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改革探索，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基础教育改革探索过程中，人们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这些需要进一步进行理论总结；同时，在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各种误区和困惑，需要认真反思和检讨。当前，又面临着时代发展的新挑战，如何确保基础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很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一切说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已经到了建立自己的改革哲学的时候。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建立起基础教育改革哲学，这是教育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何谓基础教育改革哲学
观察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不难发现：每个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人（改革发起者、改革执行者、改革对象和改革关联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一种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改革和怎样改革的看法，有的可能较系统和理性，有的可能比较零散和感性。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认识，都属于基础教育改革观，而系统的基础教育改革观，可称为基础教育改革哲学。
大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必须回答三个大问题：第一，改革是什么，什么是改革，这是改革的本体论问题；第二，为什么要改革，依据何种价值原则来处理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矛盾关系，这是改革的价值论问题；第三，如何进行改革，采用何种策略推行改革，这是改革的方法论问题。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就是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问题的系统思索和探求，是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
参与基础教育改革的人都有自己的改革观念。不管什么观念，它对个体来说都是行动的指南，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和在改革中采取的行动，最终制约着改革事业的成败。其中，那些改革者的改革观念，直接引发各种改革运动，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舆论，在改革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往往成为某一时空中的主流思想。一般参与者和改革对象的改革观念，相对来说则处在比较次要地位，容易为主流思想所左右，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只是大多数时候无法表达或表达不充分罢了。
二、“改革意识形态”及其在基础教育改革中的表现
“改革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在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问题的学术讨论中提出的一个新词汇。我理解，它主要指近年来我国一种非常流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即“改革即正确”的思想观念和一种以“改革的傲慢”姿态处理问题的行为方式。这个词当前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的确可以用它来描述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尤其对于分析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思想状况是非常有用的范畴。
（一）关于“改革意识形态”的一般分析
“改革意识形态”是把改革推向至尊地位后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改革、再改革”，是二十多年来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是新时代的进行曲。通过改革，人们告别了旧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模式，个人得到了更大的自由和发展空间；通过改革，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日益繁荣富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雄壮的改革交响诗。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人们对改革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最初，人们往往本能地怀疑、漠视乃至敌视各种改革行动，改革常处在举步维艰的境地；后来，改革逐步扩大，成果初步显现出来，人们对改革就有了一定的认同感；再往后，随着国家改革决心加大，改革成效全面显现，人们对改革便有了敬仰和敬畏之情；时至今日，在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已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尊严，变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也就是说，改革越深入，改革的地位和权威性就日益提高。“改革意识形态”就是在对改革的顶礼膜拜中产生的。
“改革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有：第一，改革即进步。认为只要有改革，就会有进步；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把改革视为发展、进步的惟一途径，甚至把改革等同于发展和进步。第二，改革有理。认为改革总是有理的、正确的，是不容怀疑和讨论的。似乎一举改革的旗号，真理就在手中。第三，改革即合法。认为改革是破旧立新，新的总比老的好，越新越好。改革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甚至改革就是合法性的标准，一切要为改革让路。简单地说，“改革意识形态”是一种把改革理想化、绝对化和权威化的社会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并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和盛行的一种片面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
（二）“改革意识形态”在基础教育领域的若干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为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国民素质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和基础教育领域不断深化改革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改革探索，就没有今天的基础教育。这是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哲学问题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前提。
观察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局面，我们发现：一方面，广大基础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改革的第一线辛勤耕耘，创造了众多令人振奋的业绩，汇成了基础教育改革的时代主流；另一方面，“改革意识形态”也有肆意泛滥之势。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暗流涌动，正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了促进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必须认真反思这种局面，弄清“改革意识形态”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种种表现，从而把真正的改革和假冒伪劣的“改革”区分开来。
近年来“改革意识形态”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表现形态有：
第一，形式化的改革。当改革已经成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主流活动模式时，就出现了为改革而改革的现象，即一种无问题、无目的、随大流的改革样式。常见的形式是：看到别的地方或学校在某方面推行了一项改革，他就马上在另外方面搞个新名堂；看到别人推出了新项目，他就马上跟着改；新官上任三把火，下车伊始先来一通改革；求改革之名，无改革之实，新瓶装旧酒；等等。这些所谓的改革，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出于教育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改革，所以他也改革。这类改革的特点是把改革形式化，求其名而不求实。
第二，强权化的改革。一些改革者习惯于我行我素，唯我独尊，不认真考虑各方利益的综合权衡，不顾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意愿出发，从维护自己的强势利益出发，随心所欲地制定改革措施和推行改革。改革在一些人手里成了随意挥舞的大棒，任意宰割着师生的权益。这样，在一些地方和学校就出现了越改革，管理者权力越大，普通师生越弱势的怪现象。近年各地在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中，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像计算机水平考试与教师职务聘任、晋升挂钩，没有多少论文或多高级别的课题就不能升高级职称之类的规定，都有一些强权化的倾向。至于那种动不动就以“不怎么怎么样，就下岗”相要挟的改革行为，更赤裸裸地显露出了权力本位思想。更有甚者，个别所谓的改革者竟把法律和道德置于脑后，不讲民主和民意，肆意专横，把改革变成了个人权势的表演。强权化的改革，是一种“傲慢的改革”，是违背民主法制精神的假改革。
第三，反科学的改革。一般来说，改革是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打着改革之名而随意践踏科学的怪现象。近年来，在强调基础教育领域要加强人文教育的同时，一股反科学的思潮正在蔓延开来。在一些人看来，教育没有多少客观规律，改革更没有规律可循。于是，借着创新的改革旗号，一方面，各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大行其道，各种不加论证的方案招摇过市，各种臆断空想充塞学术殿堂，制造着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另一方面，在一些改革实践中，真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规律却被抛在脑后，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在日益萎缩，科学的力量逐步被赶出了改革的地盘。其结果是，不少基础教育工作者产生思想混乱，丧失基本的专业共识，常常处在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第四，市场化的改革。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基础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举措。比如说，对教师的管理，更多采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在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的关系正在演变成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一些学校把经济利益最大化视为改革的目标，按照市场规则来运作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把实验班办成高价班；一些地方热衷于推行教育市场化，借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名义，把公立学校改革成私立学校；等等。这些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无视教育作为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属性和公益属性，严重损害了教育的社会形象，在给少数人带来利润的同时侵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上述四种改革，都不是真正的基础教育改革，但确确实实是存在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现象。这类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有主客观原因。从主观上说，有些作法确实是随大流的跟风行动，是对改革认识不足或重视不够的产物，即缺乏自觉的改革理论的指导；有些做法则是有意钻改革的空子，利用改革来谋求个人或集团的特殊利益，是利己主义改革理论在起作用。从客观方面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和流行，都和“改革意识形态”有关联。在“改革意识形态”的话语背景中，只要举起改革的大旗，就等于有了护身符，有了通行证。具体说，“改革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流行的观念，从正反两方面为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创造了生存条件：一是借改革而登台，即借着改革探索之名，那些在正常情况下行不通的做法，可以摇身一变成为新探索、新事物，从而冠冕堂皇地推行开来；二是借改革而免责，即以改革总有风险、总要交“学费”为借口，不用自己承担责任，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推得一干二净。从这两方面看，“改革意识形态”助长了基础教育领域中假冒伪劣的“改革”之风。
（三）“改革意识形态”给基础教育带来的危害
“改革意识形态”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流行，给基础教育事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上所述，各种假冒伪劣的“改革”肆意泛滥，这是“改革意识形态”最直接的影响和表现。除此之外，它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严重地困扰着基础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一，永无宁日的学校。近年来，不少中小学一线教师反映，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在改革中越来越变得无法琢磨，经常有手足无措的感觉。比如，今天要求这么改，明天要求那么改，老师们疲于应付；自己习惯的方法被斥为陈旧落后的东西，改革者提倡的东西又无法操作，里外不是人；一会儿说不改变观念就下岗，一会儿说成绩不好就下岗，一会儿又是“XX一票否决”，弄得大家整天提心吊胆；如此等等。简言之，一些所谓的改革，人为地制造了一种不稳定的氛围，极大地加重了教师的工作和心理负担，使不少教师难以安心工作。
第二，仇视学校的情绪。一些改革者为了标榜自己，为了给自己的所谓改革开辟道路，便肆无忌惮地否定现有的教育理论、教学传统和学校工作。比如，把现有的学校教学工作，简单地斥为传统教学、注入式教学、知识灌输、不把学生当人看的落后模式；人为放大学校里的一些不良现象，带着放大镜来抓学校的漏洞，把局部现象夸大为普遍问题。在这种有色眼镜的过滤下，展现在国人面前的中小学教育，就成了一种陈腐落后、祸国殃民的教育。在这种论调的引导下，教育界在社会上的口碑越来越差，学校几乎变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最后责任人，社会各界对学校的不信任感在增强，有人甚至萌生了仇视学校的情绪。在社会各界对中小学教育总体支持仍很不够的情况下，这种仇视学校的情绪使中小学面临着雪上加霜的局面。
第三，名利双收的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一些改革者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利己主义哲学为指导，把改革变成了个人获得名利的最佳途径。一些人不求学理的探究，却借改革推销自己东拼西凑的教育理念，把学术殿堂变成了纯粹的个人迫名逐利的场所。一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想尽办法把个人的利益最大化，甚至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虽然怨声载道，依然我行我素。更严重的是，这些丑陋行为，败坏了基础教育界的学风和作风，极大地挫伤了研究者和老师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支持。
“改革意识形态”的流行，以及在此思潮下出现的种种假冒伪劣的“改革”现象，正在给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何打破这种局面，促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健康发展，这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三、努力建立和完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
“改革意识形态”和假冒伪劣“改革”流行给我们的警示是：改革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就会出现随心所欲、背离改革宗旨的局面。要打破和避免这种局面，就必须对改革本身加以研究和思考，确立改革的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思想，并用系统的改革理论来指导和约束改革行为，从而使改革成为理性自觉、民主对话和科学探究的过程。简言之，就是要建立一种系统的基础教育改革哲学。
应该说，我国社会改革、基础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科学研究的深入探索，已经为确立基础教育改革哲学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我国在最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成功地创造出了一套自己的改革理论。比如，改革要有利于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先行试点、深入研究、不断完善和修正，坚持实事求是思想和科学民主作风；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等等。这些在长期探索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一般的改革理论，对于基础教育改革哲学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成功经验，比如，从学校实际问题出发，立足于学生全面发展，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力行教育民主，发挥专业共同体精神，鼓励个性化探索等，为基础教育改革哲学的生长提供了养料。此外，教育科学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来说，都为探讨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提供了学术背景，这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基础教育改革哲学是对基础教育改革的理论反思，它探讨和回答基础教育改革的一般理论问题，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基础教育改革哲学的主体内容。
（一）基础教育改革是什么
1.基础教育改革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改革总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没有问题的改革是盲目的改革。改革是一种充满变数的复杂探究过程，是有风险的活动。
2.教育改革是一种教育探索。基础教育改革的对象是基础教育系统或其中的某些要素（如制度、目的、方法、内容和环境等），一切改变最终都会影响受教育者的成长。改革受到社会历史条件、教育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制约。改革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期的和难以评估的。
3.基础教育改革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互动。改革是对现实的改进和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改革的动力，现实是改革的根基。
4.改革是稳定和发展的形式。改革本身不是目的，它是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途径。变革是为了探讨“不变之道”，即探寻基础教育稳定和发展的优化模式，为基础教育寻求稳定和发展的机制。稳定和发展的要求制约着改革方向。
（二）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
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论必须坚持如下观点：
1.追求和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一般来说，促进个人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的根本宗旨，基础教育主要是为个人发展打基础，因而，基础教育改革，始终应把有利于为学生发展打好全面基础作为根本目的。一方面，是促进所有儿童接受教育，另一方面，是提高教育质量，让所有儿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应该是面向全体、儿童身心和谐发展、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不讲儿童发展或基本素质，就不能体现基础教育的价值特性。
2.促进教育公正。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迄今为止仍有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效率优先仍是社会改革的一般原则。在基础教育领域，应特别突出教育公正原则，努力促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这是国际上基础教育发展的基本准则，也是我国社会稳定和进步的现实要求。尤其是在基础教育制度上，应优先强调教育公正思想，建设正义的制度。
3.弘扬教育人道主义精神。教育始终是充满人文情怀的事业，改革应增进教育的人文性。基础教育改革应把人的成长放在第一位，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珍视个性和创造力，赞美高尚人格和美好事物，不懈地提升人性和发掘人的力量。改革不能使教育非人化，而应使教育更加人性化。
4.强化基础教育的公益性。基础教育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事业，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繁荣稳定和每个家庭的生活幸福，基础教育改革必须着眼于整体的社会效益，坚持为全社会和全体人民增进福祉的指导思想。在举国上下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环境中，教育市场化思潮也大行其道，利益计算的市场法则正在侵蚀着基础教育的公益法则。对此，基础教育必须坚持自己的根本立场，即信守服务于个人发展、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本价值观，高举公益事业的大旗。这是一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三）基础教育改革方法论
对待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有必要重点提倡
四个基本命题：
1.实事求是。这是人类认识和实践的最基本方法论要求，是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具体说，基础教育改革应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探究事物本性，遵循客观规律，从而提高认识和行动的合理性。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凭空臆断、主观武断、固执一端和自以为是。简言之，就是要多些科学理性，少些自我中心。
2.古今中外法。这是处理好基础教育改革中继承、借鉴和创新之间基本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古今中外法要求“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应“博采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尤其要注意抵制那种彻底否定本国传统和现行教育模式，简单地把国外理论不加分析搬过来用的做法。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知道“巨人是谁？他的肩膀在哪里”，这没有古今中外法是不行的。
3.多样综合。现代教育的发展，日益表现出多样综合的趋势。基础教育改革没有惟一的万能模式，更不会创造出万能的基础教育模式和理论，因而，必须坚持多样综合的方法论思想。一方面，鼓励学术自由，百花齐放，丰富基础教育的具体模式；另一方面，注意多方吸收，在把握共性规律和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4.寻求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著名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在民主社会里，任何一种理性完备的学说都不能成为社会统一的基础，这就需要寻找各种学说都认同的共同观念，使各种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基础教育改革中，涉及到各种观点的论争、各方利益的权衡，也需要有一种寻求重叠共识的思想方法，即强调民主对话和求同存异，从而使改革能更多集中民意和得到大众支持。
基础教育改革，应努力达到理性自觉。这需要基础教育哲学，即深入反思改革的性质、价值基础和方法论原则。只有对基础教育改革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才会有真正严肃的基础教育改革。为此，我们尚需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