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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0－8780（2000）04－0022－03
一、通货紧缩的主要表现
通货紧缩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这样一种现象。国外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相伴随。
西方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通货紧缩“表示价格和成本在普遍下降”（萨缪尔森），“表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斯蒂格利茨）。美国学者格林袄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的解释是：通货紧缩“指与货币和信贷供应紧缩同时发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物价的下跌（通常伴之以产量的不断下降和失业人数的日益增加），是同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认为，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下降可被视为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可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种。良性通货紧缩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而导致的价格下跌，此时消费需求仍然旺盛。恶性通货紧缩则与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相伴随，其危害不可轻视：一是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抑制消费与投资；反过来，需求不足又会加剧通货紧缩，交互影响，恶性循环；二是通货紧缩使企业利润下降，失业增加，社会矛盾上升；三是企业和个人债务负担加重，银行坏账增多，危及社会信用，加剧金融动荡；四是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各国出口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关系趋于紧张。
国内对通货紧缩的含义，目前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通货紧缩就是物价普遍的持续下跌。第二种看法：通货紧缩应具有物价普遍、持续下跌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这两个特征。第三种看法：通货紧缩除了以上两个特征外，还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以上负增长）。
我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自1997年10月以来连续下降。作为经济景气先行指标的生产资料价格，从1996年4月以来已近40 个月连续绝对下降。尽管今年上半年各层次货币均有所增长，其中M2增长17.7%，M1增长14.9%，但与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增长水平相比明显偏低。
从1991—1998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广义货币M2增长率、GDP增长率这三个指标来看，GDP增长率在1992年首先达到高峰，然后下降；广义货币增长率滞后于1993年达到高峰，然后下降；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又滞后于1994年达到高峰，然后下降。从1995年起，这三个指标同步下降。这种下降具有回落矫正性的特点，是对前期通货膨胀的矫正中出现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认为我国已出现通货紧缩，或至少表现出通货紧缩的迹象。我国通货紧缩的形成是诸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这首先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下滑，并伴随着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下滑；由此，又最终导致了物价的负增长。这一通货紧缩的态势对应着经济增长率连续数年的下滑。物价下跌、货币供给增长下降及需求不足相伴而行。
二、通货紧缩的根源：最终需求不足
我国当前的通货紧缩伴随着总需求不足。由于前几年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企业投资缩减，企业利润下降，失业率上升；与此同时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居民财富收缩，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总需求不足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另一方面，物价水平回落。物价水平下滑又导致企业效益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低迷。这形成了通货紧缩与总需求不足相互演绎的“怪圈”。
追根溯源，总需求不足在于最终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作为引致需求，最终要靠消费来带动。当消费不振时，结果是企业投资效益下降，投资需求下降。消费不振前几年就已出现，但被投资过热及出口的高增长所掩盖。因此，分析总需求不足应从消费入手来探讨其机理。
我国近几年的边际消费倾向减弱，这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结构性成因：
一是消费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消费主体由集团消费为主过渡到以居民消费为主。集团消费由软约束过渡到硬约束，以单位“小金库”支持的奢侈性公款消费，正在大大萎缩。从消费客体看，正处在以满足饱暖的商品为主向以追求住行商品、精神商品和服务为主过渡的阶段。在城镇，有些商品已过消费高峰期，一些商品的消费高峰还没有出现。
其次，消费预期发生了变化。一些正在出台和已经出台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来支出包括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尤其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年轻家庭有住房支出及子女教育费用；老年家庭担心医疗费用承受不起。在消费信贷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居民消费不起，另一方面，是不敢消费。这是当期消费萎缩的主要原因。
再次，居民的资产和收入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99年8 月末，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为59187亿元人民币，但相对于12亿人口， 人均储蓄只有4000多元的水平。若假设居民资产分布包括均匀分布、正态分布、二项分布几种形式：均匀分布意即居民资产和收入的平均分布，正态分布意即大多数人资产中等水平，少部分人是贫穷或富裕的，二项分布意即两极分化。可以认为我国居民资产和收入分布由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正逐步转向为二项分布。由于资产和收入拥有两极分化，居民储蓄两极分化的趋势严重，对大多数人来说，储蓄额很少，甚至没有储蓄。从消费来说，一些人的基本消费甚至包括车房等商品已得到满足，边际效用很低；而大多人虽有温饱满足，但其他消费还远远没有满足，边际效用高，却没有即时支付能力。
最后，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有效供给不足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由于重复建设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商品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一些商品和服务严重短缺。比如，为富人消费的生产已经严重过剩，豪华住宅积压了6000万平方米；而符合穷人需要的“安居工程”杯水车薪，实则为“形象工程”。
还可从区域来看，由于我国还是一个非全国一体化的市场，近几年来，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拉大，这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
消费者的选择决策，是根据自身的购买能力，在所有可能买到的商品，购买消费者认为是最佳的品种与数量组合，以达到使自己获得效用最大化的目的。“自身购买力”指的是财富、收入和价格对消费者从外部给予的限制。在上述背景下，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短期内，消费者的消费增量难有大的增加。
三、当前刺激总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分析
普遍认为已出现世界通货紧缩现象。目前，几乎所有主要产品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国际市场各类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 世界银行统计， 世界市场非能源产品价格增长指数1997年为2.2%，1998年下降到－15.7%；能源产品价格由－6.9%进一步下降到－28.5%。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或面临衰退的危险。尽管我国采取了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措施以推动出口的增长，但短期内，通过外需扩张带动总需求将受到制约。
在外需扩张受到制约的条件下，如何刺激内需，显得尤为必要。目前就扩大内需提出了不少对策及建议，有代表性的如下列几个方面：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所持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由于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剧减的形势突变， 这要求央行通过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来弥补。 1998年，我国的货币政策由原来的“适度从紧”改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央行数次大幅降息，同时降低了准备金率及其利率，恢复国债回购业务，开展消费信贷等等。但是基础货币增长率不增反降，这真正的问题在于金融政策本身双目标操作，其制度收缩的效应已经大过其技术性放松。金融政策的制度性收缩机制形成于东亚金融危机后为防范和减弱风险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如整顿信托投资业、清理各种基金会、规范拆借市场、集中贷款审批权等等。这些措施从长远看有利于金融健康发展，但短期最直接的结果却是紧缩了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此外，货币市场不完善也是造成主渠道不流畅的一个原因。由于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出现阻滞，货币政策受到很大制约。
财政政策。去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不明显。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抵销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据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1998年我国所有收费项目收入大约占GDP总值8%左右，税费合计占GDP总值比重将超过20%以上， 再考虑到非规范的收费，我国税费水平已相当高。主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客观存在的紧税费措施并存。
我国还缺乏针对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实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刺激最终消费需求的传导路径相对较长。而且，投资效益的提高最终仍要以消费需求旺盛为前提。
政府限价。现在企业的降价行为很多是宏观经济和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包括供求关系的变动导致物价总水平的变化问题，结构调整过程当中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为了渡过难关不得不降价的问题。因此，要制止物价下跌，首先必须解决宏观经济和经济结构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经济增长的恢复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而不能采用政府行政限价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目的不是通货膨胀，不是物价水平的提高。从长远看，保持物价水平变动基本稳定，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民财富增长。
收入政策。今年从7月起，实行了增加工资的政策。 增加收入的结果是，高收入者增量越高，低收入者增量越低。对真正需要消费的群体，增量有限。
有人提出，发展非义务教育，短期可以缓解就业压力。但教育投入必须以教育体制调整为前提，若教育培养目标不能面向市场，所受教育与市场需求不对路，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加剧。这最终造成人们对教育预期收益的下降，其结果是降低了人们对教育投资的热情。
还有人认为，应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购买特定的消费品（包括住宅、汽车、商业保险等）的收入减免所得税；通过对储蓄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来调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实际上，高收入阶层对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已经满足，通过减免税来刺激也有限，而对低收入阶层的储蓄征税，即使利息为零，消费者不储蓄，手持货币，居民也不会去消费。
四、制度创新下的内需促动
实施积极的宏观货币和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仍有必要，但必须考虑到政策成本及有效性。指望短期性的政策能扭转整个经济运行态势是不切实际的。由于内需不足有着深刻的制度因素背景，因此，有必要从制度创新入手促动内需。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指消费体制的改进，重要的是人们建立预期看好的制度。因制度变化导致的预期不足，还应该从制度改进方面去修正人们的预期，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促动。
具体来说，可从下列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建立相应的机制：
1.针对年轻人的激励机制。增量改革的结果是，改革成本被摊到年轻人身上。而这部分人往往是国有部门骨干。而现行的分配政策难以向这部分人倾斜。这部分人是消费需求最强烈，但也最缺乏支付能力的群体。就北京地区来说，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后留京的，按其收入水平及现有的房改政策，根本没有能力按市场价格购买住房。因此，在兼顾既得利益阶层时，应针对非既得利益群体，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形成良好的预期。
2.社会保障体制。调整当期消费与远期消费关系的有效方式是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把分散的个人安全储备转换为社会统筹的安全储备。社会保障体系的发育过程实际上是远期消费社会化的过程。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缩小社会成员与消费之间的数量差距和时间差距，不仅可以作为当前增加需求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消费需求扩张的一个持续性源泉。
3.消费信贷体制。取消不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消费政策，加强政策引导。提倡信用消费和超前消费。尽快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形成规范的信用消费市场。当前应抓紧与消费信贷有关的经济立法工作。
4.民间投资体制。居民收入和资产的增加与其消费增加是成正比的。通过民间投资实现居民的资产增值。内需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对资产的需求强烈，也可以说预期支出增大，从而造成当期消费萎缩。增加资产的根本在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同时，也可通过家庭资产证券化实现居民资产存量的增值。从舆论导向方面鼓励居民从事证券投资。当投资者的虚拟资产的价值呈现不断上升时，投资者可支配的财富增加，其消费欲望和消费信心增强。
此外，可把国家的重大项目投资转化为基金形式，吸收个人投资参加，实现个人资产的增值。
5.针对垄断行业尤其服务性垄断行业的价格管理制度。当前的通货紧缩是前几年的回调，垄断行业的价格太高，应该降价。医疗制度、住房、教育等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价格上调，增加了居民的支出预期，抑制了居民即期消费的增长。为了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制止零售物价的下降，应该限制医疗和教育费用的上涨，下调某些垄断行业的价格。从国际比较看，我国一些垄断行业的价格已明显偏高。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这是促进价格下降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