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政府建设一流大学的政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政府论文,美国论文,一流大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世界一流的理念是全球范围的”，“反映了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研究型学术机构的规范和价值”，①但现有世界一流大学模式主要取法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美国研究型大学在跃升为世界一流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出台明确的政策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否通过专项建设计划介入一些大学的发展，建设的过程和效果如何？本文认为，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明确出台政策，重点建设“学术中心”，使得一批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其政策的运作方式和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
一、美国语境中的一流大学概念
美国学术界对于本国大学的水准有着清晰的判断。194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指出，20世纪以来美国大学教育取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修读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数量出现了引人瞩目的增长。但是在纯科学领域，即发现新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科学原理方面，与欧洲相比只有第二流的水平，“科学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行于这种教育的发展”②。但在仅仅相隔了十五年之后的1960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发表的《西博格报告》公开宣称，美国的学术卓越中心拥有第一流的科研活动和研究生教育，已从不足5所扩展到15～20所，但是依然不能满足国家需要，应该在未来十五年里达到30～40所一流大学③。
这两份著名报告带给我们很多启示。第一，一流大学是一个比较的概念，比较的内容是含义丰富的“科学”，包括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的均衡发展，比较的对象是欧洲的学术机构。第二，美国一流大学涌现的关键时期是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第三，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建设更多的一流大学。这两份报告所论述的“科学”要比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涵义上更为广泛。简而言之，“科学”在概念层次上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既包括以增进理解为目的的研究活动，也包括培育年轻人成为新一代科学家。在实体层次上，科学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和“研究生教育”，二者在每个可能的水平上都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美国科学的“纠结的核心”(knotted core)，而美国大学则为科学的载体“天然持有者和托管人④”(natural holders and custodians)。正是在“科”与“学”紧密结合的意义上才能把科学水平作为评判大学的标准。
以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为参照，可以大概比较出美国与欧洲在科学研究水平上的变化。如表1所示，诺贝尔奖颁发的前三十年里，美国获奖者寥寥无几。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的获奖数量开始迅猛增长，已经超越了德国和英国，但还逊于欧洲的总体水平，这一阶段也正是美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关键时期。而在二战后的十余年间，美国的获奖总数居然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标志着世界科技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与此同时，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如表2所示，在35年时间里，美国高校数量增长不到1倍，教师数量增长超过7倍，每年颁发的学士学位增长接近5倍，而硕士和博士学位均超过10倍。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和大规模的研究生教育，正是美国语境下衡量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
美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的过程中，联邦政府的介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而言，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是随着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逐步建立起来的⑤。但是科技中心的转移并不一定与经济中心同步，可能存在较长的间隔。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是在20世纪初期，但在科学上依然落后于欧洲，大学的成长在自然状态下更是缓慢发展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显著的转折点，正是由于战争使联邦政府意识到资助科学的必要性，从而采取多种公共政策工具如科技政策、财政政策等，直接或间接地帮助美国大学提升学术水平。美国大学协会前任主席罗森茨维格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理解联邦政策的深刻影响，就无法理解现代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⑥。如下页表3所示，美国在1975年的研发经费支出是1940年的100多倍，大学研发支出则增长超过了115倍，而大学研发经费当中来自联邦的部分不断增长，最高达到2／3之强。长时间、高强度地持续投入，铸就了所谓的大学—政府间伙伴关系，而这正是一流大学科学工作的不可或缺的基础⑦。
二、联邦政府通过资助科学来建设一流大学：1941-1960
传统上美国联邦政府很少介入高等教育事务。
表1 1901-1960年诺贝尔奖的国家分布
数据来源：National Science Board.Science Indicators 1976(Washington,NSF,1977),194.
表2 1940-1975年美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Snyder,T.D.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A Sraristical Portrait(Washington,D.C.: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1993),80-83.a为1976/77年数据。二战前联邦政府建立少量直属机构开展一些应用研究，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很微弱的⑧。二战爆发后，一批大学出身的科学家们较早地意识到需要对美国的科技力量进行组织和动员，包括卡耐基研究院院长布什、MIT校长康普顿、哈佛校长科南特、美国科学院院长朱厄特在内的科学界领袖人物促请罗斯福总统批准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并于1941年6月改组为科学研究发展局(OSRD)，布什任局长。OSRD的成立使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新体制。
表3 1940-1975年美国的研发支出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1940年数据来自：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3.其他年份数据来自：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Division of Science Resources Statistics.National Patterns of R&D Resources:2006 Data Update.NSF07-331.Brandon Shackelford and John E.Jankowski,project officers.Arlington,VA.2007:table 1.
在布什领导下，OSRD作为联邦政府负责战时军事科研的中心机构，创造性地与大学签订合同进行军事科技研发，使得科学家以平民身份在熟悉的大学环境下开展研究，从而吸引到最好的科研人员。由于研究工作的实际需要，一些集中性质的大型实验室也依托于大学而成立，如MIT的辐射实验室（主研雷达）、加州理工的喷气实验室（主研火箭）等。这些实验室吸收了来自不同高校的科学家，致力于军事科研的快速进展。战时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活动的资助，就其效果而言，使得大学的科学家几乎是“平生第一次得到便利和帮助，从而能以真正有效的方式从事研究工作⑨”。1941-1946年间，有19所大学获得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助，协议金额3.21亿美元，其中6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000万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6所大学均有重要的实验室落户⑩。
联邦资助在战争期间高度集中于少数一流大学，归根到底是由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做出的现实反应。在迫切的军事需要面前，必须动员起最好的研究力量，只有那些少数优秀的大学才能满足需求，布什等自然会将经费分配给他们熟悉和了解的机构和人员。正如布什传记所描述的那样，布什的每个决定都会对他在专业上的朋友有利，因此他管辖的经费会流入到他过去的雇主麻省理工学院(11)。这样的行为尽管有“利益冲突”的嫌疑，却能极大地提高科研活动的效率，因此罗斯福总统并没有表示异议。
如果说战争的需要直接推动联邦政府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活动，那么在战后则有更多理由要求资助的延续。冷战要求更多的军事科技，与疾病的斗争要求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此外科学进步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新和培育人才，促进工业研究。正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联邦政府在战后加大了资助力度，到1960年有20所大学得到79%的联邦资助(12)。
联邦经费在少数大学的集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战后陆续成立了多个使命不同的联邦科研机构，如1946年成立的海军研究局和原子能委员会；1948年国家卫生研究所升格为研究院，扩大了资助力度和范围；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1958年成立的宇航局和国防部高级研究局。在这些机构中，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经费就占到了一半左右(13)，主要资助物质科学，卫生部资助生命科学，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各类基础研究。多元化的资助结构使学科门类齐全，综合实力强大的老牌大学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从不同渠道获得资助。其次，联邦科研经费的分配方式有利于集中。国防部等资金丰厚的机构继续采用合同资助方式。时任国防部海军研究局首席科学家的皮埃尔回忆到，基于战争期间的广泛合作，美国的物理学家们都已经彼此知晓，谁精通什么，谁在做什么项目，一目了然。所以国防部都是根据项目性质去邀请科学家签订合同，而不是等待对方提出请求(14)。而这些最好的科学家们又集中于少数大学，经费的集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卫生部和基金会采用基于同行评议的拨款方式，以科研质量为标准，同样无法避免经费向少数大学的集中。基金会的经费流向显示，1952-1958年间，16所大学获得了100万美元以上的资助，占NSF资助的43%，剩余57%的资助则广泛分布在250余所大学之中(15)。
表4 OSRD大学合同情况
数据来源：Baxter,James P.Scientists against tim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6),456-457.
1941-1960年间，联邦经费的分配高度集中，20所大学构成了主体。这些被科尔称之为“联邦拨款大学”的少数高校，具有服务于国家利益的主动精神，在二战期间从事军事科技而显著增强了研究实力，并在战后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力资源，从而牢固地树立起领先优势，在满足国家需要的过程中逐步跃升为世界一流。由于二战以及冷战等特殊的环境因素，促使联邦政府在经费分配上采取“寻求杰出，不管它在何处”的方针，没有把资金耗费在二流院校上(16)，是这些高校崛起的重要原因。
三、联邦政府主动立项建设一流大学：1961-1971
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有意识地推动建设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其中的政策考虑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要满足国家对于科学的需要。《西博格报告》指出，学术的卓越值得强力资助，但是现有数量的一流大学不能满足未来的需要。美国科学必须在规模和质量上加倍再加倍，这意味着更多的科学家、更好的训练以及更优的设施。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建设15～20所新的卓越中心(17)。作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明确提出的政策建议，得到了总统的肯定，也对各个联邦资助机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也是为了改善研究经费在少数高校过于集中的负面影响。经费分配的不平衡在国会引发许多争议，议员们担心会造成智力流失，有才能的年轻人向少数大学聚集，最终使繁荣地区和衰落地区之间的差距加大。国会为此多次举行听证会，并责成国家科学基金会展开调查。特别是约翰逊政府时期提出了“伟大社会”的改革纲领，更加强调科研经费分配的地理平等含义。1965年9月约翰逊总统发布了“加强国家科学能力”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当前的经费分配过于集中在少数地区的20所大学。一些科研基础薄弱的地区也有一些大学新近发展起来，联邦政策要加速这一有利倾向，最终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建立起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大学。为此联邦机构要重新检查各自的财政支持方针，采取措施加强学术机构的科研能力，增加开展高质量科研活动的大学数量(18)。
从《西博格报告》的号召到约翰逊总统的指示，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政策出现了明显转折。联邦各机构纷纷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机构资助项目，总计超过了8亿美元，一共投向了216所大学，其中有36所得到了超过600万美元，极大地拓展了美国的科研实力(19)。各机构的调整方式具有不同特点，国防部推出的西弥斯工程(Project Themis)集中于物理学、工程学、环境学等领域，在82所大学建立了118个研究中心(20)。国家卫生研究院开展了“健康科学促进计划”，选择那些致力于开展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有潜力和决心但尚未达到一流的大学，一共资助了11所大学(21)。美国宇航局以空间研究为中心，推动相关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在35所大学建立了空间科学实验室(22)。这些措施增强了美国大学的整体科研实力，但是由于联邦机构的使命所限，只能选择特定的学科加以资助，并不能算是促进大学整体发展的措施。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作为唯一专职资助基础研究的联邦机构，出台了一些针对性强，可以明确称之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措施，值得仔细加以考察。
1.“科学发展项目”的设立和申请环节
自《西博格报告》公布以来，国家科学基金会就着手调整政策，增加了小规模的“机构拨款”，每年拨付一笔数额较小的经费，由高校自行制定使用方案而不干涉，就是为了纠正因科研经费增长迅速而造成的“不平衡”(23)。与此同时，基金会也在酝酿开展全新的机构资助项目，经过长达2年之久的内部研讨和外部调研，最终取得完全共识，于1964年3月正式宣布受理新的机构资助申请，定名为“科学发展项目”。为了慎重起见，基金会邀请200余所大学的代表举行会议，介绍项目的相关情况。
根据基金会制定的明确规则和程序，大学必须提供下列相关信息：科学发展5年计划，需要说明该计划与学校总体发展规划的关系；3年内的基金会经费使用目的和计划；可预期的主要变化，因资助申请获准而产生；5年期的经费预算，包含基金会经费以及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的经费。
大学的申请书应该覆盖3～5个学科领域，可以是博士生教育项目，也可以是师资改进等内容，应该表现出统筹安排的考虑。基金会并没有预设大学应该如何发展，也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而是希望能够让大学充分展示出潜力和明确的发展步骤。这也造成了麻烦，因为有些高校就是希望能有详尽的说明书，按图索骥地完成申请，而这并不是基金会的初衷。
基金会审核申请主要从四个方面着眼(24)：(1)规划。大学制定规划是否详尽并具可行性？是否能够显著改进大学的科学状态？如何保持新的质量水准？科学规划与大学总体发展规划之间是何关系？(2)学术基础。是否存在能够支撑预期发展的科学资源？有何措施用于改进课程、师资、图书馆和计算机设备？(3)管理基础。大学的高层管理是否有效？管理层和科学家之间能否密切合作实现规划？(4)财政基础。校友、董事、当地市民是否支持大学的规划？州立法机构、其他联邦机构是否支持？基金会资助用完之后能否维持新的资助水平？
基金会在项目说明中指出，该项目的目标在于增加强有力的科学中心的数量，因此那些已经被认为杰出的大学将只能继续依靠原有的资助方式(25)。这样就明确地将资助范围限定在美国大学的“第二编队”(Second-stringer)，鼓励那些有潜力和决心成为学术领袖的大学提出申请，帮助其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跃升。但是基金会从未承认有一份所谓“卓越大学”的名单，到底哪些大学属于第一集团就是一个难以言说的神秘团体(magical circle)。在实际操作中基金会的确将一些大学的资助申请排除在外，麻省理工学院曾申请建设一个人类学博士项目，芝加哥大学也想获得资助建设工学院，他们都被婉言谢绝(26)。以至于《科学》周刊不无调侃地说，“学术中心”这一词汇在当时有了特殊的意义，专指那些渴望占有一席之地的二流大学(27)。
2.“科学发展项目”的执行情况
科学发展项目受到大学的热烈欢迎。基金会首批共收到76份项目书，申请经费总计为3.11亿美元。基金会组成了阵容庞大的评审委员会，总计高达230余人，内有132名大学代表，包括19位大学校长，分组对每所大学都进行了现场访问。第一批共批准了13所大学，共计4730万美元，首批4所大学资助名单由约翰逊总统正式宣布，体现了联邦政府的高度重视(28)。1966年起，科学发展项目得到扩充，原有资助更名为“大学科学发展项目”，新增了“特殊科学发展项目”和“院系科学发展项目”，使那些前期不能参与的高校也可以得到资助，重点发展个别有潜力的学科和院系。
如表5所示，科学发展项目执行期间累计投入经费约2.3亿美元，一共资助了102所高校的260个院系，约占全美能授予博士学位院系的8%。大学科学发展项目依然是最为主要的部分，执行7年间共有31所高校获得资助，分布于21个州，平均资助额度约为600万美元(29)。经费的用途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更新设施设备，改善教师待遇，资助优秀学生。从经费的学科流向看，生物科学、化学、物理学、工程学得到了最多的资助。
出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不再批准新的科学发展项目，令人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基金会将一些项目改头换面，在新推出的应用性研究项目RANN中继续加以资助，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新型的院校资助方式。
3.项目评价
科学发展项目虽然中道夭折，未能全部实现初衷，但是它代表了一种崭新的资助方式，被称之为“革命性的试验”(30)。不但基金会自身认为它产生了格外有价值的结果，很多科学家、大学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非常关心该项目的效率效益和经验教训。为此基金会委托国家研究理事会下设的全国研究生教育委员会(NBGE)对该项目进行了独立评估，得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发现(31)。
以德鲁博士为首的评估团队将31所受助高校视为一组，将所有能授予博士学位但未受资助的130所高校设为对照组，考察两组高校在15年间的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集中于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设置历史学为对照学科。此外评估团队还走访了9所受助高校。评价结果集中于6个方面：(1)师资队伍。基金会的资助对于三个学科师资规模的扩大有帮助，但是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之间存在差异，公立高校获益更为明显。(2)师资流动。对物理学科的分析显示，受助高校并未出现明显的从其他高校获取高级师资。(3)学术生产力。通过对关键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分析显示，基金会的资助具有正面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扩大师资队伍而实现。对于教师个人的发表率的影响很小。(4)研究生入学和质量。对研究生入学数量影响很小，从本科毕业学校的角度看，研究生质量也基本没有变化。(5)博士生产出。在物理学、数学领域，对公立大学有明显促进。在化学领域无影响。(6)博士后雇佣。考察博士生毕业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很小。
评价报告并未对这些发现做出价值判断，而是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我们以为，该报告发展了多种方法来考察项目对于人的影响，对于大学自身的影响着墨不多，这是由于项目评价的时间距离项目结束只有短短几年时间。40年后再次回顾科学发展项目的得失成败，也许能够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近日笔者与德鲁博士取得联系，就科学发展项目的效果进行讨论。他在回复中认为，科学发展项目的确是聚集于一个国家如何发展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并使之机构化，毫无疑问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表5 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发展项目
数据来源：Drew,D.E.Science Development:An Evaluation Study(Washington,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975),14-16.
4.实际效果
科学发展项目催生了一批新的世界一流大学。通常而言，美国大学协会(AAU)可以视为美国一流大学群体的代表，均以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著称于世(32)。如下页表6显示，大学科学发展项目资助的31所大学中有24所为美国大学协会(AAU)的会员，8所为二战前会员，其余16所大学均在1950年之后陆续成为AAU会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邦政府资助的客观效果。运用上海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ARWU)对这些大学进行考察，有22所在近三年中能够进入世界前100名。这些在20世纪60年代还被认为是二流的高校，将自身努力和外部机遇紧密结合，最终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
表6 大学科学发展项目高校排名等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AAU和ARWU网站信息汇总。
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科学发展项目的重要性，称之为一种催化剂也许更为恰当(33)，能够促使高校认识并实现自身的潜力，激励高校获取更多的外部资助。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亚利桑那大学。该校的物质科学在60年代可以说是不入流，甚至在研究生教育评价中不能上榜(34)。在科学发展项目的资助下重点建设了物理学和天文学专业，特别是建造了90英寸的天文学望远镜。这使得该校的物质科学研究水平出现了跃升，天文学今天已经能够进入前5名，光学研究中心已是世界上最优秀之一。正是科学发展项目帮助该校的物质科学得到了显著提升，充分展示了如何把潜力化为现实的过程。
科学发展项目对于所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亦有助力。三角研究园是美国最负盛名的高科技研发中心之一，“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正是三所大学：位于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位于达勒姆的杜克大学和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三角研究园正式成立于1959年，初始阶段发展缓慢。1966年起上述三所高校开始陆续接受科学发展项目的资助，时间长达5年以上，有效地增强了三校的研究实力。三角园的兴起，是地方政府、企业、大学之间复杂互动的产物，联邦政府通过科研资助的形式加以支持，有效地推动了园区的发展。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基金会通过科学发展项目的运作而积累了经验，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激发了“促进竞争性研究的试验性计划”(EPSCoR)，帮助那些科研实力薄弱的州来逐步提高研究能力，通过资助地方高校来推动经济，最终全面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类似于我国的省部共建）。EPSCoR受到科学发展项目的成功实施而激发，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进行，是机构资助方式的不断延续。
四、美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
透过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建设一流大学的时间段主要集中于1941-1971的30年间，以1960年的“西博格报告”为标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联邦政策既有共性的延续，也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阶段，联邦政府通过资助科学而扶持了一些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主要解决了一流大学“有”和“无”的问题。第二阶段，联邦政府在保持原有资助方式的前提下，额外拿出资金来建设更多的研究型大学，目的是为了解决“多”和“少”及区域分布的问题。
1.一流大学的崛起是国家利益的根本要求
美国能够在20世纪中叶诞生大批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国家根本利益的要求所决定的。国家利益的追求和维护，需要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基础，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来实现，大学正是科学与人才的载体，当仁不让地能够为国家利益做出贡献。二战期间的美国国家利益集中表现为国家安全的需要，少数大学不但贡献了最为优秀的人才，还提供科研场地和管理服务，在为国家服务的过程中增强了自身的研究实力，实现了大学与国家的双赢。二战后美国国家利益的内涵不断扩大，除了国家安全之外，在人民健康、公共福利、促进就业、拉动经济、技术创新等诸多领域都对大学的科学研究提出了更多要求，客观形势决定了美国需要更多更好的一流大学，才能在科学进步和人才培养方面满足国家利益的追求。
2.联邦政府的政策作用显著
联邦政府在30年里持续稳定的资助，成功打造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阿特巴赫曾经坦率地指出，没有了持续的大量的公共财政的支持，得到并维持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是不可能的(35)。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研究通常有三个方面的考虑：科学的进步，人才的培养，学术机构的发展，三者不应偏废(36)。但是联邦长期过于关注前二者的发展，运用科研项目的方式促进科技进步，通过发放奖学金来培育人才。而科研项目的资助方式几乎自然而然地使联邦把科学研究的力量集中于相对少数的大学(37)，并不强调经费分配的利益冲突和程序公正。这在战争和冷战等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急迫的合理性，但是在战后相对和平时期内，特别是随着科研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数量迅速增长，少数大学不可能完全满足国家的科研需求，其他大学却没有足够资源来构建自身的学术能力，高等教育内部的不平衡现象越来越严重。由此可以看到，单纯以科研立项为基础，以科学家的能力为标准，以科研质量为唯一目的的资助方式在战后长期执行已经显现了负作用，有必要加以调整。
以科学发展项目为代表的机构资助模式(Institution-based)是对立项模式的有益补充，可以顺应当时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况。机构资助模式在政策目标上具有多重性，首先是质量，要提高特定高校的综合性科研能力；其次是平等，要在区域上实现每个地区都有一个卓越中心；最后是生产力，通过资助高校实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多目标决定了政策实施过程的阶段性、有效性与合理性。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联邦政府集中大量资源针对若干有潜力的大学，从而激发出大学的积极性。合理性则表现为谨慎的项目设计、严格的评审程序、公开的竞争过程和规范的事后评价。这些措施有效地保障了联邦政府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取得成功。
3.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公开透明
大学科学发展项目作为联邦政府主动建设一流大学的政策能够取得成功，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与大学共同努力的结果。基金会的项目官员们多来自学术界，对于大学的需求有着切身体会。因此在项目的策划酝酿阶段，能够广泛征询大学管理者的意见；在项目的评审阶段广泛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并不给大学设定明确的标准，而是鼓励大学充分发挥自身的潜力；项目结束后主动采取第三方独立评价进行检验。这些作法都能够有效调动起大学的主动性，使之积极参与到项目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当中，能够保证程序上的公正透明。
4.大学自身的准备至关重要
俗谚有云，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用此来形容大学的发展也有某种相似。一流大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调整、完善和创新的过程，仅凭自身资源的支撑也许同样可以实现卓越，但是如果能够恰当把握外部机遇的出现，则有可能实现超越常规的发展。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过程是动态的和持续的，有可能出现中断、加速甚至不稳定的各种干扰，还必须接受种种评估。美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大学只要具有追求卓越的决心和潜力，结合重大外部环境的变化，就有可能跃迁为学术的领导者。在大学层面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是管理的强度与弹性。科学发展项目资助的一些大学在之前、之中和之后始终拥有强而有活力的领导，这些高校的项目实施效果最为显著。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一些大学很早就已经有了整体发展规划，是通过详尽的自我研究而制定得出的结果，因此能够与科学发展项目有机结合，在项目管理和财务审核等方面均有上佳表现。有雄心、有潜力、有准备，这是大学能够把握外部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必备条件。
注释：
①阿特巴赫.世界一流大学的代价与好处[A].刘念才，J.Sandiak.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49-53.
②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52-170.
③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Scientific Progress,the Universities,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14.
④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Scientific Progress,the Universities,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2-7.
⑤王英杰.关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的思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3):53-56.
⑥Rosenzweig,R.M.,The political university:policy,polltics,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xv.
⑦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Scientific Progress,the Universities,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13.
⑧小彭奈克，小珀塞耳等.美国的科学政策(1939-1975)[M].北京：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83.7.
⑨布什等.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2.
⑩Baxter,James P.Scientists against t/me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46),456-457.
(11)扎卡里.无尽的前沿：布什传[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148.
(12)科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8-39.
(13)NSF.Federal Fund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Detailed Historical Tables:Fiscal Years 1951-2002(Arlington,NSF,2003),Table B.
(14)Ginzberg,E.and E.R.Piore.Science and aeademic life in transition (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0),12-13.
(15)England,J.M.A patron for pure science: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s formative years,1945-57(Washington,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83).259.
(16)科尔.大学的功用[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33-61.
(17)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Scientific Progress,the Universities,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14.
(18)小彭奈克，小珀塞耳等.美国的科学政策(1939-1975)[M].北京：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1983.322-324.
(19)Geiger,R.L.Research and Relevant Knowledge: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since World War II(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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