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物价变化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战后论文,物价论文,化与论文,过程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是一个人口密集、国土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从二战后战败国的废墟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经济发展成就被称为“经济奇迹”。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中，一直贯穿着稳定增长和高速增长两种发展思想的斗争。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稳定物价特别是稳定批发物价始终被做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加以贯彻，从而最终体现出一条稳定发展的轨迹。由于日本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有着明确的阶段性，在论述中，采取时序性分阶段论述的方法。
一、在第一阶段——复兴时期，恶性的通货膨胀主要由物资严重短缺、货币的滥发造成
1945年日本战败时，其国内经济凑前混乱和瘫痪的状况，物资极度匮乏。到1945年底，日本政府嘱士兵复员津贴和军需企业的战时补贴等临时军费和占领军费用388亿日元， 而这笔巨额的财政赤字是由中央银行认购国债填补的。1945年末，日本银行货币发行余额达到 554亿日元，是1944年的3.1倍。为增加生产扩大供给，消除通货膨胀， 发展经济，做为向重点生产资料部门投放贷款以支持其提高生产能力的复兴金融公库于1947年初设立，以求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以此带动消费资料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实行重点生产的确使战后的日本经济开始复兴。1947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为5%，1948 年增长率为17.5%。但复兴金融公库为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由中央银行认购，其它民间银行的贷款业务也依靠中央银行贷款的做法直接导致货币发行继续猛增。1947年末，货币发行余额为2191亿日元，1948年末货币发行额为3552亿日元，分别是上一年的2.35倍和1.62倍，使来自货币供应方面的通货膨胀压力加剧。在1946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367.6%的基础上，1947年和1948年又分别上涨了192.7%和166.7%，消费物价上涨幅度在1947年和1948年分别达到了115.6%和74.5%。 治理或缓解通货膨胀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日本国内存在着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举稳定论”和“中间稳定论”的争论，亦即“软着陆”和“硬着陆”的道路选择问题。
1949年2月， 美国底特律银行总裁道奇被杜鲁门总统指定全权实施日本安定计划，“道奇路线”的实施是日本经济的一个转折，从而走上了一举稳定的道路。“道奇路线”的核心是编制超平衡财政预算，在该预算指导下1949年综合预算收支盈余为1.567亿日元， 盈余做为偿还复兴金融公库债等债务的财源；减少价格调整补贴，同时停止复兴金融公库贷款；制定日元固定汇率制度，1美元兑换360日元。道奇认为复兴公库债和其它“隐匿公债”和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而广泛适用的价格补助金制度不仅是架空的、不自然的价格关系的产物，而且其代价要比实际数字表示的高得多。由于“道奇路线”的实施，通货膨胀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公定价格与黑市价格的差距缩小，工资趋于稳定，物价与工资的恶性循环上涨逐渐消除，1949年批发物价上涨率从1948年的166.9 %下降到63.1%，1950年进一步下降到18.2%，消费者物价上涨率也从1948年的74.5%下降为1949年的25.4%。
道奇路线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日本很快结束了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日本重返世界市场，出口有了很大增加，到1949年出口就比上年增加了一倍；恢复了自由经济，减少或取消了价格调整补贴，企业的合理化和生产率的提高都很显著。
二、第二阶段1950—1972年，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物价基本稳定
进入5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起步阶段。日本在产业政策上采取“贸易主义”以实现经济自立。采取贸易主义的最大障碍是日本产业的成本过高。为了消除特需景气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加强产品竞争力，日本政府着重从政策上促进企业合理化。1952年3 月实施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对重要产业的设备实行第一年度折旧50%，减免固定资产税以及对生产特别重要产品的新增能力实行三年免征所得税等促进民间设备投资的措施。同时，日本输出入银行（1950年）、日本开发银行（1951年）、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等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相继得到建立和完善。并在1962年制定了“长期信用银行法”，以满足企业日益增长的合理化投资需求。1952、1953年的民间企业投资大幅度增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51年增长12.0%以后，仍保持了11.7%和7.7 %的增长速度。使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景气持续了下来。由于进口的大幅度增长和国内供给能力的显著增强，保持了物价的基本稳定。批发物价1952—1953年分别比上年上涨2.0%和6.7%。然而，由于1953年农业欠收的影响，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了财政、金融紧缩政策以求国际收支平衡。1954年，民间企业实际投资比上年下降6.75%，进口大幅度减少，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降至2.8%，批发物 价上涨为—0.7%。
1955—1959年是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物价稳定的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8.4%，批发物价指数保持基本稳定， 消费物价指数年平均上涨0.54%。这段时间日本经历了两次景气上升和一次景气下降。但由于调控得当，末出现景气过热或经济萧条的情况。 1955 —1956年夏季，是日本的数量景气时期，1955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了10%而且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出现了上亿美元的顺差。这一年取得理想的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很独特的。1953年秋，为平衡国际收支逆差制定了紧缩政策，编制了一万亿日元的紧缩预算，压缩了财政投资贷款，1954年日银券发行额增长率为－1.2%，扩大了高利率的适用范围， 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紧缩政策，经济处于紧缩状态。而这时正值资本主义各国出现世界性繁荣，导致对日本出口产品国际需求旺盛。紧缩性的财政金融政策（通货紧缩因素）和民间旺盛的产业合理化投资（通货膨胀因素）两个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取得了很好的综合效果，带来了1955年日本出口的扩大和物价的稳定。1955—1957年是被称为“神武景气”的时期。它的出现以技术革新为背景，技术革新带来了企业设备投资的急剧增加。在这段时期，由于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对景气回升采取了乐观态度，1957年转而编制积极财政预算，编制减税一千亿日元和增加一千亿日元支出的膨胀性财政预算。而从1954年实行紧缩政策以来，一般会计预算连续三年一直都保持在一万亿日元的规模。实行膨胀性财政政策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把高速增长的成果还原到民间以刺激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试图通过膨胀性财政，利用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采取这一政策的时机选择在景气高峰，时机选择是错误的。结果是为景气过热火上浇油，反而缩短了经济繁荣的寿命。景气过热引起了物价上涨。当年批发物价和零售物价上涨了3%，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也出现了逆差，1957 年度外汇储备减至接近5亿美元的最低限。对此，日本银行及时采取了措施。 分别于1957年三月、五月两次提高贴现率共11个百分点，使商业银行贷款逐步减少，货币供应增长减缓，物价开始下降。紧缩性金融政策使景气下降延续到1958年上半年。鉴于景气下降情况，日本银行又于1958 年6月、9月，1959年2月相继三次降低贴现率，采取了松动的金融政策。随着商业银行利率的降低，1958年末景气转向复苏。
在摆脱了1958年的景气下降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两位数增长达三年之久的“岩户景气”时期。“岩户景气”的主导仍是企业的设备投资。期间，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并公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旨在于通过投资建立以高加工工业为核心的重化学工业出口体制，增强供给能力，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年日本政府还提出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借此克服原来管理制度的效率低下和不合理性。以求面向国际，更有效地利用经济资源和重视企业的自主创造和责任。1959年至1961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增长11.2%、12.5%和13.5%。由于受追求高速增长的理论影响，日本银行在景气已经处于上升时期的1961年初又调低贴现率，放松了银根，于是景气出现了过热的现象，经常收支开始出现逆差，消费物价呈现上涨趋势，消费物价上涨达5%。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银行加强了窗口指导，并在1961年第三季度两次提高贴现率，第四季度又采取了加强存款准备金制度等措施。这次金融紧缩的效果受企业强烈的投资冲动和前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直到1962年春才奏效。1962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6.4%， 批发物价上涨—1.7%，消费物价上涨6.8%，紧缩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加快市场化进程，恢复景气，1962年10月日本银行开始实施“新金融调节方式”。受新金融调节方式和“低利息革命论”的影响，官定贴现率降低了四次，1962年银行贷款增加17%，1963年又增加了27%。1962年10月全国银行的约定平均利率为8.24%，1964年2月降低到 7.76%。1963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35%。1963年以前，马歇尔的K 值（货币供应余额／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为27%，而1963年一举提高到32%。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增加使批发物价比上年上涨1.8%， 消费物价上涨7.6%，经常收支再度恶化。为稳定物价，平衡国际收支， 日本银行再次采取强硬的金融紧缩措施。1964年中期，日本经济开始降温，物价恢复平稳，批发物价比上年上升仅0.2%。1963 年的景气高涨仅持续了24个月，景气下降一直持续到1965年，并出现了股市下跌、企业倒闭等比较严重的萧条情况。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在采取放松信贷政策的同时，日本财政在1966年发行了特例公债。1966年编制了大型积极预算，并由此带动了60年代后期的超高速增长，景气一直持续到1970年夏季，这是日本战后最长的一次景气。1965年—1970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4%，消费物价年平均上涨5.48%，批发物价平均上涨2.16%。在60年代后期，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控制在16.4%，马歇尔的K值是下降的。在财政方面，1967—1968年间， 采取了逐步减少国债的方针。这种立足于“稳定增长论”的慎重的财政金融管理，在民间设备投资需求旺盛的前提下，反而发挥了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作用。60年代以后，日本物价变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批发物价的相对稳定和消费物价的持续上升，这两类物价在同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背离，直接原因可解释为是因各自指数构成的品种不同而引起的。批发物价的构成是以大企业产品为中心，以生产资料价格为主，不包括服务业，消费品在其中占比重22%；而消费物价中消费品所占比重为50%，一般服务和公共费用比重达23.8%和18.8%。这种两种价格指数背离的现象从经济结构的角度解释这两种物价指数之间的背离，其原因都可由生产率差别通货膨胀理论加以解释。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批发物价持续稳定还由于汇率的稳定和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稳定。两种物价指数背离的现象一直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至70年代中期，消费物价增幅一直控制在8%以内，可以说没有影响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三、1973—1980年是日本的“狂乱物价时期”，其原因有石油危机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由于总需求扩张政策导致的。
在保持了近二十年物价基本稳定之后，1972年下半年开始，长期一直保持稳定的批发物价指数开始急剧上升，而且超过了同期的消费物价上涨率。1973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15.9%，1974年进一步大幅度上涨，高达31.3%。与此同时，消费物价也出现了两位数的上涨率。1973、1974年分别比上年上涨了11.7%和24.5%。 日本“狂乱物价”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由于政策失误造成供求关系激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进口商品的价格暴涨造成的成本推进。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1971年美国由于通货膨胀和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尼克松总统发表了新经济政策，宣布（1）停止黄金与美元的兑换；（ 2）开征进口税（10%）；（3）冻结国内物价和工资。同时要求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货币升值。值此金融体系大变革的前夕，欧洲各国都暂时关闭了外汇市场，直至浮动汇率确定之后才又重新开放。唯有日本逆潮流而动，独家开放外汇市场。以360 日元兑一美元的汇价买进美元以保持日元在低价稳定，在短期内买进约100亿美元， 造成货币供应量大增。同时，日本政府为在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减少国际收支顺差，确定了由（1）进口自由化、（2）降低关税、（3 ）取消非关税壁垒、（4）促进经济合作等八项内容构成的综合对外经济政策。其核 心为通过扩大总需求，增加财政投资贷款，力图改变面向出口和设备投资的资源分配方向。并通过扩大总需求，增加财政投资贷款，力图改变面向出口和设备投资的资源分配方向。并通过扩大公共开支的办法来推动社会福利建设， 通过扩大内需、 鼓励进口来实现国内外综合平衡。在1971年至1972年6月一年半的时间里，日本银行五次调低贴现率， 并解除了对金融机构实行的贷款临时数额限制。 金融环境的空前宽松， 使70年代初期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年率达到21.9%，比60 年代末期16.6%高出5.3个百分点，马歇尔的K值迅速上升。
70年代初期的最终需求增长超过了实际经济增长，实际经济增长明显放慢，GNP增长率从69年的11.8%下降到71年的7.8%。70年代以前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供给与需求同时增加，而且保持了动态平衡的情况下实现的。但在70年代以后，伴随持续的需求扩张，供给弹性已经降低，不能适应需求的增长。瓶颈部门在成为物价上涨起点的同时，不断通过波及效应向其它部门传递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物价上涨的另一原因是工资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形成了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上涨。在70年代以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日本的工资提高基本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工资的成本上升因素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吸纳。但在进入70年代后，工资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两者关系发生了逆转。在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劳动生产率又难以将其吸纳的情况下，成本上升因素势必要向物价转移，从而形成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兴起所导致的世界性通货膨胀进口对日本物价上涨的作用。如1973年度进口商品物价上涨33 %， 1973年秋的石油危机导致石油价格提高了一倍，甚至一度达到四倍。据日本经济企划厅分析，1973年批发物价的上涨约有60%是由于石油以及其它初级产品进口价格上涨导致的。石油危机是不是不可免地将造成物价飞涨呢？在石油价格上涨的成本压力下，国内物价有所上涨是必然的。但“狂乱物价”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田中内阁错误政策导致的需求膨胀造成的。面临同一石油危机时的德国，1973和1974年德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仅为6%—7%。这归功于联邦德国一直注重执行适度增长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联邦德国流通中的货币量一直稳定在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5%—6%的水平上。即使在石油危机时，其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仍保持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能够有效地运用其货币政策工具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另外，当时的联邦德国一直重视财政收支平衡。正因为没有财政赤字负担，德国才有条件在1974—1975年石油危机之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经济恢复和增长。
受狂乱物价的影响，1974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出现了战后第一次负增长。为治理“狂乱物价”，面对价格暴涨和经济混乱的状况，日本开始采取紧缩性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国内外的严峻经济形势下，1975年工会对提高工资增长幅度采取了克制态度，在1974年消费物价上涨24.5%的情况下，工资增长率却从上年的27.7%降为11.7%。体现了日本传统的官僚体制下的服从精神。由于紧缩性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的作用，景气衰退、进口减少，同时在工资成本下降的因素作用下，1975年3月消费物价比去年同期的上涨幅度降至15%，到1976年3月，进一步降至10%以下。
作为抑制“狂乱物价”的代价。直至1975年，日本的经济增长近于停滞，完全失业人口超过100万。作为对政策失误的深刻反省， 福田政府决心采取稳定增长和稳定物价的发展政策，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6%。而针对国际上对日本顺差过大、内需不足的批评，口头上承诺7 %的增长率。1975年至1979年，在稳定增长的方针指导下，消费物价上涨幅度逐年下降，到1979年降至3.8%。批发物价上涨幅度在1977年下降 至1.9%的基础上，1978年进一步下降为—2.5%。
1978年底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日元由升值转为贬值，批发物价受石油价格影响迅速反弹，从1978年的—2.5%升至7.3%， 1980 年涨至17.8%。消费物价也随之上升，在1980年升至8%。 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日本政府及时采取了紧缩政策，物价回落迅速。1981年批发物价上涨率陡降为1.3%，消费物价降为4%。与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比较，这次物价冲击的幅度和持续时间都远远低于上一次。主要有以下原因：（1）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1980年货币发行增长率由1979年的7.7 %大幅度降至1.5%，M1的增长率由3%降至—2%，压缩了总需求， 没有形成超额货币供给。（2）第二次石油危机到来之前日本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不存在前一次景气过热、供求紧张的状况。（3）工资成本上升缓 慢。（4）人们通货膨胀预期较低。
四、1981年以后的物价超稳定时期
经过近三年的调整，日本的景气逐渐恢复，实际经济增长率从80年的3%提高到5%的水平。1984、198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5.1%、4.5%，1986年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到2.7%，但在1987 年以后又保持到5%以上，1987、1988、1989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5.4%、5.3%、5.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无论是批发物价、 还是消费物价都呈现出非常稳定的状态，是日本战后景气上升期中最为稳定的一段时期。这一阶段中保持物价超稳定的主要原因有：（1 ）日元大幅升值。日元升值刺激进口，大量进口缓解了国内因供求矛盾导致的物价上涨压力，同时外国进口品的价格竞争抑制了国内制成品价格上涨。（2） 经济稳定增长，没有发生景气过热。（3 ）工资物价相对关系比较稳定。（4）世界市场初级产品价格趋于下降。（5）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有中速增长的预期，供求关系缓和。
在这一物价超稳定时期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即一方面是物价的超稳定，另一方面是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日本银行自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特别重视货币供应量的控制，以此做为调控经济和保持物价稳定的主要手段。但是在进入八十年代中期和后期，日本的货币供应与物价变动的一般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货币供应增长率不断上升并一度达到两位数，但物价依然稳定。如，1985年9月以来， 日本银行四次降低贴现率，并于1987年2月再次将贴现率降低至2.5%，使其成为战后日本中央银行贴现率的最低水平。随着贴现率的下调，货币供应量逐年上升，1987 年货币供应增长率达到两位数， 而同期的物价水平保持稳定。1987年消费物价上涨为0.5%，批发物价上涨在1986年—9.4%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二个百分点。另外，日本银行从1989年至1990年，又5 次提高贴现率，从2.5%逐步升至6%的高位，但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未见降低。同时物价水平仍保持相当稳定的状态，1989年和1990年的批发物价和消费物价上涨都在3%以内。
值得注意的是，不应该从以上现象得出在日本货币供应增长率和物价变动之间不再存在联系的结论。应该注意到，在日本实体经济，即商品和劳务的价格保持稳定的同时，象征经济，即金融资产的价格则大幅上涨。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
日本银行客座研究员理查德·沃纳（Richard Werner）通过他的研究发现，在整个8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中，为实体经济发放的信贷总额与消费物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联系，而为象征经济发放的贷款，则可以为地产、股票价格的上涨做出解释。可见货币供应和物价之间的联系并没有中断。
五、日本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政策的几个特点
1.把稳定物价做为首要的政策目标。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稍弱的，但日本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在保持物价稳定问题上是非常一致的，相互协调的非常好。
2.重视批发物价指数的变动据以确定金融政策的调整方向。与消费物价相比，日本银行更重视批发物价的稳定。这种政策倾向的形成主要是基于“生产率差别理论”，即构成批发物价的主要品目是大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效率提高显著。相反，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品目主要是一次产业产品和服务，生产效率很难显著提高。因此，在就业充分、工资成本上升较快的情况下，由于两者生产率上升率的差距，就造成了批发物价指数与消费物价指数的背离。根据这两种价格指数结构上的特点，日本银行对消费物价的上涨给予一定程度的容忍，而以批发物价指数做为衡量经济景气状况的指标。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准确、有效的。
3.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对物价的稳定作用巨大。日本银行把利率作为调整供需和景气波动的政策工具之一经常使用，代表日本银行利率政策的中央银行贴现率有时一年之内变动三、四次。但是这并不排斥日本在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个一贯的、基本的低利率政策。即将利率水平控制在资金供求平衡点之下。日本学术界通常称之为“人为的低利率政策”。这一政策在日本的物价稳定机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主要有：
（1）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锁定企业资金成本，从而从成本方面消除 物价上涨因素。
（2）低利率政策有利于企业加速资本积累，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促进商品供给能力的增加，在利于从扩大供给方面稳定物价。
（3）低利率政策有助于政策性金融机构筹措资金和发挥作用。日本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如此发达，在推行政策产业政策上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低利率政策功不可没。
（4）低利率政策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从而防止通货膨胀成为一种自我生长现象。
（5）低利率政策所具有的利益再分配效应有利于保护金融机构特 别是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对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产生作用。
低利率政策是以国际国内金融市场的分割为前提的。随着日本经济金融的国际化、自由化，日本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当前，对日本而言，利率政策已成为国际性的经济政策。虽然如此，低利率政策在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阶段对加速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维持物价稳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4.重视货币供应量的管理。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银行开始重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金融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日本银行选择M2+CD 作为通货指标。日本银行很注意不断研究货币供应量增加率对将来的收入、支出以及物价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日本银行的实际操作中通过各种金融调节措施使M2+CD 的余额增加率的预期值沿着金融政策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如从1979年7月至1986年3月M2+CD 的“实际值”几乎都被控制在“预期值”的范围之内。而在现实经济中这一段时期物价也比较平稳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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