American Jewish Organizations，CPMAJO)。④同时，一批在政治上为以色列摇旗呐喊的组织也建立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成立于1954年的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AIPAC)，该组织被认为是美国院外集团中最有影响的亲以团体，是犹太院外集团中的中坚力量，能对国会施加关键影响，其宗旨是“通过确保维持美国对以色列的强有力支持以使以色列更为安全”。目前该组织已发展成为一个资金雄厚，配套齐全，专业性强，在美国有着深厚的人脉关系和财力支撑的强大的专业性游说集团，其会员超过10万人，被《纽约时报》称为“影响美以关系的最重要的组织”⑤。
这些犹太组织针对以色列的两大主要任务就是筹集款项和对以色列提供政治上的支持。上世纪70-80年代，募集款项工作主要由联合犹太求助会(United Jewish Appeal，UJA)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组织进行，每年募集的款项达到数亿美元，这些资金分配给联合以色列求助会(United Israel Appeal，UIA)和美国犹太联合分配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uncil，AJJDC)，前者把资金转往以色列，后者则把资金转给急需援助的其他国家犹太社团。转到以色列的资金移交给以色列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 for Israel，JAFI)，该组织作为世界锡安主义组织行政机构在建国前起到了事实上准政府的功能。以色列建国后，犹太代办处的许多职能改由以色列政府承担，但仍保留了鼓励世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协助移民定居融入以色列社会、开展青年和教育工作以及保持与海外犹太人的联系等职能。
在群众动员的模式下，从以色列1948年建国到1993年巴以奥斯陆和平协议的达成，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政治支持主要是通过对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游说推动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以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代表的犹太游说组织强调美以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除了少数持极端立场的组织，多数犹太组织结成同盟，向美国政府和国会施压，要求其加大对以色列的军事和外交援助。同时，这些犹太组织也对以色列政府的立场表示支持，如支持以色列在阿以冲突的强硬政策。
在这一阶段，大多数普通美国犹太人实际上与以色列相隔遥远，他们与以色列的联系是通过其当地的犹太宗教或社团机构，如在犹太会堂的活动中，以色列被描绘成由富有英雄气概的领袖所领导的一个进步、民主、热爱和平的世俗国家。⑥一些美国犹太人在其教派或社团的发起和资助下，前往以色列短期访问，他们通常不会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采取支持或反对的立场。对多数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犹太人在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浩劫之后浴火重生，他们对以色列倾注了情感，而以色列政府的特定政策对这种情感来说则显得无关紧要。
在群众动员模式阶段，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是一种高度集中、自上而下、较为单一的关系，许多犹太组织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同时，这种关系又是一种理想化的关系，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眼中是一个理想化的国度。美国犹太人被一些大型的、高度集中化的犹太组织动员起来向以色列的半官方机构捐助资金，通过游说团体对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提供支持。美国犹太人造访以色列及移民以色列通常主要是由一些美国犹太教教派机构和以色列犹太代办处安排。这种群众动员的模式鼓励了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理想化认知，但缺乏对于以色列的第一手了解与体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群众动员”模式开始处于一种逐渐消蚀的状态，而且这种消蚀状态似乎已不可逆转。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近年来，一种被学者称为“直接接触”(Direct Engagement)的新模式开始成为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新现象。
三、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直接接触”模式
随着美国犹太人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原有的“群众动员”模式已难以用来准确地描述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展。
在“群众动员”模式下，美国犹太人能够较为一致地表现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即使是在“群众动员”模式的全盛时期，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立场也不能说是铁板一块，右翼的极端正统派一向对锡安主义者人为终结犹太人上帝确定的流散状态而建立以色列国不以为然，部分左翼的美国犹太人则打破禁忌，公开批评以色列强占1967年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夺取的领土。1973年春，美国大学校园中的一批犹太知识分子建立了一个名为布雷拉(Breira)的组织，⑦该组织最初的目的是在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之间建立起公开对话，但在当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布雷拉积极主张推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相互承认。美国主流犹太社团组织对布雷拉采取了拒斥的态度，布雷拉不得不在1977年解散。首次真正打破美国犹太游说集团亲以色列联合阵线的是来自右翼的力量。1993年，工党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经过秘密谈判，与巴解组织达成“奥斯陆协议”，开启了巴以和平进程。而当时的反对党利库德集团则反对该项协议，其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力图争取美国犹太人的支持。他很快赢得了部分右翼犹太组织的支持，如美国锡安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 of America，ZOA)，他们不顾以色列政府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反对，游说美国国会对援助巴勒斯坦附加条件。而左翼的美国现在就和平组织(Americans for Peace Now,APN)、以色列政策论坛(Israel Policy Forum)则针锋相对地为支持和平协议而游说。此后，更多地具有党派倾向性的左、右翼犹太组织纷纷成立或是加大了其政治游说活动。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这样的主流游说组织继续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的同时，新涌现的那些具有明显倾向性的组织则有着不同的政治议程，以色列政策论坛、正义与和平同盟(Brit Tzedek V'Shalom)、J大街(J Street)等左翼组织支持阿拉伯和平倡议，主张以两国方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和伊朗进行对话；右翼的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国家安全犹太研究所(the 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INSA)、支持以色列安全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a Safe Israel，AFSI)则反对援助巴勒斯坦自治当局，反对撤离加沙的单边行动计划，主张对伊朗核问题采取强硬立场。⑧
左右翼犹太组织的分化现象在2007年举行的中东问题安纳波利斯峰会期间表现极为明显。会议期间，正义与和平同盟发起了一场代表美国犹太人支持两国方案的示威活动；美国锡安主义组织和正统派联盟(Orthodox Union)等右翼组织则与以色列的合作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了“耶路撒冷同盟”(Coalition for Jerusalem)，反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对巴勒斯坦方面做出让步。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不得不作出回应，宣称“以色列对与以色列有关的事务拥有独立自主的决定权”。而反诽谤联盟的领导人福克斯曼(Abraham Foxman)则辩称：“耶路撒冷是属于全体犹太人的，所以关于其未来的讨论不能只听从以色列的决定。”
这些犹太组织的游说目标也扩大了，从过去仅针对美国政府和国会发展到将以色列政府也扩大至其游说范围。更多的组织与以色列国内的相应机构配合行动，在美国与以色列两国同时推进其诉求，从在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政治支持转为试图影响以色列政府的政策。美国锡安主义组织与以色列全国团结党(Israeli National Union Party)密切合作，支持以色列扩大定居点建设。美国现在就和平组织是作为以色列现在就和平组织的姐妹组织而成立的，两者密切合作，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不少跨国犹太组织或同盟直接介入以色列的政治博弈，如加沙战争、犹太定居点、和平进程、少数人群的权利、环境保护和宗教纷争等问题。
2009年初以色列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军事打击期间，美国犹太组织再次处于对峙。J大街组织宣称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符合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呼吁立即实现停火，并结束对加沙的封锁；而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则声明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战争中的政策。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犹太人在以色列政治事务的立场上表现出碎片化和多样化的趋势。美国犹太人不再只是被动地反映和支持以色列政府，而是更多地反映出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带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犹太组织活动更为积极，主流犹太组织的倾向性也更趋鲜明，原有的政治上较为中立的大型组织的领导和协调能力则不断削弱。
九十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犹太组织的筹款数额趋于稳定，但其中用于以色列的部分却急剧下降。1967年战争当年，联合犹太求助会募集的资金中有78%流向以色列，而到1990年，这一比例降至47%，2004年更是下降到23%。⑨过去通过犹太代办处转交以色列用于安置新移民和以色列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更多被转而用于美国犹太社团的教育事业。与此同时，更多的犹太人以个人方式或通过基金会与以色列的项目或机构建立起了直接联系，资助对象包括大学、医院、博物馆和社会福利机构和像“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Taglit-Birthright Israel)⑩这样的犹太青年访以教育项目，该项目于1999年启动，资助海外犹太青年对以色列进行免费的10日访问，目的是为了消除以色列和海外犹太社团，尤其是美国犹太社团之间的隔阂，强化参与者的犹太认同和与以色列历史文化的联系。据统计，2006年，以色列的艺术团体收到的此类捐助为9.49亿美元，教育团体为29.4亿美元，医疗机构为17.05亿美元，公用事业部门为15.63亿美元。(11)这表明，美国犹太人越来越不倚仗大型的犹太团体来向以色列提供资助，而是直接把捐款转给以色列的特定机构。
此外，这些更为直接的捐助也反映了其捐助者的政治信念和倾向性，如通过一系列特别基金资助西岸犹太定居点、宗教学校和教育事业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正统派美国犹太人，而左翼美国犹太人的资助则被用于促进民权、宗教宽容和阿犹民族共存的非政府组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犹太青少年赴以色列的访问项目主要由各大犹太教派(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的青年运动组织实施，这些青少年访问团在以色列的活动通常由犹太代办处的教育部门负责协调。这样的美国犹太青少年访问团的人数每年不等，在4000-9000人之间，以高中学生为主。而自1999年启动的“发现—以色列生来就有的权利”项目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的运行模式，该项目主要由独立的美国犹太慈善团体捐助，以色列政府和由联合犹太求助会等组织合并建立的北美犹太联合会((Jewish Federations of North America，JFNA)也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截至2009年，已有来自52个国家的20多万名犹太青年参与了这一项目，其中70%的参与者来自美国，2007年起，项目规模得到了扩大，每年参加这一免费旅行的犹太青年超过3.7万。投入这一项目的资金超过4亿美元，很多教育家、历史学家和旅游专业人士参与制定项目计划，尽管每个访问团因主题不同而各有侧重，但通常都包括耶路撒冷西墙、大屠杀博物馆和马萨达城堡遗址等犹太民族历史文化景点。与过去的访问项目相比，除了参与人数大为增加，参加者年龄段提高(18-26岁)，日程缩短(由6周缩至10天)外，该项目更强调访问者与以色列同龄人的直接接触与互动，特别是会邀请同龄的以色列青年军人共同参与其行程，使双方能更深入地认识与了解对方。随着该项目规模的扩大，每年将有将近4万名美国犹太青年参与这一项目，如果这一项目得以持续，大多数的美国犹太青年在其26岁之前都能拥有这样一段经历，对美国犹太社团的未来及其与以色列的关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12)
犹太教各教派组织并由犹太代办处协调的青少年访以项目的规模与“发现”项目相比已相形见绌，犹太代办处也开发了新的奖学金资助项目，鼓励海外犹太青年到以色列进行访学研究，但其作用显然已今非昔比。
同样，犹太代办处在推动和协调美国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也已下降。私人机构组织和安置新移民的工作更为灵活，同时也规避了官方机构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定居点安置新移民时所受到的限制。近年来，一部分美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选择了以一种“部分移民”的方式移居以色列，即并未放弃在原居住国的生活，而是选择在以色列和原居住国之间轮流生活。这种“部分移民”模糊了以色列犹太人和海外犹太人之间的界限，这一新现象对以色列与海外犹太人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与挑战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交通的发展已大大便利了美国等海外犹太人与以色列间的往来，全球化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达拉近了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的距离。以色列的主要大报《国土报》(Ha'aretz)和《耶路撒冷邮报》(Jerusalem Post)的网络英语版成为关注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获取以色列和世界犹太人新闻的重要来源，《耶路撒冷邮报》2009年出版了美国版的周报，在纽约的犹太社区与《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共同分发。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新消息报》(Yedioth Ahronot)也在网上发布了英语版，在网上也可直接收看和收听以色列的电视和广播新闻。在一些犹太网站上，美国的犹太年轻人用博客等形式更多地讨论各种关于以色列的话题。不过网络的发达也让以色列的国内危机和负面消息在第一时间传遍世界，而国际主流新闻媒体对以色列的大量批评也会影响到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认知。
“发现”项目也提升了参与者对以色列的兴趣，根据调查显示，有26%参加“发现”项目访以者在回国后的三个月内浏览过以色列网站查看以色列的新闻。(13)以色列的电影和音乐在美国的发行比过去更为便利，在许多城市举办的以色列电影节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以色列的流行乐队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和城市也吸引了大量观众。美国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更为便捷地消费以色列的文化产品。
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基本认知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多数古老的流散民族群体往往对其故土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美国犹太人也不例外，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犹太人在看待以色列时摘下了玫瑰色的眼镜，采取了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立场。如今的美国犹太人把以色列看成一个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富于魅力的国家，但同时这个国家又被许多严重的问题所困扰，需要得到正确的引导，而美国犹太人则可以提供这样的引导。一些美国犹太人认为以色列正在逐渐偏离其犹太特性和锡安主义理想，转而追求舒适的西方生活方式；还有的美国犹太人则认为以色列正在失去其民主国家的特性，因为其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和对待阿拉伯人等少数群体的方式以及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都与民主国家的称号不相符合。
更多的美国犹太人可以发表自己对以色列的政治观点、对以色列提供直接捐助、以“部分移民”的方式在以色列工作与生活、直接消费以色列的新闻和文化产品、在认知以色列时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取代过去“天真的理想主义”态度。
这些变化表明，一种可被称之为“直接接触”(Direct Engagement)的模式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在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的关系之中。
在组织层面上，原有的“群众动员”模式下，协调美国犹太人与以色列关系的是一些大型的伞形组织和犹太社团联合组织，其政策取向偏于中性，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限于美国国内，其政治游说活动的目标是美国政府和国会，并不包括以色列政府，组织具有公众性特点，其主要活动都是将美国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而在处于上升阶段的“直接接触”模式下，其活动组织往往具有独立性，政策取向倾向性明显，期待在特定领域中塑造以色列的政策，其游说目标亦包括以色列政府，并在行动中与以色列国内的相应组织形成跨国犹太同盟，组织具有个性化特点，通常宣称只代表其支持者，无意代表美国犹太人的整体。
在个体层面上，“群众动员”模式下美国犹太人个人与以色列之间难有直接接触，犹太组织在其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其对以色列的认知往往带有理想化色彩，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美国的犹太人”，自认是一个碰巧与某个外国(即以色列)具有情感上、种族上和宗教上联系的美国公民。在“直接接触”模式下，个人与以色列间的关系是个体经验型的，其对以色列的认知是现实主义的，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较为复杂和多变，有时甚至表现出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
尽管“群众动员”模式被认为已经逐渐消蚀，而“直接接触”模式代表着未来的主流方向，但事实上，这两种模式目前依然并存，在实践中同时起着作用，如一个美国犹太人可以同时向其当地的犹太联合会捐款或是把钱直接捐给以色列国内的团体，一些犹太组织也跨越在“群众动员”和“直接接触”两种模式之间。
“直接接触”模式之所以出现，除了现代交通和通讯方式的便捷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色列国内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现的政治分化在九十年代更趋显著，这种分化也带来了海外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政治上的分化，以色列国内的各政党积极谋求海外犹太人的政治支持，各政党在巴以和平等问题上的争论不断深入，以色列国内左右翼政党轮流上台执政，很多美国犹太人难以跟上其政策转变的步伐，难以像在“群众动员”模式下那样一以贯之地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二是美国犹太人对于“双重忠诚”指控的担忧已在下降，他们愿意与以色列发展更为直接的关系。
四、以色列对与美国犹太人关系模式的反思
与此同时，在以色列国内，也有部分以色列官员开始认为应改变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原有模式，特别是在巴以和平进程启动初期，乐观情绪洋溢在以色列领导人身上，他们在各种场合对于美国犹太人的重要性进行贬低。如拉宾1992年当选总理后首次访美时批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官员，称委员会的政治游说活动对美以关系来说已无必要，并称以色列可以自己进行游说活动。此后不久，以色列财政部长肖哈特(Avraham Shochat)表示，以色列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向美国犹太人出售价格过高的以色列债券融入资金，而完全可以从公开市场上以更低的利率借到钱。以色列总统魏茨曼(Ezer Weizman)则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理事会会议上讲话时称，以色列已不需要美国犹太人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以色列对美国犹太人唯一的要求是请他们移民回到以色列。而以色列副外长贝林(Yossi Beilin)则在国际妇女锡安主义组织的大会上表示以色列不再需要美国犹太社团的捐助，美国犹太人应把筹集的资金用于美国犹太社团的犹太教育事业。(14)
这些言论反映了以色列领导人因其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成就而充满自信甚至是洋洋自得的情绪。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更为安全和成功的国家，原有的那种关系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现实，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对双方都是一种羞辱。一方面，对以色列来说，旧有模式否认了以色列是一个安全和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犹太人来说，这种模式只是起到了一种实用性和工具性的功能，将其与以色列及其犹太同胞的关系仅仅建立在对以色列的物质捐助基础之上。
在贝林看来，原有的关系模式歪曲了现实，使以色列产生出依赖性，而事实上以色列已没有理由继续维持这种依赖性。更重要的是，美国及世界各地的犹太青年不可能把以色列视为自己的家园，因为这种模式下的以色列被描绘成一个由沙漠和骆驼构成的不发达国家，需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帮助才能得以生存。而真实的以色列，一个繁荣发达的、现代化的、文化上异彩纷呈的以色列对于那些80%从未涉足过以色列的海外犹太人来说却成为了一个严加保守的秘密。如果以色列仍被描述成一个处境艰辛的贫困国家，其60多年的发展成就会被完全抹杀，其发展历程也会被误认为是失败的，以色列对全世界犹太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将越来越失去吸引力。(15)
1998年，一批来自美以两国的政界、文化界和商界人士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美国—以色列犹太论坛(American-Israeli Jewish Forum)，该论坛试图以相互依赖原则取代过去的互不干涉共识来勾画发展新世纪以色列与美国关系的新蓝图，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16)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社团的联系应是持续和机制化的，尽管众多的美国犹太组织在双方的联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两大犹太群体之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代表性的双边机构。以色列曾经一度宁可把美国犹太社团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流亡社团而对建立这样的组织并不热心，美国犹太人则担心与以色列定期的正式会商机制会招致“双重忠诚”的嫌疑，因而在建立联合组织的问题上也显得犹豫不决。缺乏这样一个正式的双边协调沟通机制使双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几次出现令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同时也缺乏了解对方事后反应的机制。现有的犹太组织虽然在促进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联系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大都还是以原有的“群众动员”模式建立起来的。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应整合现有的犹太组织或是建立新的以色列——美国犹太联合组织。如有的提议重组犹太代办处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织，有的建议成立犹太议会。贝林提议成立一个名为以色列之家(The House of Israel，
)的国际犹太组织，该组织可在接纳超过100万名会员后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选出代表，该组织应广泛地接纳各界犹太人，锡安主义者和非锡安主义者，犹太教各派别均应有各自的代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支犹太人群体，以色列和美国应在组织中拥有平等的代表。代表会议可在美国和以色列轮流举行。这些建议虽仍未付诸实现，但其设想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之间的“群众动员”模式虽然被认为已不合时宜，但在新世纪仍可以新的形式在双方的关系中发挥其效应，以色列可与美国的犹太组织合作，将“群众动员”模式运用到援助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和第三世界的项目中去。如以色列和美国的犹太志愿者在协助前苏联犹太社团的工作中已经开始携手合作，在对世界各地发生的诸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救援行动和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救助行动中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可采取联合行动，协同配合。通过这样的合作行动，以色列可加强与美国犹太社团及其他海外犹太社团的联系，同时，美国犹太社团也可帮助以色列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
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客观上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其海外移民群体的关系，且这种不平等更多地体现为主观上双方都把自身视为两者中的强势一方。以色列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世界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群体，同时，由于《回归法》的存在，以色列可将所有的美国犹太人视为其潜在的暂时居住于国外的公民，由于锡安主义者对犹太人流散生活的否定与贬低，以色列自认为，与大多不愿移居故土的美国犹太人相比占据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以色列建国后为保卫犹太民族国家的生存所付出的流血代价也使其自认为有权向美国犹太人进行索取。当以色列建国时，美国犹太人已在美国经过了近300年的发展，成为美国社会的一支中坚力量，美国犹太社团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富足的犹太社团，美国犹太社团在以色列建国的外交斗争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建国时的以色列百废待兴，只是占据了中东一块弹丸之地的弱小国家，其国民中很大一部分是刚刚逃脱了纳粹大屠杀和第一次中东战争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美国犹太人自认为作为施与者有责任为其生活在遥远祖国的贫困同胞提供帮助。同时，通过帮助以色列而获得的新的认同将使美国犹太人团结起来，抵御因美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越来越多的通婚而带来的同化威胁。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两种心态已不适应于新形势下以色列与美国犹太人关系的健康发展。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都应调整各自的观念和心态，探索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双边关系新模式。
美国犹太人从“群众动员”模式向“个人接触”模式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对以色列的疏离，他们只是不再仅凭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向以色列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而是寻求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更直接地接触以色列，并更积极地介入以色列事务，力求影响、引导甚至塑造以色列的未来。这表明，美国犹太人已不满足于充当为以色列摇旗呐喊的“看客”，而是期待成为本已复杂喧闹的以色列政坛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这将给未来以色列的政坛及中东和平前景增添更多的复杂因素。
①"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10",http://www.jewishdatabank.org/Reports/World_Jewish_Population_2010.pdf
②Zvi Ganim,An Uneasy Relationship:American Jewish Leadership and Israel,Syracus University Press,2005,pp.4-25.
③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p.59-61.
④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 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75.
⑤What is AIPAC? http://www.aipac.org/about_AIPAC/Learn_About_AIPAC/26.asp
⑥Yossi Shain,Kinship and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Ann Arbor,MI,2007,p.56-57..
⑦Breira,
,希伯来语音译，意为选择。
⑧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 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p.177-178.
⑨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US-Israel/ujatab.html.
⑩Taglit,
,希伯来语发现之意。
(11)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 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80.
(12)The Cohen Center for Modern Jewish Studies,Generation Birthright Israel:The Impact of an Israel Experience on Jewish Identities and Choices.Brandeis University,2009.www.brandeis.edu/cmjs.
(13)Theodore Sasson,"Mass Mobilization to Direct Engagement:American Jews' Changing Relationship to Israel",Israel Studies,Volume 15,Number 2,Summer 2010,p.183.
(14)Steven Bayme,"Israel and American Jewry:Oslo and Beyond",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JCPA),January 15,2008.http://www.jcpa.org/JCPA/Templates/ShowPage.asp?DRIT=4&DBID=1&LNGID=1&TMID=111&FID=623&PID=0&IID=1999&TTL=Israel_and_American_Jewry:_Oslo_and_Beyond.
(15)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52.
(16)Yossi Beilin,His Brother's Keeper:Israel and Diaspora Jewr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chocken,2000,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