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萱《韵史》及其音韵学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思想论文,韵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清何萱《韵史》欲综文字形音义三者一以贯之，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限于时代，何萱对音韵学的理解可以补苴之处颇多。然何氏不墨守《说文》成规，在体例上“参用今音条贯”，对等韵、反切切及声调之发展均有其独特之见解。其音韵学体系并非元明以来之北音系统，而是“根源于泰兴方音”，因而对研究十八世纪之通泰方言及其历史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何萱 韵史 通泰方言
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清代是古音学、说文之学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述作蜂起。自顾炎武首破前人羁绊，离析唐韵，到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本末分明，体例谨严，古韵分部大局遂定，在当时影响极大。研究《说文》的著作如林，知名的不下百种，段注自不必说，四大家之一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亦无人不晓。而被罗常培先生誉为“体大功深，未尝不令人心折”、与朱书有同等价值的何萱《韵史》却鲜为人知。鉴于此，笔者拟对这部“沉埋里闾”百余年的音韵学、训诂学巨著的音韵体系作一系统的剖析。
一
何萱（1774—1841），字石闾，道光岁贡。由于家道中落，徙如皋石庄，蹴居汤氏废圃，老屋数椽。读书课子，寒暑不辍。馆谷所余，悉以置书，至数千卷。晚年归泰兴故里，更是摈弃举业，闭门撰述。所著《红露馆文集》十卷、《诗集》一卷《琴法指掌》二卷均未刊行。《韵史》八十卷几经周折，至一个世纪后，一九三六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共十四册，罗常培先生为之作跋。该书欲综文字的形音义三者而一以贯之。收字以《说文》为本，佐以《广韵》、《玉篇》，以前者为正编，后者为副编。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最后加按语，补其疏略，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非奉旨虚应故事之作。
何氏完全打乱说文原本的编排次序，吸收时人的研究成果，“仿段懋堂先生十七部之说而扩之”，按十七部排列：一该部、二高部、三鸠部、四沟部、五姑部、六緪部、七金部、八甘部、九江部、十冈部、十一耕部、十二絙部、十三跟部、十四干部、十五几部、十六街部、十七柯部。平声71，上声66，去声70，入声74，共282韵。平上去入依传统四声相配，其中第一、六、九部同入，第五、十部同入，第十一、十二、十三部同入，第十四、十五部同入，第十六、十七部同入，实得252韵。显然，何萱将段氏的“异平同入”说稍加改造，即予采纳。每部皆列四呼表；四声表；音读，即音节表，该音韵地位无字者划圆圈；韵目，即同音字表，这为我们考察何萱的音韵学思想提供了条件。每呼以二十一字母次第为列字次第，同纽之中又以形近、谐声系联，不泥旧次。与同时代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何其相似！朱书基本上承用段氏十七部，兼采戴震、王念孙诸家说，以古韵十八部为纲领，同部的按不同的谐声声旁分别排列。何朱二氏年相若（何氏大朱氏十四岁），同时闭门造出两辆相仿的“车”，实是有清一代音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产物。打破东汉以来近十八个世纪的说文研究传统，代之以古韵部统领，已成为一种需要和时尚——段注附一谐声表而字未列，江沅谱其字而训诂不备，何朱二氏备其训诂，于是两书并成，可谓珠联壁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何书未谋付梓恐是主要原因，此二书的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正如罗常培先生在跋尾中所言：“并石闾同时而著书旨趣相近者，则有朱允倩《说文通训定声》。其与《韵史》当为闭门暗合，未尝丽泽相取也。以两书体例观之，朱则纯以谐声相统，何乃参用今音条贯，识见虽异，而功力实同。然百年以来，朱书则传诵士林，《韵史》则沉埋里闾，斯亦事之不平者已！”
二
清儒研究古音，精力集中在先秦韵语的整理，而对声母的研究，成绩远在韵母之下。谐声、假借等材料，只用作古韵语的佐证，所以他们的成就也就是古韵分部。在所谓古音之学鼎盛的时代，谈到古代声母问题的，唯钱大昕一人而已。声母系统远无定论，何氏不得不自己审定字母，认为见溪群疑等三十六母，有复有漏，未为精善，“非敷泥娘，皆一误为二，复矣。见端等母有阴无阳，明微等母有阳无阴，漏矣。知彻澄三母之字古音同于端透定，今音同于照穿床，不必另出，另出亦复矣。……故愚之《韵史》定为二十一字母，平声有阴阳，则以二十一为四十二也，旧时言字母者或云九音，或云七音，今细审之，只须言四音耳。见溪影晓喉音也（见溪不必言牙音），端透泥来舌音也（来不必言半舌），照穿日审精清疑心正齿齿头音也（日不必言半齿，疑乃鼻音，非牙音也，附齿头差近），帮滂明非微唇音也（重唇三轻唇二）。萱之所拟二十一字母曰见起影晓，端透乃赉，照穿耳审，井净我信，滂并命匪未。”对此，罗常培先生认为：何说本于潘耒《类音》，观其二十一字母，又本于方密之说而别出影母，是元明以来北音之声系。乍一看来，此评介有根有据，顺理成章，实则未道出症结所在。鲁国尧先生一语中的——“何氏的音韵学体系根源于泰兴方音”。
泰兴如皋方言今有声母二十一，古全浊上、浊去遇塞音，塞擦音不论平仄一律变送气清音，与何氏所记完全一致。何萱审定的二十一字母下，都注明和传统三十六母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至今：见见、起溪群、影影喻、晓晓匣、短端、透透定、乃泥娘、赉来、照照知、助穿彻床澄、耳日、审审禅、井精、净清从、我疑、信心邪、谤邦、并滂并、命明、匪非敷奉、未微。
古人按发音部位，将声母分为唇、牙、舌、齿、喉、半舌、半齿等类，有五音、七音、九声之说。疑母——历来名曰牙音，而有相当的音韵学修养的何氏认为不妥，“其鼻音一字，前人未尝言及，萱以臆推求而得之。曾咨于深韵学者，不吾非也。缘向来误认疑母为牙音，故不知此音之出于鼻耳。”“疑乃鼻音、非牙音也”。由此可以看出何氏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和坚实的审音功夫。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语言学工作者特别是语音学者，无人不知古疑母是舌根鼻音——不必声学仪器显示，单凭一般的辨音能力就足够了。而于十八、十九世纪，时贤精于辨韵而疏于别声的情况下，在声母系统这一片“处女田野”上辛勤耕耘，有所开拓，发前人之未所发，何萱功不可没！
三
“音之有清浊也，为平声言之也。阴平为清，阳平为浊，不容淆也。上去声，各只一音，无阴阳清浊之可言也。强欲言之，亦姑曰上去相为阴阳而已，旧乃有上浊最浊之说，非自扰与？……入声每字皆含阴阳二声，视水土之轻重而判，轻则清矣，其出音也送之不足而为阴；重则浊矣，其出音也送之足而为阳。《韵史》内入声阴阳合并者此也。”何氏对声调的理解，显然是承元明以来五声之说，他的“四”声表实际包含五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明方密之《通雅·切韵声原》定为开、承、转、纵、合、（按即阴平、阳平、上、去、入）五声，清李汝珍《李氏音鉴》卷一：“敢问五声何谓也？对曰：阴阳上去入也。”何萱感觉到“入声每字皆含阴阳二声”而且明确指出二者的差别：阴入出音送之不足，阳入出音送之足。这是就发声的高度、响度而言，是对两个入声调值高低的具体描述：阴入调值低于阳入。这正是今通泰方言（按即江淮方言泰如片）的重大重点之一。汉语方言入声分阴阳的，只有通泰、赣、客及山西的几个方言点阴入调值低于阳入。鲁国尧先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依据，第一个提出了通泰、赣客方言同源的学说，为通泰方言史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
今通泰方言入声的喉塞韵尾显著，阴入调值为4，阳入调值为5。例如：设4——舌5，发4——伐5，八4——拔5，得4——特5，约4——药5，式4——食5，切4——侄5，两者壁垒分明。而何萱则囿于传统，拘执五声之说，不顾当时的语言事实，过而合之。这也是时代的局限。古无去声说、四声一贯说、五声说皆有一定影响，时人莫衷一是，而入声问题最令人头疼，江永在《四声切韵表·凡例》中也叹：“韵学谈及入声尤难，而入声之说最多岐，未有能细辨等列，细寻脉络，归于一说者也。”
四
等韵学与悉昙学关系密切，在西方语言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前，一直是音韵家辨析音理、分析汉语语音系统的主要工具，在古音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因其门法繁琐，深奥玄妙，又与术数学、易学等等多所牵联，后人颇觉晦涩。何氏为人实在，不喜空谈，对等韵之说嗤之以鼻。“等韵之说，蒙向所不晓，私以为可无用。故《韵史》只用四呼。开口合口两呼其音侈，侈则洪矣，齐齿撮口两呼其音敛，敛则纤矣。举洪纤而等摄尖团在其中，不知后人何以必言等韵也。”“萱雅不信等韵之说，平生未尝齿及也。有举此为问者，皆以不知谢之。既而问不已，余乃取四呼之法配此四等，用饷学者，殊觉易明而便于用也”。我们来看看何氏是如何配法的。“一等即开口呼，二等即合口呼，三等即齐齿呼，四等即撮口呼。”明清以来的四呼是中古两呼四等的发展，它们之间有联系，然而却不是一回事。粗略地说，中古的开口一二等是后来的开口呼，开口三四等是后来的齐齿呼，合口一二等是后来的合口呼，合口三四等是后来的撮撮呼。何氏误解等呼，不知二者交错为用之旨，因而出现了“以肴为合，以幽为撮，于宋于清，皆未为是”的情况。清代及其后持同样观点者大有人在，张文炜《音括》将开口作为一等，齐齿为二等，合口为三等，撮口为四等。此仅一例而已。
反切门法繁多，何萱只提及音和与类隔一对。音和指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声母相同，下字与被切字韵母相同。类隔指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不同。这是语音的历时变化所致，与音和相比，多转了一个弯，加之等韵家对类隔的解释各有不同，元刘鉴的《门法玉钥匙》指“重唇轻唇、舌头舌上、齿头正齿三音中清浊者”，明释真空《直指玉钥匙门法》指“端透定泥一四为切，韵逢二、三，便切知等字”与《广韵》附记及《切韵指掌图·原序》不合。因此实用主义者何萱力避类隔，在书中全用音和。“后世必不能无，而有绝不可解者，则类隔是也。反切以双声为用，故曰音和；类隔则不和矣，何反切之有！反切上一字既用一定之母，其下一字纵使本韵本呼无字可用，亦岂无术以处此，而强立不甚通之法以惑后人乎？”、“切字之法，定在音和，而迂人乃有类隔之说。近世以来复淆以等韵之说，又纷以七音九音之说。夫欲使人真识字而转岐其途径。本近也而求诸远，本易也而求诸难。何异舍康庄大道而欲乘车入鼠穴乎？”何氏认为类隔是不甚通之法，运用它等于去钻老鼠洞，对之深恶痛绝。殊不知，钱大昕正是藉此考明古今音读的变化，他发现“伏羲”即“疱羲”、“扶服”即“匍匐”、“纷”读“豳”、“繁”念“婆”，得出了“古无轻唇”的结论；因为“直”读“特”、“竹”读“笃”等证明古无舌上音；以“舟”读如“雕”、“至”读如“疐”、“专”读如“端”，创“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之说。受钱氏启发和影响，章太炎有“古音娘日二母归泥说”，曾运乾有“喻三归匣”说，在古声母研究领域有所创获。而现代历史语言学家多人，也正是利用假借、谐声、异文等手段，研究上古音，考察汉语同某些周边语言、境外语言的亲属关系。
总括以上，何氏虽自称闭门造车，其音韵学体系可以补苴的地方亦多，如声准方音，韵拟周秦。然其不墨守说文成规，大胆改革编排方式，旁罗传注笺疏，以明字义正借之辨，改定字母，具体描写调值等等，为方音史、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体现了时代风尚。他的务实精神，他的潜科学的审音方法，可以给治训诂、音韵者以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