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究竟姓“社”还是姓“资”在我国争论了几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而折腾了几十年。事实表明，在全球普遍市场化的大环境下，任何一个国家自我封闭起来，想依靠计划经济模式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自从实行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我国落后的面貌发生了明显改观，举世瞩目。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能否成功，仍然是人们议论的热点，远未达到共识。
如何对待史无先例的问题
在老祖宗的著作中，社会主义是没有市场经济的，《哥达纲领批判》写道：“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和资本主义相反，个人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市场经济显然被看成是姓“资”的。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他承认犯了错误而改为“新经济政策”，但只是有限度地且暂时地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他强调从小生产中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斯大林在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只允许在生活消费品领域存在，不准将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号召全面学习苏联，虽然他曾说过价值规律是个伟大的学校，干部要学习经济学，懂得运用价值规律之类的话；但仍认为商品交换的存在，与旧社会差不多。他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只将市场经济作为计划经济的补充，而特别强调坚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都表明，无论从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姓“资”的，谁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搞市场经济，就会被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1〕。
要冲破上述传统观念，阻力是很大的，必须具有承担重大政治和历史责任的勇气。邓小平不愧为历史伟人，在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他以大无畏的精神表明自己的观点：“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2 〕他指出毛泽东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忽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应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南方谈话）。1987年他就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3〕针对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误解， 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4〕。 毅然决策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提议“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表现出作为历史伟人的革命胆识和开拓精神。对此，一些本本主义者提出质问：生产力怎么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为什么没有概括进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又在哪里？如果以生产力为尺度，美国岂不是比我们更社会主义吗？真理愈辩愈明，为什么不让争论？面对这连珠炮似的指责，邓小平的回答是：“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5〕。
回顾历史，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说过“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一切在于实践”〔6〕， 他果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的理论。同样，毛泽东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的本本里找到在更落后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的，它产生于中国革命实践。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不是来自哪个本本，也不是邓小平偶发的奇想，它的提出间接地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有关，直接地则产生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很长时期内我们一直把市场经济看作计划经济的补充。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虽保留着“有计划”的限制词，但总体上已承认我国是“商品经济”社会，对传统观念有重大的突破。十四大明确宣布要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克服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不彻底性，到十五大终于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充分说明实现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我国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正是实践赋予理论以活力，而不是本本！
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边缘地带的商品生产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全都依赖市场来进行，这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因此人们也习惯地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有其丰富的内含，在人类历史中有重要地位。
首先，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它是人类创造的迄今为止最佳的经济形式，这种形式能较好地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通过公平竞争发挥各自的创造力，促使生产过程社会化，推动科技进步并广泛应用于生产，这是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代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的主要原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在由市场经济造成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这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就只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7〕。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我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说的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市场经济伴随着资本主义而产生，但并不因此就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专利，它实际上是人类实践活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创造出来的一般文明成果，至今仍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动力。
其次，市场经济不仅创造了社会主义必需的实际前提，而且造成人的社会化，没有人的社会化，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唯有市场经济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和地方性界限，使个人摆脱各种狭隘共同体的束缚，从人身隶属和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人格，自主自立自由地参与广泛的社会交往活动；通过市场竞争，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借货币实现物的交换实质上是人们不同劳动的交换，并将这种交换扩大到全世界，个人活动被融入世界历史的整体活动中，而成为世界性的个人。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使以往那种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互相往来互相依赖所替代。物质生产和消费如此，精神生产和消费也同样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愈来愈成为不可能。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史，使个体人成为世界性历史性的社会化的个人，造就出社会化的人类，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了又一必需的前提。
其三，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否定了超经济的等级特权制度，确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使人们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8〕。或者说， 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活动中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9〕。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只是从市场经济自身特性，并不是从其资本主义形态来说的，可见市场经济与政治制度民主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不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切等级特权、家长制、世袭制、终身制和“铁饭碗”制等等都是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将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难关
我国仍处在跨越“卡夫丁峡谷”难关的过程中，能否跨过，如何去跨，举世关注。这里，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叙述。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能否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取决于它所处在的历史环境”，一是外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二是内部通过人民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0〕，并在这个基础上，“获得新的生命”。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重申：“假如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显然，他们这一观点是一种假设，其中包含着对革命早日来临的企望，但这种假设和企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后来恩格斯认识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895年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明确地说，“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是一个幻想”〔12〕。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时也抱有同样的心愿，但历史发展并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不能跨越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民族的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迫使一切民族接受市场经济，否则就要灭亡。今天，市场经济遍布世界每一角落，全球成了市场大网络，历史在更高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二战后，斯大林曾断言统一的市场已经分解为对立的资本主义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事实上，他所谓“社会主义市场”只是强制东欧各国向原苏联提供贡品而已，最后仍然没有逃脱解体的命运。
应当指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曾意识到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必要性，他认为自从资本主义这个怪物出世后，整个世界就联成一体了；据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步互相联结又互相区别，不能混淆；强调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建立起“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这一步时间“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又说“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因为“中国经济十分落后”〔13〕。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作了全面纲领性的论述。实际上为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制定了蓝图，新民主义社会就是架在“卡夫丁峡谷”上的一座桥梁。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年，毛泽东改变了主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桥梁不要了！过渡时期多长呢？当时说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有个形象的比喻，工业化好比一只鸟的身体，社会主义改造则是这只鸟的翅膀，总任务一旦完成，而工业化却远未实现。瘦弱的身体，有了翅膀也飞不动，何况这翅膀还不硬！当时毛泽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不再存在，于是发出“向大自然开战”、“战胜地球，建立强国”的号召，这无疑是正确的。可事隔不久，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又重新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大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接着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随后又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导致全面内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亿万人民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毛泽东背弃了原来正确的理论，企图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办法，排斥市场经济直接跨过“卡夫丁峡谷”，甚至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宣告“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他自以为创造了世界奇迹！但历史是无情的，违反辩证法，不能不受到惩罚。被美化为“共产主义”雏形的人民公社，不过是自然经济的放大。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小农的平均主义，马克思早就批评过这是一种“卑陋的共产主义”。
总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想不经过市场经济，直接跨过“卡夫丁峡谷”进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经过反复的折腾探索，我们深知市场经济为今日中国所必需，它是我国社会进步不可逾越的阶段。
当前，我国正处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最突出的难题是部分国有企业陷入了困境。这些企业由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滑坡，亏损以至被迫停产、破产，工人大批下岗，引起社会震荡。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是“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往常，人们都将此理解为消灭私有制。然而，《共产党宣言》却指出“共产主义不剥夺任何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4〕，这就是说，所谓“共同占有”并不是简单地排斥私人占有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甚至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种共同占有本身就包容着社会化的个人占有。而我国现实的国家所有制却不同，它是完全否定个人占有权的，国家所有制企业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是政企合一的组织，由党、政、工、青、妇组成的复合共同体，企业干部由政府委任，具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和级别，在其中行使权力支配着一切，工人名曰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并不享有企业资产的占有和使用权，他们只是从事某一工种的劳动者，同时还受行政权力的监管，纯粹是“民”，如果企业破产，就得下岗失业，而干部却不承担实际责任，仍可继续端“铁饭碗”，当他们的“官”。因此，“国家所有制”，在工人眼中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有些人认为只要坚持国家所有制，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显然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十五大决定公有制形式可以多样化，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等，这是在改革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征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要求企业是经济实体（主体），支配企业运行的机制是契约，不是行政权力，企业的领导者是法人，不是行政官员。传统政企合一的企业只能适应计划经济，不适应市场经济，它与现代企业制度是不相容的。向市场经济转轨，必须实行政企分开，这一改革难度是很大的。最近《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表明，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政府职能转变行动迟缓以至停滞不前，在一批试点企业中，法人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由董事会聘任的总经理仅占26%，其余多数仍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其次，一些昨天还是局长，今天成为董事长总经理的人仍旧凭行政权力行事，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1996年成立董事会的205家企业中， 召开股东大会，报告工作的只占0.6%，执行股东大会决议不到二项， 决定公司投资方案的不到二个，如此等等。政企分开，说起来只是一句话，做起来可真难！旧体制的传统势力顽强地抵制改革。不难看出，改革国家所有制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决不是纯粹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社会整体的改革。事实证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在跨越“卡夫丁峡谷”过程中遇到的另一大难题，就是腐败！在计划经济时代，政企合一制度较严格地限制了行政官员和企业领导者的权力和行为；市场经济大潮一来，冲破了原来的规矩，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谋取非法利益，以至侵吞国家资财，干各种祸国殃民的坏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迅速上升，在公职人员中，贪污受贿之风滋长蔓延，人数和金额都不断增长，从基层干部到上层领导，从万元到百万、千万，直至以亿元计数，实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凡大案要案莫不涉及国家干部。这些人已由“人民公仆”蜕变为掠夺国家财产的罪犯，危害极大，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如任其横行，势将我国推进“卡夫丁峡谷”的深渊之中。历史上一切兴盛的朝代，都十分重视政治修明；反之，一切走向覆灭的朝代，其祸根就是当政者自身的腐败。反腐败斗争的结局将决定着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人正面临着历史的无情考验！
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原有政治体制是由单位共同体构成的，这种单位共同体实质上是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第一把手决定一切，全国像一座宝塔，最高首脑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这种政治体制只有从上而下的层层监督，几乎没有由下而上的监督和其它监督机制，因此，难以避免官僚主义与腐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这种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病，它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后，我国经济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治体制却没有多少改变，本来处于潜伏状态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因素，如脱缰之马，咆哮奔腾起来，泛滥成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市场经济大潮冲击旧政治体制所产生出来的负面效应。
由一二个人主宰国家命运的时代早已过去，改革旧的政治体制迫在眉睫！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又为实现社会主义原则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所必需，更是当前亿万人民殷切的期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2〕〔3〕〔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7、225、225、328、382页。
〔6〕《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0页。
〔7〕〔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30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第197、1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13〕参见《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14〕《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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