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与奠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视野中的任访秋先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学术论文,文学论文,任访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河南大学已故教授任访秋先生(1909-2000)是贯通古今的中国文学史家，一生在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在任先生百年诞辰和河南大学百年华诞到来之际，洋洋五百万言的《任访秋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作为任先生的再传弟子，通览文集之后，深感先生学养之渊博深湛；先生古今贯通的学术建树与学术史意义，远非浅见寡闻如我者所能尽窥。藐予小子，不揣浅陋，试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视野一窥先生的开拓性贡献，以就教于方家。
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1970年代末，正值学术界百废待举之时，中州名校河南大学有一位年届古稀、历经磨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文学史家，正拼将残年全力经营中国近代文学；他所做的第一步基础性工作，是撰著一部近代中国作家论；最终，其代表性论著《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于1984年初问世，《中国新文学渊源》于1986年问世，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于1988年问世，成为近代文学学科当然的领头人之一；他——就是20世纪40年代被同事们戏称“熬干灯”的异常勤奋、治学严谨的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
早在1940年代，杨世骥就为撰写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而穷搜史料，暗下苦功；他所做的第一步基础性工作，也是撰成一部近代中国作家论。然而，抗战前已完稿的那部《近代中国文人志》，由于杨氏的苛求完美而成了一堆废稿；最终，世人只看到这位异常勤奋、治学严谨的近代文学探研者1945年结集的一本薄薄的论文集——《文苑谈往》(第一集)。新中国成立后，杨世骥仍在为其心目中那部近代中国文学史做着积极准备，吴宓则劝其先期着手材料长编和撰著《近代古典文学史》。然而，杨氏先是被打成右派，后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年辞世。他的那部经营了三十多年的《近代中国文人志》最终没能面世，他梦寐以求的那部近代中国文学史则成了永远的梦想，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与杨世骥相比，差不多同时期走上文学研究之途的任访秋先生是幸运的，这得益于先生的长寿和晚年的勤奋。20世纪60年代初，河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李嘉言先生拟请作为摘帽右派的任先生开设“近代文学史”课程，尽管这门课很长时间没开成，任先生自此与近代文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70年代末，先生在系统钻研近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础上，陆续在国内刊物上发表了一批近代文学作家论，并在1980年前后将其作为一门课程为研究生讲授，1982年将其结集出版。此后，先生在公共事务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以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持之以恒的坚韧毅力，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在不舍斋伏案读书写作，陆续推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话》(1984)、《中国新文学渊源》(1986)、《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集》(1992)等论著，迎来了学术研究生涯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然而，长期伏案读书写作，使先生的身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晚年不仅眼睛高度近视而近于失明，脊背也驼成了近于九十度。
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近代文学学术界，季镇淮先生的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鼎鼎大名。早在60年代初，季先生与游国恩等几位先生共同主编了那部对全国大学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的高校文科部颁教材《中国文学史》，季先生主编近代文学部分。不久，他又带领北大学生编选《近代诗选》。80年代，他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近代文学分支，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总编辑委员和《总序》作者之一，并承接了多卷本《中国文学史》之近代卷。近代文学研究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季先生功莫大焉。然而，季先生寄予厚望的那部《中国文学史》之近代卷最终未能问世；由于“季先生对著述看得很重，必研究有得，思虑成熟，方才名笔”①，其所留下的近代文学方面的著述并不多。季先生身后问世的《来之文录》及《来之文录续编》，所收近代文学研究论文仅十余篇，重要作家仅论及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数人。季先生在近代文学方面的很多见解未能形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近代文学界的一大遗憾。
与季镇淮先生晚年对著述过于谨慎、述而不作的风格不同，任访秋先生晚年勤于笔耕，著述颇丰。其《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收录了龚自珍、魏源、黄遵宪、严复、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苏曼殊、林纾、王国维、吴趼人、李伯元、曾朴、刘鹗等16位近代作家论，附录收录了胡适、钱玄同两位五四作家论及《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一文；其《中国新文学渊源》一著通过八篇自成体系的系列论文，将三百年前发生在晚明的那场文化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进行认真的考量，系统梳理描述了晚明至晚清、五四时期中国进步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与嬗变轨迹，为打通古、近、现代文学史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其《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论集》(1992)收录的论文，有16篇关涉近代文学诸多方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近代文学史的断限与分期问题、近代散文流派论、清代朴学家的进步思想与文学观、西学输入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桐城派的兴起、发展与衰歇、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文学革命、龚自珍与晚清诗坛、鲁迅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之关系等，多是较为宏观的论题。其《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1981)、《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1990)收录9篇近代文学方向的论文，论题涉及夏曾佑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龚自珍与晚清诗坛、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等。上述论著大都作为单篇文章在《开封师院学报》、《中州学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发表过。
任先生晚年的勤于笔耕，打破了近代文学研究界诸多禁区，为近代文学研究开拓了许多重要领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在笔者看来，任先生在该领域最为杰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为中国新文学探源；二是为近代文学学科奠基。
任先生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专业的教研活动，始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河南大学流亡到豫西山区嵩县潭头镇办学，先生在为中文系学生讲授现代文学课程时，却并不径直从五四文学革命说起，而是将眼光投向清末民初，是为先生从五四新文学之渊源的视角探研近代文学之肇端。1944年，先生在讲义基础上撰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上)由南阳前锋报社出版，第一编“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分章探讨了“清末民初的政治”、“清末民初的思想”、“清末民初的文学”，全面勾勒了清末民初(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夜)政界、思想界、文学界变迁之大势。任先生视清末民初的文学界为“一个过渡的时代”，指出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同基于原有的学术思想产生的政治、制度、法律、道德，都已失去了他们的实效，同时也都失去了他们的尊严”，“在这种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很分明的，是在期待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②五四新文学家立场、“欲说五四，探源晚清”的史家眼光、文学史与学术思想史相互发明的治学之道，是这部学术史上最早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命名的现代文学断代史最为显著的特征。任先生对晚清学术思想与文学的兴趣及晚年转向近代文学研究，自此埋下伏笔。
早在1963年，任先生就发表了《龚定庵文学略论》一文，是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篇全面论述被后世史家推为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之开山人物——龚自珍——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诗文创作及历史影响的学术论著。该文对龚自珍反对因袭保守一切成法和制度的“自改革”思想的揭示，对其在文学观念上反对既有成规、重视独创精神及自然、健康的美学观点的阐发，对其诗文创作蕴含的时代精神和进步的思想内容的剖析及对其艺术特征的提炼归纳，均眼光独到，持论宏通。论及定庵散文，任先生敏锐地感受到其“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因为“它不象当时桐城派散文的迂拘，又不象选派散文的偶俪，更不象考据学者散文的朴拙，乃是一种汪洋恣肆，纵横驰骤，豪放跌宕，俶诡谲怪的文章，真可说是当时文坛上的一支异军突起”。③突起的异军而非文坛之正宗与主流，是对龚自珍在嘉道文坛之情状与历史定位的较为准确的描述，论断堪称允当，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论及龚自珍诗文的积极意义及历史影响，任先生肯定其“在形式上打破了一切清规戒律，而趋于解放。在风格上，诙瑰谲怪，踔厉风发”，高度评价其思想“是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思想；是要求打破成规，革改一切的思想；是嘉道时期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下先觉者的思想，是广大群众的呼声；是时代的呼声”，言其“不论是思想同艺术都成为以后革新者与革命者的先驱”。④这些论断，无不显示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及敏锐的艺术判断力。该文于1984年收入《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一书时，文字上未作任何改动，说明先生的观点和看法前后一贯。
1970年代末，随着政治生命的复苏，任先生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丰收期。此时，先生的研究重心已经转移到近代文学，意欲以之为中介着力探研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内在源流。他已经不满足于以单篇文章的形式零敲碎打地搞近代文学，而是着手构著一部有体系的学术论著，这就是1982年成书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先生1978年开始招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次年即以该著已完成部分为内容给研究生开过课。1980年12月27日，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将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作家的文章目录统计一下，已经有了13篇，其目次如下：(1)龚定庵，(2)谭嗣同，(3)严复，(4)黄遵宪，(5)章太炎，(6)苏曼殊，(7)林纾，(8)王国维，(9)李伯元。以上9篇均已发表。(10)刘师培，(11)谭嗣同，(12)曾朴，(13)钱玄同。以上4篇尚未发表。”
在任先生的文学研究论著中，《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并非最重要的一部，却是他将主要精力转向近代文学研究之后的第一部力作，也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无论是在先生个人研治近代文学的学术道路上，抑或是在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上，该著均有不可轻忽的历史意义。任先生信奉鲁迅先生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⑤并以之作为选择近代作家的重要指针，同时本着人民性和民族立场及反帝反封建的指导思想，在众多的近代文学作家中精心选择了16位。其中，龚自珍、魏源作为嘉道时期进步作家之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黄遵宪作为同光时期维新派作家之代表，章太炎、苏曼殊、刘师培作为革命派作家之代表；“至于政治上比较保守，而在文学观上有其正确的一面的如王国维；在对西方文学进行大力绍介、于当时文坛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的如林纾，也作为论述的对象”；⑥晚清四大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朴，亦在论述之列。值得论述的革命派作家如秋瑾、柳亚子等，因时间仓促尚付阙如；至于那些政治倾向落后的旧派文学，如诗歌方面的同光体、散文方面的桐城派与文选派等，因其在创作艺术上有着一定的成就且确曾风行一时，任先生认为“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而加以认真研究，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否则一部近代文学史就难以窥知全貌。⑦既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又不放弃文学的艺术标准，同时强调历史主义的评价尺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噩梦般的过去还心有余悸的转折时期，能做到这一点，已难能可贵。
由于全史在胸，任先生评价每一位近代作家都能发现前人未曾触及或重视不够的突出特点。其中，该著对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近代作家的研究，视野开阔，新见迭出，文史贯通，尤见功力。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出，文学史家谈及严复一般仅述及其翻译贡献，言其把古文应用的范围推广，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世界等。任先生《严复》一文，系统地梳理了严复的著述及思想变迁，全面总结了其文学观，重点剖析了其政论文，简要评述了其翻译理论及翻译贡献，高度评价其在思想界和文艺界的重要历史贡献。其对严复倾向于唯美主义的诗学观的概括与溯源，显示出敏锐的艺术判断力与深厚的古典诗学功底；其对20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严复与梁启超之间关于“文界革命”与雅俗之争的著名的论争，虽赞同梁氏的观点，却对严复不乏“了解之同情”；其对严复甲午至戊戌之间发表的政论文章之思想内容的精到剖析，对其启蒙作用与积极意义(言其给五四时期提倡“德”“赛”二先生，同批判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作了先导)的大力肯定，对其惯用中西对比之法及骈散杂糅、笔锋常带情感等创作特征的概括，对其独特艺术风格及在文体解放方面做出的历史性贡献的肯定，均目光如炬，持论宏通。发前人所未发，详前人之所略，略前人之所详，立足文学史，旁及学术思想史，是该文的显著特点，显示出任先生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和学术史眼光。
1979年5月完成的《梁启超》一文，在梳理了直接影响其文学观的学术思想渊源后，着重从文学的进化观、言文合一思想、“新小说”理论、服务于新民救国的文学观念及诗文革新主张等方面全面总结其进步的文学观，着意突出梁启超作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为推进这一运动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躬身实践的新文体、新诗、新小说和改良戏曲创作，在其创办的报刊中大力宣传文学革新运动，举行小说笔谈从理论上扩大其影响等——大力肯定以梁氏为领导者的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给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作了先导。其对梁氏“文学的进化观”的剖析，对其主张“文章要通俗化”、“言文合一”及其先进性的揭示，对其具有积极意义的诗文革新主张及创作实绩的诠释与评判，对其在小说界革命运动过程中所发挥的理论倡导、组织领导及其在当时(包括对周氏兄弟)产生的重大影响等方面的材料的系统梳理与阐发，均具慧眼卓识，论从史出，显示出通达的学术眼界，为近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新思路、新观点与新材料。
尤为重要的是，该文通过梁启超这一个案研究，提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对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评价与定位问题。此前的研究现状，确如任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以往对晚清文学革新的看法，好像它是随着维新变法运动而出现的对文体枝节改良的表现，一方面没有把诗文同小说戏曲的革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配合维新变法而产生的文学革新运动，即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陈炳堃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等，都不免如此。”⑧胡适在那部被后世史家推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和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开山之作的名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梁启超倡导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只字未提，“诗界革命”倒是提及了，然先云夏曾佑是首倡者，后言黄遵宪《杂感》其二“我手写我口”等句“很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对梁启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只字不提。⑨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提到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但都是一笔带过，对作为思潮和运动层面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未予重视，着眼点在于此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鲁迅在那部被后世史家誉为中国小说史开山之作的《中国小说史略》一著中论及清末小说，只述及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三种类型及其代表作家作品，对“小说界革命”未著一字；阿英在那部影响深远的名著《晚清小说史》(1937)极力证明晚清小说的繁荣，按内容分类列举了大量作家作品，却没有将其视为一种有意识的文学革新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史论著也没有将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系统工程来加以考察与定位，自然对这一运动的总设计师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所应占的历史地位的估计存在严重不足。任先生认定：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人物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乃是一个追随者；“但是在鼓吹变法维新，为了加速实现其政治理想，从而竭力掀起一个文学革新运动，在这方面的倡导人物比较贡献最大的，恐怕是非梁启超莫属了”；“有这种种原因，很自然的使他成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领导者”。⑩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不过是从原始史料出发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当时却是发前人未发之见，对学术界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后来夏晓虹先生的梁启超研究，王飚先生和关爱和先生对于晚清文学界革命的整体研究，都是在任先生当年指出的学术方向上进一步深入开掘的结果。
晚清革命派作家影响较大者，首推章太炎。自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封太炎先生为“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和古文学“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章炳麟的述学的文章”就成为后世文学史家不可小觑的重要内容。(11)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代文学史论著则着意突出其政论文，其他方面很少论列。而任先生《章炳麟》一文，则对其生平与著述、文论与诗论、杂文与述学文章、具有革命性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影响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而深入浅出的梳理与阐发。因任先生乃太炎先生之再传弟子，故而对其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及文章风格了如指掌，分析起来自然能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其对章氏论文提出的“雅俗”标准及其存在的内在矛盾的精到分析，对其正统的文学观及其历史局限性的客观评析，可谓切中肯綮，令人茅塞顿开；其对章氏富有强烈战斗性与革命激情的政论文章的绘声绘色的解析，对以《訄书》为代表的决非一般为学术而学术的著述、富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性与革命性及战斗性的渗透着民族思想与民主思想的述学文章的激情阐释与理性剖析，对五四新文化战士吴虞、陈独秀等人的反孔文章的观点及鲁迅《狂人日记》的反孔教、反封建家族制度思想之渊源在于太炎先生的《诸子学略说》等著述表现出的反孔教思想的揭示，对钱玄同提出的“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口号实乃受太炎先生启发这层关系的透辟的分析，对钱玄同之主张用白话代替文言之根源同样渊源于太炎先生这一基本史实的揭示，均眼界通达，见仁见智。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国时期的文学史论著鲜有将刘师培作为一个重要作家予以论列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史家更是避之而唯恐不及。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任先生即便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吃螃蟹者，也是率先本着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刘师培展开全面、深刻、客观研究的文史专家。其实，早在1930年1月13日至14日，任先生就在北京《新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刘师培的文学论》一文。大概是发表在报纸而非杂志上、不好查找的缘故，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研究组于1980年至1982年间编选《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时未将该文收录；查看其“附录”中的论文、资料索引，方知其所查阅的全是期刊论文；如此重要的论文未能收录，这是颇为令人遗憾的。据任先生日记记载：1980年7月17日，“开始写《刘师培论》”；8月5日，“《刘师培论》初稿写就”。然而，与收入《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一书中的其他15位近代作家论的命运不同，该文仅收入该著而未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980年代初学术刊物编辑们的谨慎心态。《刘师培》一文对刘氏学术思想及其渊源的梳理与辨析，对其“历史的发展观”及主张以俗语入文见解的精到分析，对其认为八股文渊源于曲剧之精辟见解的大力肯定等，均见解独到，持论宏通。其论刘师培诗歌道：“前期的诗作从内容上看，有不少激昂慷慨、发扬踔厉的作品，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内心那种忧时伤事，和决心献身救国救民的爱国激情”；“在形式上，则是流俐畅达，不事雕琢，不假粉饰，任意挥洒，而情景自然，优美如画”；“刘氏的诗不拘一格，既有嗣宗的寄托遥深，又有长吉的哀怨冷艳；既有乐天的明白畅达，又有定庵的慷爽激越，但总的说来，前期诗作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因而表现出了诗人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时代风貌。”(12)这一评判在当时可谓有胆有识，客观公允，经得住历史与艺术双重标准的检验。该文以其独到的学术见解，被近代文学研究界誉为刘师培研究领域“论述全面、深刻与公允”之作，“是20世纪以来论述刘师培诗歌较有参考价值的”。(13)
《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从剧烈动荡的近代中国文坛上选择了16位在苦难与挣扎、压迫与反抗、充满血与火的大时代之中确曾起过积极作用的代表作家，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将其置于当时的时代思潮与学术源流之中，对其学术思想与文学活动、创作实绩做出鞭辟入里的剖析，使读者得以从一篇篇相对独立却自成体系的系列作家论中一窥近代文学主流之发展脉络。其附录中的《晚清文学思潮的流派及其论争》一文，是任先生在近代文学作家论基础上对晚清文学思潮流派发展轨迹的宏观思考，表明先生已经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为著述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做好了较为充分的学术准备。
“由于对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于是上溯至晚明文学，下推至五四文学革命，把近300年的中国文学与学术思想，作了比较系统地考察与研索”；(14)任先生的这一成果，荟萃于1986年问世的《中国新文学渊源》一著。该著由八篇系列论文——《李贽与晚明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运动》、《十七世纪初中国文学革新运动的倡导者——袁中郎》、《晚明的文化革新运动与中国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清代朴学家的反理学思想与先进的文学观》、《清代桐城派的兴起、发展与衰歇》、《晚清西学输入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文学革命》——构成，可谓体例严整，论证翔实，见解精辟，宏论迭出，堪称任先生平生最富学术创见、足以传世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新文学渊源》的重要学术贡献，在于著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从晚明以降中国自身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中，令人信服地梳理出一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脉相承的进步的历史线索，雄辩地揭示出五四新文学渊源有自的深厚的本民族文化资源与内涵，暗合了柯文所言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中国中心观”；(15)同时又系统梳理了晚清以降西方学术思想给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指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新在晚清已开其端，到五四前夕终于形成了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这一见解，较之当时一般学者单纯地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之渊源归之于十月革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结论，不仅全面系统，而且深刻精辟。
在《中国新文学渊源》序言中，任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目的，即在于论述阐明把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这三百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索。”(16)其基本观点是：以李贽为旗手的“左派王学”批程朱、评孔孟、倡言个性解放与社会平等思想，在晚明思想界掀起了一个推翻正统思想的革命运动；以袁宏道为领袖的公安派反对复古模拟，主张信腕直寄、独抒性灵，重视民间文学与戏曲小说，掀起了一场文学革新运动；两者互为表里，推波助澜，汇成了晚明文化革命的洪流，有力地冲击了封建正统思想与拟古主义文学，其流风历清初以至乾隆中叶而未沫。在这种思潮推动下，从晚明至清代中叶出现了一个进步的市民文学发展的高潮与小说戏曲创作的黄金时代，17、18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小说戏曲及民间文学等方面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汤显祖《牡丹亭》、洪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冯梦龙、凌濛初《三言》《二拍》、蒲松龄《聊斋志异》、吴敬梓《儒林外史》、曹雪芹《红楼梦》、李汝珍《镜花缘》等是其杰出的代表，其所表现出的诸如反封建礼教与等级制度、主张婚姻自由、批判不合理的科举制度等进步思想，无不与晚明这股革新思潮一脉相承。然而，这种新的进步的潮流在清朝康、雍、乾三朝受到了统治者的打击与扼杀。不过，至清中叶，这种代表市民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追求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思潮并未中断；一部分朴学家如戴东原、焦循、俞樾等在哲学思想与文学观点上与晚明亦有一致之处；而近代文学的开山人物龚自珍在经学上虽上宗公羊，在文学观上实与晚明以降的文学革新思潮为近。晚清以降，这一本土滋生的处于潜隐状态的进步思潮，与西学东渐大潮下输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相互渗透，互相印证，终于形成了汹涌澎湃的革新潮流。戊戌变法前维新派的“排荀”运动与庚子事变后革命派的“批孔”运动，是五四前夕爆发的思想革命的先导；就思想革命运动而言，没有晚清，就没有五四。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所倡导的文学革新运动，更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前驱；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前者，后者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任先生在1985年底撰写的《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一文中，曾简明扼要地归纳出其对五四后中国新文学渊源的理解：“这一运动的产生，从哲学思想与文学思想上，追溯其渊源，实应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是继承了晚明以来进步的文学传统，一是吸取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从意识形态的本质来看，乃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与中国市民阶级思想的汇合而形成了一派新旧革命思想洪流。”(17)
将五四新文学的渊源追溯到晚明，并非任先生的首创，而是乃师启明先生的发明。周作人在1932年问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语出惊人地爆料：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则仍无多大差异处”；“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更要清楚一点。理论和文章都很对很好，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到清朝他们的著作便都成为禁书了，他们的运动也给乾嘉学者所打倒了”。(18)这一新颖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路对任先生启发很大，但同时又觉得知堂先生该著过于简略，不仅有许多缺憾，而且甚不认同其所提出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乃是在“言志”与“载道”两派互相消长的基本观点。有鉴于此，在周著问世半个世纪之后，年届古稀且事务繁忙的任先生毅然下定决心把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之间三百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索。任先生《中国新文学渊源》一著，一方面可说是顺着知堂先生当年开拓的这一学术路径深入开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许多重要方面超越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如：周氏对晚明左派王学李贽的思想与文学观未加注意，对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之作用及影响估计不足，进而忽略了明末至清中叶市民文学的发展与小说戏曲创作的高峰这一线索；周氏着意突出三百年前晚明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与五四新文学有着更为直接的渊源的近在眼前的晚清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运动的历史功绩，显然有失史家之公允；周著基本上是就文学而论文学，论其然而不探其所以然，任著则多从文化思想史高度追本探源，故而眼界开阔，立论宏通……
《中国新文学渊源》论述的重点是从晚明到五四时期进步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其八个有机组成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有独到的学术眼光、新颖的学术见解和重要的学术发现。第一部分从备受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新文学家推崇的公安派顺藤摸瓜，考镜其思想源流，发现袁宏道所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文学上的革新运动，其理论核心实源于李贽，进而发现清代龚自珍、焦循等人贵独创、贬因袭、尚真切、诋虚伪的文学观，尤其是焦循“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的看法，实皆由卓吾启之。第二部分在系统深入地分析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其所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之状况及其诗文创作面貌后，进一步揭示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及其进步性，以为晚明思想上的革新代表了市民阶级的愿望与要求，从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程朱派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倾向于尊重自我，追求自由；在文学上，一方面打倒抨击复古派文学，一方面大力提高戏曲小说在文坛上的地位，主张要创作出真实、自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自此以后，不但在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在文学发展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第三部分通过考察17、18世纪中国属于市民文学的戏曲小说及民间文学样式之思想渊源，发现此期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杰出的戏曲小说家几无不饱受晚明文化革新运动之洗礼，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第四部分从清代朴学家的开山人物顾炎武到乾嘉时期的吴派与皖派、以讫晚清的俞樾、章太炎、刘师培等，梳理出一条反程朱理学的进步学术思想脉络及先进的文学观，将蔡元培之于俞正燮、戴震、汪中，章太炎之于俞樾、孙诒让，王国维之于焦徇等在学术思想上的承续关系梳理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第五部分对清代文坛确曾发生重大影响的桐城派之兴起、发展与衰歇的过程及其与这一时期文学发展变革之关系作了详细论述，对其在古文范围之内的艺术成就给予肯定评价。第六部分综论西学输入与晚清思想解放及文学革新思潮之间的关系，其对以《天演论》、《民约论》为代表的西学翻译著作对20世纪初年中国文学思想及创作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的论述，尤其是对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周树人、周作人20世纪初年进步的文学观念、文学史观、文艺变革思想及其西学源流的细致辨析，乃至对林译小说之于20世纪初年中国文坛的重要影响的简要概述，均目光如炬，论从史出，切中肯綮。第七部分从晚清维新派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诸人掀起的长达十余年的“排荀”运动和革命派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批孔”运动，为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运动溯源，令人信服地揭示出两者之间客观存在却长期以来被人为割断的密切的历史关联，从思想史视野得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历史结论。第八部分简要勾勒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之间的历史关联，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完成了晚清先驱者的未竟之业，从文学史视野得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历史结论。
将中国学术思想之演进与中国文学之变迁联系起来进行考索，让文学史与学术史相互发明、相互印证，是任先生一贯的治学之道，亦是该著鲜明的学术特色。这一超越流俗的治学之道，打通了古典与现代、历史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畛域，显示出游刃有余的大家风范，达到了一种令人心仪的学术境界。“《中国新文学渊源》最大的学术意义是梳理描述了晚明至晚清、五四时期思想与文学嬗变的轨迹，并将先生早年和晚年所致力的两个研究领域，通过这种学理上的梳理联结起来，给人一种始于曲径通幽，终而豁然开朗的阅读感受。”(19)任先生的高足关爱和先生如是说。
《中国新文学渊源》是任先生平生得意之作。耄耋之年，先生在完稿的《治学五十年回顾》一文中不无自负地说：“在中国学术界，对五四文化革命的渊源，过去还没有人加以探索与论述，我认为这在我平生著作中是比较有个人独到之见的，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这部书印的册数才2000多册，社会上的读者尚少，但我认为我的看法，将来一定会得到一般有识之士的认同的。”20当年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五十年中言定验”的豪壮之语(21)，梁启超《自厉二首》诗中有“十年以后当思我”的豪迈之言(22)，同是书生本色的任访秋先生晚年亦罕见地明确表露出在时人看来或许自信得有些自负的学术期待；然而，今人在叹赏前人自信、自尊与自强不息的“豪言壮语”之时，又有多少人能体味出其话语背后的无奈与酸楚、悲怆与苍凉!如今，先生已驾黄鹤去，不舍斋中留余情；斯言业已成定谳，足以含笑慰平生!
“任先生一生治学，从容出入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从不划地自限，故能上下贯通，多所创获，尤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之来龙去脉颇多过人的发现。先生晚年，更是深思熟虑，治学以近代文学为中介，而着力发明中国文学以至于中国文化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源流。”(23)晚生后进，未能领会任先生博大宏通的学术胸襟，仅从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视角一窥其学术贡献，无疑人为割裂了先生文史兼治、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与取向，这是笔者在行文时深感惶恐与遗憾的。
注释：
①夏晓虹：《〈来之文录〉序》，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②任访秋：《中国现代文学史》(卷上)，南阳：前锋报社1944年版，第32-33页。
③任访秋：《龚定庵文学略论》，《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2期。
④同上。
⑤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⑥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8页。
⑦同上，第359页。
⑧同上，第145页。
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223页。
⑩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第145页。
(11)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3卷，第201-231页。
(12)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第183-188页。
(13)裴效维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近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34页。
(14)任访秋：《治学五十年回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第16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页。
(15)参见《在中国发现历史》，[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16)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7)任访秋：《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2页。
(1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100、43页。
(19)关爱和：《从同适斋到不舍斋——〈任访秋文集〉代序》，《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20)任访秋：《治学五十年回顾》，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第16卷，第161页。
(2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16页。
(22)任公：《自厉二首》，《清议报》第82册，1901年6月。
(23)解志熙：《深思厚泽忆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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