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红梅[1]2014年在《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以类型学为视角,采用文献收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语料1分析与语法判断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语言类型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理论解释与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有机结合在一起,以英汉小说为语料(提取了两部英语小说中的738个关系从句及其叁个不同译者翻译的对应译文,提取了四部中文小说中合计1044个关系从句以及其中738个关系从句的叁个不同译者翻译的对应译文),对比分析了英汉名词短语的关系化策略、英汉关系从句在句法、语义和语用功能上的异同；对英汉关系从句中存在的争论焦点进行逐一剖析,并利用英汉关系从句的互译实例对其进行验证,得出较为可信的、可证伪的结论,同时对英汉关系从句的翻译提出了可行性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章节安排简单介绍如下：第一章为引论。该部分介绍了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现象的研究现状,梳理了五十多年来中外学者们对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以及采用的研究方法等,重点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此外,介绍了本研究的选题意义和主要内容、拟采用的理论框架、语料的选择和处理等。第二章界定了英汉名词短语的分类和本文所研究的关系从句的范围。为了更好地进行英汉对比,本文扩大了类型学家对关系从句的研究范围,将英语的非限定关系从句和汉语中无定名词短语的关系从句都纳入了研究范围。从语义角度定义了关系从句,区分了汉语的“广义的关系从句”和“狭义的关系从句”。第叁章以类型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比分析了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策略的异同。研究发现,两种语言采用关系化策略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可以采纳空位策略和复指代词策略。相异之处在于,汉语中可以采用空位策略和复指代词策略关系化主语和宾语,而英语中的空位策略只能用于关系化直接宾语和旁语。英语中使用最多的是关系代词策略,汉语中没有这一关系化策略。此外,两种语言中使用关系化策略的差异还体现在：英语中无论是对主语属格语还是对宾语属格语进行关系化,都使用关系代词"whose"。而汉语对主语属格语和宾语属格语进行关系化时旱现出不对称现象。第四章对比分析了英汉关系从句句法生成的异同。基于Vries(2002)对不同语言类型考察的基础之上推导出的关系化提升理论框架,考察了英汉关系从句句法生成的异同,重点评析了汉语关系从句句法生成的研究成果中存在的不足。验证了刘礼进(2010)提出的汉语关系从句句法生成的观点：英汉语带论元关系从句的生成方式原则上相同,都是通过算子／空算子移位和核心名词提升操作生成的；汉语关系从句的生成需增加最后一步“残余移位’'(remnant movement):把关系从句移至Spec-DP,以生成A结构(RC D N);或移入限定词与核心名词之间,生成B结构(D RC N)。第五章探讨英汉关系从句的篇章分布特征。重点探讨了英语有定名词和无定名词短语充当中心语时关系代词的选择情况、中心语在从句中的句法功能和关系从句在主句中的句法功能,以及限定性关系从句与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篇章分布特征等。发现英语中有定名词短语被关系化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无定名词短语,限定性关系从句出现的频次也远高于非限定性关系从句；但中心语为有定名词或无定名词,对关系代词的选择没有太大影响。此外,探讨了汉语有定名词和无定名词短语充当中心语时在从句中的句法功能和关系从句在主句中的句法功能,以及汉语指示代词和数量词位于关系从句前后位置的功能差异。发现汉语中指示词和数量词前置于关系从句是一种优势语序,是无标记的；而指／数量词后置于关系从句主要是为了特定的语用功能,如避免歧义或是突显中心语的动作或状态,因而是有标记的。第六章剖析了英汉关系从句形式与功能之间的异I司。以英汉关系从句中各自存在的叁个争论焦点为假设,利用语料中的实例对其逐一进行验证。此外,考察了汉语关系从句的功能体现,指出汉语关系从句的基本功能是限定性的,具体表现为“确定所指”和“刻画概念”,但语境因素会对其限定性起到消减作用。汉语关系从句的限定性功能体现可以被视为是一个连续统。第七章通过考察语料中英汉关系从句互译的情况,进一步剖析了英汉关系从句的差异,对前面章节中得出的结论进行了进一步验证。同时提出英汉关系从句互译的“无标记翻译策略”与“有标记翻译策略”。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提出其创新之处。同时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余承法[2]2013年在《全译求化机制论》文中研究指明全译求化机制论,以考察全译及其属性为起点,以解读钱钟书的“化(境)”为切入点,以小句中枢说和小句中枢全译说为理论基点,以汉英对比为参照点,以几个大型语料库和自建的全译语料库中为支撑点,尝试建立完整、客观、可操作、能验证的全译求化机制体系。全文遵循“叁个充分”(观察充分、描述充分、解释充分)的研究要求,按照两个叁角(“表—里—值”小叁角和“语—思—文”大叁角)的研究思路,通过论证全译的本质——化,揭示全译的核心——求化,探究全译求化的关键——求化机制,着重阐述7种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类型及其组合能力和概率,挖掘57种组合机制在实际运用中的倾向性规律。全译求化机制体系的建立,将丰富钱钟书的“化境”翻译思想,推动全译理论的深入研究,深化翻译共性问题的探讨,指导译学方法论建设,为全译实践、全译教学(包括外语专业的汉外互译教学和对外汉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译文评估、机器翻译提供理论帮助和语料支撑。全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至四章为正文,第二章为第叁、四章作铺垫,第叁章为全文的核心,第四章为次重点,第五章为结论。第一章为绪论,介绍本研究的选题缘由,对国内“化(境)”研究、国内外全译转换研究进行文献综述,指出本文的研究内容、方法、意义,并对整个研究框架作出说明。第二章阐述全译的本质及核心。先从全译的定义入手,在阐明全译活动的主体、客体、工具、目的和属性之后,指出全译求似律决定全译行为必须遵循的叁大原则,即：语用价值第一、语里意义第二、语表形式第叁。然后考察全译微观活动的叁个阶段,即：原语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提出全译活动操作于以小句为中轴,语素、词、短语、复句、句群和语篇为脉络的全译单位体系。通过“化”的文字学原解、哲学通解、美学专解和钱钟书自解,赋予译学新解,详论“化”体现为全译本质的五大特征,进而指出全译的核心是求化,求化的关键是建立求化机制体系。第叁章考察全译求化7种单一机制。全译求化单一机制的建立和运用必须遵循全译的叁大原则,以完整再现原文的语用价值和准确传达其语里意义为目的,力图改变或保留原文的语表形式。全章七节在逐一考察7种求化单一机制的内涵、外延、理据之后,以语料库中的全译事实为依据,着重阐述每种机制及其次类的操作过程和方式。等化机制的运用理据主要是：原语和译语具有极强的文化互文性和兼容性,原语和译语具有相同或近似的思维方式,原语和译语的表达顺序与思维顺序同构,符合语言表达中的像似性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对形等义同值,多操作于小句及以下语言单位,主要包括五种类型：词等化、短语等化、小句等化、复句等化和句群等化。繁化机制的理据在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汉英语言文字系统的差异,后者又体现在：运用语言形式的差异,传达语里意义的差异,反映语用价值的差异。等化机制的操作原则是繁形不添义不增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增添,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繁化、词繁化、短语繁化和小句繁化。简化机制的理据跟繁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方式相反,其操作原则是简形不损义不贬值,主要操作手段是删减,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语素简化、词简化、短语简化和小句简化。移化机制是因译语结构和表达规范之需而对原语单位进行位置移动,其操作原则是移形不易意不变值,主要包括叁种类型：原形移化即零翻译,主要是指原语中词和缩略语的移化；有形移化即移位,其理据是中西不同的思维认知方式导致两种语言在语序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包括语素移位、词移位、成分移位、复句的分句移位四个次类；无形移化即引中,运用理据在于：人类思维的相通,人类语言的共性,原语和译语的词语处于相同或近似的语言环境,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规范,包括四个次类：专业化引申、普通化引申、具体化引申和抽象化引中。换化机制是应语值再现和语里传达之需而进行的双语语表形式的互相交换,操作原则是换形不改意不动值,按照双语单位互换的不同角度和层面,可分为六种类型：词类换化、成分换化、句类换化、动静换化、正反换化和主被换化。每种换化类型的内涵、外延和理据不同,在次级类型上有所不同,有时存在交叉或重迭,如词类换化和成分换化、动静换化和主被换化。分化机制的理据在于：汉英两种语言类型的差异及其体现在句法结构上的区别、汉民族与英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转换的规律,其操作原则是分形不断义不损值,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和拆分的策略,倾向多用于英译汉,主要包括四种类型：词分化、短语分化、小句分化和复句分化。合化机制的理据与分化机制相同,但操作手段相反,原则是合形不漏义不变值,采取化零为整的手段和融合的策略,倾向多用于汉译英,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短语合化、小句合化、复句合化和句群合化。第四章考察全译求化组合机制。采用个案研究的形式,通过对四篇公共演讲稿口译实例的调查和统计,逐一阐述57种组合机制的具体操作。通过统计与分析发现：1)五类组合机制按照类型数量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20种)>二合机制=四合机制(15种)>五合机制(6种)>六合机制(1种),按照运用频率依次排序为：叁合机制(148例)>四合机制(122例)>二合机制(73例)>五合机制(53例)>六合机制(18例)。可见,机制组合的数量越多,要求越高,难度越大,频率就低；2)由于每种单一机制的运用频率和组合能力不同,相互之间的组合关系有别,各种组合机制在相应类别中的运用频率呈现不平衡性。第五章为结论,总结全文的五个基本观点,指出现存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的努力方向。
艾朝阳[3]2016年在《语言边界论》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科技高度发达,但语言到底是什么的老问题还没有解决。不仅老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而且新问题也在亟待解决。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或语言与存在的问题,也即语言的边界问题。本文企图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寻求找到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新视角,以此促成语言存在的边界转向。因此其主要贡献在于(1)明确提出语言是边界。(2)发现语言有边界。(3)建立了语言边界运动体系。(4)提出并实施哲学的“whereis”范式。(5)提出并初步建立了语言边界方法论。(6)回答了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总之,某个意义上找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边界。也即是回答了语言是什么的根本问题。思想史上还少有提出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更没有科学地回答过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回答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来接近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的回答。我们的回答是:语言在边界。本文围绕语言在哪里的问题探索了叁个方面、回答了叁个基本问题。本文探索了(1)边界的属性及语言边界思想的源头(2)语言边界的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3)语言边界方法论。本文根据语言的边界属性也就是语言的边界性回答了语言是什么、在哪里、语言能力是什么、语法的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本文提出边界是语言、知识和主体性叁位一体的存在,所以,语言是边界的基本属性之一,由此提出建立新语言观、新知识观和新主体性观。文章把语言纳入整个宇宙的考虑中,认为语言是有层级性的存在,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指出人类语言(HL)的普遍语法受制于宇宙(世界)普遍语法,而人类语言的语法与语言能力也是有层级性的,各自有各自的边界条件。该研究为语法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划界,发现现代有关的语言理论各有自己的正确性,而语言边界思想有利于消解有关语言的一些冲突进而达到统一。本文通过对人类语言的中观和微观的边界运动,探索了边界语法,揭示了人类语言的边界性,并运用语言边界方法对语言的历时与共时的本质、词与句的边界问题、外语教育问题、语言的感知与产出问题、人-机翻译的边界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索。通过该研究的实施,本文超越传统的“whatis”范式,开启了“whereis”的哲学范式,建立了语言学的语言边界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决语言问题的途径。如果说海德格尔为存在找到了家——语言,那么我们为语言找到了“家”——边界,进而说明存在的循环本质。最终回答了语言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语言是边界。
于秀金[4]2013年在《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时体研究》文中认为时与体一直是当代语言学中的热门话题和研究难点，相比时的研究，学界对体的研究和争论更多，学者们对体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体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不同语法层次的成分或结构所表达的时间特征或现实中的各种情形，动词（或动宾短语）层面的如动词体、词汇体以及情状体，句子层面的如语法体和视点体，前者是对动词或动宾短语的时间语义特征或内在情状的描写，后者则是句子层面不同语法手段所表达的现实情状的进程或状态。国外学者主要从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体的理论系统、形式语义学以及ERS时间理论等几个方面对时或体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数学者们所构建的体系统中的子类存在重迭现象，并未形成较严格的体对立，体系统缺乏逻辑性，即使是英语，时与体也未得到逻辑系统化。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代汉语是否有时与体范畴以及时与体系统的建立方面，学者们所建立的时体系统各不相同，同时也存在从英语和俄语中搬用时体概念的现象，汉语的时体系统以及时与体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明晰。总体来看，以往的一般时体研究以及采用ERS时体理论的研究仍不完善，学界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具有跨语言普适性的ERS逻辑模型。这些问题主要与时与体的定义差异、没有区分不同体类型的语言以及时体系统构建缺乏较严格的逻辑框架等原因有关。鉴于国内外对英汉时体系统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为最大限度地寻求语言形式与时体意义之间的关系，本文采取时体统一研究观，将时与体定义为句子层面的语义范畴，采用功能和形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吸取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形式语义学以及生成语法中的有关理论或假设，以求描写和解释的全面性。本文在世界语言时体编码手段与时体类型、英汉俄时体系统与时体蕴涵共性、时体ERS逻辑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具体为以下几点：（1）时体的跨语言编码方式主要包括词缀、功能词、助动词、音调、非词缀语素以及逆被动态，尽管时体的跨语言编码呈多样性，但从编码方式与时体意义的关系来看，象似性原则尤其是顺序象似很大程度上起了促动作用。从世界语言的时类型角度看，英语和汉语均是非典型的二分时和叁分时，但都有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的表达手段。如果从语法化程度看，英语的时是“过去/非过去”的对立，汉语的时是“将来/非将来”的对立。从世界语言的体类型角度看，英汉语的体均是基于时间视点的“现实体/非现实体”对立，斯拉夫语族的俄语、波兰语以及捷克语中的体是基于空间视点的“完整体/非完整体”对立，这两种体类型都属于高层次的上位体义对立，每种体义都包含各自的下位体义。（2）在时与体关系上，英语、汉语、缅甸语、曼尼普尔语以及图康伯西语遵循“将来时蕴涵非现实体”的逻辑关系，俄语、波兰语以及捷克语遵循“现在时蕴涵非完整体”的逻辑关系，这两条逻辑蕴涵关系中分别出现“将来时+现实体”和“现在时+完整体”不合法的“四缺一”格局。英汉语和俄语的体类型差异以及时体蕴涵关系可归因于不同的时间认知模式。英汉语属于自我移动模式或上行时间语言，俄语属于时间移动模式或下行时间语言，但两种模式的共同点是均选择静态参照物，英汉语以静态时轴上的点或段为参照，即时间视点体，俄语以静态现实世界（空间）中的点或段为参照，即空间视点体。（3）英语、汉语及俄语的时体系统均可用ERS关系加以刻画，这叁种语言的基本ERS时体结构全部在ERS逻辑模型中。根据本文的描写，英汉语时体意义所实现的ERS关系均为33种，这是英汉语时体表达的一种语义共性。俄语的时体组配数量与时体ERS关系数量远远少于英汉语，原因在于，英汉语现实体/非现实体的对立与RE关系无关，RE关系只对下位体义起单一限制作用，而俄语完整体/非完整体以及各自下位体义均由RE关系决定，RE关系同时影响上位体义和下位体义，起双重限制作用，从而排除了不符合要求的ERS关系。研究表明，时体ERS模型具有较强的阐释力，英汉语中某些与时体有关的难题可以通过ERS模型得到较好的解释。（4）英语和汉语简单句中的时间状语在语义-句法上有共性也有差异。在语义共性方面，英汉时间状语与时均无直接关系，时间状语本质上是一个修饰参照时间R或事件时间E的修饰语；英汉时间状语所修饰的参照时间R与句子的时所触发的参照时间R发生冲突均会生成不合法语句。在语义差异方面，英语句首时间状语倾向于修饰R，句尾的则可修饰R或E，而汉语由于语序限制，句首时间状语可修饰R或E；英语时间状语修饰R或E会引发句子歧义，而在含有句首时间状语和时间助词“过”的汉语歧义句中，“过”约束还是引入一情状变量既是歧义原因，也是决定句首时间状语修饰R或E的必要条件。在句法表现上，英汉时间状语均可看作附加语，修饰R的时间状语嫁接在AspP上，修饰E的则嫁接在VP或vP上，汉语句首时间状语则经话题化驱动前移而成。“结构同构原则”并非是汉语中制约算子取域的绝对普适性原则，因为逆序辖域解读方式在汉语中有时也是允许的。英语非频率性时间状语（或汉语时量补语）是一种非选择性变量约束算子，时算子和否定算子属于简单命题变量约束算子，体算子则是选择性变量约束算子。当不同类型的算子在同一逻辑式中共现时，逻辑式有两个限制：时算子、句子体算子和动词体算子的辖域总会构成一个从宽域到窄域的等级；辖域等级上的相邻算子需遵守“语义兼容性原则”，相邻算子或其所约束的变量之间的语义兼容性是逻辑式和语句均合法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具有语言类型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所构建的英汉时体系统填补了可见文献中英汉语时体系统没有同步统一解释的空白，时体蕴涵关系的发现既弥补了学界以往对时与体关联性研究不足的缺憾，也丰富了时体的类型学成果，对时体的进一步跨语言类型学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另一方面，本文基于事件时间E和参照时间R均可为时点和时段的描写方法，建立了一个具有跨语言普适性的ERS时体逻辑模型，既丰富和完善了ERS理论，也为时体的个性和共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时体与ERS的语义关联探讨澄清了以往传统语法中有关时与体的疑惑和难题，可为英语教学、汉语教学、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领域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理论指导。
刘辉[5]2005年在《从生成语法看汉语动词同宾结构的句法归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词同宾结构是现代汉语中一类比较特殊的句式。这种句式的句子两个动词共享一个客事宾语,并且第二个动词指称的事件具有目的意义。比如: a.张叁买了一本书看。 b.张叁给李四买了一本书看。 c.张叁给了李四一本书看。在传统的句法研究中,a被划归为连动结构,而b、C则被归入兼语结构。 本文将指出:由于兼语结构本身的存在就缺乏合理性,把b、c归入兼语结构就没有合适的理论依据,并且将导致汉语语法系统的混乱。而根据对Edo语和汉语的研究,a也不能归入连动结构。本文为动词同宾结构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解释:这些句子中的V_2(连同其空主语和空宾语)本质上是目的性状语从句。 本文考察了动词同宾结构中空主语的控制、整个结构的句式意义、该结构对动词的限制以及体貌助词“了_1”、介词短语“在DP”在结构中的分布、释义辖域,表明两种动词同宾结构在这些方面遵循同样的限制,统一的解释是可行的。最后,本文给出了动词同宾结构的句法推导过程。
南宏宇, 谷肖玲[6]2017年在《汉语从句辨析》文中认为汉语的从句问题一直没有明确定论。现代汉语中有没有从句、什么是从句、汉语从句和句子之间的关系如何,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从汉语句子的定义出发,从被称为从句结构的内部构成和外部在汉语语法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分析认为,对汉语被称为从句的结构进行定义很难,这些结构内部缺乏一致性,在汉语的语法系统中也很难给出合理的解释。
张友文[7]2014年在《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没有“复标比喻结构”这一术语,本文以“复标比喻结构”特指在明喻结构中同时具有两个比喻词(标记词),且两个标记词前后形成呼应的比喻结构。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作为一个兼具语言意义、语法意义和相应形式的结合体,在语表形式上具有特定标记词和固定线性序列结构;在语里意义上,复标比喻结构是通过两两比较从已知信息扩展到未知信息从而获得对于另一事物的认知和判断。现有的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语和英语的个别性比喻结构、结构层次的划分及标记词等单题性研究方面,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的现象描写和解释,而基于大型语料库基础上的汉英比较研究更是少有涉足。本选题以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为研究对象,依托于中英大型语料库,旨在对汉英两种复标比喻结构在抽象层面和具体层次上的语义、语法现象进行跨语言的对比、描写和分析,并力求从认知、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等多角度审视和解释两种结构之间的异同、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遵循共时研究和历时考察相结合,现象描写和理论探究相佐证,形式刻画和内容洞察相统一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研究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复标比喻结构基本都包含本体、喻体、相似点和比喻词等儿个主要构件。其中比喻词作为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形式要素,其它叁个构件则是语义要素。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形式为: X (本体) 像(标记词)Y (喻体) 似的 (标记词) Z (相似点),其中的某些构件成分可以隐现,并可根据句义需要对这个线性结构做出调整而演绎出的其它线性结构式。这个结构中标记词“像”“似的”是变体,其典型性是通过一个标记符号群体来凸显。现代英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表达式是:x(本体AS (标记词)Z (相似点)AS (标记词)Y (喻体),这个结构式则相对固定,除前标AS可以省略外,其它成分都不能随意移动和隐现。这个结构的典型性则是由一个孤立的框架结构予以表现。本质上,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是一个小句结构体,而现代英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词在结构中的地位、线性位置、语法化及部分功能的共时重迭性方面都存在着跨语言的共性,但两者在演化动因、演化终点、语表凝结形式及构句能力等方面又彰显着各自的个性特征。首先,汉语虽经历某些阶段外族语言文化融合的影响,但汉语体系内部因素的促动才是标记词的词义词性演变的主要动因;而英语由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历史因素复杂,内部因素促动和外部接触而致标记词义词性演变的情况兼而有之。其次,根据语言演变的“语法性斜坡”规律来看,汉英比喻标记词的演化路径都恪守这一斜坡规律,但两者最终归宿可能并不一致。汉语标记词可能虚化而仅具符号特征但不会抽象化为词缀形式,而英语标记词则存在这一演化可能。然后,汉语所有比喻标记符号都可在语表形式上凝结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框架结构,且各标记词都可在框架内灵活替换而构成一个连续统;英语中的标记符号串之间因缺乏联系性和系统性而各自独立存在。最后,汉英比喻标记词由于本身的构句能力有别而在语表上表现各异。汉语比喻标记词可以分拆使用也可联合出现并具有大致相等的表义功能,其可连接句子成分还兼具一定语法意义;而英语比喻标记大都是作为一个连接词使用且不能单列出现,也基本不能附加多少语法意义。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本体和喻体作为结构项在反映的对象类型、构成成分及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由于受到框架结构和语言本身语法规则的限制不同,汉英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形态也表现迥异。汉语结构中的喻体位置固定于结构槽中而本体位置可前可后;英语结构中的本体和喻体被置于结构槽前后不可随意移动。现代汉语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代词、介词短语等各类型短语,甚至亚小句皆可直接入句充当复标比喻结构本体或喻体,而现代英语中除了名词和代词可直接入句外,其它词类一般都需经过形态的变化或借助辅助语法手段才能入句充当比喻结构的本体或喻体。汉英中的一些涉时、涉地概念和介词结构等特殊成分也可进入相关语法位置充当本体或喻体,但本体和喻体在结构类型上会出现不对称,这些差异皆由汉英语中不同的句规约原则所致。在某些情况下,英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可省略也可空缺,但出现本体空缺的复标比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化,应以习语待之;汉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只可省略而不可空缺。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出现的句法环境也有差别,汉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多出现在小句和短语环境中,部分偶见于复句结构中;而英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基本都是分散在主从复合句中,由此可见汉语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之间附着力较强,联系程度紧密。当然,这跟汉英两种语言表义时所表现出的“意合”和“形合”组织形式也不无关联。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作为比喻的灵魂是本体和喻体意义交汇的融合点,它承载着比喻语义的连接和贯通,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隐现规律。从线性结构上看,汉语结构中的相似点在线性结构中位置灵活,几乎可以以形容词(短语)、动词(短语)、名词、数量词甚至小句形式直接出现在线性序列的任何位置,并可以充当主、谓、宾、定、状、补等各种语法成分或以复句的独立分句形式出现。另外,出于意义清晰和简洁需要,相似点也可以选择不出现。汉语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语法表现符合汉语组织形态的“流块结构”原则,相似点作为一个流块结构,适当的语义搭配加上清晰的脉络事理,就可以跟句中其它流块粘连而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英语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则是被固定在框架结构中的中间,形容词、副词可以直接入句充当相似点,其它词类则须经过词形变化或添加辅助语法手段方可入句。由于结构的限制,相似点在句中基本都是处于表语或状语位置,不能省略或隐藏。这些都跟英语组织形态上要求以动词为中心形成“核心”架构、语句联结要有规范的形式标记有关。当然,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跨语言表现差异从根本上看还是受到各自组织信息的原则的制约所致汉英两种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之间可以实现某些结构完全对应转换翻译,也存在结构上不匹配的结构转化模式,这与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群体与个体的差异对应有关。两种结构的对称转换表现在结构项、相似点和比喻词在语义成分和概念上都具有一致性,只需掌握两种结构中各实义要素的句法表征规则即可实现转换。不对称的转换主要体现为两种结构的构成成分存在语法形式和句义组织原则上不一致,这类转换需要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信息表达方式、文化因素、原文风格等因素做出调整以实现两种结构的同义对等转换。因此,从结构标记上看转换结果,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之间的转换翻译存在复标结构对称转化、复标结构译成单标形式和复标结构译成非比喻形式叁种模式。
甘时源[8]2017年在《认知视角下的汉英语篇指示语研究》文中提出言语的指示现象存在于人际交际和话语者自我表达的过程中,指示语的使用让话语更加连贯和更具衔接性。语篇指示现象,是作者和读者在交际语篇中以话语主体为参照点用词或短语对存在于语篇内或语篇外另一个话语对象进行指向,或者用词或短语来表明其所在句子和在同一个语篇之内的其它言语成分之间的语义或语用关系。语篇指示的研究涉及语言的分析和描述、语篇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等领域,具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同时,也是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因为语篇指示语在指称过程中涉及话语主体的焦点确定及话语者对信息的认知加工方式。语篇指示语的形成路径为:现实世界>现实表征>心理表征>语篇表征,这是一个连续体。因此,在语篇中,话语接收者是否能够正确辨析指称对象、将“现实表征”投射到“语篇表征”成为语篇理解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的研究以语篇指示语为研究对象,运用布勒的“指示场-指示”理论和功能、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建立起语篇指示语的分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完整的汉、英语篇指示语系统,以期对汉、英语篇各类型指示语语义特征、心理距离指示功能、语篇指向功能以及语法化过程的异同进行基于语料库的系统性统计分析。并进一步探讨语篇指示为何可能;指代认知加工怎样实现;汉、英语篇指示语的语法化认知机制是什么等问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序言,主要介绍了本选题的缘起、意义和创新之处;界定了研究对象并对研究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阐述了本研究的认知语言学基本观点、语料来源和研究方法,也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为研究现状,就以往对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查找以往研究的不足,旨在通过评析和前瞻确认本研究的可行性和价值所在。第叁章建立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类型的确定标准或依据。从人类认知特征出发,基于布勒“指示场-指示”的指示原点分布图,探讨了指示语的构成和指示成分,旨在对布勒的指示分布坐标进行补充和完善,建立包括“价值/意义”要素在内的语篇表征经语法化后形成的完整语篇指示语分布坐标,并帮助我们初步归纳得到“情景指示>语篇指示>虚化链接指示”的语篇指示语连续统。对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类型的确定标准的论述,也构成本文汉、英语篇指示语分类设置、指示和指向功能阐释、语法化相关问题分析和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统计的基础。第四章在第叁章建立的指示语和语篇指示语类型的确定标准的基础之上,首先,讨论汉、英语篇指示语的五种分类设置,即人称性语篇指示语、指示性语篇指示语、空间时向性语篇指示语、情态附加性语篇指示语及连接性语篇指示语,并基于自建的小型语料库对汉、英语篇指示语分类模式进行了跨语言对比统计分析,得出汉、英语篇指示语类型在使用规律上的对比结果,汉语在语篇中表现为倾向于使用隐性语篇标记,英语则更多使用显性的语篇标记,这也印证了汉语为意合语言,英语为形合语言的特质;其次,我们以典型的汉、英语篇指示语为例,从五个层面详细探讨典型汉、英语篇指示语在指示系统中的分布,通过例示分析指出:在实际的语篇中,典型的汉、英语篇指示语“这/那”和“this/that”存在叁种指示形态,即“情景指示”、“语篇指示”和“虚化链接指示”,且从情景指示到语篇指示再到虚化连接指示是一个连续统,也是指示语所经历的语法化过程,本文的重点研究是语篇指示语,但不能否认情景指示(空间性特征)和虚化链接指示(性质特征)是指示语研究的来源和语法化后的最终去向,为了指示系统表述的完整性,在这一章中,我们也对情景指示做了简单描述,至于虚化链接指示,会在探讨语篇指示语语法化问题的第六章中做以详述。第五章是对语篇指示语进行深入探讨的部分,我们选择典型的汉、英语篇指示语“这/那”和“this/that”,从语篇心理距离指示和前指、下指的语篇指向两个功能参数出发,结合自建语料库和大型语料库,分析汉、英语篇指示语的普遍特征和差异(其间,渗透了对人称性、指示性、空间时向性和情态附加性汉、英语篇指示语的具体用法分析)。首先,详细探讨了汉、英语篇指示语“这/那”和“this/that”的语篇心理距离指示功能。我们认为,以话语发出的主体为参照,通过主体和所指对象之间的“距离”来对远、近指示语进行选择。这种“距离”无论是空间的还是时间的,其本质都是话主对所指对象的一种心理距离上的认知加工和判断,受到心理因素影响。简言之,情感态度的心理投射就是心理距离指示。语篇心理距离的拉近或推远存在两种形式:一种是伴随性心理距离指示,另一种是凸显性心理距离指示。研究结果显示:语篇指示词的伴随性心理距离指示不可避免,它和凸显性心理距离指示的唯一差别就是程度高低不同;语篇心理距离指示语的使用反映出话语参与者们较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和情感、心理状态,受四种因素影响,即注意焦点、社交距离、熟悉程度和情感元素;通过汉英语料对比统计分析可以看到,汉语语言使用者更倾向于使用近指词语(如“这/这些/这边/这里”)来缩小人际距离,然而,英语语言使用者更乐于使用远指指示语(如“that/those/there”)以保护个人私密空间,具有文化内涵。其后,详细探讨了汉、英语篇指示语“这/那”和“this/that”前指和下指的语篇指向功能。基于前指项和先行项之间是否是共指关系,我们可以把前指分成显性前指和隐性前指两种。根据指示现象中前指项所替代的先行词的认知和句法功能,我们将显性前指分成叁种类型,即名词性显性前指、谓词性显性前指和小句性显性前指;依据前指项和先行项之间的关系,隐性前指分为叁类,即蕴含性隐性前指、联想性隐性前指和概括性隐性前指;与前指功能相较,“这/那”和“this/that”的语篇下指用法虽使用频率不高,但它们仍然具有语篇指向功能并兼具语篇衔接功能。在语篇(特别是文学语篇)的创作中,使用下指,比直接性的描写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其使用目的是为读者在心理上营造悬念,激发阅读兴趣;对比统计分析表明,在语篇前指和下指用法上,汉、英语言间都存在显着差异。第六章探讨汉、英语篇指示语的语法化问题。也就是对语篇指示语经过语法化后形成虚化链接指示用法的讨论(涵盖了对连接性汉、英语篇指示语的具体用法分析)。提出语篇指示语的语法化或虚化标准;详细探讨代名语篇指示词和饰名语篇指示词的语法化。结果表明:“代名语篇指示词”语法化为汉语和英语语篇中的链接词、英语语篇中的定语从句和宾语从句标记;“饰名语篇指示词”能够语法化为汉、英语篇中不定指标记。同时,它还能够实现其他指示语的虚化用法,比如英语中的先行词,汉语中的定冠词、定语从句标记、所属关系词、泛指词和同位共指词;基于“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CM)”,语篇指示语的语法化机制有:意向图式、隐喻和转喻。为语篇指示语语法化研究提供了认知理据。第七章总结了我们对汉、英语篇指示语的研究发现,对研究问题做出了解读,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们从认知视角出发对汉、英语篇指示语的研究是基于真实语料数据对布勒“指示场-指示”理论的扩展和完善、对指示分类的补充和分析,以及对指示系统的完整阐释,本研究能够有效发掘汉、英语言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认知基础和理据,有助于更好理解汉、英语篇特征,具有跨文化的借鉴意义,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对外汉语教学、英语教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的研究都具有跨学科的借鉴意义。
蔡红录[9]2007年在《文言文与当代英语的几个句法共性思考》文中研究说明英语和古汉语虽然不是亲属语言,但是他们有许多句法共性,比如;疑问句中疑问代词要前置,这是疑问代词在疑问句中的共同点,又有所不同,古汉语的疑问代词只前置到谓词或介词的前边,而英语的疑问代词一般是在句子的最前端;再如;两者定语都有后置的特点,他们定语的位置都很灵活,可前可后,但又不尽相同,不同之处是英语由于形态十分丰富,后置定语的形式多样化,不仅可以是短语也可以是句子,而古汉语的后置定语一般不能跟句子;另外英语和古汉语的标句词有对应的关系,英汉标句词有很多共同性质,“所、的、之”做标句词时,和英语相关标句词有对应关系,“所VP”和what引导的句子有对应关系;“之”字(现代汉语中的“的”)和英语的标句that有对应关系。标句词是生成语法体系中有重要地位的功能语类,通过以上这些句法共性的研究,以了解他们之间的异同并探索他们之间存在共性的原因。
龙海平[10]2007年在《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多角度考察》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现代汉语已然义“是……的”类句式，重点描述不同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句法和语义特征，以及不同句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国内外关于这类句式的相关观点进行分析。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这类句式的来源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并在新观点的基础上对这类句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第二章和第叁章根据“的”在句式中的不同位置，把已然义“是……的”类句法分为两大类，包括“的”处句末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和“的”处句中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两类。“的”处句末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包括“是”处于句首的已然义“是SV(O)的”句式、“是”处于句中且受事成分居于句首的已然义“O是(SIA)V的”句式以及“是”处于句中，施事成分居于句首的已然义“S是AV(O)的”句式。“的”处句中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包括已然义“S是AV的O”句式、已然义“S是V的O”句式和已然义“是SV的O”句式。我们同时把已然义“S是V的O”句式分为已然义“S是V_F的O”句式和已然义“S是V的O_F”句式两种。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既研究这些句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和已然义来源，也研究这些句式的不同变体，以及这些变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章重点讨论这些句式相关成分的焦点指派规律，并且在焦点指派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汉语语法学界关于已然义“是……的”类句式形成原因的相关观点。我们运用语料事实证明，所谓的“追补宾语”说、“事态句”说和“移位”说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本章内容中我们还进一步讨论了已然义“是……的”类句式中“的”的性质。第五章我们主要分析两类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处句末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和“的”处句中的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语法化过程。在“的”处句末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中，我们主要选取已然义“O是SV的”句式和已然义“O是AV的”句式；而在“的”处句中的已然义“是……的”类句式中，我们则主要选取已然义“S是AV的O”句式和已然义“是SV的O”句式。我们通过这两类句式证明，已然义“是……的”类句式来源于“是……的”类判断句。在第五章的结尾部分，我们绘出不同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语法化进程图。第六章我们在第五章内容的基础上就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语法化进行深入思考。我们检讨我们所使用的方法，并就系动词“是”的语法化与句式演化过程之间的关系、已然义的来源、已然义在句式演变过程中的作用、语法化的源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第七章是总结部分。我们扼要指出本文的五点创新之处，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名词短语关系化对比研究[D]. 施红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2]. 全译求化机制论[D]. 余承法.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3]. 语言边界论[D]. 艾朝阳. 湖南大学. 2016
[4]. 类型学视野下的英汉时体研究[D]. 于秀金.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5]. 从生成语法看汉语动词同宾结构的句法归属[D]. 刘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6]. 汉语从句辨析[J]. 南宏宇, 谷肖玲. 钦州学院学报. 2017
[7]. 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D]. 张友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8]. 认知视角下的汉英语篇指示语研究[D]. 甘时源. 吉林大学. 2017
[9]. 文言文与当代英语的几个句法共性思考[D]. 蔡红录. 南昌大学. 2007
[10]. 已然义“是……的”类句式的多角度考察[D]. 龙海平.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标签：中国语言文字论文; 从句论文; 英语论文; 定语从句论文; 语义分析论文; 现代汉语论文; 语法分析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