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发展新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新策略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5)02-0005-09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 经过改革开放37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从经济规模上看，到2014年年底，GDP总量超过63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升了26倍左右，年均增长率高达9.5％以上，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平均增速达到10％以上，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历史新纪录；按汇率法折算为美元计量，GDP总量超过9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上升至12.2％，由世界第十位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从人均GDP水平上看，到2014年年底已达到近5万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升了19倍左右，年均增长率达到8％以上，同样创造了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纪录；按汇率法折算为美元，人均水平超过了7000美元，属于当代世界上中等收入水平。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属典型的低收入穷国，温饱尚未解决，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在1998年首次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进入温饱阶段，2010年首次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线，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进入当代上中等收入阶段。从经济结构上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28.2％、47.9％、23.9％，不仅具有鲜明的落后农业经济比重过高的色彩(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更是达到70％以上)，而且产业结构严重扭曲，工业化进程与农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脱节，甚至以牺牲其他产业发展来换取工业发展，致使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虚高度”；到了2014年，农业产值比重已降至10％以下，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8.2％①，净上升24.3个百分点，并且自2013年起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前10年里，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年均增长率已十分接近，但在GDP(以价格水平表现的产值比重)中所占比重的上升程度，第三产业上升4.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仅上升0.8个百分点(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对经济进行强力刺激，重要的便是增大投资，而投资首要的是刺激第二产业，导致第二产业增速重新提速并高出第三产业，从2012年到2014年以来，伴随“择机退出”，第三产业增速又重新超过第二产业)，这种产业结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并已开始形成某些“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相应地，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0％以下，上升至目前的55％左右，超过了当代世界平均水平(52％)。上述GDP总量、人均GDP、经济结构的变化表明我国无论是在经济数量水平上，还是在经济质态结构上，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完成阶段。 (一)新机遇 新机遇指的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代化的目标距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近。按照“两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前后，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其经济内容而言，经济总量上，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水平，按2010年的汇率折算成美元，大体相当于美国现在的GDP规模(17万亿美元多)②；人均GDP水平上，按不变价格比2010年翻一番，接近7万元人民币，按2010年汇率折算成美元，达到12500多美元，超过世界银行划定的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起点线③。在已进入高收入阶段的70个国家历史上，从进入上中等收入到进入高收入阶段，平均用了12年以上的时间，其中20个人口大国，平均用了11年以上的时间。如果到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时，人均GDP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意味着我们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同时，在经济结构演进上，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 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前后，即2050年前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经济总量而言，按趋势演进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使按汇率法折算，在2030年前后我国经济总量也极有可能超越美国)，尽管经济规模的大小能够说明的问题有限，一国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和质态，重要的不在于规模扩张，而在于结构升级，但规模毕竟是基础。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19世纪初叶我国GDP总量在比重上是占据世界首位的，达到36％以上，比美国在当代占比最高的年份占比还要高(美国2001年GDP占比最高，达到32％以上)，但在结构上是传统农业，在组织上是封建小农经济，与西方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根本不具有竞争力，迅速沦落。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为标志，中国进入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9世纪末伴随“英国病”的发生④，德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经济国，一直延续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我国若能在本世纪30年代之前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位置，尽管意义有限，但从我国自身成长来说，经过200多年的起落跌宕的重归，具有重要意义。从人均GDP水平看，到本世纪中叶，人均GDP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也就是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从经济结构看，到本世纪中叶，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区域结构，均应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高度和均衡状态，只有规模和人均水平的数量增长，而无经济结构高度的实质性的提升，不是真正成长意义上的现代化实现，可以说只是经济增长而并无经济发展。当然，结构高度的提升在构成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同时，也构成经济发展的真正困难。 总之，在新起点上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就是到2020年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到2030年前后可能在总量上实现重回世界第一；再到2050年前后可能实现现代化，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我们的确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⑤ (二)新约束 进入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条件均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使这一新阶段上的经济成长具有一系列新特征，对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路径等，均提出了根本性的变革要求。这种经济约束条件的变化概括起来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供给的变化，即国民经济生产方面的变化，突出的变化在于相对于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国民经济的生产总成本进入加速提升期。 首先，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伴随着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上升，二元经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渐趋近均衡(刘易斯拐点)，以及劳动力总量扩张速度逐渐放缓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日趋加剧。 其次，土地、淡水、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价格上升趋势明显。经济规模扩张形成的巨大需求和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及稀缺性，会推动其价格上升，从而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总成本的推动力。环境资源价格上升，环境保护标准和要求不断提高，经济与环境间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必须努力缓解的矛盾。环境承载能力面临极大的挑战，使用环境资源必须面临更高的代价，破坏环境必须付出足够的成本。 再次，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升，在低收入甚至下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技术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差距大，学习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可以是简单模仿，并且模仿学习的“空间”广阔，而模仿学习是各种技术进步方式中投入最少、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方式。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总体上技术水平与先进水平差距有所缩小，一般可再模仿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技术进步越来越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而这种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在各类技术进步方式中最具根本性，但也是投入最大、成本最高、风险最强、周期最长的。 总之，在这一阶段各种要素成本显著上升，从而在短期内形成不断提高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经济增长严重失衡，长期内使经济核心竞争力减弱。依靠要素成本低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要求必须改变发展方式，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难以均衡，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是需求的变化，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总需求存在疲软的可能。在低收入和下中等收入阶段，需求增长总体上是强劲的，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由于供给的绝对或相对不足，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突出特征表现为短缺，因此，企业家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投入以扩大生产，而不是甚至不必关注如何销售；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是如何抑制需求以防止严重的通胀，而不是甚至不必关注产能过剩。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这种失衡状况有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逆转。就投资需求而言，尽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但未必能够转化成有效的投资，形成市场投资需求，关键在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自主研发和创新的能力是否有效提升。如果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不足，那么，由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上升相对成本优势减弱，发达国家不再或放缓新项目、新产品、新技术的再投入，而自身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又不足，难以创造出新的、有效的投资机会。银行系统尽管有大量储蓄，但在市场上按照效率准则，找不到有效的机会，如果是在原有技术不变、结构不变的基础上强行扩大投资，结果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必然加剧低技术状态、低竞争力水平下的重复投资，形成严重产能过剩，遇到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便会成为经济泡沫被淘汰，因而，投资需求疲软，有钱投不出去。而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基础又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包括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若无超前系数，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那么，当物质资本积累到一定水平之后，便会遇到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短板限制，使经济发展受阻。 就消费需求而言，尽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总体在上升，但消费需求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要求之间能否适应，重要的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甚至两极分化，越是高收入者其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偏低，尽管其绝对量较其他人更大，但社会其他广大成员收入增长低，甚至或绝对或相对地积累着贫困，即使需要增大消费也没有能力，越没有能力越对未来缺少信心，进而不得不以减少和放弃现期必要的消费而加大储蓄(未来的消费)。整个社会就会形成所谓富人不花钱，穷人没有钱更不敢花钱的局面，社会消费倾向严重降低，尽管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消费需求增长相对滞后。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速同时放缓，共同作用抽紧经济增长速度，使经济增长乏力，市场萧条，导致高失业，在上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较此前下滑，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甚至更低的速度，这是新常态下经济成长的客观规律。 (三)新挑战 能否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便构成极富挑战性的命题，如果不适应新阶段上的新挑战，经济发展难以持续，将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跨越了温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不适应新阶段上的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于停滞，危机不断加深等现象。例如，上世纪60至70年代拉美的一些国家，经济水平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把当时的非洲和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甩在了后边，但由于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长期跨越不过去，直到现在仍未进入高收入阶段，被称为“拉美漩涡”。又如，上世纪80至90年代东亚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等，经济发展当时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但应对不了新变化，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受到严重挫折，低水平规模扩张形成的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打击下成为缺乏竞争力的过剩产能被淘汰掉，直到现在也未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迈进，被称为“东亚泡沫”。再如，当前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的国家，埃及、突尼斯、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也达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同样不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危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巨大机遇的同时，也面临深刻的挑战，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因素，在我国社会都存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失衡 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具有新特征，主要表现如下。 (一)新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1978年至1998年(上半年)，在这一阶段上除个别年份由于特殊情况外(如1989年后的几年)，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特征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整个经济呈现为短缺状态，突出的矛盾是通货膨胀压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三次大的抢购风潮，都是在1998年之前，尽管每次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根本原因都在于需求严重大于供给。第一次较大的通胀是在1984年年底至1985年，1984年秋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居民担心由此引发物价上涨，形成抢购，用手持现金与政府拼商业库存，结果1985年CPI达到9％以上。第二次是1988年夏秋之际，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做出价格改革(价格闯关)决定，人们担心物价上涨，形成抢购，结果1988年CPI上涨18％以上。第三次是1994年，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及十四大召开等一系列利好消息的刺激下，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经1993年后形成对物价的冲击，结果CPI上涨24％以上。因而，与这一阶段失衡特点相吻合，宏观经济政策长期紧缩，从“六五”直到“九五”计划期间，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均长期从紧，目的就是管住需求增长，扼制通货膨胀。 第二阶段是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年底(2010年10月)，在这一阶段除个别年份(如2003-2007年)，主要失衡表现为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同时又先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8年后)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后)，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滑，经济下行矛盾突出。1998年下半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显现，在本来已经存在内需不足，特别是工业消费品生产产能过剩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又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并且我国政府为稳定世界经济秩序，在其他陷入金融危机国家，包括韩国、新加坡、印尼甚至日本都大幅贬值本币的情况下，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赢得世界广泛赞誉和尊重的同时，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因而自1999-2001年连续3年，我国出现了“通缩”现象，CPI上涨为负值，相应地大量乡镇企业倒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批进城民工提前返乡，迫使我国政府自1998年下半年起放弃持续近20年的长期紧缩政策，采取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刺激政策，首次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区别于此前长期奉行的紧缩政策。2008年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在年初基于2007年14％以上超高速增长的过热状况，采取了“双防”(一防经济过热，二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中国经济出现了自2008年第一季度开始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连续5个季度(15个月)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但从年末起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财政和货币双扩张的“组合拳”方式全面刺激经济，直到2010年10月宣布率先退出。 第三阶段是自2010年10月宣布从全面扩张的政策轨道退出以来，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集中体现为，既有通货膨胀巨大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危险的“双重风险”。与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失衡的两种典型矛盾，或者因需求大幅超出供给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或反之形成严重的失业，在以往是分阶段分别出现的，总量失衡的方向是清晰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选择也是明确的，或者紧缩，或者扩张；而进入现阶段两种失衡同时发生，并且两种失衡的缓解所要求的宏观政策方向恰又相反，使得宏观政策的方向选择产生困难(类似上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 (二)新失衡产生的原因 形成这种新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主要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约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条件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常态下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和种种不适应，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失衡形成新特征。就短期而言，我国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后，正面临所谓“三期叠加”的复杂格局，即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期、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形成的成本的消化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此外，我国经济还面对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的复苏期，都会加剧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复杂性。 具体地说，就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看，虽然表现出来的价格水平并不高，近年来PPI已经呈现长期负增长，CPI也一直在3％以下，有些时期已跌至2％以下，但背后的成因具有新特点。 一是空前强烈的需求拉上的滞后性。主要是由于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强力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流通当中的需求受到刺激，M2存量规模巨大，与GDP的比例远超出通常所说的正常范围，尽管这种货币存量传导到物价形成现实的通胀会有一定的时滞期，并且越是经济萧条、复苏迟缓，这种时滞期越可能拉长，但只要是已进入流通中的货币，迟早会冲击CPI，并且经济越是接近复苏，此前为应对危机投放的货币越可能冲击价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2008年年底我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刺激措施，在经济增长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008年至2010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为9％、8.7％、10.2％，与世界经济低速甚至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但由此形成的滞后的通胀压力也是前所未有的，现在是在为前期反危机政策成本支付代价。 二是新常态下国民经济成本全面上升形成巨大的成本推动压力。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要素成本显著上升，只要效率提升速度有所迟缓，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便会转化为现实的通胀，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恰是效率提升相对慢于经济规模扩张。据测算，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已相当于当代工业化国家的2/3以上(按政策目标要求，2020年将实现工业化)，工业化已进入最后几年的冲刺期，但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大体相当于工业化国家水平的14％左右，工业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46％左右。⑥我国目前既面临滞后的需求拉上压力，又面临成本推动压力，潜在的通胀压力巨大。就体制而言，我国对治理需求拉上的通胀具有较强的体制能力，可以通过政府要求银行系统全面收紧银根，而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较大的配合政府宏观政策要求的可能；但对于治理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我们不具体制优势，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关键在于企业创新并提高效率、完善管理，进而降低成本，提高对成本的消化能力，同时要求政府完善服务，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减轻企业税赋负担，以降低企业的成本，要求完善市场，特别是完善金融等要素市场，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要实现这些，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并非短期内就能见效。如果仅靠紧缩银根来治理通胀，对需求拉上的通胀或许有作用，但对成本推进的通胀不仅没有效果，反而会有负作用，因为收紧银根意味着市场上资金供给减少，利率升高，企业融资所付利息上升，从而增大企业的财务费用，推动企业成本上升，加剧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 三是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再平衡的困难加剧通胀压力。我国国际收支失衡长期内的特点是收大于支，因此一直存在顺差。伴随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国际收支失衡形成的顺差绝对规模巨大，而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间结汇过程中，央行并不是以自身的资产与商业银行结汇，而是以印钞的方式结汇，结汇成为我国央行发行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通过结汇增大货币供给量，在我国目前流通当中的M2存量中，首要渠道便是结汇发出的货币，即所谓“外汇占款”，已成为货币投入量最大的渠道。控制通货膨胀压力上升，需要对国际收支的失衡加以治理，努力推动国际收支的再平衡，但十分艰难。一方面，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的背景下，在内需疲软的国内市场格局下，我们还必须大力支持出口商；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封锁(“巴黎协定”并未解除)和限制下，有效并大规模提高进口也有阻力，特别是在贸易结构上，我们想买的他国未必卖，如高新科技产品和能源、原材料等战略性要素，而他们想卖的我们未必需要，特别是一般的工业消费品。这就增大了国际收支结构性再平衡的困难，也就增大了降低由此而形成的通胀压力的困难。 就经济“下行”威胁而言，内需疲软的趋势仍未有效扭转，特别是近年来还有加剧势头。 一是投资需求增长乏力。投资增长拉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年均投资需求增长在20％以上(波动性也最强)，在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扩大投资是最为重要的举措。但自2013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速降至20％以下，并且逐年递减，形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主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在融资渠道上是通畅的，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总体上是有保障的，问题在于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力普遍不足，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空间狭窄，难以寻找到切实有效的投资机会，在产能过剩、去产能压力极大的条件下，在原有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变的基础上，扩大投资需求便是低水平的重复，只能形成经济泡沫，不能形成有效增长，在市场硬约束力度不断加强的体制改革进程中，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越来越理性，不会长期大规模加大无效投资。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虽然具有投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体制的和民营企业自身的资产及管理方面的原因，正规的金融体系并不信任民营企业，其难以通过正规金融市场实现投融资，往往不得不依靠非正规的民间借贷，而民间借贷不仅利率高(实际上就是高利贷)，而且风险大。这样大企业和小企业均难以形成旺盛的投资需求，要拉动投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需要依靠政府拉动，尽管政府在投资上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是我国体制上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优势，但长期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一方面，政府拉动增长能否保证市场竞争性效率，值得怀疑，因而短期拉动的增长可能成为今后长期里要消化的“泡沫”；另一方面，政府为主拉动投资长期难以持续，地方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组建各类融资平台向银行贷款形成投资，但融资平台本身多为投资基础设施和地方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生产，其盈利和还款能力本身有限，且投入量大、周期长、风险大，银行需要地方政府的担保，而地方政府的担保能力主要来自预算外的土地专项收入，一旦土地市场出现风险和波动，包括市场性和政策性的风险和波动，风险更为突显。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占GDP比重仍在合理范围(40％以下)，但对地方政府来说，这种债务风险压力的逐渐加大不能不对地方政府投融资能力产生限制。中央政府虽然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及举国债等方式增大投资能力，但财政赤字的规模是受严格限制的，特别是受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限制，并不具有持续扩张的能力。问题在于政府由于能力有限而不得不“率先退出”，但市场主体(企业)并未相应跟进，这样在政府退出的同时，投资需求增长严重乏力，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趋势加剧，我国政府从2010年10月宣布从反危机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之后，自2011年第一季度起直至2012年第三季度，连续7个季度(21个月)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比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发生的连续5个季度增速下滑持续时间还长)，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目前，政府能力受限，企业动力不足的矛盾依然严重，因而“下行”压力严重。 二是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近年来连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的失衡。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上，在初次分配领域，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分解为税收、资本利润、工资报酬，总体上看，政府税收增速最快，年均达到18％以上(按现行价格)，工资报酬增速相对最慢，进而使得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以至于“十二五”规划特别要求两者须同步)。真正构成直接个人消费的主要是居民收入，这部分长期里增速相对低，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必然是下降趋势，导致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不足，消费率相对偏低。另一方面，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微观层次上，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偏大，降低了全社会的消费倾向。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测算结果，自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始终在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水平之上，即20％的高收入者占有40％以上的国民收入，最高的是在2007年，达到49％以上，近几年虽有所下降，但直到2014年仍在46％以上。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因素，也有发展水平上的因素，其中城乡差距起了重要的作用，城市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相差3倍多，是构成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的发展性因素。城乡差距之所以较大，除再分配中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在初次分配中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我国现阶段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比重已降到9％左右，而劳动力就业比重仍在30％以上，这意味着就初次分配而言，30％以上的农业就业者分配9％左右的附加值，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农业与非农产业分配的巨大差距。再分配过程事实上又进一步扩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间分配差距，而靠提高农业劳动者报酬缩小与非农产业劳动者报酬差距，潜力已很小，在农业产值中，政府税收已近于零(2006年起取消了农业税)，资本盈余所占比重很低，90％以上的产值已作为劳动者报酬分配给了农民，在农业内部通过改变分配格局实现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已无空间，需要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带动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可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需要艰苦和长期的努力。 三是净出口增速下降。虽然在国际收支领域长期是收大于支，但出于国内经济均衡目标要求的需要，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国际收支再平衡尽管十分困难，但已开始逐渐转变，相应地净出口的增速已逐渐下降，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减弱，自2012年以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都为负值，经济增长不仅越来越主要依靠内需，而且往往还需要以内需的增长抵消净出口增长的负效用，在世界经济复苏疲软且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更不容乐观。总之，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均增长乏力，经济增长“下行”的威胁自然严峻。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策略：新政策、新方式、新制度 适应新阶段下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经济策略需要作出新的调整。 (一)新政策 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全面扩张政策轨道退出后，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再是“更加积极”)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不再是“宽松”)。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早在1998年下半年就已提出来，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2010年10月退出反危机刺激政策之后又重新回到这一政策组合，但在不同时期，同一政策表述却包含不同的政策含义。1998年下半年提出这一政策组合，是针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乏力而采取的反危机措施，相对于此前长期紧缩的宏观政策而言，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一种方向性的转变，从长期紧缩转为扩张，尤其是针对内需的刺激政策。从2003年到2007年，虽然经济已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增长率平均达到11％以上)，但之所以仍采取这种政策组合，是由于在此期间宏观经济失衡突出特点是投资领域需求膨胀，消费领域却需求疲软，不同领域出现了方向不同的失衡，使得宏观政策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全面扩张或许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但会恶化投资领域中的失衡；全面紧缩或许有利于扼制投资过热，但会加剧消费领域的失衡，因此以这种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兼顾不同领域失衡的不同方向。而现阶段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则是从此前应对金融危机时期的全面扩张政策退出，因而相对而言，总体上是从紧的宏观政策。同时，由于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特征表现为双重风险并存，宏观政策既不能全面扩张，货币和财政政策也不能“双松”，否则可能有利于扼制经济“下行”，但会因此加剧通胀；也不能全面紧缩，不能“双紧”，否则可能有利于控制通胀，但会因此恶化“下行”矛盾，所以，采取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主要是要防止只顾单一方向的失衡而加剧另一方面的失衡，从而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风险。当然，松紧搭配的政策组合最突出的局限在于政策效应间可能相互抵触，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标和实施可能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目标及实施之间产生冲突，所以，重要的是协调松紧搭配的力度，根据双重风险的矛盾运动变化状态调整松紧力度，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也包括财政政策相互间如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之间的松紧力度，货币政策相互间如货币政策的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之间的松紧力度等，合理地确定宏观调控松紧力度的上、下限。从目前状态看，如果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率在3％左右，其上限不超过3.5％，那么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率不超过8％就可实现；如果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的水平，使实际失业率不继续攀升，经济增长率目标不低于6.5％便可实现⑦；如果到2020年如期实现较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目标，同时实现人均GDP翻一番目标，在今后的几年里年均增长6.8％即可实现。也就是说，在现阶段围绕6.8％这一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所要求的年均增长率，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增长率可以在6.5％～8％之间调整，并根据这一调整区间的变化，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搭配力度。当然，如果经济失衡出现特别严重的变化，双重风险并存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或者通胀，或者下行，成为显著的突出矛盾，松紧搭配的政策格局需要相应变化，或者双松(全面扩张)，或者双紧(全面紧缩)，如何变化需视失衡演变的状态。 (二)新方式 事实上，松紧搭配的宏观政策只能缓解总量失衡，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失衡，总量失衡的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之所以经济“下行”风险严重，增长动力不足，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创新力不足，低水平的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因而即使有资金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因此投资需求增长乏力；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原因则主要在于国民收入结构扭曲，导致全社会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率降低，所以消费需求增长不足。之所以通货膨胀潜在压力巨大，是因为国民经济成本结构扭曲，导致成本推动压力不断上升；同时国际收支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导致货币供应量超速扩张，等等。克服失衡的根本在于缓解结构上的失衡，而要缓解结构性失衡，在宏观调控方式上必须在关注需求管理的同时，关注供给管理，因为只有供给管理才能真正直接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结构变化，结构失衡的再平衡本身属于供给方面(生产)的变化，需求管理调节的是市场购买者的行为，供给管理则影响生产者的行为，需求管理直接调整的是总量，供给管理直接影响的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企业创新力、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率、去相对过剩的低水平产能等，都属于供给管理范畴。这就要求在短期内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注重其需求效应，也要注重其供给效应，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刺激需求；同时也需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降低企业成本，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同时也需注意因此而形成的对企业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等等。在长期内追求总量均衡目标时，需关注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技术结构、分配结构一系列结构政策目标。在处理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时，应当以需求扩张作为调整供给结构的前提，努力刺激需求，为供给有效实现创造市场条件，在需求不断被扩张的背景下，为优质产能实现创造空间，以需求拉动供给总量扩张和结构演变；在调整供给结构和效率时应当以创造和引领需求为引导，在我国现阶段，供给创造需求仍有很大空间，改善产品结构、完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安全水平、创造新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降低产品成本等，本身就能创造出有效需求。 (三)新制度 要有效地实现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根本在于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便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有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为主向效率拉动为主的转变，不可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制度重于技术。制度创新尤为重要，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法治秩序。如果不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秩序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市场严重失灵，资源配置决策权集中在政府部门官员手中。而同时法治化滞后，民主与法制建设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要求，对政府官员权力在制度上缺乏真正的民主基础和严格的法制约束，权力可能被滥用，企业若想获得某项资源和机会，不能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获得(市场失灵)，只能通过与政府谈判并劝说官员批准获得(政府集权)，而劝说政府的通常手段便是“权钱交易”，即通常所说的“寻租”，导致在社会政治上严重腐败；同时经济上严重损害效率，权钱交易的权力腐败不仅破坏公平，而且瓦解效率，因为在这种条件下，资源配置不可能按照效率原则进行，不可能根据市场有效竞争并根据竞争效率来配置资源，而是根据“寻租”原则，根据所谓“腐败指数”来分配资源。之所以存在“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就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是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跨越，而难以跨越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腐败”，既破坏公正又破坏效率，其之所以存在，根本原因便在于经济上的市场机制不完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难以公平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在政治上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滞后，对政府集中的权力难以予以民主和法治的制度约束。⑧因此，强调我国现阶段“四个全面”，是实现我国制度创新的根本，是推动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 感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于泽为本文做的文字整理工作。 注释： ①考虑到统计上的偏差，在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往往被低估，从2004年、2008年、2013年三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修正上看，调整后的GDP数量的增量当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分别达到93％、81％、71％以上，表明在历年统计中第三产业产值被漏算的最多，实际上第三产业比重比统计反映的水平更高。 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按货币购买力平价法折算，中国GDP总量在2014年已超过美国成为所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购买力平价法可能会由于所选取的商品、服务的结构不同，而导致测算购买同样数量的商品在各国不同市场上的货币购买力的对比相差甚远，一般由于落后国家总体收入水平低，其物价绝对水平相应也低，因而，运用货币购买力平价法时可能高估其购买力水平，从经济史的比较看，通常会将其发展水平高估10年左右。 ③世界银行最新标准，人均GDP水平超过12476美元为高收入国，目前约70个国家；在此之下但在4056美元以上为上中等收入国，目前约54个；在此之下但在1026美元以上为下中等收入国，目前也大约54个；在102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的穷国。 ④“英国病”即指英国发展出现的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够而出现的长期衰落，这种衰落趋势进入20世纪后逐渐显示出来，因此被称为“20世纪英国病”，但其病因在19世纪即已开始形成，在19世纪后期已开始有所体现。参见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⑤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5-36。 ⑥刘伟，张辉.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1)。 ⑦刘伟，苏剑.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J].中国银行业，2014(9)。 ⑧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1)。标签：中等收入陷阱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新常态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压力管理论文; 通胀通缩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城市gdp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中等收入国家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