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冲突--以边缘化心理为视角_边缘化论文

朝鲜与国际体系的互动冲突——基于边缘化心理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互动论文,视角论文,冲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3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14)04-0044-06

       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因其诉求与声音长期得不到重视与关注，自尊心遭遇挫折，因此对国际体系产生抵触、敌意与愤怒。为获得国际体系的重视与尊重，这些国家大多通过反体系运动的方式向国际社会释放能量。与此同时，为阻止和惩罚它们的边缘化行为，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权威，国际体系及其主导国家联合起来对其进行遏制与孤立，使得互动双方陷入紧张的对峙之中。边缘化国家正是在反体系运动与大国遏制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关于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身份反过来又激发了它们的反体系行为，于是冲突在对抗与缓和的不断转换中周而复始地上演。

       朝鲜半岛因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独特的历史经历，使得朝鲜因坚持发展核力量而产生的一系列地区性安全问题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之一。朝鲜问题直接源自朝鲜公然寻求获得核能力，以此补偿其因为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后援供给消失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劣势。[1]311冷战结束以来，朝鲜与国际社会互动各方围绕着拥核与无核化、制裁与突破不断在对抗与缓和两者之间进行转换。本文在借鉴边缘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家的边缘化心理内涵进行界定，阐述朝鲜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大转型过程中，如何建构了自我的边缘化心理身份，同时这一身份认知又如何激发了朝鲜的反体系行为，引发了半岛的安全危机。

       一、关于边缘化心理的主要观点

       “边缘化”(Marginality)概念由美国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阐述的是处于某个社会文化边缘上的人所经受的一种心理上的失落感。本文所界定的边缘化心理概念，指的是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全球化的互动与交往过程中，因所处历史状态与现实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权力差异，互动双方相对权势与影响力的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边缘行为体在安全与话语权方面的缺失，使得边缘化过程中的行为体产生的一种心理焦虑、恐惧与不安。这种心理认知的累积与建构，将有力地改变并塑造边缘化行为体与体系中心行为体等互动各方的身份与利益，进而影响到互动各方的行为方式，引发国际社会的暴力与冲突。因此，在这一概念的界定中，所涉及国家互动中的边缘化身份与利益建构，借鉴了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假设。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正因为如此，身份和利益总是处于某种进程之中。[2]34

       第一，边缘化心理认知是国际政治中冲突、对抗与不合作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由于边缘化行为体的诉求长期得不到体系足够的关注、重视与满足，自尊心遭受极大摧残，从而使互动过程中边缘行为体对体系的抵触、敌意与愤怒等心理情绪得以建构。这一心理的建构，意味着将他者再现为敌人，视彼此为威胁。而国家到底是不是相互威胁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关键，因为一旦敌意逻辑得以激活，国家的行为方式就会使它们成为相互生存的威胁。[2]259这就使得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难以产生，而猜疑与冲突则成为常态。

       第二，因边缘化的历史体验所积蓄的长久而强烈的改变，所导致的边缘与中心之间权力与话语权的不对称企图受到持续的打压与挫折，激发了边缘行为体的受害者心理认知与“自我意识”，导致边缘与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困难重重。

       第三，边缘化心理认知一旦建构，将成为行为体处理国际关系的路径依赖。这导致边缘国家与体系互动博弈的思维与行为模式较为稳定，新的互动路径和思维难以进行，而正是这一交流互动模式引发了周而复始的冲突与安全困境，使得改善关系进而达到良性互动不可能真正实现。

       第四，反体系运动是边缘行为体与国际体系沟通的主要方式，遏制与孤立则成为中心行为体与国际体系应对边缘化行为体的主要手段，而正是这种互动方式的不断实践极大地造就了互动双方的安全困境。

      

       表1为朝鲜与美国及国际体系的互动图表，展示了朝鲜的反体系运动与美国的遏制孤立政策互动所构建的朝鲜边缘化心理身份，而这一边缘化心理身份反过来又促使朝鲜持续发起国家反体系运动，并进而激发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遏制与孤立。这种“危机沟通”方式长时间地不断上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动双方认知与处理问题的路径意识，使得合作与关系的真正改善难以达成，从而导致朝鲜半岛冲突不断。表1中提出的两种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互动逻辑，其前提是朝鲜不因内部问题而导致国家崩溃和内乱。良性互动诱发互惠行为，双方的安全感不断增加，使得朝鲜半岛迎来和平与稳定，而恶性互动则造就冲突，最终导致局势失控与战争爆发。

       二、引发朝鲜边缘化心理认知的因素

       朝鲜的边缘化心理从个体微观角度分析，表现为自尊、敌意、恐惧与不安等心理情绪的建构，由此引发朝鲜半岛冲突。而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的因素则是在宏观层次上造就这一冲突的原因，同时也是诱发微观层次意义上的心理认知的动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苏联内部崩溃导致的两极格局瓦解，朝鲜外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在国家层次上，朝鲜的国内政绩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两大支柱的转变，从而建构了微观层次上的心理身份。但苏联解体引发国际体系的特征转变——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实力与协调的失衡，无疑是最具根本性的。

       (一)国际体系层次上的因素

       首先，社会主义阵营这一区域国际体系不复存在，使得朝鲜的国际活动空间急剧萎缩。与此同时，朝鲜在半岛上的对手韩国却得到更多国家承认。20世纪90年代早期，朝鲜传统的经济援助国——苏联和中国终止了自冷战以来对朝鲜的慷慨援助，转而要求朝鲜以世界市场价格为援助支付硬通货。中国对于韩国的外交承认、双方贸易联系的扩大，引起了平壤极大的焦虑。[1]312其次，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地缘政治合作伙伴中国等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是倒向美国及西方世界，就是积极融入这一国际体系来赢取自身的发展机会，而朝鲜在“第三波民主化时期”逆潮流而动，显得更加孤立。最后，朝鲜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国家实力并未增长，而第三世界国家及朝鲜的周边邻国韩国、中国、日本在冷战结束前后普遍经历了经济的高增长时期，国力较冷战初期已有显著提升。经济发展领域的巨大落差，令朝鲜再一次陷入到被边缘化的恐惧与极度不安之中。

       (二)国内层次因素

       正是基于朝鲜国内发展的停滞不前与在国际体系中的孤立引发的朝鲜国际地位变化，使得冷战期间朝鲜国内赖以稳固的两大支柱，在冷战结束前后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一转变随后成为朝鲜对其自我边缘化身份认知的基础。

       1.冷战期间，朝鲜对内所构建的政绩合法性基础削弱。苏联解体后，朝鲜国内经济急剧恶化，民众生活艰难，长期依靠国外援助和国际人道主义救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政府的政绩合法性。朝鲜始终拒绝按照中国模式进行经济改革，反而强调在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给予军事政策优先权的新政策的高度重要性。[3]

       2.朝鲜在建国后的很长时间内，对内通过“主体思想”理论的构建，使得其国内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得以稳固，并在国内外赢得一定的声誉和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最低潮，而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从封闭思想体系的特征不断被削弱这一角度来理解，当今社会的现代化意味着一种非神话化及世俗化。[4]因此，朝鲜的意识形态必然遭遇外部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朝鲜周边最为重要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和中国早在冷战结束前就开启了大规模的国内改革(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进变革)，并积极参与融入国际体系，这在意识形态领域给朝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如此情势下，朝鲜并没有选择改革之路，而是坚持并加强“先军政治”理论的构建与实践，这一行为使得朝鲜在国际社会陷入极其孤立与被动之中，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来自国外的极大挑战。

       三、朝鲜的边缘化身份建构

       苏联解体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以及维系朝鲜得以相对稳定的两大支柱所出现的巨大转变，奠定了朝鲜自我边缘化身份的认知基础。在与国际体系的长期互动过程中，这一边缘化心理身份在以下因素的刺激下得以建构，继而又对互动双方的冲突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自我实现”

       朝鲜对自我身份、地位的边缘化认知来源于同国际体系中心行为体互动与实践的“自我实现”。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启的美国和朝鲜之间的敌对文化的形成，确立了他们在给定情景中的身份和利益。视他国为对手或敌人是国际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心理过程，一旦被贴上“敌人”标签，对手便具有了某种特征，并对国家领导人的认知和行为产生大的影响。[5]243而反过来，他们的行为方式又向他者证实了他们的确是威胁，这样就再造了敌对的文化。

       温特认为，这种文化即社会共有知识，它使互动在时间上具有相对的可预测性，互动双方的“预言”就会得以实现。[2]178～182边缘化的心理认知在互动过程中常常因边缘化行为体的弱势与急迫心理而被扭曲，相比超级大国美国，朝鲜作为弱势一方，由于其历史的实践与互动而预设的敌对与防备心理，无论美国对朝鲜的意图与动机出现何种改变，或者其行为无论真实意愿如何，都将被朝鲜解读为其所认知的意图目标。

       朝鲜作为边缘化行为体在其心理危机与压迫的暗示下，对体系中出现的敌对国家间结盟与合作都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报以深深的疑虑，这种猜忌与自我暗示不断重塑和加深朝鲜关于自我被边缘化的心理认知。这种认知常常将当前的威胁放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歪曲。这种敌对文化逻辑使得边缘行为体与体系的互动心理过程，充满了对真实信息认知的扭曲，这一心理过程是“防御机制”。该机制就是使行为体免受可能使其感到不舒服或焦虑的事务的干扰，并将这一情感和愿望投射到别国身上。于是，发现被视为敌人的那些国家也开始以敌意的方式行事，然后，双方以敌视还敌视，这就意味着“冲突螺旋”的形成。[5]243～244朝鲜自我创设的环境既来自于朝鲜国内需要，又来源于其对外界的虚拟构建，但力量之大，使得“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朝鲜对自我身份及局势的判断中起到了极大作用。而当沟通与谈判无法逐渐削减或消除这一心理认知时，对立与抵触心理会明显加剧，朝鲜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将难以展开，冲突与安全困境将频现于体系内，朝核危机的反复出现正是基于此。

       (二)真实信息与有效参与的缺失

       朝鲜在与国际体系互动中双方信息与交流的缺失引发了彼此的不信任与不安全感，从而加剧了朝鲜的边缘化身份认知。罗伯特·杰维斯认为，对手之间不仅缺乏盟友之间复杂而多样化的信息沟通渠道，而且特别容易将对方视为高度团结一致的行为体，因为即使对方的行为不像精心预谋的那样，也可以用试图欺诈的理由加以解释。如果人们有着一种保守的假定，即对方会使用极端狡猾和有效的方法来实施其敌对政策，并且，如果人们希望根据这样的假定来采取行动，那么这样的假定就会加强将对方视为高度团结和具有欺诈性的行为体的认知取向。[6]这一部分原因是由信息交流匮乏导致的认知取向，在冲突的情况下更易出现。

       当前，朝鲜与国际社会之间在朝核等问题上并没有建立有效的长期交流机制或组织，朝核六方会谈作为仅有的非正式谈判机制，也因朝鲜的经常性抵制而中断，互动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成本大大增加，关于彼此之间的信息与意图认知极为不充分。国际机制不仅能够使政府间谈判拟定协议的成本更加低廉，而且达成协议也会变得更加方便。同时该机制也为其成员国提供相对充分的信息，减少达成协议过程中的风险。这些信息可能包括成员国对一种特定形势的内部评价、意图和态度、偏好的强度等。[7]朝鲜和国际社会在交流机制方面的缺失使得双方交流和有效参与的强度极为微弱。在朝鲜长期隔绝于主流国际社会的影响下，边缘行为体与国际体系的有效沟通极度稀缺，使得对立的双方对彼此意图与行为方式的认知出现误判，而当“危机沟通”成为互动双方最主要的交流方式时，这种交流的稀缺也使双方关于彼此的真实信息严重不足，对方的行为将被轻而易举地视为一个具有整体利益观念的统一行为体处心积虑的行为，从而引起双方与日俱增的不安、猜忌与恐惧。

       同时，也由于对对方内部的利益冲突估计不足，所以试图影响对方政策的努力也会不足。对手之间在对话与缓和的选择上缺少关注和耐心，而冲突与敌意将在彼此间的行为与认知的不断印证中逐渐加剧。在朝鲜一方，相对于强大的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其作为边缘行为体被主流国际社会所隔绝与孤立，导致对他者的意图认知因信息缺失而无法判断。朝鲜本能的抵触与恐惧也随之而来，对自我边缘化的体验更加深刻。在美国等西方国际主流社会一方，虽然作为国际体系的中心体对朝鲜拥有极大的权力优势，相比朝鲜等弱国，这些强国享有更大的安全余地，并对于进行何种博弈游戏以及如何进行更具有发言权[8]，但由于朝鲜的极度封闭、高度集权与对外交流的缺失，使得朝鲜至今仍是当今世界最为神秘的国度，导致外界对朝鲜的信息与意图认知困难重重。与此同时，朝鲜对当前的国际法及国际规则与精神等并不认同，再加之其秘密发展核力量等行为，使得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恐惧与担忧从未中断。

       (三)国家反体系运动

       “反体系运动”由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9]239，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内最早出现的反体系运动发生在19世纪，这些运动的基础是在这一体系中被压迫集团的利益。这些运动为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改造这个体系，使它更民主些，更平等些，它们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9]93

       朝鲜自我被边缘化的心理认知与其所发起的国家反体系运动相互建构，使得朝鲜的自我边缘化心理身份得以稳固，导致冲突难以避免。面对苏联的解体，在国内外的严峻局势下，作为边缘化行为体的朝鲜通过重拾历史上反体系运动的成功经验，来应对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诉求。朝鲜在与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互动过程中，由于安全的匮乏，促使朝鲜不断地通过用武器换外汇、优先发展军事力量等方式来增进自身的权力，以克服边缘化带来的惶恐与不安，这其中尤以发展核武器逐渐成为朝鲜最坚定的目标。因为核力量可以提高这些国家的地区力量，并增加大国对其进行地区性干涉的潜在成本。[10]

       朝鲜通过推进弹道导弹和核试验，多次违背联合国决议，以及发起战争边缘政策等反体系行为方式向国际体系释放能量，不但成功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震动与重视，增强了与国际体系谈判互动的筹码，还借此向国内民众宣示国威和技术成就，稳固了执政党的统治地位。此外，朝鲜通过在反体系运动中塑造敌人的方式，不但大规模成功调动民众的狂热激情，转移和缓解国内矛盾，同时还给外界造成一定的压力，以争取谈判中更多的有利因素。

       而随着反体系运动的深入实践，朝鲜不断地加剧了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首先，朝鲜在发起反体系运动的过程中与国际社会的期望越来越远，并承受来自国际体系的持续压力，稍有不慎，将为自身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其次，朝鲜以发展核力量为主的反体系运动在得到国内民众狂热支持的同时，也给朝鲜国内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伤害了国内正常的经济发展与秩序，不利于稳定本已脆弱不堪的经济形势。再次，对朝鲜而言，其反体系运动行为本身不是目的。就目前来说，它的根本目标并不是重塑与改造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借助这一运动来迫使外界对其做出让步，以实现其国内形势好转并获得来自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但朝鲜在发展核力量及国际武器贩卖等问题上的坚定与一意孤行已触动国际社会底线，很难获得外界谅解与妥协，反体系运动的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此外，朝鲜发起的反体系运动作为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的一种政治手段，现今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信息化与民主化日益加速，使得国际体系内的国家反体系运动急剧减少。作为19世纪以来体系边缘化国家斗争的手段，以国家和民族为主体的反体系运动在赢得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其战略目标的顶峰。①冷战结束前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扩张，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国际社会基本共识，绝大多数国家选择加入到国际体系内而非以暴力或不合作的方式来抵制和反对现有国际体系，这使得以国家或民族为活动主体的反体系运动急剧减少。这一形势的巨大转变反映在国际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反体系运动与安全问题议题减少，而非传统安全与发展议题等问题则日益突出，国家反体系运动的民意基础与国际支持力量都大为削弱。

       因为传统的反体系运动不但无法有效地与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作战，同时在其已经控制了的业已创造的“直接”国家结构上又缺乏生活质量，使得反体系运动实质上已经成为“问题的部分”。[11]反体系运动逐渐成为新社会运动和各种反全球化运动等组织，以及国际恐怖与分离主义组织等极端势力向国际体系释放能量的有效手段。跨国运动，尤其是宗教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现在已经成为自主挑战国家的政治力量。这些极端主义运动是反世俗和反现代的。[12]自此，反体系运动因为与非国家行为体、不负责任、暴力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出现了巨大的合法性危机。

       当前，朝鲜发起的国家反体系运动合法性大为削弱，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与反对。特别是随着东北亚地区经济与社会开放的进一步扩展，朝鲜为改善不利地位而发起的战争边缘政策等反体系行为也变得日益孤立。为应对朝鲜的反体系运动引发的地区安全问题，以美国为主导的互动另一方，则联合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与国际舆论压力，同时以联合军演的方式加以威慑。安全困境随之出现，令朝鲜的国际处境更趋恶化，其边缘化心理身份在双方的这种多次互动博弈中得以建构。

       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在冷战后的20多年里并未取得任何突破性成就，却在事实上使朝鲜在拥有核武器的目标上迈得更近，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朝鲜和美国之间的互动已陷入了恶性循环。苏联解体导致朝鲜半岛的均势遭到破坏后，在自由主义管理不安全的路径(包括集体安全、军备控制与裁军)极难实现的情况下，威慑成为朝鲜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相互之间应对不安全的逻辑。但只要互动双方都能实现两种政策，即遏制、突破与妥协、缓和之间的相对平衡，那么双方之间目前的现状将得以长期保持，安全困境也将在长时间内不断上演，并保持一定的张力。

       收稿日期：2014-09-24；收修改稿日期：2014-10-29

       注释：

       ①20世纪60年代是殖民体系彻底瓦解的一个黄金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展开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斗争，摆脱了旧式殖民国家赤裸裸的被剥削地位。同时，这些国家在获得主权独立和实现国家稳定的情形下，开始转向融入当前国际体系，并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开启实现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从而，使得国际体系内大规模的反体系运动急剧减少。中国学者时殷弘将以国家或民族为主体的反体系运动时期称为非西方世界的学习和“造反”阶段，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就了人类政治史上首屈一指的变更，即现代民族国家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对西方造反”的大规模运动基本结束，非西方民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仍然继续，这一继续的对外表现就是加入西方所创立和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与秩序之中。参见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第308～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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