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与朱镕基经济思想（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朱镕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政府加强中国稳定性多项重大改革全面出台
去年十五大，我党正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的转换，今年又正式完成了政府的换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团结和正确领导，以朱镕基为总理的政府具有能力和威望，从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是一重大“利好”，金融的本质是信用、信任和信心，而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领导人说话算数，本身就是金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中国在亚洲风波面前的良好无私的表现，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这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至少可以保证中国金融基本稳定数年。
朱镕基对未来形势的判断是具有危机感的，他在1998年3月2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励精图治做好新一届政府工作。他说，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跨世纪的五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许多领域进入攻坚阶段和决战时期，社会经济生活中有许多棘手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的工作任务重，难度高，风险大，同时又前途光明，充满希望。第一年是关键，务求初战必胜。
新政府在1998年提出四项工作：
——确保经济增长8%，物价涨幅低于3%，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
——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三大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五个方面的改革是：粮食流通体制，投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完善财税制度。
——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切实抓好再就业工程。
——把政府机构改革工作做细，做实，做好。
朱镕基特别强调：科教兴国是本届政府的最大任务。发展科学教育需要钱，钱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机关庞大，吃饭财政，把钱都用光了。其次，在各级政府干预下进行了不少盲目重复建设，几十亿，几百亿一个项目，投产以后没有市场，相反把原有一些企业挤垮了。这就使得中央的财政和银行都拿不出钱来支持科教兴国的方针。因此，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的人，同时制止重复建设，把钱省下来贯彻科教兴国方针。中央成立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由我任组长。我们有决心把科教兴国方针贯彻到底。
在朱镕基为总理组织新政府的同时，就开始了行政改革，将国务院42个部委合并为29个，并决定在三年之内精简大约50%的干部，先中央后地方。朱镕基并且对政府公务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使得政府机构能够比较精干有效能。对于下岗干部，准备由单位负担鼓励他们继续上学深造，或者向服务行业转换。
朱镕基向新政府提出了五项要求：要牢记自己是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要从严治政，敢于得罪人；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
约法三章：
——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装简从，减少随从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
——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
——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及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不为各部门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名，把精力集中到研究处理重大问题上来。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力争早日摆脱困境
朱镕基提出要以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
新政府采取的措施是：
第一，多渠道筹集资金，增资减债，充实企业资本金：
完成“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收尾工作，1998年争取完成500亿元。同时，引导企业增加积累，通过增提折旧， 盘活资产存量资产，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治理向企业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制止各种乱评比，减少企业负担。
第二，发展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资产重组融资。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到1998年4月30日，突破20000亿元，比年初增长12%。4 个月内发行新股39家，其中A股32家，B股4家，H股3家。境内外共筹资294亿元，发行3只基金，总规模60亿元，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提供了资金。
第三，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班子的考核和调整。重点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和连续经营性亏损企业以及考核前问题比较多，群众意见比较大的企业。对领导班子成员，主要看董事长，党委书记，厂长配得强不强。
第四，建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稽查制度。
政府向500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稽查特派员，需要100个副部长以上的干部，组织100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5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稽查工作，每年对国有企业进行两次监察活动。主要任务是代表政府具体监察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领导干部自律等情况，以此来决定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奖惩任免。
第五，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继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6年中央提出“抓大放小”的方针，确定集中力量抓好100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中又重点抓512户企业，其中又抓120家大型企业集团试点。
第六，对中小性国有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产权的市场化，坚持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路子。
第七，以纺织业作为实现三年目标的突破口，以点带面，带动全体。
保障下岗职工生活实施再就业工程
到今年一季度末，我国正式下岗人数1010万，其中656 万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占国有企业职工的9.2%。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47.8 %，其中纺织业占15.5%，机械行业占8.3%；其次是贸易餐饮业占12.4%；社会服务业占8%。
加上隐蔽下岗人数，按国有部门冗员20%计算，大约有3000万人，其中一部分有第二职业。如果加上已经退休的职工，整个问题就是一个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已经积累了40年，仅靠一般性社会保障积累办法，无法弥补这一遗留问题。
5月16日， 在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朱镕基讲话说，目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是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额度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也是改革和发展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社会需求，加上项目资本金普遍不足，企业用人过多，致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职工被迫下岗或欠发工资。由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保障水平很低，不能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社会问题趋于突出。要充分发挥企业职工下岗分流，减人增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就必须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是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有效措施。下岗职工不多的企业也可以由现有科室代管，对下岗职工负责到底。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本企业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和代下岗职工交纳社会保险费用。同时组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和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资金来源采取“三三制”的办法解决，即原则上由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三分之一。要把这部分资金列入预算，专款专用，加强管理和监督，不得挪用于其他方面开支。对于困难较多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将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朱镕基谈下岗问题说：
“1.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减人是关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继续沿用行政办法来保护亏损企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走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2.二是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一项根本措施。3.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一定要保证基本生活费。4.千方百计实施再就业工程，这是解决职工下岗分流的最终出路。要转变下岗职工的择业观念。现在不是没有就业单位，而是有很多工作下岗职工不愿去干。服务行业的就业潜力很大，不能认为做这种工作就低人一等。”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
把住宅作为增长点
汽车和住宅，是两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朱镕基首肯住宅。新政府到2000年的房改目标是：
第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住房制度；
第二，全面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房委会决策，财政监管；
第三，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满足城镇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
第四，公有住房租金占双职工家庭收入15%；
第五，取消标准价实行成本价售房；
第六，部分产权向全部产权过渡；
第七，加快建立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八，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九，从住房投资体制，建设体制，分配体制，管理体制，融资体制，供应体制，流通体制进行综合配套性改革，到本世纪末使城镇居民的住房达到小康水平。
新政府正在制定一系列房改文件：
——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原劳动部起草《关于深化住房租金改革的意见》研究如何把提租同物价、工资改革结合起来，把租金增长和工资增长机制结合起来，推动租金改革；
——财政部，原劳动部，国家经贸委制定《关于国有企业住房补贴理入工资的实施办法》，指导企业房改；
——其他关于开展有二级房产交易市场交易，公房再交易，公房出售后土地管理办法，标准房价向成本价过渡办法，等等。
一系列改革方针虽然出台，巨额资金虽然投入，但是中国住宅建设和改革仍然有两种前途，或者促进经济发展，或者成为新的泡沫经济，关键在于，能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把住宅的价格降低下来。
中国住宅价格真是高，但是为什么高？根本的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想为居民盖房子。中国住宅的需求主体一直是有钱的单位而不是居民家庭，为牟取高利润，房地产开发商在设计图纸的时候，就是瞄着大款和有钱单位领导人的需要。北京市安定门外有不少小区，四间一厅，两个车库，两个厕所，楼顶带水池阳台，卖到一二百万，大批积压，简易的两居室十万一套，早已预售完毕，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多造一些简易房，回答是：反正居民个人也买不起，索性就造高档房，卖出一套算一套。——就是这种“一切围着大款和有钱单位转”，使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竟然积压了6000万平方米的高档商品房！
想要降低房价，谈何容易！国家砍掉48项收费，每平方米房价仅降低100多元。在各个环节，已经挤满了既得利益。
如果把大市政和中间环节的非法谋利剔除，将住宅价格降低一半以上，不应该成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既得利益已经形成，有关部门和公司坚持说无法降价，将资金长期积压，等待银行分期付款和政府补贴，这等于制造通货膨胀，少数人从中谋图暴利。中国要想搞好经济，绝不能向这种既得利益让步，而应该使用民主和法制的办法，消除他们。
阻碍住房改革的，仍旧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北京市如果双职工都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家占有三四套房子不在少数，那些所谓“机关大院”，简直就是长城文化的翻版。何必把自己用围墙围那么严实？既妨碍城市交通，又严重脱离人民。文革时从大院中滋长出“血统论”，市场经济了，你那个大院里就难免成为“藏污纳诟”之地。还不如学北京大学，拆了围墙，办个中关村。这次住房商品化，政府机关大院怎么办，社会将试目以待。
坚持不懈抓农业抓粮食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务求必胜
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获得超历史空前大丰收，总产量达到4.9 亿吨，增产5%，人均占有粮食首次突破400公斤。在4年以来， 我国粮食生产能力连续突破4.5亿吨和4.75亿吨大关。 国家将粮食定购价格提高42%，防止谷贱伤农，国有粮食企业的粮食库存超库容50%，于1997 年4月制止了粮价的下跌。
国务院于1998年5 月份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的决定》，要点是：
——将全国粮食统一于国有粮食企业，不允许私人经营粮食；
——按照国家制定的保护价格敞开收购粮食，不得拒收；
——不准代扣，代缴，提留任何税费；
——农业发展银行要保证粮食收购资金供应；
——国有粮食企业要坚持顺价销售，不发生新的亏损。顺价销售是指：粮食收储企业以收购价格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最低利润形成的价格进行销售，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向粮食加工和批发、零售企业亏本销售。
——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粮食收购资金，要严格按照“库贷挂钩”，“钱随粮走”的办法管理。确保粮食销售后能够将贷款及时还给农业银行。各级政府要把粮食风险基金列入财政确保项目，及时拨补，足额到位，管好用好，不能要求粮食企业上缴利润。
朱镕基于1998年4月27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上讲， 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户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朱镕基认为：现在市场粮价低的原因，一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没有落实，致使农民把部分余粮低价卖给私商；二是部分国有粮食企业低价亏本销售粮食，为私商提供低价粮食并加大自身亏损挂账。他要求各地加强管理，坚决处理那些“逆向操作”，低价亏本卖粮，造成严重损失的粮食企业。
朱镕基的想法是：我们已经有了在粮食歉收和丰收两种不同情况下有效调控粮食市场的办法和经验，又制定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要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作为粮食流通主渠道的作用。
我认为，国家全面控制粮食流通，在粮食丰收，市场价格下跌的时候，未必能够真正实行，因为地方财政难以负担收购任务：如果后几年粮食连续欠收，那么国家垄断并扩大存粮，就成为稳定社会之必需。印度尼西亚在危机后想使用外汇在国际市场购买粮食，但是不能如愿。美国在世界粮食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中国13亿人口，粮食主要是依靠自己，这就是每个中国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储存的原因。
扩大国内需求 力争保8%
1998年我国面临的局势比预料的更加严重。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从去年的8.8%下降到7.2%。保证8 %的主要意义在于维持信心，防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良预期出现。这在目前全球经济动荡，国内改革进入关键时刻的情况下，十分重要。
上半年中央政府所出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几乎创历史空前记录：
——经济增长战略从促进出口转向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潜力。主要是适当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重点增加农林水利建设投入，增加铁路，公路，通信，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比重。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居民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继续稳定和加强农业。加强扶贫攻坚工作，争取1998年再有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积极引导居民消费，拓宽消费领域，重视开拓农村市场；
——向世界宣布，在三年以内投入7500亿美元，全面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纷纷调高基本建设计划，扩大投资规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原计划增长10%，调高到15%以上；5月份的投资增长速度达到了15.2%；
——去年以来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第五次是在1998年7月1日；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美元，而实际利率因为国内物价水平降低得比美国快，仍然比美元的实际利率高出3.505个百分点；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降到8%，取消7%的备付金率，共降低12个百分点；1998年7月1日再次降低中央银行准备金率；
——克服亚洲金融导致的银行惜贷倾向，扩大信贷，尤其在3—4月份大量增加贷款1512亿元，超过前两个月的60倍；4 月份投资增长了15.3%；
——引导和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住宅建设，银行发放2500亿安居工程贷款，增加100亿居民住房抵押贷款；
——5月份恢复债券回购业务，操作方向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主，以满足商业银行的货币需求；
——由于货币政策作用较慢，中央政府准备使用财政措施进一步刺激经济，扩大财政举债的规模可能在200—300亿之间。财政部长项怀诚在6月16日发表文章说，我国财政具备一定宏观调控能力， 财政赤字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缩小，可以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财政启动经济的基本措施是：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可用资金；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向能源，交通，邮电进行专项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进行财政贴息或风险担保；鼓励民间和企业投资，清理投资的行政性壁垒；安排财政资金以工代赈，增加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争取外资和国际组织的低息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和环保设施等项目；增加国债发行，进行公共项目投资，包括主权外债和代理地方发行长期建设债券，用于地方性公共建设；适当扩大集团购买力，实行国货优先原则。
多次降低利率作用不大，人们开始怀疑货币政策作用。实际上我们不能只看名义利率，更要看实际利率。由于通货膨胀率的降低速度比名义利率快，我国1997年和1998年面临历史最高的实际利率，比起1994年国内百分之十一的负实际利率，目前百分之五的正实际利率已经高出了16个百分点，意味着4000亿元的利益转移，从债务人（企业）方面转到债权人（居民）手里，因此无论什么企业都普遍亏损，与所有制关系不大；居民不消费也与真实利率过高有直接关系。这说明第一，我国宏观经济的启动的确是晚了，再急也没有用，只能耐心等待；第二，降低名义利率仍有必要。这就是为什么在1998年又两次降息的原因。
防范金融危机的新课题
危机发生的外部因素：国际投机者掌握大量人民币
中国在五年左右能否发生金融危机。从外部冲击来说，取决于国际投机资本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国家的大量货币。
人民银行有关专家对我国社会游资进行了估计，1997年为5449亿元，其中一部分是国际投机资本。
目前人民币资本账户不自由兑换，有效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汇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绝投机资本通过贸易项目的自由兑换混入；第二，管理机构内部人员会带头投机并产生波及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当决策层决定降低利率的时候，就有一部分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去外汇黑市大量卖入外汇， 促使人民币的黑市价格上升到1∶8.5左右。第三， 是相当多的金融机构在进行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买卖，在一定条件下造成不稳定性投机。第四，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有9.0%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 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五年之后会达到10000亿人民币， 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只能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五年之后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国危机爆发点之一。
防范内部危机第一层面：加强金融监管，防止金融风波
中国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内生性的，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货币经济层面。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金融危机，是朱镕基的主要贡献。新政府对于防范金融危机继续严密关注：
——中央货币当局的主要任务是稳定币值，在今年亦加大了促进经济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责任，因为我国企业生产经营80%的资金来自贷款，有关政策是：执行自由扶持、优胜劣汰的信贷政策，对没有市场和效益的企业促其破产，兼并或再就业；促进经济联合，培养企业集团。
——防范金融风险是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职责，主要通过逐步发展银行的商业化和提高贷款质量解决。信托投资公司吸收企业存款，可以通过延期支付债务或债务重组来解决支付问题。城乡信用社吸收公众存款，实力较小，相当多地变成了少数人，甚至是家族式的控股，准备进行全面清理。严禁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使银行头寸大大增加，不仅减少了银行的资金风险，也促进了股市的平稳发展。
——中央货币当局防范金融风险的措施是：完善现有的金融管理法规，凡是未经中央银行批准的机构一律取缔，严肃追究当事人责任；整顿金融秩序，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依法经营，不准擅自提高利率，不准做假账，不准违规贷款；在体制和制度上严格约束。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财政性支出，凡使用贷款的项目都需经过银行评估，任何人不得干预；增加银行资本金，使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实力防范风险。
——加快商业银行改革：把国家银行的业务适当集中到大城市，大中型企业，撤消合并一些业务量不大的县级金融机构；尊重商业银行的贷款自主权，经过公正的咨询公司评估后自主决定贷款；执行巴赛尔协议提出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增加国有银行资本金，达到国际要求的水平，包括增加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每年提取三四百亿呆账准备金冲销坏账。
——强化整顿金融。在广东连续出现金融做弊案件，1996年建设银行广东分行在香港炒房地产，有17亿元变成呆账；1997年农业银行恩平支行集资炒做期货，涉案金额40亿元，血本无归，1998年中山市建设银行侵占存款1000万。1998年4月，广州南金证券擅自发行11种债券， 涉案金额3亿，导致10人死亡和数百人情愿； 湛江因基金亏损出现全市性游行；海南出现对银行的挤兑。到6月份国家查出恩威公司偷税上亿；并关闭了资不抵债的“中创”公司。
——在继续保持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前提下，逐步扩大直接融资业务；扩大债券融资量，由企业直接发行债券扩充资金，准备成立产业投资基金，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由专家经营，增加对企业的投资。
中央银行行长戴相龙指出，1998年有三项重大任务：一是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经济增长8%目标的实现； 二是保持国际收支良好平衡，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防范危机的第二层面：真实经济调整
第三层面遏制权力资本最为困难
第二个层面是真实经济层面，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体制改革问题，精简机构问题，农民问题，经济结构问题，朱镕基经济政策正在努力加以调整。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与权力结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控制危机最为困难。
在中国，存在导致发生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内在矛盾——权力资本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没有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规律，并非中国所独有。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信息，能力各个方面，所以多数人可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但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等等；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权力资本化规律，并不为中国改革所特有。英国贵族资产阶级化，日本明治维新，前苏东改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权力资本扩张与我国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是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改革初期邓小平一句“不争论”，巧妙地回避了这个基本矛盾，以生产力原则，富民原则获得了民心。在权力资本化的同时，民营和外国资本也发展起来，旧体制下的资源充分变成了现实生产力。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正如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对东亚各国的扶持，而对“东亚奇迹”评价过高一样，也不能够对我国改革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盲目乐观。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由于经济总量已经受到控制，权力资本的扩张将打击民营经济，缩小居民购买力，使得整个经济萎缩下来。权力资本亦将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场经济中恶性膨胀，把那些属于居民个人的存款，社会保障，农民的耕地，也要“转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这样，金融危机在所难免，而且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政治危机。
在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过渐进改革自身解决的情况下，中国真实经济的失衡就难以解决，防范金融风险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层面。估计中国危机发生过程是：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使经济陷入衰退，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被迫再次膨胀，导致信心崩溃和挤兑，银行呆账暴露出来，政府被迫实行货币改革，经济空前紧缩，社会政治危机爆发。
为了在中国防止这种危险前景，中国防范金融风波的思想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控制金融危机因素，在实际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层的购买力。如果不能真正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使权力退出市场，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那么渐进改革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会以权力资本恶性膨胀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经济政治社会大危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前途。
朱镕基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要是调整金融层面和真实经济层面。如果不能够真正控制权力资本，那么前两个层面也难以取得成功。中国的改革已经超出经济范围，需要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这也超出了国务院工作的范围，变成党中央所决定的政治问题。我们坚信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能够领导中国克服内外危机，以繁荣和稳定的面目，进入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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