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2）01-0070-06
在中国史学史上，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历代学者建构的先秦古史系统作了全面考证，把客观真实的历史和世人演绎附会的伪史区别开来，剥开了先秦古史系统的层层面纱，澄清了许多古书记载与古史传说的疑团，取得了辉煌的考史成就。关于崔述历史考证成果的研究，史学界迄今已有不少成果①，但对他疑古考信的方法论则关注不够，仍然留有研究余地。笔者试图进一步考察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论，以期全面认识和评价其史学成就。
一、“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用证方法
任何时代的史家考证历史，都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崔述认为考证先秦古史应当相信《六经》，因为经书是后世所见距离上古三代最早的记载，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时人时世信息，可信程度较高。他指出：“居今日而欲考唐、虞、三代之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然后圣人之真可见，而圣人之道可明也。”[1]自序后来的古史传说掺入许多后人附会的伪史，不尽属于真实的历史。崔述这种以经证史的方法，包含着经书记载去古未远的用证方法，形成了考史必须依据原始材料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首先，崔述强调距离历史事实时间越早和方位越近的经书记载越符合历史的真实，可以视为信史。他认为孔、孟的著作距离上古三代时间较近，例如《易传》、《左传》等书，可以作为考史的依据。崔述明确表述其考史宗旨说：“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2]卷下《总目》即使对于包含孔子言论的《论语·尧曰》篇，崔述同样运用这个方法判断所记载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真伪。他说：“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于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3]卷2《舜相尧》因为孔子距离商、周时代近，所以记载比较可信；而距离尧、舜时代远，所以记载较为可疑。崔述考证西周的井田制度，发现《孟子》为一说，《周礼》为一说，后人误信《周礼》为周公之书，而不信《孟子》的记载。他指出：“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余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妄为之说……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4]卷3《三代经界通考》阐明考证历史事件或典章制度，必须依据距离其事最近的历史记载，而不能盲目相信后世相距较远的记载和解释，因为原始资料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的历史。
其次，针对后世有关上古历史的记载，崔述一方面肯定“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4]卷2《经传禘祀通考》，坚持历史考证中“去古未远”的用证原则；另一方面又反对盲从汉学家所标榜的汉世近古、凡汉必真、徒徇其名而不求其实，强调实事求是的考证原则。他说：“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2]卷上《释例》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真相，意欲剥去后人附会的伪史，还古人以真实原貌，尤其重视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他说：“士之执一说，守一义者，惟其是而已，世俗之臧否岂足为定论哉!”[5]卷1《读韩子讳辨》认为学者治学应当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应为世俗偏见所左右。崔述考证历史不存成见，更不偏主一家之言，而是最大限度地探究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他考证《礼记·中庸》篇所谓周公追谥太王、王季一事说：“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是以余于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后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6]卷4《周公相成王上》最后根据《尚书·金滕》篇的记载，考证出《礼记》的错误。崔述认为司马迁《史记》记事最为可信，然而所记上古三代历史，沿讹者亦不在少数。例如《史记》记载周公受谗出奔在成王之世，情节与《尚书·金滕》篇记载的周公于武王之世出奔大同小异。他指出：“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6]卷4《周公相成王上》崔述考证出《史记》的不少记事与经传不符，纯属子虚乌有。
在今天看来，崔述遵循与运用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标准，确立“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历史考证原则，而没有对《六经》本身疑古考信，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因而某些考证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错误②。但是，在清代的乾嘉时期，这已经是非常高超的历史考证方法论了。诚如顾颉刚所说：“‘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标准，在考古学没有发达的时候，实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在战国、秦、汉间百家异说杂然并起的时候，因为《六艺》中的史料比较还算纯粹，著作时代也是比较的早呵。”[7]序如果我们抛开崔述对《六经》和“圣人”的迷信成分，可以发现其历史考证的原则表现为比较完备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对近代历史考证学家陈垣总结出“史源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演绎方法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史家鉴于汉唐史学注疏附会和宋明史学驰骋议论两种治史学风造成的积弊，明确地揭出“空所依傍”的学术宗旨③，主张抛开前人对儒家经典和上古历史的臆解和附会，通过音韵训诂和史实考证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然后断以己意，阐发新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见解。崔述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和父亲崔元森的启蒙教育下，形成治史不依傍前人的自觉意识。他说：“南方人初读《论》《孟》，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后，再读经一二种，然后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后经、注合读亦五十遍，于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8]卷1《家学渊源》崔述治史把经传与注疏分开，认识到两者分别属于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产生出疑古辨伪意识，确立了宗《六经》而疑传注和诸子百家的考史宗旨。他在历史考证中“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然后知圣人之心如天地日月，而后人晦之者多也”[1]自序。崔述不依傍历代史家对古史的穿凿附会之说，主张历史考证应当取信于《六经》。他说：“不使百家之言杂于经，而后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后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于古人之言无所必于从，无所必于违，唯其适如乎经而已。”[8]卷1《赠陈履和序》崔述在考辨谬说伪史的过程中，发现后人记载和解释前代历史往往造成历史事实的失真，于是把距离上古三代历史最近的《六经》和后人附会的材料剥离开来，以求恢复历史的真相。
首先，与乾嘉时期其他史家相比，崔述考史更多的是使用演绎方法，逐层剥开经传混杂的乱丝。他考证上古史官的起源，通过演绎事实否定了伪孔安国《尚书序》所谓“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并且认为黄帝时就有史书的传说。崔述指出：“典籍之兴，必有其渐。苍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后作甲子以记日；至于羲、和，然后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后有史书也。”[2]卷下《总目》这是采用推理方法，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一般原理，推演出中国古代史官设置和史籍产生也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的特殊情况。同理，崔述还考证我国上古时代的发明创造，批驳了司马贞关于黄帝时期创造了各种物质文明的臆断。他说：“《补本纪》称包羲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羲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羲、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成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后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9]卷上《神农氏》通过演绎分析，拨开了历代学者附会强加给古人的种种神秘面纱，考证清楚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得到了理性认识。崔述疑古辨伪之所以能取得突出贡献，与他运用逻辑演绎的考史方法密切相关。
其次，崔述认为上古伪史系统的形成主要是秦汉以后的学者把先秦诸子百家的寓言衍变为实事和把上古三代的实事递传致误两种途径。他说：“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于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于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諆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2]卷上《释例》针对前一种情况，崔述采取的考证方法是“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2]卷上《释例》。针对后一种情况，崔述采取的考证方法是“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2]卷上《释例》。在具体的历史考证中，崔述提出考证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方法是“考其时势”，通过考辨传记之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否符合该时代的客观形势，以确定其是否属于历史事实。他考证伪《古文尚书·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称召公为太保之误说：“《书·君奭》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于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于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于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于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览》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于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6]卷8《召康公》根据《尚书》的记载考证出伪《古文尚书》在武王之世称召公为太保于时代不符，因而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还考证《诗·扬之水》卫宏《序》所谓“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说：“宣王之世，荆楚渐强，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平王之世，楚益强而申渐弱，不能自固，故发王师以戍之耳，非以申为舅故而私之也。不然，戍申足矣，又戍甫戍许何为者？……由是言之，平王之戍三国，非私之也。谓平王之戍申为私其舅，则宣王之封申亦为私其舅乎？谓平王之戍甫、许以申同姓故，则宣王之城齐亦以申同姓故乎？惜乎说《经》者不考其时势而但以己意度之者多也。”[10]卷3《王风》通过考证申、吕、许三国战略地位和周平王时楚强周弱的形势，否定了前人所谓周平王因母舅及其同姓之故而发兵屯戍三国的主观臆度之说，强调考察客观历史时势的重要。崔述考史尽管没能摆脱儒家经学的束缚，疑传注与诸子百家而仍宗经义，但和前人相比，他的历史考证中突出强调“考其时势”以揭明历史事实的方法，理性意识无疑大大增强，因而能够产生出最深刻的疑古辨伪思想，自觉对远古历史求实考信，在许多问题上能够揭明历史的真相，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考史成就。
三、“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溯源方法
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中，崔述天才地意识到古史系统中羼入许多后人臆度附会的成分，不尽属于历史的真实。而且离开上古时代越远，后人附会的历史源头越长，造伪的成分越大。他发现“《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羲氏；而徐整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如是也”[9]卷上《开辟之初》。崔述通过探究各类古史传说的起源，考察它们在流传演变过程中的历史轨迹，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形成了循流溯源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首先，崔述认为一种学说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必然有一个长期的流传和演变过程，而且时代愈后，传闻愈古，离开真实的历史事实就愈远，要想知道它是否正确，就需要考察其前后发展演变的关系，寻出它的源头来。他考证历代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观点的真伪，大多运用溯源方法。
崔述考证前人所谓黄帝子孙分为十二姓之说的真伪，就是运用溯源考证方法。他认为自《国语》一帝子孙分为数姓之说出现以后，造成后世杜撰古史系统的弊端。崔述以世人把古代少皞部族附入黄帝一系为例指出：《大戴记·帝系》篇既说“黄帝产玄嚣”，“黄帝产昌意”，又说“黄帝产青阳及昌意”；于是司马迁撰《史记》，臆测玄嚣与青阳为一人；刘歆又以《左传》有炎帝、共工、太皞、少皞，而《大戴记》与《史记》皆无少皞，进一步臆断青阳即少皞；班固撰《汉书》，遂采其说。所以“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皞，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皞为黄帝之子矣……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皞，说尤荒唐，皆由于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后之人又震于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9]卷下《少皞氏》。只要我们留心考察一下战国、秦、汉时期的造伪史，就可以相信崔述的真知灼见。造伪者制造出帝喾一系，说稷、契、尧属于帝喾之后；又制造出颛顼一系，说舜、禹属于颛顼之后；再制造出黄帝一系，说颛顼、帝喾都属于黄帝之后。《大戴记》、《史记》、《帝王世纪》诸书皆采其说，于是两千多年来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其实这个单线古史体系是把上古唐、虞和三代夏、商、周五个不同姓氏、各自独立的部族系统生拉硬扯到一起的结果。
我国上古历史传说中有炎帝、神农、太皞、伏羲，西汉以后的历代学者多认为炎帝即神农、太
即伏羲。崔述考辨这种学说的由来，追根溯源，考证清楚了这个问题。他说：“《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皞为庖羲氏。后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皞在黄帝之后，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皞，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后，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9]卷下《炎帝氏》他通过追溯以炎帝为神农氏、太皞为伏羲氏之说的起因，发现西汉司马迁《史记》以前的史籍均无是说，自汉代五德终始、阴阳谶纬之学兴起以后，刘歆附会《吕氏春秋》、《礼记·月令》之文而始有此说，汉代以后以讹传讹，此说遂牢不可破。崔述的考证显然比前人更深入彻底，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其次，崔述认为后人对远古历史源头的认识应当遵循多闻阙疑的原则，前代史家无法说清的历史事实，后人只能存疑，不应该凿空立论，凭主观任意附会伪造历史。他指出：“大抵后儒之失，皆在于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缺文也。’是余所深慕尔。”[11]卷2《纣》阐述了多闻阙疑方法在历史考证中的重要性。
崔述考证唐代史家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谓神农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传八代而至黄帝轩辕氏和明代史家南轩《通鉴纲目前编》所谓神农生临魁，临魁生承，承生明，明生宜，宜生来，来生襄，襄曾孙为榆罔的牵强附会之谈，指出：“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后之人何从而知之？……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9]卷上《神农氏》批评司马贞和南轩治史缺乏实事求是态度，因好奇骛博而导致矛盾百出，难以征信。
崔述考证东汉卫宏所撰《诗序》，指出其杜撰之弊：“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册尚在，然已不能尽知，往往缺其所疑。三百篇之《诗》，经秦火以后，岂能一一悉其本末!……当楚汉之际，居于鲁而得孔子之真传者，已不能尽知也。今毛公乃赵人，作《序》者在后汉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为某公之时、某人之事，其将谁欺？”[10]卷1《通论诗序》他发现《魏风》七篇和《桧风》四篇中没有一篇确指某君之名或某君之事，而比魏、桧两国早二百余年的齐、陈等国则一一确指无疑。何以远者知之确凿，近者反而不知呢？崔述由此得出结论：“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谥，皆载于《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10]卷2《通论十三国风》后人治史如果没有阙疑精神，强不知以为知，必然造成臆度附会，甚至伪造历史事实的弊端，给史学研究带来极大混乱。
总之，崔述关于“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的认识，揭穿了古史造伪的奥秘，对其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他强调后人对历史源头的认识不应该超过前人，是专指古代失传的名物、世系、制度等事实，前人既然没有办法说清楚，又没有任何传世材料以资考证，后人自然更没有办法弄明白。当然，古代失传的东西，有些以各种文物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利用和认识。例如20世纪甲骨文的出土，使后人能够考证出商朝先王世系，解决了前人无法确知的问题。崔述在时代允许的范围内强调多闻阙疑的考证原则，不仅澄清了前人的种种失误，而且对历史考证方法论作出了重大建树。中国近代历史考证学家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学说，就是直接受到崔述这一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更为系统和完善的考史理论与方法论。
四、“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比较方法
在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中，崔述无疑是一位最具历史意识的考史学家④。他不仅把古今历史发展看作一个演变过程，强调古今时代的差异，而且主张把不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还原到各自所处时代，反对混淆时空概念，不分时代而任意附会古今历史。崔述指出：“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余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于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9]卷下《黄帝以后诸帝通考》崔述考证上古三代历史，自觉运用参互比较考证方法。他明确阐明自己的考史方法说：“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8]卷1《上汪韩门先生书》崔述批评清代某些考据学家汛滥骛博，陷入烦琐考证之弊说：“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于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2]卷上《释例》他主张多闻并非矜奇炫博，以通人自命，而是搜罗各种相关史料，运用参互比较考证的方法，考证历史事件的真伪，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崔述之所以敢于对前人附会杜撰的上古三代历史疑古辨伪，得益于采用“类而辑之，比而察之”[2]卷上《释例》来参互考证先秦儒家历史记载的方法，考证出汉、晋以来学者相传的古史系统与先秦文献记载相互矛盾，证明参互考证方法是崔述经常运用的方法。他说：“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讫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是知伪托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2]卷下《总目》崔述采用这一辨伪方法考证历史，发现“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醇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2]卷上《释例》。他在这种历史意识支配下，形成了不以后世历史发展状况揣度前代历史事实的历史考证方法论。
崔述指出：“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9]卷下《黄帝以后诸帝通考》然而，历代总有一些史家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某些社会现象臆测古代的历史事实，附会出许多伪史。例如上古三代篡权夺位和禅让制的产生都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不能用秦汉以后的历史事件相比附作出结论。崔述考证后羿代夏的事件说：“古之所谓篡者，夺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谓篡，非有若后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若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太康之时，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亲夏者自附夏，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汉、晋之事例夏初也。”[12]卷2《夏中衰之世》他也不赞同后世史家所谓舜禅位于禹的说法：“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后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于世。”[3]卷4《舜治定功成》崔述对舜、禹的评价是否正确，固然可以商榷；然而指出某些史家治史以后世情形概括前代历史的错误，则是相当卓越的识解。秦汉以后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禅让制也就行不通了。他说：“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于《记》，载之于《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所得专也。”[3]卷1《尧建极》上古尧、舜传贤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后世社会发生了变化，所以如燕王哙之于子之、汉孺子婴之于王莽、汉献帝刘协之于曹操，妄师古人之貌，因而禅让制失去了本意。再如崔述针对宋代朱熹《论语集注》认为“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的做法考证说：“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不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6]卷2《文王下》他归纳了历代史家大量以后世事实误解上古历史的错误做法，最后总结说：“世之论周者，于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于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于商，于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于羑里，于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后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呼!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于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后不符。”[6]卷1《大王王季》揭示出三代以前与秦汉以后社会历史的显著差异，强调史家不能用后世封建皇朝中央政权与周边附属政权的关系为参照考察古代封邦建国制度，阐述了正确的历史考证方法。
崔述总结出历代学者以后世社会标准评价前代历史而造成伪史的普遍现象，对我国传统史学中关于上古历史系统的各种学说作了系统审查和考证，形成了不能“以后世之事例上古”的考史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史方法论意义。他反对把后世形成的观念强加给古人，主张把真实的历史和后人附会而成的伪史区别开来，揭开了许多古史传说的谜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与方法论成就。这种考史意识具有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方法论色彩，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中确立历史主义地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参阅陈其泰《论崔述的古史新说及其价值观》，《河北学刊》1987年第6期；赵光贤《崔述在古史辨伪上的贡献和局限》，《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崔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邵东方《崔述的疑古考信与史学研究》，《学术月刊》1992年第10期；张利《崔述古史辨伪学说的现代审视》，《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等等。
②参阅罗炳良《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③戴震的主张，比较具有代表性：“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见《戴震全书》第六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95页。
④参阅邵东方《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