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发展观论文,当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目前的研究看，学术界在讨论科学发展观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发展思想的关系时，大多采用的是“观点列举法”，通过具体观点的梳理、对比，揭示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关系。在笔者看来，这种方法对于研究的展开固然有益，但仍有必要进一步向理论的根基处“掘进”。这里所说的理论，不是别的，就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为根本指向的“发展理论”。就此而论，科学发展观与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思想之间的历史传承不单单表现为若干理论要素的前后相继，更主要地体现在理论主题、理论取向、理论追求等方面的彼此衔接。正是在这些方面，科学发展观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当代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相同主题下的理论创新：如何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二战后，广大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入高潮期，国际学术界则兴起了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发展研究热。假如从时间上观察，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走向现代化的“尝试”。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到孙中山的建国纲领，在一定意义上都可视为中国现代化最初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努力。然而，这些囿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范畴的探索均未获得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非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终结”，而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范式的引导下重新起航。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没有偏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基本主题，更未游离于同一时期全球性的发展浪潮。事实上，从毛泽东“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到邓小平的“三步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江泽民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蓝图，无不是这个主题的生动演绎和鲜活体现。
然而问题是，究竟怎样揭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本质内涵？应当看到，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难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并未直接涉及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如何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问题，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只是一种“思想试验”。列宁虽然在经历挫折之后选择了“新经济政策”，并宣布根据“现实”理解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这一政策实施时间不长就被“斯大林模式”取代。后者只是特定时空环境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却在实践中走向了绝对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就中国来说，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并开拓性地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不过，这些探索成果并未实现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整体超越。从这个角度讲，1978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问题的成功破解，恰恰是对“何谓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这个“世纪难题”再思考、再认识的重要创获。在这方面，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可以归纳如下：
首先，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是切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邓小平历来反对脱离本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P213)循此逻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应是任何其他类型现代化的简单移植，其唯一合理形式只能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这一论断既包含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原理的正确运用。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上述主张的正确性。基于此，十七大报告郑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概括对于科学认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由科学发展观引导的现代化。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发展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等发展思想都建基于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牢牢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结合世纪之交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提出了推进经济体制、增长方式两个转变的历史任务，把现代化事业推进到21世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继承前人发展思想、吸收国际社会发展新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继而形成了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崭新目标，把我国现代化的目标设计和主要任务从“两维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维一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扩展为“四维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新境界。
最后，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设定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和实践活动最高的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这个观点的理论价值日益显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的观点，重新定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确立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范式的价值取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指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把它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观点不仅超越了“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发展观，而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维度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更高层次上复归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二、同一取向上的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现代化的自主发展模式
构建中国自主性而非依附性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毛泽东开创的宝贵传统。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最初采取的是依附性发展模式，向苏联“一边倒”一度成为国家战略。这种模式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苏共二十大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之际，毛泽东告诫全党“要以苏为戒”，并明确提出了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的历史任务。《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决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正是进行早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尽管这些成果未能全面付诸实践，可是，探索自主发展之路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延续下来。
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像当年毛泽东找到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一样，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申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的正是这样的道路。之后，邓小平结合新时期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充实完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使之成为全党的共识。江泽民针对海外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在会见外宾时特别强调说：“中国现在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上有人认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第三条道路。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我们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P96)胡锦涛也指出，“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是邓小平同志开辟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P3)，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谓中国现代化的自主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把发展、改革、开放、创新以及制度设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积极借鉴一切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符合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在这个问题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发展的模式。实践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理论的成熟程度。经过30年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党对中国自主发展道路的认知完成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跨越。党的十七大报告整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成果，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并对其内涵作出了科学概括。胡锦涛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P10)在此基础上，报告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代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上述论断把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进一步上升到了理性具体的层次，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导意义，同时也有效回应了此前“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争。
二是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新世纪新阶段，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目标的历史任务，面临着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严峻挑战。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正确选择，就是走科学发展观引导的现代化道路。应当看到，造成当前我国发展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传统发展观支配下的粗放式增长。这种增长的最大缺陷就是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环境保护、人和社会发展。摆脱困境的出路，不是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不能再重复走粗放增长的老路，而是要创新发展观念、把握发展规律，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引导的现代化之路。“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的最新成果，其根本宗旨不是要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而是要在新的起点和基础上寻求合乎客观规律和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有机统一。在这里，发展已经被厚重的历史实践、丰富的理论积淀以及鲜明的时代特征赋予了崭新内涵，即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它所坚决反对和拒绝的，正是那种“见物不见人”的片面发展、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发展、竭泽而渔的短视发展。为此，在实践中就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方法，通过积极协调各方、妥善处理重大比例关系，实现合理、全面的发展。
三、共同追求中的认识升华：寻求中国自主发展的基本规律
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规律一样，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探求。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任务，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弄清楚它的规律”[5](P303)，以便利用这些规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进一步把寻求中国现代化建设规律的努力上升到了系统化的新高度。总体上，探索是围绕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个涉及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次第展开。邓小平理论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路向问题，明确宣示，中国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指导下，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成功破解，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路标问题，即只有在站在时代前列、具有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才能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形成的理论成果，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路径问题，鲜明指出，唯有沿着科学发展观引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是成功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目标的理性选择。上述三个方面互相连接，构成一个理论整体，展现了我们党对当代中国进步发展规律的认识逻辑和深刻把握。在这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新进展主要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也要遵循生态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关系而发生作用的，因而，遵循自然规律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现代生态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事实上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它们在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同时，不能不受到生态规律的制约。形成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吸收了生态学的研究成果，强调必须把社会发展基于生态保护上，这样才会有人类的未来。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吸收上述理念基础上，提出了遵循生态规律的发展要求，这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个要求一方面继承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生产——生活——生态”三个维度和谐发展、协同进化的现代化，也就是遵循社会发展、生态发展两方面规律的现代化，这就在外延上拓展了对发展规律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持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全面发展规律的统一、生产力发展规律与人的发展规律的统一。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上走过一段不小的弯路，结果导致种种“无发展的增长”现象。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设计，正是为了避免类似曲折在中国重演。在这方面，科学发展观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如前所述，明确把以人为本规定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这样，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了发展过程的价值定向和发展的终极目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是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提高到了突出位置。所谓协调发展，实质上就是全面发展的动态体现。换言之，全面发展不是一个静止状态，而是在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相互协调以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协调中展现出来的。实现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化解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不协调状态，动态地保持各方面关系协调的过程，其范围既包括人的全面发展，也涵盖了现代化总体布局的各个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持科学的统筹观。统筹兼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最初是毛泽东提出的，其基本要求是树立全局意识，辩证看待和处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实现社会的协调、全面发展。邓小平、江泽民都曾运用这一原则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集中表现在两点：一是根据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关系，更新了统筹兼顾的具体内容。譬如，针对城乡发展、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原则；针对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现实，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针对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困境，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方针，等等。即使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等这些形式上相似的原则，其实际内涵也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中获得了新的规定。二是结合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事实，特别提出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要求。现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在全球化格局中、全面开放的条件下运行的，国内发展与国际形势变动之间的联动性不断增强。这既增加了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因为涉及的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而平添了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就显得十分迫切和不可或缺。惟其如此，统筹兼顾才符合时代要求，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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