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现实的别一种直击与洞穿——论格非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长篇小说论文,直击论文,现实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说是细节的艺术。关于小说中细节的重要性，陈忠实曾经发表过精辟的见解：“记不清哪位大家说过，情节可以任由作家编造，而细节却必须真实……细节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到致命的关键环节。一个个性化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过千言的平面介绍……好的细节的艺术效应甚至是多层面的。”①细节对于一部小说的重要性，由此而可见一斑。很显然，如果一部小说缺少了有内涵有蕴藉的精彩细节，那就无论如何都很难被看作是优秀的小说作品。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版)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象，首先就是细节的精彩。比如在小说第四章“夜与雾”的第十节，就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精彩的细节。“他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是‘朦胧诗’大行其道的年月。在端午的笔下，‘雾’总是和‘岚’一起组成双音节词：雾岚。这是哥哥的馈赠。这个他所珍爱的词，给那个喧阗的时代赋予了浓烈的抒情和感伤的氛围”。“如今，当雾这个意象再次出现在他的诗歌中时，完全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物理反应。只要他提起笔来，想去描写一下周遭的风景，第一个想到的词总是‘雾’，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与此同时，雾的组词方式也已悄然改变”。“雾，有了一个更合适的搭档，一个更为亲密无间的伙伴。它被叫做霾。雾霾。它成了不时滚动在气象预报员舌尖上的专业词汇。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那么，究竟何以为“霾”呢?“在无风的日子里，地面上蒸腾着水汽，裹挟着尘土、煤灰、二氧化碳、看不见的有毒颗粒、铅分子，有时还有农民们焚烧麦秸秆产生的灰烟，织成一条厚厚的毯子。日复一日，罩在所有人头上，也压在他心里。雾霾，在滋养着他诗情的同时，也在向他提出疑问”。端午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的身份是一名诗人。诗人就要写诗，写诗，自然也就少不了需要眺望描写自然风景。而“雾”，则正是最具诗情的自然意象之一。那么，这“雾”又应该和什么样的词语进行组合呢?对于如同端午此类诗人而言，如何合理地组配词语，实在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诗歌创作，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组词的过程而已。我想，作家格非恐怕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才极其巧妙地构想出了我们这里所具体谈论着的精彩细节。 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到从“雾岚”到“雾霾”之间虽然看似细微，然而却存在着本质性区别的词语组合方式的变化。只要是对于汉语稍有理解的人，都不难明白“岚”与“霾”这两个不同语词之间的褒贬区别。“岚”虽然从语义上看，似乎只是“雾”的一种重复性表达，然而，当它们合并在一起变成“雾岚”之后，一种诗意的美好，也就油然而生了。而“霾”，无需再去引证什么，只要认真地品味一下格非在小说中关于“霾”的精细描写，那样一种压抑沉重的不洁肮脏之感，也就是十分明显的。很显然，格非在小说中绝对是在一种对比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语词的。按照我的理解，格非在小说中对这两个语词的并置使用，很可能有着写实与象征双重层面的意味。从写实的层面上看，端午热衷于使用“雾岚”入诗的大学时代，也即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处于初始阶段，现代化所必然带来的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并不明显，所以，这个时期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江南小城鹤浦可以说还是山清水秀阳光明媚的。惟其空气清新透明，端午眼中才能够看到满目都是美好的“雾岚”。这“雾岚”，看似是对于自然景观的一种描摹，实则是诗人主体心境的一种折射表现。同样的道理，等到端午开始使用“雾霾”写诗的当下时代，在所谓的市场经济走过了差不多已有二十年之久的发展历程之后，由于受到工业化必然戕害影响的缘故，曾经秀美异常的江南小城鹤浦已经不复有美好的“雾岚”存在，取而代之的，只能是杂糅有众多负面物质成分的一片“雾霾”了。满目“雾霾”，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诗人端午当下时代一种主体心境的曲折体现。 然而，仅仅从写实层面来理解“雾岚”和“雾霾”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格非根本不必要为此而花费那么多的笔墨。我们只有更深入一步，只有从更为普遍的象征性意义上来理解格非的相关描写，才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只是在自然风景的意义上，而更应该在社会现实的层面上来思考认识格非的相关描写了。很显然，如果把“雾岚”与“雾霾”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那么，这两个语词当然就可以被看作是对于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隐喻性表达。在这个层面上来看，端午上大学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从一向被称为十年浩劫动乱的“文革”时代走出，一切都百废待兴，一切都刚刚开始，一切都充满着阳光和希望。当时的人们对于未来生活普遍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觉得只要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就会有现代化最终实现的一天。一句话，当时的人们是由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心态出发而普遍相信一种未来承诺的。所有的这些，体现在人们的精神层面上，当然就是一种生气勃勃，就是一种意气风发，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高扬。置身于这样的一种时代氛围之中，身为诗人的端午根本就不可能不激动异常。这样看来，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过程中之热衷于使用“雾岚”这样的语词，实际上乃是深受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鼓舞感染的结果。然而，等到中国社会又“发展演进”了二十多年，在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长达十年的时间之后，认真地端详审视当下时代的中国社会，内心敏锐异常的格非却不无惊诧地发现，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中国实际上并非自己的当年所愿。或者也可以这么说，社会发展的现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格非自己原初的期望与愿景。正因为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在物化力量的强烈挤压下已经发生的扭曲变异，足以让端午有触目惊心之感，所以，他才会特别地用“雾霾”一词来传达自己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真切感受。就这样，仅仅只是抓住了“雾岚”和“雾霾”这两个语词，仅仅只是通过这两个词一种微妙的对比性运用，格非就非常准确到位地提拎出了两个不同时代的本质性特征，从而极巧妙地暗示传达出了《春尽江南》这部小说一种深刻的思想主旨。精彩细节对于一部小说艺术上是否优秀成功的重要性，在以上的分析过程中实际上早已凸显无遗了。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正是依赖于如同“雾岚”和“雾霾”这样一系列精彩细节的构想和运用，格非的这部以挖掘表现现实生活为主旨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才能够给读者留下殊难磨灭的深刻印象。 按照格非自己的艺术构想，《春尽江南》是他探究表现一个世纪以来所谓“乌托邦”精神的系列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部。第一部《人面桃花》的故事发生时间是19世纪末叶，第二部《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20世纪的中期，到了这部《春尽江南》，故事发生的时间，就变成了当下这个正在行进变迁中的时代。谓予不信，有细节为证。“客厅里剩下的几个人，正围着两个军迷，讨论歼-14的挂弹量，未来航母的舰载机型号，99型主战坦克的作战性能，以及万一南海发生战事，是先打越南，还是先打菲律宾”。南海的局势骤然紧张升级，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才发生的事件。格非让这样的对话，出现在笔下人物的话题之中，所明确昭示的，正是故事的发生时间问题。格非之所以要刻意地这么做，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端午的身份是一位当代的优秀诗人，既然是优秀诗人，当然就少不了要和作家同行有所交往。如此一种描写，带给读者的便是一种强烈的真实感。其二，《春尽江南》是一部以对当下时代的关注表现为突出特征的长篇小说，这些真实的作家诗人名字的出现，也正如同前面提及到的南海局势一样，格外有力地强化着小说本身的现实感。 从以上所提及的几处细节处理，就不难看出，以长篇小说的方式切入表现当下时代中国的现实生活状况，恐怕确实是格非创作《春尽江南》的根本初衷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与其把《春尽江南》看作是所谓“乌托邦”三部曲中的一部，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勘探表现现实生活的独立长篇小说更恰当一些，更能够充分显示出这部小说所独具的思想艺术价值来。虽然说，《春尽江南》中仍然草蛇灰线地和前两部长篇小说存在着一些隐隐约约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之所以能够构成所谓的小说三部曲，花家舍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三部曲中另外两个连续性因素分别是谭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以及作家格非对于所谓“乌托邦”问题的持续性思考。然而，尽管《春尽江南》依然保持着与前两部长篇小说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尽管格非依然在《春尽江南》中延续着自己关于“乌托邦”问题的一贯思考，但是，相比较而言，《春尽江南》更为重要的价值，却非常突出地体现在格非对于当下时代现实生活极其锐利有力的直击和穿透上。我们之所以执意地要从“雾岚”和“雾霾”这两个语词的运用来切入谈论分析这部《春尽江南》，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根据我自己多年来跟踪研究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切体会，或许是因为现实生活过于庞杂难以理清头绪的缘故，也或者是由于靠得太近难以拉开必要距离进行深度观照的缘故，在当下出现的诸多长篇小说中，真正优秀的作品实际上是极其稀罕，是难得一见的。正因为如此，有很多作家干脆就知难而退，干脆就遁入了遥远的历史当中，去创作所谓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了。虽然说任何题材都可能创作出足够优秀的长篇小说来，虽然说历史题材的创作者同样应该得到我们充分的尊重，但是，相比较而言，那些知难而进的，仍然以极大的勇气关注表现着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的作家们，却毫无疑问理应获得更大程度的尊重。如果说那些有勇气关注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家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的话，那么，如同格非这样不仅有勇气关注现实生活，而且小说本身也还取得了不俗思想艺术成就的作家，就更应该获得高度评价了。 在这里，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格非如何对现实生活作出基本判断定位的问题。虽然说，在前面我们关于“雾岚”和“雾霾”两个语词进行对比谈论的过程中，关于这一点，也已经有所触及了，但需要注意的却是，在小说中，格非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污浊不洁本质，还进行过多次不无强化意味的强调。“他们正在探讨养生经，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里有亮白剂。鳝鱼里有避孕药。银耳是硫黄熏出来的。猪肉里藏有β2受体激动剂。癌症的发病率已超过百分之二十。相对于空气污染，抽烟还算安全”。“久而久之，在县志办，端午渐渐成了一个地位十分特殊的人物。在这个恶性竞争搞得每个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你看哦，资本家在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吉士呢，恨不得天下的美女供我片刻赏乐。被酒色掏空的一个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滑稽不滑稽?难怪我们的诗人一言不发呢”。够了，无需再加征引，只要我们认真地揣摩一下格非或借助于小说人物，或借助于叙述者，对于当下时代所进行的以上种种描写，所发出的以上种种议论，我想，我们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污浊不洁本质，就已经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了。而且，恐怕也只有在这个意义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格非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的诗人主人公没完没了手不释卷地阅读欧阳修修撰的那部《新五代史》。“他终于读完了欧阳修的那本《新五代史》。这是一本衰世之书，义正而词严。钱穆说它‘论赞不苟作’。赵瓯北在《廿二史札记》中推许说：‘欧公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陈寅恪则甚至说，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为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以‘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话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就都知道五代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频繁更迭的分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历史时期之一。很显然，格非之所以安排他的主人公翻来覆去地阅读以“五代”为描写表现对象的《新五代史》，应该是有其特别用意的。按照我的理解，通过这样一种细节设计，格非其实是在借助于“五代”来暗指当下一种污浊不洁精神沦落令人失望之极的社会现实。 其实，不仅仅是《新五代史》的阅读这样一个细节，同样强烈表现并出示着当下时代精神沦落现实的，还有花家舍的变迁以及端午大哥王元庆的悲剧性遭际。作为一个贯穿于“乌托邦”三部曲的重要因素，如果说花家舍在《人面桃花》中是与革命紧紧维系在一起，可以说是革命的某种象征，在《山河入梦》中是与一种“乌托邦”实验存在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乌托邦”精神的某种体现，那么，到了《春尽江南》里，面对着巨大的资本力量，面对着无法回避逆转的所谓市场经济大潮，花家舍已经彻底地沦落成了“天上人间”，沦落成了男性的乐园，沦落成了所谓的“温柔富贵乡”。从革命到“乌托邦”再到销金窟“天上人间”，其中的距离却又哪里是可以以公里计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端午、吉士他们操持主办的诗歌研讨会，居然是在花家舍商贸集团的董事长张有德慷慨解囊的支持下，在花家舍召开的。某种意义上，诗歌绝对是一种高贵纯洁的精神象征。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一种高贵纯洁的精神活动，却只有依赖于彻底沦落之后花家舍才能够得以举办，才能够变成现实。格非的这样一种设计描写显然辛辣之极，但在辛辣的背后所深深掩藏着的，却是格非一种无奈而又格外凄绝的精神伤痛。同样不应该被忽略的，还有端午同母异父的大哥王元庆悲惨的命运遭际。王元庆本来是一位具有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是花家舍最早的设计开发者之一。与张有德试图把花家舍变成以娱乐业为主体的销金窟不同，在王元庆的构想中，未来的“花家舍公社”将是一个可以“大庇天下寒士”的理想化场所。事与愿违的是，王元庆的设想因其不合时宜而遭到了合伙同事们的坚决反对，最终功败垂成。花家舍项目失败之后，王元庆的又一惊人之举，就是颇具前瞻意识地投资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精神病治疗中心。“他认为，伴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精神病人将会如过江之鲫，纷至沓来，将他的中心塞得满满当当的”。然而，具有强烈反讽意味的是：“精神病疗养中心落成的同时，他本人就不失时机地发了病，成了这所设施齐全的治疗中心收治的第一个病人。”精神病治疗中心的建造者，居然成为了精神病治疗中心的第一个病人，如此一种不无戏剧性色彩的情节设计，所透露出的，实际上正是格非的一种颇具深意的良苦用心。很显然，具有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王元庆，可以被看做是一位高远精神境界的积极追求者，或者干脆就被看作是精神的化身。这样一位高远精神境界的追求者，居然被看作精神病人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之中，所隐喻说明的，其实是当下这个具有突出物化特征的时代本身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王元庆的悲惨遭际，完全应该被看作是精神在当下这个时代的真实境遇。 当然了，更能够说明这个时代污浊无耻本质的，恐怕还是作为主题故事存在的那一场房屋风波。端午他们在唐宁湾有一套住房，因为一时无人居住，所以就想租出去好歹有些租金收入。由于女主人庞家玉正好在北京学习，租房的任务就落在了书生气十足的诗人端午身上。没想到，过分粗心的端午却在联系租房业务时，无意间把自家的房产证落在了颐居公司。这一落不要紧，没想到的是，这个颐居公司居然好几年都没有到工商局检验过，长期处于非法经营状态。因此，等到端午三个星期之后，想要去取回自己房产证的时候，颐居公司居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更为荒唐的是，到了这个时候，当端午感觉不妙，试图用钥匙打开自己房门，他的钥匙竟然已经无法打开自家的房门了。打不开房门还不说，等到端午他们找到租房的房客时，身为医生的房客，居然以自己已经给了颐居公司两年租金为由，拒绝从房中搬出。最后，在采取了各种手段都无法奏效无法要回住房的情况之下，端午与家玉他们只好动用了黑社会。在“国舅”的黑社会介入之后，房客才被迫搬走把这套房子物归原主。如果时间倒退十年或者二十年，我们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故事充满了荒诞色彩，是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的天方夜谭。但到了当下这个时代，类似故事的发生，居然成了正常不过的事情，居然成了活生生的社会普遍现实。如此一种荒诞现实的形成，尖锐有力地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诚信度已经堕落到了怎样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的精神确实已经沦落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我看来，能够如实地把自己所真切感受体验到的社会现实状况毫无讳饰地描摹传达出来，正应该被看作是《春尽江南》这部长篇小说最为突出鲜明的思想艺术成就所在。 我们注意到，在批判性地反思表现当下时代污浊不堪现实的同时，格非更把批判反思的矛头不无尖锐地指向了自己也归属于其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精神彻底沦落的污浊时代究竟何为?乃是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提出来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说到这个核心问题，就必须对谭端午和庞家玉(李秀蓉)这两个小说的中心人物形象展开一番深入的剖析。有必要强调的一点是，正是在尖锐地追问知识分子在当下这个时代究竟何为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格非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对于端午和庞家玉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塑造。换言之，对于端午和庞家玉形象的成功塑造，乃是《春尽江南》突出思想艺术成就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在具体深入分析端午这一人物形象之前，我必须首先把自己在阅读《春尽江南》的过程中，对于端午的一种强烈认同感表达出来。认真地回想一下自己长期以来的小说阅读经历，在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众多优秀作品中，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说实在话，此前曾经引起我强烈认同感的大约只有两位知识分子形象，一位是王蒙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另一位则是贾平凹长篇小说《废都》中的庄之蝶。但相比较而言，或许是因为年龄约略相仿、人生经历基本相似的缘故，这种认同感最强烈的，恐怕还应该就是格非这部《春尽江南》中的端午。在端午身上，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了一种自我的映像式存在。倘要进一步追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大约只能说，格非之能够如此深入如此一针见血地切入到端午的精神世界之中去，恐怕也与创作过程中个人生存经验的充分调动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格非从事于小说创作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虽然并非高产作家，但期间发表作品的数量也已经不少了，仅长篇小说就已经有六部之多。但如果与格非自己的人生经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中充分调动了格非自己的生存经验，具有鲜明自传性色彩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却恐怕只有端午一人而已。某种意义上，《春尽江南》中的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之所以能够被挖掘批判到体无完肤的地步，恐怕也与其中格非自我生存经验的强势介入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我，之所以对端午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和格非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因而有着大致相似的人生轨迹的缘故。 端午这一知识分子形象，留给读者最深刻难忘的印象，恐怕就是他的百无一用。只要略微回想一下，你就不难发现，在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中，端午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干，即使干也干不好的文弱书生。好不容易自告奋勇承担了一回租房的日常事务，结果还酝酿出了一场声势颇为浩大的房屋风波。对于当下时代的中国家庭而言，孩子的受教育，孩子的成长，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除了曾经去若若的学校为孩子们做过一次偶然的演讲之外，你根本看不出端午为了若若做过一些什么。不仅如此，每当妻子庞家玉因为要教育若若从而不可避免地和若若发生冲突的时候，端午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视而不见退避三舍，一个人躲到外边去散步。除了写诗，除了一直在写那部想不好开头的长篇小说，除了总是端着读那本《新五代史》，除了和几位朋友偶尔喝酒消遣，除了和小自己好多岁的绿珠姑娘调情说爱，你可以发现，端午几乎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不做任何事情。以至于你很难想象，假如没有生性泼辣个性坚韧的庞家玉替他遮风挡雨，端午还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对于端午在日常生活中的百无一用，最了解的，莫过于已经厮守二十多年的妻子庞家玉：“去银行办理按揭，以及接下来的装修，都由庞家玉一手操办。她知道端午指望不上。用她的话来说，端午竭尽全力地奋斗，不过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无用的人。一个失败的人。这是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所说的话。在心情不那么好的时刻，她的话往往就以反问句式出现，比如：‘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嗯?’”都说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居然心甘情愿地努力要成为一个“无用的人”“失败的人”?根本原因何在呢?说实在话，在初始接触到端午这一人物形象的时候，他的百无一用，确实曾经让我联想到过当年俄罗斯文学中影响巨大的“多余的人”形象。当年的这些“多余的人”，一向被称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些“多余的人”最起码从主观意愿上来说，还是愿意努力改变现状的。但对于端午来说，他的百无一用却是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他家在唐宁湾的房子被人占了。这件事虽然刚刚发生，但其严重程度却足以颠覆他四十年来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同时，他也悲哀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疏离到了什么地步”。从端午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疏离程度这种描写来看，他的百无一用，确实是自己主动寻求的一种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端午为什么要自觉地疏离于时代之外，要以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方式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呢?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把端午的存在方式和他的诗友们进行一番简单的比较。端午、徐吉士、陈守仁，三位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很有些影响的青年诗人。那个时候的他们真可谓是热血澎湃，充满着青春朝气，昂扬着生命激情。“等到毕业答辩的那个学期，发生了一件席卷全国的大事……他以为自己正在创造历史，旋转乾坤，可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次偶发的例行梦游而已”。虽然是“梦游”，但这“梦游”却又无疑可以被看作是这些年轻人一种理想主义精神存在的事实明证。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事业志趣，所以才会有徐吉士和陈守仁力邀端午到鹤浦暂住避难事件的发生。而端午一生的命运遭际，其实也正是那次在鹤浦招隐寺偶遇李秀蓉之后被彻底注定的。然后，很快地，这几位诗人伴随着时代大潮告别了理想主义的上世纪80年代，进入了以经济活动为中心以世俗功利为本质的当下时代。进入新时代之后，或许是受到时代文化语境强劲制约的缘故，几位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分化。陈守仁摇身一变，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商人，徐吉士如鱼得水地混迹于新闻界，先是担任《鹤浦晚报》的新闻部主任，后来又升官成为了这家报社的社长。正如同格非在为这个人物的命名(吉士的命名灵感，很显然直接地来自于《诗经》，来自于《诗经》中的“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句)所强烈暗示出的，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徐吉士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四处寻花问柳勾引小姑娘。而这也就意味着，曾经有着高远精神追求的两位诗人，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精神操守，已经彻底融入了污浊不堪的时代现实之中，与世俗功利的时代携手共舞沆瀣一气了。如果说我们对徐吉士和陈守仁精神变迁的解读尚且合理的话，那么，端午之拒绝融入当下这个时代，端午之自觉地把自我放逐于时代现实之外，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端午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一种批判和拒斥，意味着端午对于自我精神操守的一种坚持和维护。从这个层面上看来，端午与环绕在他周围的芸芸众生相比较，还真是很有一些浊世滔滔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感觉。一句话，借助于端午这一人物形象，格非格外强劲有力地传达出了自己对于时代现实一种独特而又激烈的批判声音。实际上，面对着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种种诱惑，要想真正地拒绝与时代合作，要想彻底地做到百无一用，也还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的确需要具备极大的勇气。 如果我们试图寻找一个语词来对端午的精神特质进行某种概括提炼，最恰当的恐怕就是一种突出的无力感。“已经不是第一次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了：与妻子带给他的猜忌、冷漠、痛苦、横暴和日常伤害相比，政治、国家和社会暴力其实根本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家庭的纷争和暴戾，作为社会压力的替罪羊，发生于生活的核心地带，让人无可遁逃。它像粉末和迷雾一样弥漫于所有的空间，令人窒息，可又无法视而不见”。“当然他可以提出离婚。”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离婚，实际上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任何东西。最有可能出现的外力，当然是突然而至或者如期而来的死亡。他有时恶毒地祈祷这个外力的降临，不论是她，还是自己。”在这里，格非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了端午精神性格上特别软弱无力这样一种突出的特点。如果说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尚且不至于那么切近直接地构成对于端午的压迫的话，那么，家庭内部和妻子的感情问题无疑直接影响着端午个人的日常生活。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端午居然无力到了连离婚的勇气都彻底丧失的地步，以至于他只能祈祷依靠如同死亡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层面上，我们才能够更真切地体会认识到格非在端午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复杂深切寄托所在。一方面，借助于端午的不合作，借助于端午的百无一用，格非固然尖锐深刻地对于当下这样一个污浊不堪的时代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性反思，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如同端午这样一类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形象，却又绝非是格非理想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此，在充分肯定端午的百无一用所具深刻批判性的同时，格非却也同样对于端午此类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软弱无力犹豫不决进行着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这一点，主要借助于绿珠这个人物形象表现出来。在小说中，当绿珠真诚地向跟自己有着情感纠葛的端午询问自己未来去向的时候，“端午将手里的一根烟捏弄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道”。面对着端午犹豫再三的姿态动作，面对着他同样忐忑犹豫自相矛盾的话语内容，脾气向来直爽的绿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端午的精神性格弱点：“‘我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绿珠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支支吾吾，从地上站起来，使劲地拍打着身上黏着的锈迹斑斑的锈屑和枯草，冷笑道：‘你这人，真的没劲透了。’”很显然，绿珠在此处对于端午的态度，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作家格非的一种姿态立场。在这里，作家的描写再一次促使我联想到了俄罗斯文学中那些“多余的人”。如果说多情少女强烈的爱情都无法彻底唤醒“多余的人”的生命热情的话，那么，端午的情况也差不多庶几近之了。尽管心里有着对于绿珠的强烈迷恋，但在面对绿珠的生命与情感召唤的时候，端午却又犹豫再三无法决断，从根本上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以至于你很难想像，一个面对少女的爱情都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他在社会上究竟还能够干什么?!如同徐吉士、陈守仁那样与时代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当然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指责，然而，如同端午这样干脆就彻底丧失了行动的能力，成为“生活在别处”的逃避者，也同样必须进行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端午乃是格非小说中一位少见的具有鲜明自传性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样看来，格非对于端午的批判性审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种强烈彻底的自我批判与反省。冷漠、自私且又不无邪恶，妻子庞家玉情急之下对于端午所下的断语，认真地捉摸品味一下，真还是相当准确到位的。能够有勇气榨出自己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能够毫不留情地深入展开一种对于自我的批判反省，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格非一种非同一般的思想勇气和写作能力。 与端午的软弱无力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他的妻子，小说的女主人公庞家玉(李秀蓉)的泼辣能干。说到这位女主人公，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她名字的前后变化。少女时期与端午初始相逢的她，名叫李秀蓉，第二次与端午在商场相遇，最终和端午结婚的她，名叫庞家玉。用小说中的话说，女主人公的更名事件，异常鲜明地标示出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当时，端午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秀蓉在改掉她名字的同时，也改变了整整一个时代。”如果说李秀蓉标示的是已经一去不返的理想主义精神高扬的上世纪80年代，那么，庞家玉所积极介入其中的，就是当下这个物欲横流世俗功利的时代。如果说端午永远是现实生活的疏离者和局外人，那么，庞家玉就毫无疑问是现实生活的热烈拥抱者。“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的隐秘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然后，自家的家庭生活就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很快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谭端午相反，家玉凡事力求完美。她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机器，一刻不停地运转着。白天，她忙于律师事务所的日常事务，忙于调查、取证和出庭；到了晚上，她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折腾自己的儿子……她的人生信条是：一步都不能落下”。只要对小说稍有记忆的读者，就无法忘怀庞家玉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丈夫和儿子，付出了怎样巨大的代价，作出了如何巨大的牺牲，直到把自己操劳折磨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没有庞家玉的倾力支撑，又哪里会容得端午的逍遥自在和百无一用呢? 然而，庞家玉实际上也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女性形象。比如说，她在北京学习期间与陶建新的偷情。再比如说，小说中一再隐隐约约地透露，为了解决儿子的上学问题，她曾经和教育局长有过不可告人的私下交易。但是，反过来说，很可能也正是因为她的不完美，所以才愈发地凸显出了这一人物形象强烈的真实性。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庞家玉如鱼得水风光无限，但在实际上却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自己为此而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丈夫之所以这样悲观，其实完全是因为他拒绝跟随这个时代一同前进；为自己的掉队和落伍辩护；为了打击她那点可怜的自信。他哪里知道，为了维护这点自信，为了让自己活得多少有点尊严，自己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某种意义上，我们只有从庞家玉因病魔缠身而自杀前所留下的自白中才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把握她的内在精神世界：“我曾经想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陌生人。把隐身衣，换成刀枪不入的盔甲。一心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去追赶别人的步调。除了生孩子之外，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自己厌恶的。好像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什么都不想。渐渐地就上了瘾。自以为融入了这个社会。每天提醒自己不要掉队，一步都不落下。”却原来，李秀蓉变成庞家玉之后，庞家玉所从事的所有行业，所做出的所有事情，包括大把大把地拼命赚钱，包括死命地逼迫儿子提高学习成绩好出人头地，包括与端午有时候的故意争吵，都是从根本上违背她自己心愿的。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一个人要努力地克服自己的厌恶心理，硬是强迫着自己去做好每一件自己本来并不情愿的事情，到底需要拥有多大的牺牲精神。人都说佛的意愿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意愿很显然非常突出地凝结体现在了庞家玉的身上。要想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切，庞家玉所需要克服的困难，甚至于还要明显地超过端午之自觉地疏离于时代之外所需要的那种意志勇气。实际上，通过对于庞家玉如此一种隐秘心理的揭示，格非再次把自己的批判矛头尖锐地对准了当下这个污浊不堪的时代。很显然，只有理解到了这样一种程度，我们方才算得上真正地进入了庞家玉的内在精神世界。 以上，我们对于格非《春尽江南》的思想主旨与人物形象塑造进行了一番深入的探讨。然而，至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春尽江南》是一部长篇小说，并不是思想的宣言书。即使作家格非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有着怎样独特深刻的理解把握，如果不能有效地以一种水乳交融的方式把这一些纳入到一种恰切合理的艺术形式中去，那么，这样的小说写作就也还是不成功的。这样看来，采取怎样恰切的艺术方式，才能够极其有效地把以上这一切思考认识成功地传达给读者，自然也就成了格非所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部优秀的小说，语言的运用方面会存在问题。格非从事小说写作多年，早已锤炼出了一种典雅、书卷而且凝练、贴切、及物的语言特色。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我们前面分析细节所引述的叙事话语中，就已经有过非常真切的感受。这里不妨再来品味小说结尾处的一个小段落：“通常，有许多迹象可以让人清楚地感觉到春天的消逝。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荫。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使刺目的繁华，一旦落尽。可是此刻，即便地处四季分明的江南腹地，岁时的变化也已变得呆钝而暧昧。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天气已经变得懊热难耐了。从蒙古国刮来的黄沙，一度完全遮蔽了天空。端午站在卧室的窗前，眺望着节日的伯先公园，就如观看一张久远的发黄照片。”本书的标题为“春尽江南”，假如要在文本中寻找一段直接对应于小说标题的文字，那就大约非这段文字莫属了。故事起始的时间是一年前的春天，仅仅过了一年的时间，一切在端午面前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庞家玉走了，陈守仁也走了，儿子若若也长大懂事了。在经历了如此一种物是人非的巨大心理变迁之后，端午的心态之灰暗无比，那就是一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出现在端午面前春夏之交的江南景致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照常理说，江南的景致无论如何都不会黯淡如此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格非的这一个写景段落是在客观地写实，反倒不如说是主人公端午一种主观心境的外化投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经有过这样两则：“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②格非小说中关于“春尽江南”的这一段描写，很显然就非常切合王国维所论的景语与情语的关系，可以说确实已经抵达了颇为高妙的一种艺术境界。细细地品味一下这个段落，我们便可以真切地体会感觉格非小说的语言特色所在。 语言的成功运用之外，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春尽江南》在艺术形式方面特别重要的一点，恐怕就是对于双重艺术结构的巧妙设定。是否具备一种合理恰切的结构，乃是衡量小说创作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尤其是在一部篇幅庞大的长篇小说中，艺术结构对于小说的写作成功更是产生着至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当我们提到结构的时候，通常想到的是充满奇思异想的现代小说，那种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隐蔽意义的显身术，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在此，结构确实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就像一个机关，倘若打不开它，便对全篇无从了解，陷于茫然。文字是谜面，结构是破译的密码，故事是谜底”。③既然结构如此重要，既然格非为《春尽江南》特别设定了相当精妙的双重结构，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种精妙的结构寻绎辨析出来。具体来说，所谓的双重结构，其第一重指的就是从早一年的春天起始，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的结束，这差不多一年的叙事时间。其第二重，指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为止，这差不多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故事时间。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不露痕迹地把长达二十年的时间跨度有机地嵌合到作为故事主体的一年的时间之中，所明显见出的，正是格非艺术功力的深厚异常。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二者之间所占比例大小也并非是平分秋色的。相对而言，当下一年间的故事以绝对的优势占据着叙事空间的主体地位。在这里，且让我们以第一章“招隐寺”为例，深入分析一下格非的这样一种双重嵌入式艺术结构。虽然说当下的故事为小说的主体，但大约是出于和小说结尾处的那首名为《睡莲》的诗歌相照应的缘故，整部小说起始的第1节却是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紧接着的第2节和第3节，叙事时间马上就回到了当下。第4节在很快地闪回到过去之后，又迅速地拉回到当下。第5节还是顺延当下，第6节则又很快地回到了过去。紧接着的第7节一直到第14节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部分，叙述的可以说都是当下的故事。到了第15节，又回到了过去，主要回忆交代王元庆的故事。到了最后的第16节，叙事的视点自然又回到了当下时代。就这样，在主要叙述当下时代故事的过程中，格非不时地跳回到过去，进行必要的回忆性叙述。这样的一种结构方式，就如同两种不同乐器的合奏，其中的一种是主旋律，另一种则是不时地穿插于其间的副旋律。主副旋律互相嵌入对方当中，构成了一种形式上和谐的合奏。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双重合奏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和谐协调的，但如果从格非自己的写作意图来看，这样一种不时地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双重结构，其实仍然是在一种现在过去对比的意义层面上凸显思想主旨的。这也就是说，小说既是形式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形式结构煞费苦心的设定，实际上仍然是为了精神更好地传达而服务的。具体到这部《春尽江南》，格非的主旨乃是要对二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的透视与表现。但是，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一种顺时序的流水账式的叙事方式，显然是不允许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格非如此一种双重艺术结构的设定，根本意图正是要在当下与过去对比的意义上，进一步强有力地完成自己的主题表达。 当然，《春尽江南》在艺术表现层面上值得注意的，绝不仅仅只是结构的精妙。结构的精妙之外，格非一些特别成功的细部描写，也是应该被提及的。比如，在叙述到上世纪80年代李秀蓉的故事时，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细微的描写：先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李秀蓉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然后，李秀蓉被告知，那张照片上的人乃是著名诗人海子，于是，“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你看，前后并没有过了很长时间，李秀蓉关于那张照片的看法，就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变化的发生，却只是因为李秀蓉知道了照片上青年的诗人身份。一个人身份的变化，就可以微妙地影响到另一个人对于他的理解判断，这格非说起来，也的确是够洞微烛幽的啦。再比如，当绿珠因为端午的“出卖”而被姨夫姨妈强行带回去的时候，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中的端午，居然注意到了她的底裤和大腿：“她的双腿仍然在不停地乱踢乱蹬。手忙脚乱之中，蓝色的裙子被搅翻了。端午不经意间看到了白色的衬裙中露出的底裤。尽管只是短短的一瞬，他还是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她大腿根部的肌肤，颜色要深一些。”本来，端午正因为自己对绿珠的“出卖”而内心深感不安，但就在这个时候，他居然注意到了绿珠的一些身体部位。此处对于底裤与大腿根部肌肤的描写，所强烈折射出的，实际上正是端午对于绿珠一种异常强烈的隐秘欲望。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即使是端午自己，也并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这种欲望的存在。于细微处见艺术，于细微处见功力，从以上两个例证中，我们再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格非艺术才能的超群出众非同一般。实际上，也正是依凭着大量洞微烛幽的艺术描写，格非的这部《春尽江南》方才如其所愿地传达出了作家为自己设定的基本思想主旨。 注释： ①陈忠实、和歌《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载《黄河文学》2011年第9期。 ②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2页，第32页。 ③王安忆《雅致的结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6—17页。标签：格非论文; 春尽江南论文; 小说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新五代史论文; 人面桃花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山河入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