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献信息工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作用论文,论文论文,工作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289 [文献编识号]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3-0135-05
关于社会科学创新的概念界定、主要特点及其意义，我们已在本课题组撰写的《论社会科学创新》一文中作了探讨。本文将围绕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与社会科学创新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其讨论的核心是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因为只有从理论上搞清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才能引起人们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部门的领导同志对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的关注与支持，而这种关注与支持的力度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科学创新的成效。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文献信息工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文献保障、技术支持、查新服务、学科研究四个方面，其中文献保障、技术支持、学科研究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得到社会认可，但在保障力度、支持力度、研究力度上明显偏弱，亟需强化，查新服务则大体处于空白状态，是我国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机构亟待开拓的工作领域。
一、文献保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创新是一个不断地进行知识重组和更新的过程，这就对知识的积累、储存和利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而使文献保障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都必须以掌握某一领域的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料作为起点。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知识包括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两种类型。对于社会科学创新而言，直接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有通过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在实践中用心感悟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趋向做出创新性的解释和说明。然而，直接知识毕竟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即使是天才，也无法依靠个人的亲身实践获得对事物的全部认识。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特别是创新性认识，大多是通过间接知识获得的，这就对间接知识的载体即文献信息资料的收集和使用提出了客观需求。就社会科学某一具体学科的研究而言，如果想推进该学科某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就必须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心中有数，了解其理论争鸣的背景、主要论点及其依据，尤其是最新的理论进展和前沿信息，然后才能在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等一系列理性加工的基础上，获得认识上的新突破或理论创新。假如忽略或者轻视文献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工作，试图依靠个人的“小聪明”或在文献信息资料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就草率地进行“理论创新”，这种凭空而来的“创新”或者基础不扎实的“创新”，是难以得到社会承认并无法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因此，收集、掌握和利用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文献信息资料，是从事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功，这一基本功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在知识更新周期不断加快的社会信息化时代，尤其如此。
（二）创新价值越高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对于社会科学文献信息资料的掌握程度要求越高。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社会科学创新的成果进行不同的分类。以成果公布的时间为标准，可将社会科学创新分为原始性创新和跟踪性创新；以成果反映的空间为标准，可将社会科学创新分为国际性创新和区域性创新；以成果内在的属性为标准，可将社会科学创新分为根本性创新和改进性创新；以成果表现的形式为标准，可将社会科学创新分为理论性创新、应用性创新、技术性创新；等等。一般来说，难度越大、要求越高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对于文献信息资料的依赖程度也就越高。例如，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一项难度很大、要求极高的原始性、国际性、根本性、理论性的创新研究。这项研究既包括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实地考察，也包括对西欧和其他国家各种政治经济学代表性文献的系统比较和分析。根据我们对《资本论》第一卷[1]的文献计量学统计，《资本论》第一卷引用和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著作多达413种，引用和提到的议会报告与其他官方文件为96篇，引用和提到的报纸期刊文章为68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详实把握和批判继承，是《资本论》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创新之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许多有成就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对已有文献的把握程度越高，消化吸收越充分，理论批判和理论探索的勇气也就越足，因为要想在理论研究中超越前人、超越他人，对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毫无所知或一知半解是不可想象的。“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在社会科学创新的过程中，文献信息资料以及必要的实际考察，便是其中的“源头活水”。没有这一“源头活水”，再有能力的人也难以取得“渠清如许”的创新成果。
（三）当代科学的交叉、渗透、整合趋势，使得社会科学创新对于文献信息资料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20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当代科学出现了明显的交叉、渗透、整合趋势，许多传统学科的界限开始出现模糊现象，一大批新兴学科、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性学科应运而生，这就对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文献保障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例如，生态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这一学科进行研究，不仅要了解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而且要掌握生态学以及生物学、气象学、水文学、地貌学、数学、物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知识与信息，这样才能取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当代科学交叉、渗透、整合的需要，才促使信息交流技术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面前，不要说单一学科的文献保障遇到挑战，就是综合性的传统文献保障方式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因为在高速运转的信息社会中，时间即是创新的重要条件。谁争取了时间，最先获得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各种相关学科的文献信息资料，谁就有可能抢先一步，取得社会科学创新的优秀成果。所以，以信息社会为背景的当代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对于文献信息资料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特别是社会科学管理机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二、技术支持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任何一种创新，包括社会科学创新，都是“通过交流、比较、相互作用和混合而兴旺起来的”[2]。因此，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为代表的现代信息交流技术(information and Y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简称ICT或ICTs)（注：按照美国学者Rob.Kling等人的解释，信息交流技术是指记录、组织、储存、控制和交流信息的人工制品与实践。信息交流技术既包括诸如计算机、电话、传真机、复印机、摄像机、网络设备等人工制品，也包括软件测试方法，对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和标引的方式等实践活动。），在社会科学创新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信息交流技术为社会科学创新带来诸多方便。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信息交流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利用计算机分析定量数据，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诸如图表制作、编辑加工等文本处理和储存、复制及检索上的便利，以及利用电话、传真等通讯手段进行远距离的信息交流。随着缩微技术、声像技术、光存贮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特别是80年代以来通迅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信息选择与交流空间，使得信息资源的远程采集、快速传递和全天候利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网上互动成为现实，这样便大大扩展了信息资源的使用空间，显著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促进了世界各国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条件共享，有效激发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创造潜能，这对高质量的社会科学创新尤其是国际范围的原始性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8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人员对于数据和信息的接近以及更加容易的交流”，可能是信息技术特别是internet对科学系统的“主要影响”[3]。
其次，信息交流技术明显提高了社会科学创新的效率。数字技术对于各类文献资源的压缩序化能力，打破了传统的文献信息工作的服务格局，使得原来以印刷型文献进行面对面传递的定点定时低效服务方式，变为利用网络进行虚拟化、标准化、知识化、协作化、自由化传递的新型高效服务方式。这种服务方式大大节约了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文献资料搜集和查阅方面所用的时间，从而使社会科学创新的周期逐渐缩短。不仅如此，以信息交流技术为依托，对文献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与网络服务，也使得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网络方式获取各类社会科学前沿信息的机会明显增加，这对于减少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选题重复、盲目立项、资源浪费现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此外，电子邮件、电子出版、电子商务、电子公告、网上调查、网上讨论、网上演示、远程教育等一系列网络应用技术的普及与传播，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快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成果转化过程。根据沃尔土(J.P.Walsh)的统计，1994年美国在社会学领域电子邮件的使用率为75%，在政治学领域电子邮件的使用率为67%，在哲学领域电子邮件的使用率为55%[3]，如今这一比率又有新的提高，这也是美国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创新成果较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再次，信息交流技术逐步拓展了社会科学创新的空间。现代信息交流技术不仅是一种储存、加工和交换信息的设备、经验与技能，而且是一种传播媒体和文化裁体，是一种新型的“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4]。在虚拟化的网络社会中，许多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现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也必然要求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就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而大大拓展了社会科学创新的空间。以网络社会的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挑战为例，基于信息交流技术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参与国际竞争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就要求我国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进行“新经济”[5]方面的创新研究与探索；因特网中的信息扩散、渗透与争夺，对我国的信息安全、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犯罪控制等政治、法律方面的建设问题敲响了警钟，这些都是我国的政治学家、法学工作者需要迫切回答和抓紧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网上信息在语言种类（注：有关统计表明，目前因特网上流通的英语信息占绝对优势，汉语和其他语种的信息不足整个因特网信息流通量的10%，其中汉语信息的输入率为0.01%，输出率为0.05%，这种情况已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机构的高度重视。）、获取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受教育机会、文化积累水平和生活方式变革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些严峻的形势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社会学工作者、文化教育和信息工作者必须高度警觉和认真对待的。只有正确认识信息交流技术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现实的深刻影响，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新兴领域尤其是网络空间的探索中有所作为、有所创新，这是在理解信息交流技术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时不可忽略的。
三、查新服务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查新服务是由具备一定资质的信息机构向用户提供的有关科研选题或科研成果是否存在创新价值的联机检索服务或咨询评价服务。有人已对我国社科文献信息机构开展查新服务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6]，但是没有对查新服务的两种基本类型加以区分。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查新服务与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目前采用的查新服务是有很大区别的。美、法、日等发达国家的查新服务，是在信息化水平较高、信息网络资源共享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由专业信息机构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向用户提供的大型的、综合性的数据库联机检索服务。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查新服务，则是在信息化水平较低、信息网络资源共享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由专业信息机构向用户提供的以认定评价为特征的咨询中介服务。因此，我们可将发达国家的查新服务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工具型”查新模式，而将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查新服务概括为“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模式。只有在做出上述明确的区分以后，我们才可能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特别是国内自然科学领域查新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科文献信息工作的实际，逐步探索出适合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查新工作制度或查新服务模式。这里，我们仅讨论“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服务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我们认为，“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服务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服务可以提高社会科学选题立项的创新价值。科研选题是科研工作的战略起点。一项选题是否具有创新价值，往往构成决定该选题能否立项的前提条件。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7]为了确保科研选题的创新价值，国家科技部规定，省部级以上重点科研课题的立项，必须查新并附由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科技查新咨询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由此可以看出，查新服务在我国自然科学重大科研选题的立项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迄今尚未建立选题立项的查新制度，因而使得社会科学领域的选题立项仍然停留在专家评议的水平。虽然专家评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保证选题的新颖性，但专家的视野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熟悉社会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最新进展，对那些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领域尤其如此。此外，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部分专家还存在着外语应用能力偏弱、研究方法与观念趋于刻板化的问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科学选题立项的创新价值。因此，尽管创造条件，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与自然科学领域相类似的查新制度，通过查新使社会科学的选题立项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重点课题的立项具有可靠的数据支撑，这种查新服务与专家评议的有机结合，无疑将使我国社会科学的选题立项工作在创新方面得到加强，从而可大大提高我国社会科学选题立项的内在质量。
第二，“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服务可以增加社会科学成果鉴定的客观程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某种社会现象包括人的精神世界的创造性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成果向实践领域的成功转化。因而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别与评定时，通常都把“创新性”作为该项成果的学术意义或应用价值的首要指标。但是，“创新性”的衡量不应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是自我认定的范畴，它应当具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应当通过与前人、与他人甚至自身研究成果的客观比较，以及被引用、被转载、被实际部门采用等多项具体数据的揭示才能得到证明。我国自然科学领域的成果鉴定查新就是为了适应“创新性”评定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该项制度的建立对于有效地增加科研成果鉴定的客观性起到积极作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鉴定目前依然在沿用由少数专家进行评定的老办法，以致在成果鉴定中普遍存在着“人情式评语”或过高估价现象，有时这种过高估价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例如，有些成果鉴定动辄即采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等字眼，有些成果鉴定甚至随意宣称“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种现象无论对树立实事求是的学风还是对该项成果的推广应用，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在社会科学的成果鉴定中，逐步建立并完善成果查新制度，将经过资质认可的社会科学权威信息机构的成果查新报告作为成果鉴定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这不仅有助于减少“人情式评语”或过高估价现象，而且有助于该项成果在今后实践中的推广应用。
第三，“以评价为导向的中介型”查新服务可以为社会科学评奖提供较公正的依据。社会科学评奖是社会科学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激励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勇于创新、善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评奖中，主观随意性较大，许多人为了“奖上有名”，到处拉关系，找门路，有的人甚至不惜以重礼相送作为“稳操胜券”的筹码。面对这种学术之风日渐庸腐的不良倾向，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使社会科学评奖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科学管理部门一直在努力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自然科学评奖的做法也为社会科学管理部门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了保证自然科学评奖的客观性、公正性，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规定，凡准备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省部级奖励的成果，必须附有由科技查新咨询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否则不予受理。实践证明，我国自然科学领域在科研成果评奖方面的查新规定，虽然还不能彻底解决科研评奖中的公正性问题，但对于抵制评奖中的不正之风毕竟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借鉴自然科学评奖需要提供查新报告的做法，在我国的社会科学评奖中也适时地引入查新制度，利用信息机构对社会科学的评奖过程加以适当的“中介性约束”，这对于维护社会科学评奖的严肃性、公正性，切实抵制评奖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科学创新体制，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学科研究在社会科学创新中的作用
社会科学文献信息机构既是一个为科研、为决策、为社会提供文献信息服务的部门，也是一个知识创造和生产的单位，它担负着某些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如社会信息学(social informatics)[8]、社会科学信息学[9]的研究任务，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分类中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现行标准，我们这里重点讨论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在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中的作用。
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建设的原理及其工作规律的科学”[10]。人类对于文献（图书和图书以外的各种附着于载体上的记录）加以保护、利用与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以科学的方式对图书馆事业加以研究则是19世纪的贡献。1807年，德国学者施莱廷格(M.W.Schrettinger)率先使用“图书馆学”一词，标志着图书馆学的萌芽；其后经过80年的孕育期，至1887年德国哥丁根大学举办系统的图书馆学讲座，才标志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传统的图书馆学主要围绕图书的搜集、分类、编目、典藏、阅览、流通、参考咨询、组织管理、馆舍建设等工作内容进行学术上的探讨，知识经济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则促使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并逐渐进入社会科学创新的前沿领域。目前，知识的产生、储存和利用特别是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已经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本身便构成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前沿性课题，因而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创新中既具有基础性的综合支撑功能，又具有前沿性的综合攻关功能，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
情报学是“研究情报的科学”[11]，以科学情报和动态信息的来源、结构与功能，尤其是科学情报整序、交流与利用的规律为主要研究任务。情报学是为了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特别是为了解决文献剧增和合理利用之间的矛盾，在信息论、控制论和计算机技术的影响下产生的。自20世纪中叶情报学正式形成之后，其理论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50～60年代，情报学研究的主题是国家情报系统的职能定位和情报用户的需求特征；第二阶段——70～80年代，情报学研究的主题是自动化情报检索系统的功能、技术特点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三阶段——90年代以来，情报学研究的主题是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情报工作如何有效地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服务。从情报学研究主题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情报学从其学科诞生之后，始终在围绕国家的战略目标开展前瞻性的情报分析与理论研究，特别是90年代以来形成的研究主题，不仅始终走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列，而且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结合更加紧密，体现出综合性带头学科的发展态势。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情报学在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中，是一门具有综合性带头学科性质的新兴学科，它的发展必将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成为社会科学创新的引导性力量。
档案学是“以档案和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10]，主要研究档案的形成、运动和发展，档案的性质与功能，以及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管理、开发、利用的原则与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规定，“本法所指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12]档案作为人类重要活动的真实记录，具有原始性、保密性、直接性、客观性等特点，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档案学的研究对于拓展文献信息的研究领域、深化人们对文献信息资源的认识、揭示档案管理与利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价值、为社会科学创新提供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过去，人们过于注重档案的保密性质，使得档案信息在为社会科学创新提供方便方面受到影响；随着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的逐步建立和档案工作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档案信息特别是档案学的研究必将在社会科学创新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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