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几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几点论文,看法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了学者们努力的主观因素外，取得较快进步的主要客观原因是引进美国自30年代以来取得的研究成果。进入90年代，所能引进的美国新研究成果已经不多，于是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文章与著作数量直线上升，但质量却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我国学者已普遍不满足于引进美国的新研究成果，希望自己的研究有所突破，然而又普遍感到力不从心。我个人以为，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把研究成果比作鱼，研究方法则是网。不学会织网就难以捕到所需要的鱼。本文拟就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谈几点管窥之见。
研究方法难以无师自通
1994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将“方法”定义为“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等”。这里使用的“门路”包括的内容可以是工具、技术、设备、推理、设计、试验、调查、分类、综合、讨论、交流……。由于“门路”这一概念十分宽泛，因此对于我们理解研究方法还是缺乏明确的指导作用。美国学者肯尼斯·贝利根据对研究方法的研究，把“方法”定义为“收集资料和研究的技术或工具”（注：肯尼斯·D·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许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这一定义虽然简单不够全面，但却易于我们理解什么是研究方法。将研究方法理解为技术和工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研究方法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了。没有技术和工具就无法解决问题，而研究工作就是要解决许多不理解的问题，没有研究方法就无法研究问题。然而，无论是工具、技术还是门路都需要学习才能掌握，哪怕是最简单的工具也需学习才能掌握，不学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只是极个别的例子。
研究方法一般讲来比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问题的方法更为系统也更为复杂。日常生活的许多方法只需要一般学习即可掌握，如要去一个地方，只要学会使用地图就可以乘车或骑车去了。从事一项工作所需要的方法比生活所需要的方法要复杂得多，因此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如从事外语教学首先要进行多年外语学习，还要学习教学方法才能上课。研究工作比一般工作都复杂得多，所需要的方法也是一般工作所需要的方法所不能比的，没有长期的专业训练是很难掌握研究方法的，因为研究方法系统性和逻辑性很强，需要有了相当的知识基础才能学会和使用。一般讲来，方法论的教育是研究生的课程，本科生是不学的。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工作对于研究方法的依赖远大于外事工作对工作程序的依赖。国际关系研究是系统的和综合的，但要学习和掌握这些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将它们分成不同的类别来学习。这如同实际的工程设计中要使用许多不同的计算方法，但要学习这些计算方法只能一个一个地学一样。
一种研究方法可适用于多种学科。研究方法作为工具往往可以用于解决不同学科的问题，如数学的计算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也常用于政治学的研究。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已成为科学研究进步的重要途径，例如国际关系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主要是借鉴经济学的市场结构研究方法；国家利益效用分析法则是经济学的成本利润分析法与社会学的团体利益分析法的结合。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中有相当一些是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致的，因此不能把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理解为只能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
然而，每种研究方法的适用面又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能用一种研究方法完成所有的研究工作。国际关系的具体研究方法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能用来研究任何一个国际关系问题的。这如同修理汽车。修理汽车需要很多的工具，而每个工具的作用不同。研究防止核扩散的方法可能就不适于研究分离主义问题，研究贸易摩擦的方法可能就不适于研究人权冲突，因此不能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是通用的方法，可以用来解决任何国际关系问题，更不能认为任何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能借来研究国际关系。即使是一项研究工作也需要多种研究方法的配合使用。例如定量分析的方法可用于综合国力的研究，但研究国际基本矛盾则需要定性分析的方法。国际格局包括了综合国力与国际基本矛盾两方面的因素，因此研究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就需要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配合使用。
研究方法不仅适用范围不同，而且解决具体问题的效力也不同。解决一个问题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但有的方法比其它的方法更简便、更有效。例如，研究人口问题时需要了解某一城市人口的总数，最简便的办法是查阅当地政府的统计资料，而最慢而且最昂贵的办法是对该城市人口进行重新统计。研究韩国国防战略的最简便方法是阅读其国防白皮书，但研究朝鲜的国防战略就无法使用这一方法，因为朝鲜不发表国防白皮书。研究中国的安全战略最科学的方法是与中国军事领导人座谈，最不科学的方法是与海外反华人士座谈。由于针对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研究方法的效力不同，因此研究人员应根据问题的性质决定研究方法的选择。
从以上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多样性、复杂性、系统性、适用性、有效性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可以看到为什么不进行专门的训练只靠自己摸索是难以掌握和运用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的。
研究方法没有阶级性也没有国籍
关于社会科学的阶级性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也影响了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认识。一些人认为既然社会科学有阶级性，那么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有阶级性。国际关系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于是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也分为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和无产阶级的研究方法。由于国际关系中的政策研究都是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的，于是又有人把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分为美国的方法、英国的方法、苏联的方法和中国的方法。这种把研究方法贴上阶级或国籍标签的做法，其实是混淆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区别。
自然科学不研究人，因此人们不会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打上阶级或国籍的印章。社会科学研究人，于是其研究方法就容易被标上阶级或国籍的标签。然而，研究对象有阶级性和国籍并不能决定研究方法也得有阶级性和国籍。例如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法既可以用来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性选择分析法可以用来分析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也可以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尽管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有国籍和阶级性的，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没有国籍和阶级性的。
我是在美国获得的博士学位，因此在我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这门课时，学生们听到和他们已有看法不一致的说法时，常把我教的研究方法当作美国的研究方法来对待。相反，讲授同学较为熟悉的研究方法时，就没有人认为我讲的是美国研究方法。由此可见，学生们判断研究方法是哪个国家的，并不取决于发明这种方法的学者是哪国的人，而主要是取决于我的教育背景和他们自己在方法论方面已有的知识。他们自己懂的就是中国的，自己不懂的就是外国的。即使我们知道一种研究方法的发明者的国籍和他的国家的阶级性质，也不能说这种研究方法就有国籍或阶级性。例如，研究核武器的方法最早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我们不能认为研究核武器的方法是德国的或是法西斯主义的，因为而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也都使用了相似的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如同工具和武器。工具和武器可以被不同阶级和不同国籍的人使用，为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服务。也就是说谁使用它们，它们就为谁服务。例如，地缘政治学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但这种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国际关系的方法既可以为法西斯德国的对外扩张政策服务，也可以为苏联组建华沙条约组织这种东方军事集团服务。因此，我们也不能以研究方法为哪个阶级和国家服务为标准来判断研究方法的国籍和阶级性。以阶级性和民族性为理由拒绝学习和使用我们所不了解的研究方法，必然会严重限制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这如同现代热兵器是西方人发明的，所以我们就不用火炮而只使用大刀长矛；市场经济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我们就不搞市场经济而继续计划经济一样。
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远远晚于美国。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远远领先于我国，他们的研究方法已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相比之下，我国绝大多数的国际关系学者对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还处在感性的认识阶段，还不能自觉地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国际问题，能发明新的研究方法并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就更少。如果我们以民族性和阶级性为理由拒不使用美国学者已经发明的研究方法，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就难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研究方法是研究成果的基础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研究所取得新的成果或突破性成就往往是以改变研究方法为基础的。例如唱片、录音带和光盘都是音乐储存器，但三者是完全不同的原理。每一个发明都是靠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唱片用的是磨擦原理，录音带用的是电磁原理，光盘则用的是激光原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他将线性分析与循环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依附论的成果则主要基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经济统计方法。掌握较多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就可以在已有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明新研究方法，许多新的研究方法都是将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结合的结果。
掌握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总的讲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掌握得越多，研究成果的水平就越高，效用就越大。
首先，掌握多种不同研究方法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一项研究课题可以用几种不同的方法研究，多种研究方法所得结果相同则可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如天气预报的研究，既使用现代仪器也观察动物的行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同时使用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用演绎的方法对归纳法所得的结论进行检验。如果两种方法所得结论一致，则说明研究成果可靠性强，否则需要对研究成果持谨慎的态度，或以新的方法进行再检验。
二是掌握多种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确度。定性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非常重要，但定性分析方法很难对国际事务变化的度进行研究。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进步，人们不但要了解国际关系变化的方向，而且需要了解变化的程度。例如，掌握了概率分析法就可以对两国矛盾激化成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行百分比的概率分析，而不采取概率分析法则只能作出是否可能的判断，最多是可能性较大或较小这种非常不明确的定量分析。
三是掌握较多的研究方法有助于研究复杂的问题。由于国际关系十分复杂，有时一种研究方法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可把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两种研究方法相结合是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的结合。例如，通过文献研究可以认识一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目标，但是这一研究方法对于了解一国贯彻执行其政策的方法和策略是无力的。而与该国研究人员及政策执行人员交谈，则有助于了解执行这些政策的基本方法与策略。因此将文献研究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则可以对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策略进行统一的分析。研究方法掌握得越多，解决问题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的机会就越大。
四是，研究方法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有关政策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如果政策研究的方法缺少科学性，则可能导致决策层作出错误决策。一般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有四个程序，即专家对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然后提交主管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再将论证结果提交决策领导层讨论，最后由主管领导拍板。专家对问题的研究报告，往往成为领导人决定一项对外政策的基础参考资料。政治决策如同表演，是门艺术，表演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表演者的个人艺术修养，但幕后工作也有重要影响。如果音响、灯光、道具、训练等都很科学，依靠这些周密的幕后工作演出的成功率则较高，否则较低。对外政策研究是否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方法，影响到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领导人有了较为可靠的参考资料，则较容易作出能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决策，反之则比较困难。
在本文最后，我想就研究方法与科学态度的关系谈谈看法。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研究成果科学性的基础，一个国际关系学者如不考虑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使人难以相信他是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国际关系。我们常可以看到一些自称为学术研究的著作，其中不但没有关于研究方法或是研究过程的描述，甚至连所使用的材料和统计数字的来源的注释也没有。没有注释，使读者不知这些材料和数字是否有权威性，如果读者对材料和数字产生疑问也无处去核对。没有注释就无法区分杜撰的“根据”与事实，杜撰的数字和材料不但误导读者而且有被他人引用造成以讹传讹恶果的可能。一般讲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时间用于对实事的核查研究，编写研究成果的时间是较短的，而在编写过程中用于注释编写的时间又长于正文的编写时间。因此，注释的详尽程度反映了学者对事实核查的科学态度，以及编写研究成果的认真程度。
本人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应该百家争鸣，越多越好，但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也有一定的必要。这如同医生治病，每个医生有自己的方法，但先看病后开方，所开药方需由医生亲自签字等最基本的规则还是必要的，没有最基本的规范化，其不良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本文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所作的评论基于笔者从事研究工作的肤浅体会，恐有不妥，还望国内同仁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