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0)11—0031—05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0.11.008
一、引 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阶段。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还没完全褪去的背景下政府把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期望寄托在扩大内需上，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努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内需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体现在消费和投资需求这两个方面，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①，1993年消费率跌破60％，为59.3％，2006年继续跌破50％，为49.9％，2008年进一步降至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相反，投资率(包括固定资本形成率和存货增加率)则呈现总体提高趋势。消费需求又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间下降了27.6％。与此同时，1978年政府消费率为13.3％，2008年政府消费率也为13.3％，除了1981-1983年我国政府消费率分别为9.6％、11.1％和10.9％处于较低水平外，其它年份我国政府消费率都几乎维持在13％—15％之间，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消费率大体保持稳定，消费率总体上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见图1)。
在国际上，1978-2008年全球年均消费率、年均居民消费率、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76.55％、60.6％、16.8％，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7.0％和74.4％，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0.5％和60.3％，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17.6％和13.4％。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0％、70.2％、78.3％、83.0％和79.8％，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6.9％、54.9％、58.5％、62.3％和56.9％，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16.2％、15.2％、19.9％、20.6％和22.9％。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6.7％、79.7％、和77.0％，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65.5％、63.7％和66.7％，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16.0％、11.1％和10.1％。我国的年均消费率、年均居民消费率、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60.5％、46.1％和14.0％。此外，与我国2000-2008年的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或相近的日本、韩国和西班牙等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62.1％、71.3％和73.3％，年均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1.0％、59.9％和63.0％，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11.2％、11.0％和10.3％。而我国这段时期的年均消费率、年均居民消费率、年均政府消费率分别为54.8％、40.2％和14.6％。因此，综合来看，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国家水平，处于比较低的水平。虽然我国政府消费率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水平，但却略高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也高于经济发展阶段相同或相近的世界其他国家水平，我国政府消费率却不见得偏低。
图1 消费率、投资率、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
数据来源：中经网数据库或经计算得到。
对于造成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的原因我国学者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收入分配不合理被认为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05.6亿元增至2008年的306859.8亿元，增长了80多倍，年均增长约为10％。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可以表现在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等多个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反映了我国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不平衡，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扩大居民消费，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证人民公平和充分地分享经济改革发展的成果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二、文献综述
在收入分配方面，卡莱茨基(Kalecki，M.，1971)率先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收入分配和有效需求的关系。温特劳布(Weintraub，S.，1983)循着卡莱茨基的思路通过消费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分配状况决定有效需求。以卡莱茨基和温特劳布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发展了一条不同于主流学派的思路，即关注收入分配对有效需求的影响。其核心内容是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加剧贫困的问题，使得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1.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测度研究。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差距的通用指标，主要包括总体基尼系数、农村基尼系数以及城镇基尼系数三类，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存在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两套数据，利用城乡分离的调查数据来测度我国全体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这在当前还是一个有争论的话题。学者们通过建立了城乡混合基尼系数的新算法，提出了各种度量城乡差距的新指标(李实，2002[1]；胡祖光，2004[2]；董静等，2004[3]；程永宏，2007[4]；洪兴建，2008[5]；王祖祥等，2009[6]；等)。虽然全体居民收入差距所度量的指标存在差异，但研究结论却是一致的，即我国经济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程度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2.实证研究收入分配对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从收入分配角度研究消费问题实际上就是借助消费需求间接地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近期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多。杨天宇(2001)[7]利用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城镇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作了实证分析，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吴晓明等(2007)[8]发现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引起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且其长期影响尤为显著。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李俊霖等，2006[9]。罗良文(2003)[10]则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证明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消费需求断层，从而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在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上实证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趋向于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张东辉等，2006[11])。在对如何调整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的问题上，朱国林等(2002)[12]认为虽然收入分配不均是引起总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但因为各个收入阶层的储蓄动机不同，简单的“劫富济贫”式收入再分配政策不能消除消费不振现象。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是“倒U”关系，应通过调整改变过去简单的“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致力于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杨天宇等，2007[13])。
3.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周文兴(2003)[14]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同方向的长期均衡关系。刘霖等(2005)[15]进一步从全国的层面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许多学者却持不同看法。从公平角度，聂国卿等(2004)[16]认为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激励机制，影响资本积累，扭曲了需求结构，使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进而出现结构性经济过剩，不利于经济增长。
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测度收入差距的指标存在差异，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收入差距扩大的经济增长效应的问题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形成清晰一致的研究思路，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综合来看，从因果关系上支持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但从公平等角度却得到了消极影响。基于此，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按收入分配调整——扩大居民消费——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思路，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证实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可以扩大居民消费，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城镇和全国基尼系数都呈现总体上升趋势(图2)，表明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和城镇的基尼系数都没达到0.4的警戒线，而总体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后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且居高不下。
因此，收入差距的典型特征是农村和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都不算太大，但总体收入差距很大。
图2 我国基尼系数
注：农村基尼系数来自于2009年《中国农业年鉴》；1985年后城镇基尼系数的计算采用等分法计算得到，原始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分组数据，1985年前的数据来自于李俊霖等：“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5期)；全国基尼系数采用城乡加权法计算得到。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结果：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行业垄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税收调控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不合理；公共支出结构；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体制外福利待遇的差别；家庭结构等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消费需求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这需要理论和实证上进行澄清。
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假设消费函数为：c=a+bY，c为消费需求，a为自主性消费，b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可支配收入，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存在递减规律，b是递减的。对消费函数两边同除以Y后：C/Y=a/Y+b=APC由于a为常数，则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平均消费倾向(APC)递减，因此，随着收入越高，APC越低。因此，有些文献简单地据此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由高APC的低收入阶层向低APC的高收入阶层转移，导致了社会的APC的下降。
情况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假设总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高收入阶层获得了低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了其APC的下降，但低收入阶层由于其收入减少，边际消费倾向将上升，这将可能导致其APC的上升。在一升一降的情况下，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消费倾向的影响在理论上可能是不确定的。因此，关于收入差距扩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的问题需要从实证上进行说明。
本文用基尼系数(Gini)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用平均消费倾向作为消费需求的指标，由于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需要控制收入这个影响因素，以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RI)作为衡量收入的指标，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用城镇、农村和全国三套数据，各模型的检验值都较为理想，拟合优度较高。回归结果表明：从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个变量来看，无论城镇、农村还是全国的模型都表明收入增长率的上升是APC下降的重要因素，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说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对我国居民的消费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从系数的大小来看，农村居民收入的上升对其APC下降的影响程度显著小于城市居民，因此，通过提高收入水平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选择上应偏重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差距方面，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有负面影响，但影响不显著，这与张东辉等[11]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因此，通过加快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等政策措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负面影响较少。而在城镇和全国的模型中收入差距都是影响居民消费不可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对城镇居民而言，收入差距对其APC下降的影响系数较大，在提升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选择上降低其收入差距是一项有效的措施。全国数据的检验结果也表明收入差距和居民收入水平都是影响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变量。因此，在提升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选择上除了降低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外也应注重降低全体收入差距。
四、居民消费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支出法GDP由三部分构成：消费、投资率和净出口，它们被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需求为最终需求，而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率长期过低和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会影响投资需求的增长最终导致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使经济增长放慢甚至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消费率一直比较稳定，几乎维持在13％-15％之间。因此，居民消费率实际上决定了最终消费率，消费需求特别是作为消费需求主体的居民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保持居民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影响。
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可以简要大致概括如下两方面：一、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消费是GDP的构成部分，消费需求增长多少，GDP也就相应增长多少；二、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即间接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消费需求作为初始变量影响其他变量(如投资、产业结构等)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即在经济没达到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之前。当经济已达到了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带来实际GDP的增长，只可能导致物价的上涨。此外，在经济没达到了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的条件下，由于收入一定，居民消费的扩大意味着其储蓄的减少，在金融媒介的作用下，储蓄转化为投资，居民储蓄是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居民储蓄的减少导致了投资需求增长所需资金的不足，则会提高投资的成本，限制投资的增长。如果这样的话，就需要对消费和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对比分析。
根据支出法GDP的构成，将消费分解为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后，居民消费显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双对数计量模型：
回归结果显示：各模型的检验值都较为理想，拟合优度较高。从模型三的拟合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居民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呈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43和0.10，表明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其系数进行对比，经济增长对于居民消费的变动相对敏感，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投资需求。居民消费每增长1％，GDP相应增长0.43％；投资每增长1％，GDP相应增长0.10％。
五、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其消费需求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在全国层面上，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也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制约了我国消费需求的增长。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强于投资，扩大居民消费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从经济运行的平稳性看，靠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建立在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平稳性。从经济增长的质量上看，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往往带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性较大，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分享上，收入差距的扩大表明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全民共享，大部分居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果实，呈现出了“国强民不富”的尴尬局面。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以达到抑制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和缩小全国及城市内部收入的差距，扩大居民消费，使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保证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
市场经济通过竞争配置资源，提高了经济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市场存在失灵的一面，市场导向的收入分配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主体作用，注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财政等政策杠杆对社会成员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缩小收入差距，使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次分配调整是启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我国居民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倒U”关系(杨天宇等，2007[13])，考虑到过去简单的“劫富济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启动居民消费方面的不足，应对过去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稍微调整，致力于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一)形成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调控体系，加强税收征管
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抑制贫富差距过大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很低。应加快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增长速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形成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调控体系，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作用。此外，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强税收的征管力度。
(二)加快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设和完善，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应贯彻党十七大报告的要求，“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增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注重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倾斜，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通过不断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和强度，科学地规范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向，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三)继续加快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证之一，应该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应继续加快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镇养老保险改革要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建立起养老基金的支付与社会平均工资调整适当挂钩的机制。探索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以个人及家庭储蓄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养老保险制度。大力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设，推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四)根据不同收入阶层的特点采取有差别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
低收入阶层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是他们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的最重要途径，在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的方式上应该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对高收入阶层应开征不具备生产性的遗产税、财产税等税种，对其投资活动或投资带来的合法收入可视情况进行减税或免税，鼓励他们通过扩大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更多的人受益。此外，政府在注重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同时应加强对中等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注重启动这一阶层的消费需求。通过培育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提升他们的消费意愿，从而真正达到启动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注释：
①若无特殊说明，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经专网和国研网数据库，国际方面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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