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海洋意识与和平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论文,海洋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9）02－0015－07
21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海洋意识的兴起，海洋问题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关于海洋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是，目前学界对海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权、海洋纠纷、海洋立法等领域，对海洋意识的研究尚较零星，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海洋意识的专著。笔者就此作一专论，以求教同仁。
一、新一轮全球化海洋意识的兴起
2001年5月，联合国缔约国文件指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the ocean century）。海洋问题作为新世纪的时代特征被提出来，标志着海洋和海洋问题已成为主导各国经济发展、影响国际形势、确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航海技术落后、地理因素制约、对海洋重要性认识不足等诸多原因，人类对海洋的利用局限在生物捕捞和有限的海上贸易。人类对海洋重要性的全面认识是在新航路开辟后，海上殖民贸易和贩卖黑奴为西欧各国攫取了大量的财富，海洋潜在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开始得到重视。此后，英国利用海上军事优势先后打败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海上霸主，为英国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大大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进程。海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由此得到各国重视，西欧各国由单纯发展海上贸易演变为发展海上贸易与强化海上军事力量并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杰出的海军理论家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理论。他认为，海洋对国家的繁荣起着至关重要、决定性的作用。海权论对世界各国海洋意识的提升起了重要作用，“一时间，许多国家摈弃了依据陆地谋求国家兴盛的思想，开始依据马汉的理论强化控制海洋的力度，并在这种海权思想的指导下，大刀阔斧地加强本国海军的改造和建设，一股利用海洋的狂飙顿时席卷全球。”[1]
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取代英国的重要保证。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美国实现了海军主力舰总吨位与英国平起平坐的梦想，逐渐建起世界一流的海军舰队，为美国在二战期间崛起成为世界霸权强国奠定了基础。美英称霸的历程，印证了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的“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2]。英国丧失世界霸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丧失了海上霸权。二战后，虽然爆发了美苏之间的冷战，但世界性的冲突并未发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各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沿海国家纷纷利用周边海洋资源，从陆地走向海洋的狂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
新世纪伊始，海洋意识勃兴，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一方面是海洋拥有巨大的经济潜能。工业革命后，陆地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无法满足人类长期的发展需要。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有丰富的生物、矿物资源，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据相关资料显示，海洋给人类提供食物的能力，估计等于全球农产品常量的一千倍，未来人类所需蛋白质的80％来自海产品；海洋石油和天然气预测储量有1.4万亿吨；2001年海洋产业对全球GDP的贡献率为4％，在发达国家为10％－20％；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集中在离海岸线60公里以内的沿海，人口占全球一半以上；海洋是经济全球化的动脉与纽带，当今国际贸易中的95％由海上运输来承担。二战后，随着世界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陆地生存空间紧张，开发海洋成为人类扩大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目前，全世界每天有3600人移向沿海地区，联合国《21世纪议程》估计，到2020年，沿海地区的人口将占全球人口75％。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各国围绕海洋和海洋资源的争夺空前激烈。根据《联合国公约》的规定，一个“无人岛”可以获得面积约为1550平方公里的领海，“有人岛”可以获得约为42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这一巨大的诱惑促使各国加紧占领各类岛屿，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取海域控制权及其资源。《联合国公约》生效后，对超出200海里的外大陆架的争夺正演变成“新一轮蓝色圈地运动”，新兴大国能否和平崛起，对海洋的掌控至关重要。
海洋的重要性已举世公认，各国对海洋的重视已经不再停留在局部开发利用上，而是通过健全的海洋立法、完善的海洋战略、有效的海洋管理、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实现海洋为国家经济、政治、外交总体利益服务的目的。21世纪是海洋世纪，是全球化海洋意识膨胀的时代，世界的竞争和争夺必定由陆地走向海洋。中国要想实现和平崛起的伟大战略目标，就必须牢牢掌握海洋参控权。
二、中国海洋意识的强化与局限
随着新一轮全球化海洋意识的兴起，中国海洋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一）中国强化海洋意识的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沿海岛屿6500多个，依照《联合国海洋公约》中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中国可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这就是中国的海洋领土。因此，中国的领土范围应当是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领土加上300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总共是1260万平方公里总陆海领土。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绝不是一个海洋强国。600多年前，随着古代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远洋航行——郑和下西洋的结束，中国似乎对浩瀚的海洋失去了兴趣，唐宋时期一度兴盛的海上贸易一去不复返，中国与海洋强国失之交臂。此后600年里，中国错过了两次海洋意识觉醒和发展的机遇，一次是由新航路开辟引发的全球海上贸易思潮，一次是马汉“海权论”的提出掀起的现代海军建设思潮。两次机遇的错过，致使中国的海洋意识、海上经济、海洋军事长期落后于西方。
中国全面提升海洋意识的必要性也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第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代虽然有过盛极一时的海洋活动，但是，随着空前绝后的郑和下西洋的结束，一切都成为历史。15－17世纪，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中国却由于最高统治阶层的决策失误，导致几百年的闭关锁国，自古即有的“重陆轻海”思想达到顶峰，统治者妄想通过闭关锁国来阻挡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运动，但事与愿违，近代中国的苦难恰恰是从海上开始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的一百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0余次之多”[3]，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惨痛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清醒，要建设强大的国家，必须依靠海洋作为陆地的屏障，必须有全民族海洋意识的觉醒。
第二，当代中国的内政外交需要。中国在1997年和1999年分别恢复行使在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惟有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台海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和长远经济发展大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的意愿。中国一直推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主张“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但是，中国目前与周边多国和地区存在着领土和海洋利益纠纷，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在应归中国管辖的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有150万平方公里存在争议。今日的台海问题、中日钓鱼岛之争、南海海域纠纷，多为历史遗留问题，提升对海洋问题的重视，树立全民的海洋意识，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
第三，开发海洋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有显著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视以海洋为纽带，带动经济发展，作出一系列伟大创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促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00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第32位猛增到第7位，对外开放口岸由原来的少数几个增加到200多个。”[4]截至2002年，“占国土面积13％的沿海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承载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60％的国民生产总值。”[5]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证明重视海洋，重视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为了经济的长远发展，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升海洋意识，深化对外开放的力度。
第四，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我国走可持续科学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国面临着许多工业化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同问题，即资源的供应跟不上发展速度。1991年起，中国开始成为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2004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进口原油1.17亿吨、成品油3000万吨，约占石油总需求3.14亿吨的46.8％。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要维持9％以上的年增长率，目前的能源消耗是难以维持的。今天，“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0％”[6]，资源过度依赖于国外进口，必然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甚至国家安全将受到外部的威胁与干扰。我国辽阔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东海大陆架是世界上蕴藏油气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已经勘测的油气储量达到77亿吨，可以支撑我国使用80年；南海属于世界四大海洋油气聚集区之一，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1／3。这些都是中国宝贵的资源财富。中国目前的海洋资源利用力度不够，不仅是因为技术落后，而且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海洋资源意识不够，海洋权益的实际占有程度较低，缺乏必要而充足的国力维护和扩展海上利益，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没有从陆地走向海洋。
新世纪我们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而建设海洋强国、提高海洋意识，是实现祖国统一，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中国海洋意识日渐清晰成熟
中国古代虽然有驰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客观地说，“中华民族长期以来是一个农业型的内陆国家，缺乏向海洋拓展的需求”[6]。明清时期的禁海政策使中国完全脱离了海洋，脱离了世界，长期处于闭关锁国之中。
二战后，新一轮的全球化海洋意识膨胀，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是以主动的姿态迎接新一轮的海洋意识觉醒思潮。中国海洋意识的发展虽然经历了挫折，但从总体上得到了加强和提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传统海洋发展模式走向了现代海洋发展模式。传统海洋发展模式仅限于海洋捕捞和有限的海上贸易，现代海洋发展模式则注重全面利用海洋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强海内外的交流，保障国家的安全，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的目标从西南的“三线”转向沿海的“前线”：1980年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又增加海南岛全省为经济特区；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广东、上海等地后，做出了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伟大决定；1985年2月又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的61个县、市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并在1988年增加辽东半岛开放区、山东半岛开放区和桂东南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我国形成了从南到北、由点到线、由线到区域的沿海地区经济开放带，打破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的长期分割状态。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外向性程度最高、最有活力的地区，实现了以沿海地区带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前进模式，海洋成为我国与国外境外进行各类交流的枢纽。
第二，从片面保护陆地环境到陆地环境与海洋环境并重。“陆地来源的污染占海洋污染的3／4，是造成海洋污染最重要的污染源。”[7]以往把陆地废物倾入海洋是一种很普遍的处理方法，但无形中污染了海洋，破坏了海洋生态平衡。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我国已经认识到海洋环境对整个生态环境的重要性。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规范我国三百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环境保护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理顺了海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设立了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与国际条约更加衔接[7]，截至2003年底，我国已经建成各种类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80多个，对我国海洋环境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保护海洋环境，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的环保意识由陆地走向海洋的标志。
第三，政府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府是国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领导集体对海洋问题都给予了肯定：邓小平以深邃的目光敏锐地看透了海洋世纪的前兆，作出了先发展沿海地区，以沿海地区带动全国发展的战略；江泽民指出：“可以肯定，开发和利用海洋，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观念。”[8]1995年国家出台了《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海洋科研项目进入了国家高科技阵列；1997年海洋高技术被列入国家“863”计划；1998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党的“十六大”上提出了“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以上这些，充分反映了党和政府对海洋问题的关注。
第四，中国的海军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的发展过程。明清长期闭关锁国，不仅使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甚至连传统的水军也因长期没有操练变的衰弱不堪。清朝末年，清政府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开始筹建南洋、北洋和福建水师。但是，清政府苦心经营的海军，先后在马尾海战和甲午海战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海军的建设中也没有投入多大的精力。新中国成立后，几代领导集体都非常重视我国的海军建设，1954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9]。1979年，邓小平视察海军某部时说，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能力的海军[9]。江泽民提出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我国已经建设起一支初步具有现代化近海作战能力的海军，并逐渐发展中远程海洋控制和投放能力，由近及远稳步扩展中国海军的活动、影响和掌控范围。
中国海洋意识全面提升的时期已经到来，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中国在海洋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局限。
（三）当代中国海洋意识的局限
中国的海洋意识萌发晚，起步迟，全面经营海洋则是在改革开放后，距今才30年，比起受了两次全球化海洋意识洗礼、有几百年海洋文化积淀的西方国家自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
第一，至今没有形成长期的、全面的海洋战略。海洋战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运用政治及军事手段实现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海域的地缘优势；二是持续发展海洋开发事业，提升海上国防的能力。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海洋问题十分突出，我国尽管对某些海域争端的姿态很强硬，大有“寸土必争”的决心，但对具体问题如何解决，却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连贯政策及处理方案，相反大有长期维持现状之意。当问题出现，如我国渔民在我国海域被邻国扣留，才想办法临时去交涉。对我国海域拥有的丰富资源，至今也没有出台一个全面的中长期开发规划。当前我国的主要战略规划在西部，但是东部和南部海洋问题的搁置，是不利于长期发展的。目前，各海洋大国纷纷出台了21世纪战略，如美国的战略是“通过海洋控制权争取陆地控制权”，日本的海洋战略是由近海防御走向远洋防御。甚至连菲律宾、韩国也制定出海洋战略。战略问题事关全局，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战略规划，是不利于有效解决与邻国存在的海洋纠纷，不利于早日解决台海问题，更不利于海洋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会耽误中国和平崛起的步调和时间。
第二，“海洋国土”意识薄弱。笔者发现，相当数量的地理图书、科普书籍讲到我国国土面积时，往往只讲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而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18000千米的海岸线却忽略不提。在一些国人眼中，不知道海域的概念。对海洋国土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洋意识不强烈。对“海洋国土”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国的海洋权益遭受侵害：在东海方面，日本违背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主权暂时搁置的承诺，企图以该岛为起点，侵占中国21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在总面积38万平方公里的黄海海域，中、朝、韩三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面积；在南海方面，一些周边国家先后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40多个岛屿。“时至今日，在应归中国管辖的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有150万平方公里海域成为争议区，占我国应管辖海域的50％。”[3]
第三，海防观念淡薄、海权意识薄弱。中国自古就是个以陆为主，重视“塞防”而忽视“海防”的国家。“中国中央政府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在解决针对不同对象的塞防问题。甚至14世纪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倭寇入侵这样重大的海防危机之时，中国人的眼睛也仍然更多地看着北方。”[10]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海防始于鸦片战争后在海上所遭受的一系列打击。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中国台湾的出兵，是中国政府开始创办现代海军、建立海防的关键事件，由此引发了清政府内部关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其中李鸿章是筹建海防的重要鼓吹者，他甚至主张放弃新疆，将新疆“停撤之饷即作海防之饷”[11]，但王文韶和丁宝箴则主张“塞防”较“海防”更为关键。清政府最终采取了左宗棠的建议，即“塞防”与“海防”并重。此后中国开始组建海军，中国一度拥有亚洲第一流的水军，但仅仅十余年，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重新回到了有“海”无“防”的状态。直到1949年，解放军炮击长江上的英舰“紫石英号”，才拉开中国恢复“海防”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组建了一支海上力量，并确立了建设强大海军的长远目标。但是，中国并未能及时把握争夺海洋的时代趋势，在邻国侵占我国海域、掠夺资源的频繁事例中，也未能做出以海军实力为依托的实际有效的、连续的、长期稳定的政策性反应。从武装力量的对比上看，我国海军数量的比重也在陆军和空军之后，海军依然处于“近海防御”阶段，并没有真正走向大洋，这与我们所选择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不一致的。这些，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海防观和海权意识的淡薄。
第四，海洋法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定了一些关于海洋的法律法规，但是，“我国立法上对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管辖有不完善的地方，缺乏实施细则和配套的规章制度。”[12]同时，在对海洋的管理上，“没有一个专门机构统一筹划、协调和管理各涉海部门工作。海洋管理机构不健全，综合管理能力薄弱，执法力量分散，执法权限凌乱。”[12]2006年2月2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海洋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一致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海洋，有效管理海洋，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在《联合国海洋公约》所建立的制度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使我们在经营海洋时有法可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际因素和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提升海洋意识，加快海洋的开发，促进中国和平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在海洋建设的许多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我们依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不足，但这些不足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海洋意识的提升、海洋的开发与建设必然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
三、中国海洋意识局限的原因和强化现代海洋意识的对策
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在海洋意识方面依旧存在着一定局限，主要表现在没有制定出一条长期、可行的发展战略，在海洋立法和管理上依旧存在着欠缺。这些局限存在的根源还是对海洋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具体分析则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
第一，“重陆轻海”的历史渊源。楼耀亮在《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一书中提出，中国自古有着“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念。有限的海外贸易基本由官方主导，这与古希腊繁荣的海上贸易形成鲜明的反差，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更多发挥的是象征意义，其实际效用，值得推敲。14世纪，奥斯曼帝国迅速崛起，遏制了地中海地区，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中国朝廷对此无动于衷，相反却是西方国家积极开拓新的海上贸易之路，新航路开辟由此兴起。中国古代战争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部和西部，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沙俄，这些地区地处内陆，大多以游牧、畜牧和农耕为生存方式，由此导致中国对海洋防卫的忽略，浩瀚的海洋反而成为天然屏障。中国历代对来自西部和北部的威胁采取了积极的防卫措施，如修筑长城、屯田护卫、“移民支边”，中国政府经过数千年的陆地防卫经营，最终基本消除了西部和北部的军事威胁，将战争对方的部分控制区域纳入自己的版图。近代以来海上的威胁中国始料未及，长期对海洋的忽视最终使海防成为中国国防的薄弱环节。今日中国最大威胁与障碍均来自海上，“特别是台湾、南沙部分岛屿脱离中国主权的安全压力”[13]。
第二，两难的现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确立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的政策，经过30年的努力，沿海地区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本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的最佳机遇。但是，中国面临着两个严峻的现实：首先，从国内的角度来看，尽管政府和一些海洋专家极力呼吁发展海洋事业，但几千年来形成的以陆地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加上明朝中叶闭关锁国造成的海洋观念的落后，始终制约着国民海洋意识的提高。对海洋问题有强烈意识的是少数知识分子和长期从事海洋工作的人员，广大农村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国民、甚至相当的知识分子，海洋意识缺失或不足。在一个海洋意识不强的国家想大力发展海洋事业，必定会遇到一系列阻碍。其次，从国际的角度来看，中国当前与8个邻国有着海上领土纠纷，尽管与中国有海土纠纷的大多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无论综合实力还是国际威望，与中国都是不可比拟的。但中国政府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希望对领土纠纷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这意味着，中国在这些地区必须妥善小心，不论是在海洋战略的规划上还是在现实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中，都需要尽量避免与邻国发生正面冲突。此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一个利益牵涉极广的地区，美、俄、日三大国都渴望在维持既有利益的前提下获取更大的利益，大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尔干地区的情形，矛盾一触即发，对此我们不得不韬光养晦，避免陷入不可回旋的矛盾之中。这些问题，无疑成为进一步提升海洋意识、发展海洋经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的开发利用水平，海上力量的强大程度，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小康社会建设，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目前在海洋的发展程度上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在海洋意识的发展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针对这些局限，提出我们的见解。
第一，中国有必要制定出一条长期的、全面的海洋发展战略。该战略应包括中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规划、解决中国与邻国海上领土纠纷的具体措施、中国海军建设的发展方向。战略问题事关全局，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宏观指南。中国必须从单纯依赖陆地资源和国外进口能源走向勘探和开发海洋资源，对我国东海、南海的海底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解决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危机。中国在解决与邻国海上领土纠纷的问题上，应该本着和平协商的原则，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既符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亦是满足中国“睦邻友好”外交原则的需要，但是，强大的海上力量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坚实保障。有战备才有和平，有海防才有海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海军建设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可目前依然处于“近海防御”阶段，并没有真正走向宽阔海洋的纵深。我们需要的是一支具有新型信息化远洋作战能力的海军，而不是依赖岸基掩护的陆军延伸型的近岸防卫型海军。海军由“近海”走向远洋，是我国海军的必然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海上保障。
第二，致力于宣传海洋思想，全面唤醒国人的海洋意识。当前中国国民海洋意识薄弱，有传统原因和历史因素，但亦有其现实原因，即忽略了对国人海洋观念的培养。笔者认为，要唤起国人的海洋意识，首先要唤起海洋国土意识，要让国人知道，中国拥有的不仅仅是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还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唤起国人海洋意识最有效的途径是健全海洋立法，使海洋问题有法可依，通过普法来普及海洋意识。当代中国在海洋立法的许多方面依然存在着欠缺，甚至在某些领域是空白，尤其是中国正式签署《联合国海洋公约》后，在领海、大陆架、海域等问题上依旧没有形成相关的立法，这既不符合中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不符合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内要求，更不利于解决海洋问题、促进海洋事业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健全海洋立法的问题上，有必要借鉴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先进经验和成果，改变传统观念中一些不合理的成分。
第三，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应当采取和平崛起的策略，贯彻“韬光养晦”的方针。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以失败告终，很大程度上是犯了两线作战的大忌，在陆地上遭到法国和英国的顽强抵抗、苏联的有力打击，在海上则遇到了英国和美国的阻击，使之最终丧失了陆上、海上的争霸机会。以日本为例，二战中，日本妄图取得太平洋的海上控制权，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美英对日本宣战，尽管日本一度取得海上优势，但仅仅两年的时间，1943年的中途岛海战标志着日本海上霸主之梦的破灭。追究日本失败的原因，一是犯了和德国一样两线作战的错误，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另一原因则是日本妄图以暴力方式改变各国在海上的既得利益，必然受到各国的联合反对，从而加速失败的命运。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避免在陆地上与海洋上同时与它国发生冲突。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在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与一些国家有着领土纠纷，包括苏联、印度、越南等国家，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这些国家有过武力冲突，当代西方国家也炒作“中国威胁论”，妄图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应当专心解决一方问题，不应同时激化陆地与海洋的矛盾，使得首尾难顾、顾此失彼，犯德国和日本同样的错误。二是中国在发展海洋事业争取成为海洋强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应当小心谨慎，韬光养晦，在不侵犯他国利益的前提下发展自己，避免由于它国反对而令我国的海洋建设迟滞乃至倒退。历史上的英国、日本、苏联、美国都是通过武力攫取了海洋霸权的地位，中国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应该采用不称霸、不流血的和平手段，走一条新型的海上强国之路。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历史的教训和时代的需要，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海洋问题，从战略的高度来深化海洋利益的发展，必须全面提高海洋意识。世界海洋意识的发展经历了新航路开辟时期的“海上淘金意识”和马汉时代的“海权论”，我们错过了这两次海洋意识的发展时期。如今，为了我们新世纪的发展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为了国家长远的发展与和平崛起，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高全民海洋意识刻不容缓。
收稿日期：2008－08－22 修回日期：20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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