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梁文论文,人隶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朝是一个文学日益新变的时代。除声律说外，使事用典的勃兴，无疑是当时文学新变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由风靡一时的隶事游戏直接促成的。而隶事游戏作为一种表现博学的文化风习，又与学术思潮的变迁、察举制度的复兴等文化、政治背景息息相关。本文关于齐梁士人隶事风气的讨论，即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一 齐梁文人的隶事风气
隶事又称策事，原指南朝文人聚会时的一种娱乐活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三《华阳博议下》曰：“六代文士之学，有征事，有策事。……策者暗举所知，令人射覆，中者为优，如沈约得三，刘显失一之类是也。齐梁之交，此风特盛，亦犹晋之清言。”以策事比清谈，足见其在士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最早煽起隶事之风的，是南齐权臣王俭。《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机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注：本文凡引二十四史，皆从中华书局标点本，不另出注。）
又《南史》卷四十九《王谌传》附《从叔摛传》：
谌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
从以上材料大致可以看出，所谓隶事，就是分门别类列举与某事物有关的典实，以多者为胜，胜者往往可获一定奖赏。主持其事的人多具有较高地位或声望，出题后，参与者或以笔疏，或以口陈，较其多少以定优劣。应该说，这样的游戏，并没有太大难度，只要泛涉群书，博闻强记，便可胜出。它所较量的，仅仅是一个人的博学程度。
首倡隶事之风的王俭，正是一位学问渊博、号称“一代宗师”的学者。据《南齐书》本传载，其幼年即“专心笃学，手不释卷”，熟悉历代典籍；二十二岁上表求校坟籍，撰成《七志》四十卷，献于朝廷；齐台建，领吏部尚书，“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注：《南史》卷二十二《王俭传》。）。以王俭的博学多闻，喜欢隶事这种矜奇炫博的游戏，自是理所当然，他本人也确实每以博学自矜。身为东晋王导之后，本属一流高门；又因辅佐萧道成取宋自立而位进三公，权倾一时；再加上他本人的学术文化修养，王俭在当时士林极具影响力，所谓“衣冠翕然”、“朝野慕之”（《南史》本传）。一时才学之士，如名倾天下的“竟陵八友”等，或为幕僚，或为宾客，纷纷奔走于王俭门下。隶事之风，既经府主煽起，随即扩散到士林，自是顺理成章之事。梁武帝萧衍曾为王俭东阁祭酒，必定经常身与其事，只是当时名位尚轻，未有出色表现；即位之后，尤喜召集文士，以策事为乐：
……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注：《南史》卷四十九《刘怀珍传》附《从父弟峻传》。）
萧衍虽也号称博学，跻身“竟陵八友”之列，然其学问文章在王俭座中和萧子良幕下，都算不上出类拔萃，多少有些受压抑的遗憾。即位以后，挟贵争胜，以满足长期潜伏的虚荣心。范云、沈约与萧衍久相游处，深知其心态，故能引短推长，以博取欢心。而刘峻狂放不羁，抢了皇帝风头，使满座皆惊，更招来武帝嫌恶，致使一生郁郁不得志。可见，隶事虽为一种游戏，其胜负在时人心目中，却有重要地位，上自皇帝和达官显贵，下至普通士子，都想争胜擅名。沈约虽老于世故，却也终于掩饰不住争强好胜的本性，结果深深得罪了武帝。《梁书》本传载：
……约尝侍宴，值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曰：“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只是由于情感的偶然流露，才学隐藏得不够彻底，险些遭来一场横祸。像萧衍这样一心想在学问才艺上争胜的君主，在南朝之外，是非常罕见的。而齐梁隶事作为一种纯粹较量博学的游戏，不但此前罕见，此后也鲜有嗣响。换言之，南朝士人似乎比其他时代更为崇尚博学。“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注：裴子野《雕虫论并序》，《通典》卷十六《选举四·杂议论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正是躬逢其世的士人对这种风气的很好概括。那么，南朝为何如此崇尚博学？这种风气为何不发生在两汉或魏晋？其中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下文拟就此展开讨论。
二 博学之风与学术主流的弱化
早在春秋时期，士阶层便形成了推崇博学的风气。这种风气，经过孔门师弟的大力弘扬，逐渐积淀为秦汉以后封建儒士的传统人格。当然，这种博学传统，随着不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两汉的主流学术是经学。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立为官学的今文经学已成利禄之途，并逐渐走向烦琐支离和谶纬迷信；又困守一经，门户森严，严重束缚了士人的思想，正如班固所批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在这样的学风之下，士人自幼及老，笃学一经，无暇他顾，学业之专门，视野之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今文经学的繁琐、保守和迷信逐渐引起不满与批判，流传在民间的古文经学开始吸引着士人更多的兴趣，到东汉便出现了桓谭、班固、马融、蔡邕、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家。与今文家相比，古文家多不专治一经，讲究博学融通。然而，这种博学，大体还是在经学范围之内，以及与经学关系密切的小学、史学等。毕竟，经学还是汉代的主流学术，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还是儒家观念。因此，尽管东汉以来的儒士比西汉的今文家更为渊博，这主要仍是指经学知识的渊博，像班固、王充、张衡那样九流百家无不穷究的大学者，毕竟还是少数。这是由两汉的统治政策和学术风尚决定的。
曹魏正始年间，名士盛集洛下，何晏、王弼祖述《老》、《庄》，大煽玄风，遂使玄学成为魏晋时代的主流学术。玄学是精微玄远之学，以探讨事物之根本原理为宗旨，非有高才颖悟者，则不能窥其门墙，更遑论登堂入室。所以创立玄学以及善于谈玄者，都必须有非常之才，学之渊博与否，倒在其次了。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注：《三国志·魏书》卷九《曹爽传》。），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注：《三国志·魏书》卷二十八《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注：《晋书》卷五十《郭象传》。）。可以看出，这些精玄理、善玄谈者，都聪颖早慧，天赋超出常人。在崇尚自然的魏晋人看来，得之于自然禀赋的才，显然比得之于后天修习的学更可贵，更能体现人的个性和价值。因此，就玄谈说，才重于学；就当时士人的社会声誉看，才高者重于博学者。所以刘劭《人物志》品第人物，把自然才性作为衡量标准；傅嘏、钟会等更就才性离合异同关系展开讨论。人物品评，也往往以才为重要依据，甚至出现了以才自矜而不愿读书问学之士。《世说新语》卷上《文学》：“诸葛厷年少不肯学问，始与王夷甫谈，便已超诣。王叹曰：‘卿天才卓出，若复小加研寻，一无所愧。’厷后看《庄》、《老》，更与王语，便足相抗衡。”（注：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9页。）天赋再高的人如果不具备一些基本知识，也是很难有创获的，后天研习有助于才的发展。这是学的必要性，魏晋时期也不乏博学之人。然而就整个社会风尚来说，才学兼美者固然最佳；如果必选其一，其高下轻重，还是判然有别的。
南朝学术，没有像两汉和魏晋那样出现主流，因而给人相对平庸的感觉。经学的衰微，从汉中叶开始经魏晋而至南朝尤甚。当时“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注：《颜氏家训》卷上《勉学》，《四部丛刊》本。），沈约撰《宋书》、萧子显撰《南齐书》都没有设《儒林传》，足以说明这一点。至于玄学，尽管南朝谈玄之风依然很盛，然而玄学发展的辉煌时期早已过去。即使是一流谈家，大多也只是陈述前人之说，而缺少开疆拓宇的能力。士人热衷于谈玄，只是一种知识、门第的炫耀而非对真理的探索和对创新的追求。学术一旦不能创新，便没有发展，缺少活力，自然不会形成时代潮流。宋文帝元嘉十六年，于京师开儒、玄、史、文四馆，各自聚徒授业，正说明传统的儒学已丧失独尊地位，盛极一时的玄学也退出了学术的中心。这对南朝士人学无专攻，追求泛观博览，显然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因为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淡化，没有一门学科能吸引士人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个体才性和创造力既得不到充分发挥，便只能转入文学艺术中去。于是，在学术领域，士人“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和乐趣”（注：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07页。）。经学传统也好，玄学义理也好，都不再是士人唯一的栖身之处，而是与天文、地理、历史、律令、山川、鸟兽、草木一样，成为人们猎取知识的对象。在这种风尚之下，士人每以博学自矜，在集会中数典隶事以争高下，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考察南朝的博学之风，还要关注史学的影响。与两汉相比，魏晋南北朝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并非呈均衡态势。大致来说，魏晋时期只是逐渐上升，到南朝则有突飞猛进之势。《隋书·经籍志》把史部分为正史、古史、仪注、杂传等十三类。正史67部中，魏晋16部，南朝31部；古史34部中，魏晋11部，南朝18部；仪注59部中，魏晋5部，南朝46部；杂传217部中，魏晋63部，南朝103部。其他各类也大致相似，南朝的数量都远远超出魏晋时期。其实，这样的统计还是保守的。南朝文运极盛，皇室诸王都盛藏图书，经侯景之乱，多毁于战火。仅就梁代来说，据周一良考证，“隋志著录反不如阮孝绪所列梁时史籍为多。徐崇所辑《补南北史艺文志》中的南北朝著作，也有十之六七不见于《隋志》。魏晋南北朝史书的撰述，可以说在梁朝达到了高峰”（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周一良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那么，从数量上比较，魏晋和南朝悬殊会更大。也就是说，南朝史学的局面比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更为繁荣。史学已与儒学、玄学、文学一样成为当时士人基本的文化修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南朝有许多并非史家，甚至连士人也算不上，却专好读史之人。《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攸之晚好读书，手不释卷，《史》、《汉》事多所谙忆。”《梁书》卷七《高祖郗皇后传》：“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颜氏家训·勉学》：“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卒以《汉书》闻。”沈攸之一介武夫，素无学问；郗皇后闺中碧玉，闲习女工；臧逢世军府小吏，官浊位卑。虽贵贱有别，身份各异，但对史籍的爱好，则殊无二致。可见，南朝史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史家纷涌，史著激增，也表现在整个社会对读史的重视和对历史知识的普遍兴趣。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才造就了这一时期史学“门千户万，波委云集”（注：《史通》卷十《杂述》，《四部丛刊》本。）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南朝的博学之风，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史家来说，历史演进的每一过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应在史书中得到记载或表现。因此，博学多闻是史家最基本的素质。从史家之外的士人来说，由于史书包罗万象的内容，“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注：《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士人对史籍的普遍研读，自然会开阔其眼界，丰富其学识。一个人是否博学多闻，精识强记，最能从其历史知识中表现出来。在南朝士人的隶事游戏中，经常可以看到有“策经史事”、“问《史》、《汉》事”等记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三 隶事与策试
南朝何以崇尚博学，已如上所论。这种博学之风，为何以隶事形式表现出来？名士交会，为何以隶事为乐？这似乎与南朝察举制的复兴有关。
从汉代开始到隋朝科举制产生之前，察举制是王朝选官的重要形式。察举科目繁多，而与王朝政治、社会生活和士人仕宦前途关系最密切的，是岁举（常科）中的秀才、孝廉二科。在很长时期内，岁举皆无考试之法，被举者经审核后直接授官，因此强调被举者的吏能、功次，知识文化水平并不占重要位置。自汉顺帝实行“阳嘉新制”后，应孝廉举者必须通过以经学为主的文化考试（注：考试的形式有射策、对策等。在此之前，已有经术射策、对策陈政等考试，然而都是特举考试。岁举考试从阳嘉新制以后才开始，但受此前各种考试选官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方可授职。某种专门的知识开始成为入仕的必要条件。西晋时又规定“举秀才必五策皆通，拜为郎中，一策不通，不得选”（注：《北堂书钞》卷七十九引《晋品令》，中国书店1989年版。），显然是阳嘉新制的继承和发展。自此以降，察举中最重要的秀才、孝廉二科，都必须经过严格统一的由朝廷主持的射策、对策等文化考试（简称策试），文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察举的重要内容。孝廉试经术，秀才试文辞（笺奏）渐成通例。
察举制在原则上是按择优制程序来选择和录用官员的，比起先秦的世卿世禄制、汉初的门荫制和任子制来，在抑制身份特权、官位世袭等非理性行政因素时显然具有较大的进步性。魏晋之际，随着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高门子弟只要凭借父祖权势便可轻易获得入仕清途，既无试职累功之法，又无经术奏笺之试，很快就能跻身于高级官僚之列。这必然对察举作为士人入仕正途的旧日地位构成冲击。东晋之时，皇权微弱，门阀世族权力极度膨胀。世家大族既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自然不屑于察举入仕；维护皇权和官僚体制有效运转的察举制衰落到历史最低点。与此相应，原来日益成为察举中心环节的秀孝策试也日趋荒废。元帝有意恢复察举考试，于是“申明旧制，皆令试经，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结果，“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托疾”（注：《晋书》卷七十八《孔愉传》附《从子坦传》。）；其后特听不试孝廉，而秀才依旧策试，结果还是一样，“诸州秀才闻当考试，皆惮不行，唯（谷）俭一人到台，遂不复策试”（注：《晋书》卷七十《甘卓传》。），足见因察举不振引起策试的低落。
自从寒门出身的刘裕凭借武力夺取帝位之后，东晋门阀政治终于为南朝皇权政治所代替。与此相应，限制门阀特权，恢复选贤任能的察举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背景之下，一度极为低落的秀孝察举又出现了复兴势头。不仅由察举入仕者数量激增，高门大族也不再轻视察举，而是积极投身其中。作为察举重要环节的策试也得到高度重视，皇帝往往亲自主持以示尊崇。如宋永初二年二月，“车驾幸延贤堂策试诸州郡秀才、孝廉”（注：《宋书》卷三《武帝纪》。）；孝建三年二月，“策孝秀于东堂”（注：许嵩《建康实录》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南齐永明四年春正月辛卯，“车驾幸中堂策秀才”（注：《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诏研策秀孝，考课百司”（注：《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由于策试是在中央朝廷举行的，表现优异者往往立刻倾动公卿，甚至上达天听，对士人的仕宦前途影响极大，自然会得到应举者的高度重视。《初学记》卷二十《荐举第四》引《梁刘溉等仪贤堂监策秀才连句诗》曰：“雄州试异等，扬庭乃专对。顾学类括羽，奇文若锦绩。”按“顾”当为“硕”之讹。“硕学”与“奇文”相对，都是对策者必备的素质，以及据以擢第的标准（注：详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考官既以此期望应试者，士子更希望以此获得赏识。南朝是一个崇尚博学和文采的社会，士人的仕宦前途与其文化风习在考察博学和文辞的策试中交融汇合。而隶事作为风行士林的游戏，正是这种交融的自然产物。
在隶事游戏中，主持人多为有声望地位者，相当于科场考官，由其出题。参与者则如举子，各各依题列举相关典故，多多益善。答题形式，既有口对，亦有笔疏，这也与策试一致（注：《陈书》卷三十四《文学·岑之敬传》：“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从“梁武帝省其策”可见为笔试。又《南史》卷五十二《梁宗室下·始兴忠武王憺传》附《亮弟暎传》：“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暎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可见又有口试的。）。到了梁代，隶事已多称为策事，更可看出其与策试的关系。秀才策试多策五题，孝廉明经则史传未有明文。然《通典》卷十六《选举四》载梁时沈约论选举，有“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之语。秀才对五问，西晋已是如此，南朝沿袭未改。孝廉答一策，则史无例证。阎步克以为“一”是“十”之误。秀才对策重文辞，故五问已足；孝廉明经靠博学强记，故十问方可（注：详参《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233页。）。如果结合北朝制度来看，阎步克的观点是可信的。《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序：“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射策十条，通八以上，听九品出身。”可见北齐孝廉试需射策十条。又《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依秀才策问，唯得中第，乃请试经业，问十条并通。擢授国子助教，迁太学博士。”进一步证明孝廉明经策试，需答十问。这是一种成熟、定型的考试形式，或于南朝有所借鉴。南朝隶事，最初只是在府主与僚友之间进行的游戏，内容既无定准，所策之事也不限量，而是多多益善，以至于有达百千条者。这种游戏发展到后来，不但参加者的身份有了变化，形式也越来越规范，考试的意味日益增强了：
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梁书》卷四十《刘显传》）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梁书》卷五十《文学下·陆云公传》）
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陈书》卷十九《虞荔传》）
以上材料表明：第一，策事内容不再随意，而多取于经史；第二，数量不再以多为胜，而以十事为常，一如孝廉、学校策试。唐代明经考试以及学校试经，也以十问为常，当源于此；第三，主事者依然为社会名流，而应策者不再为同辈僚友，而是多晚辈后生，甚至是垂髫童稚。综合这几点，可以推断出，由于受了南朝察举考试制度的影响，原来只是成人游戏的隶事活动，越来越带有程式化的考试性质。童稚后生就社会名流策经史事，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子弟后进的才性学养，是当时世族装点门面、周旋酬酢的重要项目，另一方面也是对察举考试的一种体验、模仿、学习，是培养教育子弟的重要方式。士族文化风习与家族门第前途的无间相融，促成了隶事的风行，并在形式上一步步向考试方向靠近。
四 隶事与用典
隶事风习影响到文学创作，是使事用典的兴盛。当然，文学作品中的用典，自古已然，不必皆与博学之风或隶事之戏有关。从先秦而两汉而魏晋，创作中的用典数量逐渐增多，征引范围逐渐扩大，用典方法也逐渐精进。然而，这种用典，多是因表达内容的实际需要而起，并未成为一种刻意的追求。文学史上第一个以用典著称的，是刘宋时期的颜延之。钟嵘《诗品》中指出颜诗“喜用古事”，可见已是一种偏好。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称：“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注：丁氏校刊本《历代诗话续编》。）强调其诗作在用典发展上的特殊地位。只是在刘宋时代，只有他和谢庄两人因用典繁密为后人注意。到了齐梁以后，则涌现出王俭、王融、任昉、沈约、王僧孺等用典名家，掀起了文学史上使事用典的第一个高潮，并引发了当时文学批评界关于用典与直寻、才性与学问、自然美与雕饰美等问题的热烈探讨。以上情况表明，颜延之虽然开启了南朝一种新的创作思潮，而蔚为大观，则要到齐梁之际。其原因，既有文学发展内在的动力，如骈偶、声律的要求，也有外部的激励，如隶事之戏的影响等。齐梁时期用典繁密、追求生新和隶事诗的涌现，更多的是接受了外部刺激，即隶事游戏的影响。
先说用典繁密。颜延之是第一个因用典招致钟嵘诟病的作家。《文选》收颜文五篇，其中《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计142句，用典102处；《阳给事诔》151句，用典60处，《陶征士诔》195句，用典104处；《宋文元皇后哀策文》103句，用典52处；《祭屈原文》33句，用典22处。比起此前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颜延之的用典确实是最突出的，所以钟嵘批评这种风气，从颜延之开始。而齐梁之际的作家，用典之繁密，又远过颜延之。就《文选》收录统计，王俭《褚渊碑文》350句，用典276处；谢tiǎo③《齐敬皇后哀策文》101句，用典80处；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476句，用典382处；任昉《刘先生夫人墓志》24句，用典20处；陆棰《剑阁铭》46句，用典38处。可以看出，颜文中用典率最高的是《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达70％；而上引齐梁作家文，都高达80％以上。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有一段写临别惆怅：“朓闻潢污之水，愿朝宗而每竭；驽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则？皋壤摇落，对之惆怅；歧路西东，或以呜悒。况乃服义徒拥，归志莫从。邈若坠雨，翩似秋蒂。”（注：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引版本同此。）这些句子分别源自《尚书》、《左传》、班固《王命论》、《楚辞》、《庄子》、《淮南子》、《孟子》、曹植《应诏诗》、潘岳《七哀诗》、郭璞《游仙诗》等经史子集著作，经作者熔铸加工而成，可谓无一句无来历。如此密集的用典，在颜文中是非常罕见的。
诗歌中的情况也大致相似。《文选》所录颜诗中，《赠王太常》24句，12处用典；《还至梁城作》20句，10处用典；《应诏宴曲水作诗》64句，39处用典。颜诗用典虽密，大致来说，约占全篇句数的50％—60％左右，一些庙堂应诏之作比例稍高，而句句用典的则极为罕见。齐梁诗人的作品中，用典频率高于颜延之的比比皆是，通篇逐句用典的，也时有出现。如首煽隶事之风的王俭，有《春日家园诗》：“徙倚未云暮，阳光忽已收。羲和无停晷，壮士岂淹留。冉冉老将至，功名竟不修。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周。抚躬谢先哲，解绂归山丘。”（注：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齐诗》卷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引逯书，不再出全名，只随文注称《梁诗》等。）全诗10句，没有一句不用典，征引范围，涉及《尚书》、《诗经》、《楚辞》、《战国策》、《列子》、刘向《列仙传》、张衡《思玄赋》、曹植《箜篌引》等。有些句子，一句中数处用典。如七、八两句概括了历史上四位贤臣辅佐君主的事迹。最后一句“解绂”语出刘向《列仙传》卷上《酒家》：“屈身佐时，民用不匮。解绂晨征，莫知所萃。”“山丘”语出曹植《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全诗用典虽密，而语意不隔。又如王僧孺《为人有赠诗》：“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曼声古难匹，长袂世无侣。似出凤凰楼，言发潇湘渚。幸有搴裳便，含情寄一语。”（《梁诗》卷十二）八句之中，引用了《诗经》、《楚辞》、《尸子》、刘向《列仙传》、王粲《公宴诗》、《世说新语》等著作中的人物、故事或语词，也是句句有典。这样的作品，齐梁之际不在少数。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齐梁时期诗文中用典的繁富密集，较颜延之时已有普遍提高。尽管这时已有不少人认识到“文章殆同书钞”的弊端，主张文章（尤其是诗歌）创作要自然流转，可并不能遏止这种潮流。即如谢朓提倡“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沈约主张“文章当从三易”，他们的作品也多以清新、流丽、自然著称。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创作中旁征博引。谢朓《酬王晋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等，沈约《别范安成》、《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等，都可称无一句无来历。他们的用典之所以未遭讥评，主要在于贴切自然，而不在于少用或不用。盖齐梁作家生活在一个特别崇尚博学的时代，士人普遍的博闻强记为创作中大量用典和读者的顺利接受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谢朓、沈约、任昉等一流作家都是王俭幕下隶事游戏的积极参与者，入梁之后，其风弥盛。在创作中表现其博学多闻，是自然而然的。而当时衡文，用典繁富，则是一重要标准。如沈约“博物洽闻，当世取则”（注：《梁书》卷十三《沈约传》。）；任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注：《诗品》卷二，《格致丛书》本。下引版本同此。），“都下士子慕之”（注：《南史》卷五十九《任昉传》。）；王僧孺工为诗，“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注：《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在这种评判标准激励之下，诗文中大量用典，显然不仅仅出于表情达意的需要，至少部分含有表现博学的动机。这种动机，与他们在隶事竞赛中的争胜，是完全一致的。
次说追求生新。齐梁时代的博学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人有意追求用生典、僻典上。上文已提到王僧孺创作“多用新事”。所谓“新事”，并非陈寅恪所指的“今典”，而是指冷僻、不常见、不为人熟知的典故，因其不常见，故能新人耳目。这正表现了齐梁文人在创作中矜奇炫博的倾向，与隶事游戏精神更为接近。《诗品序》称：“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可见，这种使事用典追求新奇，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风气。王融《奉辞镇西应教诗》开头四句：“未学谢能算，高义幸知游。溜庭参辩奭，梁苑豫才邹。”（《齐诗》卷二）短短二十字中，即融入了《论语》、《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典籍中的语词或人事，可谓雕缋满眼，而“谢能算”三字，竟不知语出何典，也不知作者所指。王僧孺《为人有赠诗》起句：“碧玉与绿珠，张庐复双女。”碧玉与绿珠事尚属习见，而“张庐复双女”则不知所云，或有出处，而无可查寻，当是极为生僻的。谢朓《始出尚书省》曰：“中区咸已泰，轻生谅昭洒。”（《文选》卷三十）上句“中区”语出陆机《文赋》：“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下句“轻生谅昭洒”则不知何解，或有典而僻，故李善注也付之阙如。这种生新冷僻的用典倾向，在齐梁之际是非常突出的。
齐梁文士创作中的“竞须新事”，还有一个重要方法是对常见典实进行改造，使之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南朝以前，诗人用典多从古籍中直接迻录原句，或只稍作改动。如曹操《短歌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魏诗》卷一）四句全出《诗经·小雅·鹿鸣》。徐干《室思》：“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魏诗》卷三）出《诗经·大雅·荡》：“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魏诗》卷九）源于《论语·微子》楚狂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可见，南朝以前诗歌的用典，多忠实于原典，比较完整地转录或叙述古事古语，因此，一个典故所占篇幅也就较长。到了南朝，这种用典方法已绝少见到。大多是概括、浓缩古事古语，或只截取原典中的只言片语以表情达意。虽然此前作家也有这样用的，但只是初露端倪；成为普遍风尚，则要到齐梁时期。任昉《出郡传舍哭范仆射》：“已矣余何叹，辍舂哀国均。”（《文选》卷二十三）“辍舂”典出《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这种以精简的语言概括复杂的历史故事的方法，在南朝是最重要的用典方式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一引《庄子》：“鹊上高城之绝，而巢于高树之颠。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蚁行，失时则鹊起也。”嵇喜《答嵇康诗》用此典为：“当流则蚁行，时逝则鹊起。”（《晋诗》卷一）基本是转录原文。而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曰：“鹊起登吴台，凤翔凌楚甸。”（《齐诗》卷四）只用“鹊起”两字表达同样的意思。由于这种用典方法尽量以最少的词汇表情达意，原典的文本环境大量隐退，容易造成语言的陌生化效果，非熟谙原典，往往看不出是在用典。这也是齐梁文人“竞须新事”的方法之一，其中虽有表意的实际需要，但也不排除矜奇炫巧的成分，只是更为隐蔽罢了。
再说隶事诗。齐梁之际创作中还出现了主题淡化现象，既非抒情言志，又非体物说理，只是把相关的典实罗列起来，出以韵语而已。这种现象，尤其表现了隶事之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萧衍《戏作诗》：“宓妃生洛浦，游女出汉阳。妖闲逾下蔡，神妙绝高唐。绵驹且变俗，王豹复移乡。况兹集灵异，岂得无方将。长袂必留客，清哇咸绕梁。燕赵羞容止，西妲惭芬芳。徒闻殊（当作“珠”）可弄，定自乏明珰。”（《梁诗》卷一）全诗既没有集中刻画人物形象，又没有表现作者的感情，只是把历史或传说中的几个著名女子的事迹串联成诗。大约作者也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所以题为《戏作诗》。这种创作倾向在咏物诗中也有表现。阴铿《咏石诗》：“天汉支机罢，仙岭博棋余。零陵旧是燕，昆池本学鱼。云移莲势出，苔驳锦纹疏。还当谷城下，别自解兵书。”（《陈诗》卷一）传统的咏物诗讲究托物言志。刘宋以来，言志传统衰歇，而热衷于对物体形貌进行细腻逼真的描摹。而阴铿这首咏石诗，既无寄托，又未体物，只是列举了几个与石有关的典故。全诗缺乏感情的内在联系，缺乏一气贯注的文脉，好似开杂货铺列清单。与文人在隶事游戏中给出一个题目，然后举出与题目相关的典故一样，这样的作品也仅仅是表现博学而已，甚至可以说是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
这种诗歌形式的隶事游戏，在齐梁风行一时的物名诗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所谓物名诗，即以一个或一类事物名称为题，列举与该事物相关的语汇或典实，并用诗歌形式表现出来。如范云《州名诗》：“司春命初铎，青耦肆中樊。逸豫诚何事，稻粱复宜敦。徐步遵广隰，冀以写忧源。杨柳垂场圃，荆棘生庭门。交情久所见，益友能孰存。”（《梁诗》卷二）十句诗中，嵌入司、青、豫、梁、徐、冀、扬、荆、交、益十个州名。又萧绎《鸟名诗》：“方舟却鳷鹊，鹄引欲相要。晨凫移去舸，飞燕动归桡。鸡人怜夜刻，凤女念吹箫。雀钗照轻幌，翠的绕纤腰。复闻朱鹭曲，钲管杂回潮。”（《梁诗》卷二十五）除末句外，每句都嵌入一鸟名。可以看出，这样的作品，主要是出于游戏娱乐目的，表现的是作者的博学和文字技巧，而非创作冲动的产物。齐梁之前，这类作品非常罕见；齐梁之际，则蔚为风气。除已引的作品外，还有王融《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药名诗》、《星名诗》、《四色咏》，沈约《奉和竟陵王郡县名诗》、《奉和竟陵王药名诗》、《和陆慧晓百姓名诗》，虞羲《数名诗》，萧纲《卦名诗》、《药名诗》，庾肩吾《奉和药名诗》等。而梁元帝萧绎，共作有十八首物名诗，可称这种隶事诗的集大成者，不但前人用过的题目都有续作，还开创了许多新题。这一类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都鲜有可取，只是作者表现博学和技巧的道具。而在齐梁之际，却能风行一时，成为文人聚会场合奉和酬唱的常见题材，其内在精神，是和隶事游戏完全一致的。这类作品，甚至不妨看作是隶事游戏的记录，是齐梁士人文化风习的自然产物。
在普遍推崇博学的风气下，出现这种以隶事见巧的游戏笔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这种游戏，很少积极意义，反而促成文学作品中拘挛补纳、穿凿晦涩的弊端。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对前代文化遗产的学习和继承。用典自然贴切，可以使文学作品在精练的形式中容纳丰富的内涵，从而加强其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两个方面，不但在不同作家身上会有不同表现，即使是同一个作家，也往往功过夹杂。如任昉“晚节转好著诗”，却因“使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南史·任昉传》），大为钟嵘诟病。可是他的《出郡传舍哭范仆射》用典虽密却妥帖自然，宛如自从口出。全诗感情深厚，意脉流畅，是南朝抒情诗中不可多得的名篇。至于沈约、谢朓作品中用典精彩之处，更是随处可见。正是由于齐梁诗人的丰富实践，使得用典技巧日益成熟，历史的语言材料与当下的表达需要日益融合无间，才出现了庾信这样杰出的用典大家。
以士族为代表的南朝知识分子特重博学，有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思想失去权威，学术主流弱化，是南朝士人转向泛观博览的主要原因。史学的兴盛，对博学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隶事作为一种矜才炫博的游戏，应运而生，深受士人青睐。由于察举考试的复兴，这种原先只是娱乐性的活动，也逐渐在内容和形式上向考试方向靠近。了解了这些文化背景之后，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南朝文学创作中为何会兴起使典用事的高潮。这个高潮的产生，与当时盛行一时的隶事游戏几乎完全同步，这种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两者统一于整个南朝崇尚博学的风气之中，以至于后人用原来只是一种娱乐活动的“隶事”来直接指称创作中的用典。在以后一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中，由南朝作家率先引发的用典问题，总是持续不断地激起争论，从而深刻影响了历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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