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在美国革命中的历史角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角色论文,在美国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妇女与美国革命这一主题的探究，在美国，以本世纪60年代末女权主义运动的再度崛起为界标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史学家几乎忽视了美国历史上的妇女，妇女史方面有价值的著作寥若晨星，具体论及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论著更是屈指可数。史学界不厌其烦地讴歌“建国之父”的丰功伟绩，而妇女对合从国诞生和成长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却几乎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因此，还在19世纪中叶，伊丽莎白·艾丽特就对这种状况深为不满，她努力收集资料，撰就了3卷本的《美国革命中的妇女》（1848-1850年版）。这是美国第一部妇女史专著，也是首次探讨妇女在美国革命中业绩的开先河之作。它问世于史学界普遍无视妇女的氛围之中，因而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直到1980年美国还在重印此书，但该书系传记性的，以叙述为主，缺乏理论提升。此后虽出现过一些关于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论著，但为数不多，影响也不很大。值得一提的是玛丽·本森的《18世纪的美国妇女》一书（1935年初版，1966年再版）。此外，美国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阿瑟·M施莱辛格都竭力倡导加强妇女史的研究。他们分别在其《美国人民史》（1918年）和《美国史新论》（1935年）中对革命时代的妇女有所论述。
随着本世纪60年代末美国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的到来，妇女史作为历史学的新分支脱颖而出，特别是为了纪念美国革命200周年，关于妇女与美国革命的论著大量涌现，主要有伊丽莎白·埃文特编的《战胜暴风雨》（1975年）、琳达·德鲍著《建国之母》（1975年）、卡罗·伯金著《美国革命中的妇女》（1976年再版）、莎利·布思著《76年的妇女》（1973年初版、1976年再版）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玛丽·诺顿《自由之女》和琳达·伯克《共和国的妇女》同时问世，把妇女史领域这一“热点”推向了新的高度。这两部著作被誉为开创了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纪元（注：理查德·比曼：《妇女史新纪元》("A New Era in Female History")，载《美国史书评》，1981年，第9卷第3期，第336页。），是研究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因为在诺顿和伯克之前，考察过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著作通常只强调男性爱国者如何受其母亲的影响，或仅仅叙述偏离女性传统角色投身到男性争取自由行列中来的巾帼英雄（注：威廉·福勒编：《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anging Perspectives)，波士顿，1979年，第49页。）；而探讨过美国革命与妇女关系的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美国革命对妇女没有什么积极影响。但在《自由之女》和《共和国的妇女》中，诺顿和伯克开创性地论证了美国革命对妇女的重大影响。前者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革命时代妇女的日常生活，后者则阐述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在近20年来，涉及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近期出版的有关革命史方面的著作亦一改过去的笔法，大都对妇女有或多或少的论述。总之，自本世纪70以来，对美国革命时代妇女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令人瞩目，而且大都吸收了家庭史及妇女学等其他领域的跨学科成果，把包括这个主题在内的整个美国妇女史的研究都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本文在吸收大量美国学者最新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试就妇女在美国革命中的历史角色加以考察和研究。
一
北美殖民地时期盛行的政治理论普遍认为，妇女的爱国主义不如男子，因为妇女被排除在公职及荣誉之外，她们同政治世界的关系是间接的，妇女只能通过其父亲、丈夫或儿子来表达其政治信念。然而，独立战争是关系到包括妇女在内的整个美利坚人的共同事业，正是在这一历史巨变中，妇女第一次在美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表现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场“在美洲的英国人村落”打败大不列颠帝国的独立战争中，妇女们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在独立战争前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里，甚至从前完全把政治当作“份外事”的妇女也投入了争取自由的斗争。除了作为个人活动而外，早在1765年印花税危机爆发时，妇女们就立即组织了“自由之女”社，与男子组织的“自由之子”社几乎同时诞生于1766年。这种组织当时遍及北美各地，参加者包括来自各社会阶层的妇女。她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是抵制英货运动。在战火燃起之前，妇女的爱国行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纺纱织布，抵制英国纺织品
纺织业是英国18世纪最重要的工业，北美爱国者认识到，抵制英国纺织品是用以反对宗主国的最重要的经济武器，而这个策略的成功则有赖于妇女们的通力合作：拒绝购买英布并扩大土布生产。因而人们寄希望于妇女行动起来，费城一则广告就这样写道：“在此社会危难存亡之秋，你们每个人不仅有责任帮助维持你们的家庭，而且还要为公共利益贡献你们的微薄之力。”（注：琼·霍夫·威尔逊：《变化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Change:Wome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载扬·艾尔弗雷德编：《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德卡尔伯，1976年，第398页。）呼吁既出，各地妇女群起响应。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之女”社的妇女们身着土布衣公开聚集到一起进行纺织，她们人数通常为40-100人，有时为上百人。这些妇女也努力鼓励其他妇女行动起来，连一些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亦以穿土布衣为荣，并踊跃加入纺织会。据记载，1767年当一个新英格兰人提到妇女聚集纺织时仅仅讨论“诸如服饰、丑闻及贬损他人之类的无聊话题”时，3名波士顿妇女立即予以反驳，认为这样的评头品足是“诽谤性侮辱”妇女，她们宣称，“在讽刺挖苦和人身抨击方面，我们自叹弗如，但在忠诚、真诚及对美德、自由及对国家的热爱上，我们绝不低人一等。”（注：玛丽·诺顿等：《人民与民族》(A People and A Nati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86年第2版，第117页。）纺纱织布原本是殖民地妇女家务劳作的一部分，此时第一次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妇女纺织活动的报道大量见诸报端，人们高度评价了妇女的这一举动。例如，《波士顿晚报》1769年5月29日这样称赞道：“北美妇女的勤劳和节俭必然提高她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声望，并有助于表明她们对于从政治上拯救整个大陆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注：玛丽·诺顿：《自由之女》(Liberty's Daughters: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波士顿，1980年，第166页。）这样的评价的确毫不过分。
（二）抵制茶叶，斗争在前
在殖民时期，茶叶主要是由家庭主妇购买的，因此，如何发挥妇女的作用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时许多妇女宣布弃绝饮茶，并鼓励其他妇女也这么做。例如，1770年1月，波士顿538名妇女签署了一项协议：只要征茶叶税，就决不饮茶（注：琳达·德鲍：《建国之母》(Foundi-ng Mothers:Women of America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波士顿，1975年版，第157页。）；北卡罗来纳威明顿妇女在进行公开游行之后，毁掉了她们的茶叶。各地家庭主妇相互交流茶叶替代物的制作方法，或以咖啡代茶，连一些女病人也拒不饮茶。妇女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抵制消费茶叶的政治意义。例如，在1774年初的一份《弗吉尼亚报》上，一个诗人赋诗曰：“别了，茶船，还有那华丽的装备。……因为我知道（并且深信），用茶将使奴隶制的枷锁，套给我们的国家。”（注：玛丽·诺顿：《自由之女》(Liberty's Daughters: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波士顿，1980年，第159页。）
而北卡罗来纳伊登顿妇女的行动则更具有典型性。1774年，当北卡罗来纳男性爱国者通过“不进口、不消费”的综合决议案之后，是年10月25日，伊登顿及其附近51名妇女也聚集在一起签署了一项声明，她们庄严地宣告“我们不能对影响我国和平与幸福的事情漠不关心”，并保证“真诚地拥护本殖民地议会的各项决议”，“尽我们所有力量支持公益事业”，她们认为“这一责任不仅属于我们亲爱的眷属，我们自己也要承担起这项责任”（注：萨利·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12页。）。这一声明在美国妇女史上具有空前的政治意义，它表明，妇女们不仅把支持公益事业当做自己的责任，而且要求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也就是说北美妇女不再把自己当作纯粹关心个人私事的人，而当做政治活动的参与者。这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是无先例可循的，因而也可以说是北美妇女政治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妇女在反英的宣传鼓动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罗得岛、马里兰、弗吉尼亚及南卡罗来纳，妇女拥有的报纸和其他爱国的报纸一样走在了前列，为激进的革命宣传提供了阵地（注：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史新论》(New Viewpoint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35年，第131页。）。妇女本身也纷纷向报刊投稿以表述其爱国激情，例如，宾夕法尼亚的安妮·斯托克顿发表了一系列礼赞自由的诗篇，马萨诸塞的黑人女诗人菲利斯·惠特利成为革命事业的重要代言人之一，她早在1772年就开始为革命作辩护，创作了不少歌颂革命的诗篇，影响颇大。不过，美国革命事业最杰出的女宣传家当推默西·奥蒂斯·沃伦。她的父亲、哥哥和丈夫都是当时活跃的爱国人士，北美第一个通讯委员会就是于1772年在马萨诸塞普利茅斯她的家中诞生的。早在1774年，沃伦即提出了殖民地完全独立的目标，在她看来，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便是革命。1774年，当英政府宣布有权直接指定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时，沃伦写道：“除了善良公民的鲜血，没有任何东西能重新买到被背信弃义而残暴的联合力量从我们这里不公正夺走的自然权利。”（注：詹姆斯·巴伯等编：《美国政治中的女领袖》(Women Leaders in American Politics)，新泽西，1986年，第18页。）因此，她一直在进行地下活动。沃伦嘲讽英当局的两个剧本匿名刊出之后，流传甚广。她撰写的一系列诗歌和文章同样风行一时，其矛头无不直指英国的殖民政策及其在殖民地的代理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宣传家之一。除了公开发表的作品外，沃伦同华盛顿、杰弗逊、塞缪尔·亚当斯及约翰·亚当斯夫妇等还有大量探讨政治问题的通信。她的见解被约翰·亚当斯看作是反对英王室的有力武器（注：萨利·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11页。）。
关于妇女在独立革命风暴前夕的爱国激情，当时人的一篇报道为我们留下了相当有说服力的证据。1774年9月初，误传英军正在对殖民地居民发起进攻，新英格兰民兵因而聚合在坎布里奇时，据一目击者记载：“妇女拿起武器保卫自由的热情和精神超过了男子。”当他沿通往波士顿的道路经过时，他看到，“在每个房屋里，妇女和孩子都在制造弹药筒，熔铸子弹，做行囊，烤饼干，同时，她们流泪激励其丈夫和儿子为自由而战，（尽管）她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着他们。”（注：玛丽·诺顿：《自由之女》(Liberty's Daughters: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波士顿，1980年，第157页。）妇女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于此可见一斑。
二
当战火在北美大陆燃起之后，妇女们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争取独立的解放事业之中，除了在后方劳作、拥军支前外，不少妇女还直接浴血奋战于疆场，青史昭昭，功不可没。
（一）拥军支前，巩固后方
美国妇女在后方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踊跃送夫送子参战。关于这点历史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感人的记载。例如，马萨诸塞载德哈姆的玛丽·德雷玻，她不仅鼓励其丈夫迅速去为国效劳，还为年仅16岁的儿子捆扎行装，当她把枪交给儿子时，玛丽说尽管他年龄尚小，但国家需要他，他应当为之去战斗。新泽西悉尼·贝里夫人的肺腑之言更是感人至深，她曾告诫她丈夫——华盛顿手下的一名军官说：“记住，悉尼，要尽职，我宁愿听说你战死疆场，也不愿听说你是个懦夫！”（注：亨利·布鲁斯：《美国创建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波士顿，1912年，第86页。）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妇女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始终鞭策着士兵的行动。
第二，承担起原先属于男子的“户外”事务。据美国学者估计，大约有40%的白人爱国成年男子曾在革命军队中服役6个月或更长时间（注：玛丽·诺顿等：《人民与民族》(A People and A Nation: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1986年第2版，第143页。）。当男子奔赴前线或离家为国效命时，妇女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繁重的家内外事务。除操持家务外，她们还得管理农场，经营商店。一个士兵的寡妇回忆说：1776年秋收时，那么多男子都前去参军，在她家里，她和年迈的父亲（他或许是邻里唯一在家的成年男子），还有幼小的孩子不得不去挖土豆，掰玉米。妇女独自理家的经历不仅提高了她们的自信心，而且也改变了男子对她们的评价。例如，新英格兰人蒂莫斯·皮克林告诉他妻子说：“是这场时常并且长久使我们分离的战争教会了我如何尊重你。”（注：玛丽·诺顿：《自由之女》(Liberty's Daughters: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波士顿，1980年，第222页。）约翰·亚当斯对他妻子管理农场的成就亦颇为赞赏。1775年，他写信称赞她说：“亲爱的，你的确很勇敢，你当之无愧是个女英雄。”（注：珍妮特·惠特尼：《艾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波士顿，1947年，第108页。）显然，妇女在家中的劳作对于独立战争的胜利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继续抵制英货，并为爱国军队提供军需品。战争爆发后，妇女的纺织任务更加艰巨了。在南方许多地方，纺织也成为女黑奴的主要工作，连那些从前没有参与抵制活动的妇女也行动起来了。约翰·亚当斯后来回忆说：“的确，难道不是每个家庭变成了一个政治舞台？”（注：琳达·伯克：《共和国的妇女》(Women of the Republic:Intell-ec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1页。）一位费城妇女给她的英国朋友的信便反映了当时爱国妇女的共同心声，她写道：“我将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我以祈祷和祝愿送我唯一的兄弟去参军。……假如我有20个儿子和兄弟，他们都必须去战斗。我已节省了我自己伙食及家庭中一切不必要的开支；自从上一个圣诞节以来我没有喝过茶，自从你们在列克星顿败北后，我也没有买过一顶新帽或一件新衣；我已学会了纺织，这是我从前不曾做过的事，我以此为公众利益贡献我的微薄之力。我明白，我宁肯为自由而捐生，也不愿做奴隶而苟存。我有幸使你相信：这些便是我们所有美国姊妹们的心声。”为满足士兵需要的衣服，“自由之女”们往往相互合作缝衣制袜。例如，在1775年，新英格兰当局要求该地区家庭主妇为志愿军生产13000件过冬的大衣，在冬季尚未到来之前此项任务便完成了。此外，她们还为军队制造枪支、弹药等军需品。
第四，为大陆军筹集捐款。1780年，当美国士兵因查尔斯顿沦陷而士气低落之时，费城妇女挺身而出，建立起规模较大的妇女协会，并开展了全国性的募捐集款运动。这项运动始于1780年6月10日，以《一个美国妇女的意见》之发表为标志。该文是由后来成为妇女协会主席的埃丝特·德·伯蒂·里德起草的。她宣称：美国妇女“为自由而生，不堪忍受一个专制政府的镣铐”，“贞德把同样的这些英国人的祖先赶出了法国，我们也必须把他们赶出这个大陆。”里德夫人还指出，国难当头，“不赞成我们救济军队活动的人，就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因为正是这些军队保卫我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样，她就为妇女闯入政治领域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也体现了妇女反英斗争的高度自觉性。最后，她号召妇女弃绝“徒劳无益的装饰”，把钱捐赠给爱国军队，以此作为“女士们的献礼”（注：霍华德·昆特编：《美国历史上的主要问题》(Major Issues in America History)，霍姆伍德，1978年，第1卷，第211-212页。）。里德夫人的呼吁立即得到费城妇女的欢迎和支持。她们迅速行动起来，把该市划分为10个区，活动者成双成对挨家征募。甚至像富兰克林的女儿萨拉·富兰克林·贝奇、本杰明·拉什夫人等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投身于这种“不合女性身份”的活动，即从邻人、朋友、甚至从陌生人、穷人、仆人那里恳求捐款。效忠派安娜·罗尔曾藐视地写道：“在所有荒唐举止中，女人到处要钱是最荒唐不过的了；她们是那般纠缠不休，以至人们不得不给她们一些东西将她们打发走。”（注：詹姆斯·巴伯等：《美国政治中的女领袖》(Women Leaders in Ame-rican Politics)，新泽西，1986年，第20页。）尽管妇女遭到诸如此类的敌视，但她们仍以此为荣，一个参与者写信告诉她朋友说：“我承认我们把它视为一桩严肃的事业。”“我们把能够从家务中抽出来的每一刻钟都奉献给了公益事业。”欣然忍受“这样一项工作所带来的劳顿和不便。”（注：玛丽·诺顿：《自由之女》(Liberty's Daughters: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1750-1800)，波士顿，1980年，第188页。）到7月初，她们已从1600人那里募集到30多万美元，这个数目颇为可观。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诚如是年6月27日《宾夕法尼亚邮报》所说的：“得悉美国妇女注意到军队的需求，这对敌人来说无疑像蒙受了中风似的打击”，问题并“不在于可能募集到的钱数，而在于此举所体现的爱国之心，这将使我们的事业获得新生，并恢复我们的事态。”本?
明·拉什也对妇女的这种行动称颂倍至，他写道：“美国妇女至少已成为辉煌的美国革命事业的主角，单是她们的主张及其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卓越影响即必将引导我们走向成功和胜利。”（注：萨利·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266页。）就美国妇女而言，这种盛赞是受之无愧的。1780年7月，全国各地报纸都转载了《一个美国妇女的意见》一文，新泽西特灵顿妇女首先给予响应，她们制定了自己的行动方案，并发表了《一个新泽西妇女的意见》，到该月中旬，已筹集到15500美元送交华盛顿。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地的妇女也不甘落后。里德夫人未能完成其开创的事业，因痢疾于9月病逝，妇女协会的领导工作主要由萨拉·贝奇接替，在她的领导下，妇女协会利用募集到的资金制作了2200件衬衣送交华盛顿。1781年1月，华盛顿致函萨拉·贝奇夫人表示了由衷的谢意。他写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你和其他夫人们为部队提供如此美观而有用的赠物，请你相信，这种爱国热情是不会为人忘却的。想到此项赠品为你们亲自制作时，其价值就更大为增加了。”（注：《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81页。）
第五，妇女担负起严惩投机商、打击效忠派及配合民兵作战等重伤。在战前及战时，妇女也积极阻止商人囤积奇居，或贮藏英货。这种事例不胜枚举，艾比盖尔·亚当斯在1778年7月就记录了在波士顿发生的这样一件事：一个商人贮藏了一桶咖啡，他拒绝以每磅低于6先令的价钱卖给当地委员会，100多个妇女乘车来到他的商店，当他拒绝交出钥匙时，其中一个妇女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扔到车上。后来她们打开仓库搬走了咖啡，一群男子在惊奇地观看。另外，妇女也主动站出来保护家乡，随时应付来犯之敌。马萨诸塞格罗顿的妇女，得知英军将至，迅速武装起来，组织了一个民兵组织，并击溃了英军的一个分遣队（注：琳达·德鲍：《建国之母》(Founding Mothers:Women of America in the Revolutionary Era)，波士顿，1975年版，第178页。）。佐治亚人南希·哈特成为革命期间南方名声最大的女英雄。独立战争期间，她居住在佐治亚的布罗德河附近，参加过当地民兵组织的战斗，曾妆扮成男子深入英占区探测情报，而且多次单枪匹马抓获并击毙效忠派间谍。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哈特的事迹广为流传，为了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女英雄，1835年，佐治亚有个县被命名为哈特县，到19世纪60年代，她甚至被尊称为“特级英雄”（注：萨利·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204-205页。）。
（二）不畏艰险，前线奋战
据估计，在独立战争期间，大约有2万名妇女跟随其在大陆军中服役的丈夫或情侣转战各地（注：萨利·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181页。）。这些随军妇女经受了比一般妇女更为艰难的战争磨难，她们和士兵们一样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并担负起大部分烹调、洗涤及护理伤病员的重任。战争初期，士兵们由于不能维持起码的卫生，许多人死于病魔之手，大陆军的“褴褛、赤裸及肮脏”只是随着大批妇女随军转战后才有了改观。在炮火连天的战地，妇女还充当战地医生，有的还协助搬运军需品。这些随军妇女多半是迫于生活折磨而随军的下层妇女，但也不乏像露西·诺克斯（亨利·诺克斯将军之妻）和玛莎·华盛顿这样的上层爱国女性。特别是玛莎·华盛顿在当时被人们视为战时妇女的偶像。她组织随军妇女缝衣制袜，还为伤病员服务。一个目击者曾这样写道：“我有生以来不曾见过一个像华盛顿夫人那样为伤病员从早忙到晚的妇女。”（注：亨利·布鲁斯：《美国创建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波士顿，1912年，第98页。）而且，华盛顿夫人的随军转战及其不辞劳苦的形象也使总司令本人及其部队深受鼓舞（注：爱德华·詹姆斯等编：《美国著名妇女辞典》(Notable American Women,1607-1950)，坎布里奇，1975年，第3卷，第549页。）。也正是在这场为民族生存而战的美国革命中，涌现出像玛格丽特·科宾和德博拉·桑普森·甘尼特这样迄今仍在美国妇孺皆知的巾帼英雄。玛格丽特是一个随军妇女，参加过保卫华盛顿要塞的战斗，当她丈夫约翰·科宾倒下之后，她顶替了他的岗位，并以“惊人的勇敢”顽强作战，后来她自己也光荣负伤，一只手臂致残。科宾夫人被誉为“尽了一个士兵职责的第一个妇女”（注：爱德华·詹姆斯等编：《美国著名妇女辞典》(Notable American Women,1607-1950)，坎布里奇，1975年，第3卷，第385页。）。而“美国的花木兰”——德博拉的事迹则更具传奇色彩：1780年5月，德博拉女扮男妆以罗伯特·舒特莱夫之名正式入伍，成为马塞诸塞第4军团的士兵，转战各地，在一次战斗中，她的腿中了一弹，头部也受了轻伤，她怕自己的性别秘密被发现，于是坚持自敷伤口，并在伤愈之前提前返回部队，但在后来的一次发烧中，终于让医生发现了她的性别，1783年10月，她离开了大陆军。美国《国会议事录》这样载录了她的业绩：“整个美国革命没有留下像她这样的先例，没有妇女表现出像她那样的英雄行为、忠诚及胆略。”（注：萨?
·布思：《76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76)，纽约，1976年版，第269页。）妇女在独立战争中留下的这些光辉业绩，彪炳史册，一直成为美国妇女的骄傲。
三
历史表明，妇女对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她们的爱国主义行动是有一定自觉性的，而这正是她们政治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妇女的爱国行动不但提高了她们的自我意识，有助于女权主义思想的萌芽，而且改变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妇女观。也就是说，美国革命对妇女本身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美国革命对妇女地位和妇女意识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家庭生活中，美国革命对家长制的冲击，加速了妇女及其子女生活的变化；在法律地位方面，有的州修改法律保护寡妇产权，一些州通过离婚法规使离婚合法化，建国后新泽西州还开创了妇女一度亨有选举权的特例；在宗教活动方面，政教分离的结果促进了由教会发起的自愿协会的创立，妇女参加自愿协会对日后美国女权运动的兴起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在教育方面，建国后的女子教育改革是美国妇女赢得的最重大而持久的一个成果。美国革命客观上也为黑人妇女提供了获取自由的机会。
美国妇女政治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妇女开始关心社会事务，大量评议政事。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妇女不再把政治当作是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她们通过报刊、通信、日记和会话来表达自己对政治的兴趣和关心，更为激进的妇女则要求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当妇女评议政事时，她们对自身的地位和角色也有了新的认识。美国革命之风火还锻造出像艾比盖尔·亚当斯和朱迪丝·默里这样的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先驱。可以说，美国的女权主义思想正是滥殇于美国革命时代。
美国革命也促进了美国人妇女观的变化。在独立战争期间及战后不久，美国人第一次就妇女及其适当角色问题展开了大量而公开的讨论，他们赋予妇女的传统角色以崭新的社会意义，并树立起“共和国之母”的偶像。这种新式妇女除了为家庭牺牲自己外，还负责塑造“共和国之子”品德，她们无须直接从政，而以其母性之职维护家庭的美德，从而确保共和国的生存。到18世纪80-90年代，美国舆论界不遗余力地宣扬这种“共和国之母”的形象，并使这一思想深入人心。这表明在新共和国里，妇女的地位提高了，母亲的重要性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承认。美国人对妇女及其母性职责的重新认识，也导致了他们对子女教育的高度重视及战后数十年美国白人女子教育的重大变化。到18世纪末，无论在女子教育理论还是在为女子办学方面，美国都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对美国社会本身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关于美国革命前后妇女地位、女性意识及美国人妇女观的转变，详见胡玉坤：《妇女地位·女性意识·妇女观——关于妇女与美国独立前后社会变迁的探讨》，《世界历史》，199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